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蜀锦蜀绣的起源
古蜀人创造了灿烂的古蜀文明，其中包括巧夺天工的蜀锦和蜀绣。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的《蜀志》中，明确提出锦和绣以及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等为蜀中之“宝”，皆“饶”，即很丰富，这说明蜀锦、蜀绣其实已经作为宝贵的地方工艺品而令蜀人备感自豪。
蜀锦，又称“蜀江锦”，专指蜀地（四川成都地区）生产的丝织提花织锦。蜀锦多用染色的熟丝线织成，用经线起花，运用彩条起彩或彩条添花，用几何图案组织和纹饰相结合的方法织成，是一种具有汉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多彩织锦。它与南京的御织坊云锦、苏州的宋锦、广西的壮锦一起，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锦。
蜀绣又名“川绣”，是在丝绸或其他织物上采用蚕丝线绣出花纹图案的中国传统工艺，主要指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一带的刺绣。
蜀锦与蜀绣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没有蜀锦，蜀绣就是无本之木；而没有蜀绣，蜀锦就只是原材料。所以，将“锦”与“绣”连在一起，是几千年来人们的共识。在说“锦”的时候，往往包含着“绣”；在说“绣”的时候，里面也有“锦”。
蜀锦、蜀绣的历史悠久。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证明三星堆先民的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有发达的服装业与服饰文化。出土的一件大型青铜立人像雕铸技艺精湛，人像的衣饰繁缛华丽，显示出高超的缝纫技术、刺绣技术和彩绘技术。这件青铜立人像身上铸造的衣服共三层。外层为“鸡心领左衽长襟衣”，胸前右侧和背部有阳刻的龙形图案；第二层是介于内衣和外衣之间的“中衣”，下沿后摆是交叉的燕尾造型，近似欧洲近代文明中具有礼仪特征的“燕尾服”；最里一层为“内衣”，从局部显露的部分可以看出，它的样式为窄长袖鸡心领，袖子的长度一直到达腕部，袖间露出花团锦簇的绘绣花纹。
从青铜立人像的衣饰看，三层衣饰均设计华丽，做工精细，品位极高。青铜立人像所展示的应是当时显赫人物之造型。研究者认为，立人像的内衣花纹是刺绣的可能性极大。由此可以推测到当时古蜀人已经具有精湛的刺绣技艺了。青铜立人像出自距今3000年的三星堆遗址二号坑，这也就意味着，蜀绣的历史至少也有3000年。
按古史传说，早在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成型之前，蜀地就有了教人栽桑养蚕纺丝的先蚕神嫘祖、“教民桑蚕”和“教民务农”的古蜀王蚕丛、杜宇。他们是开启古蜀人农耕文明的先驱。他们进行历史活动的时间，距今有五千年至三千年。在他们的带领下，古蜀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养蚕、缫丝和织绸较为发达。应该说，从那时起，蜀锦和蜀绣就已经出现了。
数千年的历史充分说明，古蜀人不仅勤劳，聪明，而且热爱生活，懂得审美还能够审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创作出无数五彩缤纷、精美绝伦的蜀锦蜀绣作品，也创造和发展了独特的织锦、刺绣技艺和蜀锦蜀绣文化。
（二）蜀锦蜀绣在汉代的发展
在古代，“锦”是11种丝织品中最高级的奢侈品，只有皇室贵族、达官贵人才能使用，因此一向有“寸锦寸金”的说法。战国末期，蜀郡已经成为位居中国第二位的丝织业基地。美誉度极高的蜀锦与蜀绣，在汉代逐渐发展到第一个高峰。当时，蜀锦蜀绣之名已誉满天下。《后汉书·公孙述传》说当时的“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
蜀绣出于丝织，所谓蚕丝织丝绸，方有缤纷绚烂的蜀锦，进而有在绸缎上作画的蜀绣。这项手工技艺凭借发达的产业，在汉代获得了文人不吝辞藻地激赞和史学家平实的记录。扬雄是西汉著名学术领袖和文学家，他在《蜀都赋》中用“自造奇锦”“挥锦布绣”“发文扬采”等词汇来描绘芳华辉映、光彩流布的蜀国繁荣场面，表明当时的蜀锦蜀绣工艺已相当成熟，绣品与织锦一起并称“锦绣”，是家喻户晓的纺织产品，也是人们公认的美的象征。后扬雄又作《绣补》一诗，表达作者对蜀绣技艺的高度赞誉。汉时关于蜀绣的记载还见于西汉末刘歆《西京杂记》。晋人左思《蜀都赋》云：“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这些记载，显示出在汉晋之时锦和绣都是人们心目中最精美的丝织制品，蜀地的锦绣鲜艳夺目，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的一处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二号墓葬墓主人是位50岁左右的女性，其棺木底部，陪葬着4部木质织机模型。[35]
4部织机结构复杂，但清楚，其中较大的一部高约50厘米、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其他三部略小，大小相近，高约45厘米、长约60厘米、宽约15厘米。这些织机模型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考古人员还发现织机模型上有用来悬挂综框的绳索。综框是织机的一个重要部件，是由上下横梁和左右侧档连接的带有穿综杆和驱动件的框架。织机有两个综就可以织平纹，有三个综就可以织斜纹。综越多，能织的纹饰就越复杂。其中一台织机模型上有多达四五个的综框。这说明它确系织锦机，已经具备了提花功能。
