作者序

在诸多英格兰国王中，理查一世无疑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位，而他也因此备受争议。在过去的很多年中，理查既是大众认知中最著名的英格兰国王之一，也是学术界研究程度最低的英格兰国王之一。理查的传奇英雄形象使他人尽皆知，但他的生平无法引起传统历史学界的兴趣，无论是英国史、法国史还是十字军史，也未能引起社会史与政治史学家的兴趣，因为理查对当时英格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几乎毫无贡献。作为英格兰国王，理查众所周知的事迹是：他在位10年，却只在英格兰待了6个月。他率部参加十字军，在十字军国家仅仅停留一年有余，也未能完成收复圣城耶路撒冷的任务。当理查结束远征后，又在回国途中遭遇横祸，被奥地利公爵抓获，并被监禁了一年以上。在理查被囚禁期间，他的大陆领地不断被法王腓力侵吞。在理查逝世5年之后，他从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他的父亲亨利二世那里继承的广阔疆域——从苏格兰延伸至比利牛斯山的“安茹帝国”已彻底瓦解，它在法兰西的大部分领土都已被法王占领。因此，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著作《英语民族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中对理查评价如下：“他的一生恰似一场盛大的游行，结束之后只留下一片荒芜。”丘吉尔的这一评价，也反映了大多数英语世界历史学家们对理查的认识：这是一位名气虽大却无实际建树的国王。

另一方面，对理查一世本人及其统治状况的研究意义重大。他在不同地区与其政敌的斗争尤其值得关注。从未有任何一位英格兰国王像理查一样，在世界的不同地区面对着如此众多的政敌，并遭受他们不同角度的非议。无论是在卡佩王朝治下的法兰西，还是在德意志、意大利、低地国家和中东地区，编年史家在记载当地统治者——法王腓力·奥古斯都、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六世以及萨拉丁的事迹时，都代表着他的君主的利益，也都留下了关于理查的记载。无论这些记载真实与否，它们都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对统治者形象（rulership）的认识，这恰恰为我们认识理查的统治状况提供了充足的材料——从未有任何一位国王像理查一样，得到如此众多外国编年史家们的全面观察和研究，甚至是远在亚洲的萨拉丁的编年史家们也留下了诸多关于理查的记载。因此，上述材料为我们研究理查的统治状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另一个同样意义重大，但居于次要地位的方面则是理查的生前评价。有赖于同时代的英格兰编年史家（同时也是他的封臣）的记载，理查在世时就已被塑造为传奇英雄般的人物，在他逝世后的数个世纪内也仍被视为杰出统治者的典范。从史学史角度来说，12世纪晚期，尤其是12世纪90年代堪称英格兰历史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中世纪编年史家，其中包括以叙事详尽著称的豪登的罗杰（Roger of Howden）、迪切托的拉尔夫（Ralph of Diceto），以强烈的批判性著称的纽堡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以突出的世俗性和讽刺性著称的迪韦齐斯的理查（Richard of Devizes），以及以突出的独创性著称的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 de Barri）。这些与理查同时代的著名的中世纪英格兰编年史家们也无一例外地在著作中留下了关于理查生平的诸多记载。相较而言，极少有英格兰国王能像理查一样，被同时代的众多编年史家们视为“理想国王的典范”。

我在这部作品中并不打算讨论理查的“私人生活”（inner life）。举例言之，理查与他的母亲埃莉诺的关系便属于理查私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但这并非同时代的编年史家们所关注的重点，他们只在极少的时候会提及理查和母亲的关系，我们也并不清楚他们的看法，更不知道这段关系的“现实”。母子关系尚且如此，理查私人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更不会受到编年史家们的青睐了。时至今日，理查的性取向问题也引起了公众的热议，尽管我们可以说，现存的原始资料中，没有同时代的人认为他是同性恋，但是我们也无法证明他不是同性恋。关于理查的性取向问题，我会在书中稍做分析，但我只会关注原始材料，不会去论证他的性向。换言之，我不是要在这部作品中展现出理查的“真实形象”，而是要向读者们展示理查的同时代人对他的不同看法。因此，我不关心理查是一个 “英雄”或者“恶棍”，而是试图解释这个问题：为何包括理查的政敌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将他视为英雄人物，其余的人又为何将他视为傲慢奸诈之徒？

另外，这也并非一部研究“理查一世时期的英格兰政府”的专著。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且有待完善的基础研究领域，我也没有能力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1935年时，莱昂内尔·兰登（Lionel Landen）便已整理出理查在位期间签署的565份文书；而尼古拉斯·文森特博士（Dr Nicholas Vincent）则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上千份由理查签署的文书，这一数量极为可观。如今，理查统治时代英格兰财政署记录已被妥善整理出来，而文森特·莫斯博士（Dr Vincent Moss）则致力于诺曼底财政署档案的整理工作，他的工作还远未结束。当我们对理查统治期间的相关政府档案进行学术编辑后，我们才能更为全面地了解这一时期的政府概况。这种研究能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政府结构和行政体系提供新的视角，但我们无法了解理查作为国王的能力。上述材料对研究理查被囚禁时期英格兰政府的运作并无太多帮助，这正是文书材料的局限所在：尽管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文书的套话了解当时的王权观念，但我们无法知晓理查是否遵循这些观念进行统治。不过，这些文书和审判令状还提供了理查的日程安排、随员名录等有用资讯，我们可以从中得知理查曾在哪些人的陪同下前往某地，他又曾对哪些人施予了恩赐等具体内容。但是，理查在英格兰、大陆领地进行统治期间，以及在圣地参加十字军东征是否明智，他是否做到了知人善任、赏罚分明，这都是观点的问题。另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文献则是财政记录。我们既能从中了解理查在位期间的税收类别和税收总额，也能了解理查的日常开支状况，而一位国王是否善于合理使用财富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众所周知，国王有时候十分富有，当时的记载表明，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和理查二世（Richard Ⅱ）在1326年和1399年时都拥有大量财富，但这些财富对他们助益极少。在理查统治期间的首次会议上，他将财政署官员理查·菲茨尼格（Richard FitzNigel）提拔为伦敦主教，菲茨尼格在他的著作《财政署对话录》（The Dialogue of the Exchequer）的前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一位国王的荣耀不在于他能积累多少财富，而在于了解如何使财富在适当时机物尽其用。”但如何使用这些财富也是见仁见智的。然而，同时代的人的意见可以让一位国王政治生命延续，或者将他推翻。这份政治传记的核心就是要分析当时人的意见和让我们接触到这些意见的文献，无论是拉丁文还是当时的各国语言。

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我大约断断续续地进行了25年。我在1978年出版的Richard the Lionheart一书中第一次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初步探讨。此书主要关注的是理查在法兰西地区的事迹（毕竟他三分之二的政治生涯都在此地度过），他在阿基坦地区的事迹则是我叙述的重点。然而遗憾的是，我未能对下列两个令理查成为知名英格兰国王的重要方面进行充分探究：第一个方面是理查领导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事迹，他在十字军中的突出战功也使其成功跻身传奇英雄之列；第二个方面则是对“理查疏于治理英格兰”这个似是而非的传统观念的批判，17世纪以来的诸多英格兰史家们将其视为理查“不可饶恕的罪恶”。因此，本书的大致框架如下：第三至六章主要叙述的是理查继承王位以前在阿基坦的事迹，但它只是在1978年著作的基础上稍做补充而已；在剩余的章节内，我将以作为“英格兰国王”的理查为叙事重点，对他统治安茹帝国期间的事迹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当然，写作本书的过程也涉及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在理查统治的10年中，他对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西西里、塞浦路斯和耶路撒冷王国等地的历史发展均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英格兰以外的地区，也留下了许多用当地语言记载的理查生平。作为他的传记作者，我若能对上述所有地区的历史均有所了解，并掌握所有的当地语言，无疑对写作此书更有裨益。然而遗憾的是，我至今未能掌握阿拉伯语，只能通过阿拉伯语原始史料的英译本了解穆斯林眼中的理查。因此，书中所使用的经过转写的阿拉伯语名词难免有错漏之处，也请精通阿拉伯语的读者们见谅，并请指正。

此外，由于诸多友人和同事的鼎力相助，我才得以完成此书。当我在慕尼黑首次与汉斯·艾伯哈德·迈尔（Hans Eberhard Mayer）会面时，便开始对十字军东征及理查在十字军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产生兴趣，感谢他数年以来在十字军史方面对我的热心帮助。其次我要感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提供的慷慨赞助，由于校方的资金支持，我得以前往法兰西进行充分的实地考察工作，此后我也得以提前退休，全身心投入本书写作当中。我还要感谢伊凡·克洛拉斯（Ivan Cloulas）和金雀花王朝古道研究会（Association de la Route historique des Plantagenêts）为推广宣传这段历史的努力，他们使理查一世变得人尽皆知；克里斯托弗·法尔库斯（Christopher Falkus）首次邀请我写作一两部关于理查的著作，我对他极为感激；金蒂·尼尔森（Jinty Nelson）曾组织了1989年在伦敦国王学院召开的“理查一世加冕800周年专题研讨会”，感谢她为筹备会议做出的诸多努力；弗雷德里克·肖维涅（Frederique Chauvenet）和马丁·奥热尔（Martin Aurell）同样为筹办在卡昂（Caen）和图阿尔（Thouars）举行的“纪念理查一世逝世800周年”专题会议操劳甚多，在此也向他们致谢。还有我曾经的学生理查德·本杰明（Richard Benjamin），是他让我领悟了研究历史的愉悦，遗憾的是他已因一场车祸英年早逝；我的恩师约翰·普雷斯特维奇（John Prestwich）教授则指导我了解理查一世，并教会我阅读12世纪原始文献的方法，时至今日仍能听他教诲，我感到不胜荣幸。感谢珍妮·马丁代尔（Jane Martindale）在阿基坦历史方面的指导；吉姆·霍特（Jim Holt）与戴维·卡彭特（David Carpenter）在观点相左时的辩论也使我受益颇多。多年以来，还有许多其他友人和同事们将一些相关论著，甚至是他们将要出版或尚未出版的著作慷慨相赠，多亏他们的帮助和敦促，我才得以将理查一世铭记于心。在此，我谨向下列诸位表示诚挚感谢：玛丽安妮·艾勒斯（Marianne Ailes）、尼克·巴拉特（Nick Barratt）、彼得·艾德布里（Peter Edbury）、克劳德·法根奈（Claude Fagenen）、约翰·法兰斯（John France）、鲁斯·哈维（Ruth Harvey）、理查·海瑟（Richard Heiser）、汤姆·基弗（Tom Keefe，我永远将他铭记在心）、奥利维尔·德·拉伯德里（Olivier de Laborderie）、西蒙·劳埃德（Simon Lloyd）、艾玛·梅森（Emma Mason）、汉纳斯·默林（Hannes Möhring）、戴维·摩根（David Morgen）、文森特·莫斯、乔纳森·菲利普（Jonathan Philips）、多米尼克·皮特（Dominique Pitte）、丹·波尔（Dan Power）、马修·斯特里克兰（Matthew Strickland）、拉尔夫·特纳（Ralph Turner）与尼克·文森特（Nick Vincent）。我还要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为出版本书提供的一系列帮助，感谢罗伯特·巴尔多克（Robert Baldock）以果敢而耐心的态度接下了这一出版项目，感谢阿历克斯·尼斯比特（Alex Nesbit）让这本书顺利付印，尤其感谢我的编辑贝斯·汉弗莱斯（Beth Humphries）对书稿的耐心校对和修订。对于那些曾帮助过我但被我遗漏的朋友和同事们，希望他们能够提醒我。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