织机四周散落着15个漆木人俑。他们或立或坐，手臂姿势各不相同。他们是司职不同的织工，正在操作织机；另外还有一名“监工”正在监督工作，俨然是汉代成都织锦工场实景的模拟再现：织工们正在一台台织机前不停地忙碌，一条条华彩丝线纵横交织，一幅幅百娇千媚的蜀锦鱼贯而出。
首次出土的蜀锦织机模型实物，是西汉成都织锦繁盛、工艺精湛的历史佐证。汉代成都是全国闻名的织锦中心。汉成帝曾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输，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用一州三年的赋税制造一床锦帐，其精致豪华程度可以想见。
蜀锦织机模型的问世，证明了汉代成都是中国纺织业的一个重镇。人们可以想象诸葛亮建锦官城、“城中遍闻机杼声”的盛况。精妙绝伦的蜀锦，从成都出发，越过平原，穿过高山，通过逶迤的丝绸之路满足了海内外市场旺盛的需求。成都博物院院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认为：“蜀锦织机模型的发现，印证了成都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作用，证明了成都就是丝绸之路的南方起点。”[36]
据史书记载，因为蜀锦蜀绣的重要性，从秦汉时开始，政府便在成都专门设置了“锦官”，对包括蜀绣在内的丝织业进行管理。成都此后便被称为“锦官城”“锦城”。这一方面说明蜀锦蜀绣在当时很发达，对增强国家利益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支持蜀锦蜀绣的大发展。唐代诗人杜甫《春夜喜雨》吟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诗中的“锦官城”，证明了因为蜀锦蜀绣而在成都设置“锦官”这个历史事实。
诸葛亮在他上给后主刘禅的表中，提到他家“有桑八百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可见他对种桑养蚕发展蜀锦蜀绣等丝纺手工业极为重视。正是在他的鼓励和提倡下，蜀锦蜀绣生产空前发展起来，其生产量之大，从蜀汉亡国时库存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37]的记录，可证明这一点。
汉末三国时，蜀绣与蜀锦作为珍稀而昂贵的丝织品，是蜀汉国的经济支柱。蜀汉国的丞相诸葛亮就说过：“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今民贫国虚教》）可见蜀锦蜀绣的生产在蜀汉经济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蜀锦蜀绣经常被用来交换北方的战马或其他物资，以应车战之需，从而成为蜀汉国出口邻国的主要的财政来源。正是因为蜀汉国的纺织技术、刺绣技术的发达，才使作为出口产品的蜀锦蜀绣能够形成巨大的市场竞争力。
三国蜀汉之世，蜀锦蜀绣不仅畅销西南，还远销中国的北方和东南。《后汉书》中记载有曹操派人到蜀地买蜀锦蜀绣的事情，裴松之在《三国志》中注引的《吴历》也有蜀锦蜀绣作为礼品送给孙权的记载。南朝宋人山谦之《丹阳记》更称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道，至是乃有之。”可知江南锦和绣的生产是在三国六朝时期始由蜀地传去的。魏文帝曹丕在日理万机操劳军国大事的百忙之中，还专门挤出时间写了一篇《与群臣论蜀锦书》，劝阻魏国的豪奢贵族不要购买蜀汉国的锦绣织品，以倡俭朴。据《三国志·魏书》载，在魏明帝曹叡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送给倭（今日本国）女王的许多礼品中，就列有“绀地句文锦三匹”。当时魏、吴都不生产锦，这应该是蜀锦无疑。可见那时蜀锦蜀绣名声在外，成为国家外交的重要礼品。
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说：“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38]汉晋以后，蜀地纺织业和刺绣业，主要是蜀锦蜀绣的生产，相沿成习，见之于文献记载者不少，其工艺之精、品种之甚，均体现了古代蜀地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
（三）蜀锦蜀绣驰名天下
汉晋之后，蜀锦蜀绣之名已遍及神州，良好的社会物质条件与优裕的文化氛围使得绣艺妙绝天下。
隋唐时，织锦、刺绣在蜀地高度普及和发达。蜀地的富裕人家常常衣着锦绣，平民百姓则将闺阁中千针万线刺绣的女红用来传递自己的情思。《隋书·地理志》称“成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牟于上国”；《宋史·地理志》称唐时“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织绣不仅是遍及蜀地的生产活动，绣及绣品也频繁出现在文人诗赋当中，代表奢侈、富丽和珍稀。唐代末期，南诏进攻成都，掠夺的对象除了金银、蜀锦、蜀绣，还大量劫掠蜀锦蜀绣工人，视之为奇珍异物巧匠。
五代十国，中原战事频繁，四川偏居一隅，为蜀锦蜀绣的发展提供了安定环境。后蜀人编成以闺中女子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花间集》，时有刺绣方面描写，如赞女红之盛，温庭筠有“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韦庄有“莺啼残月，绣阁香灯灭”，“锦浦春女，绣衣金缕，雾薄云轻”；毛文锡有“后园里看百花发，香风拂绣户金扉”。文人们还借绣品抒发情思，如温庭筠“红烛背，绣廉垂，梦长君不知”；顾曾“绣鸳鸯枕暖，画孔雀屏欹”等，可探知当时风俗。这种种描绘也说明蜀绣确实在美化、装点着蜀人的社会生活。
到了宋代，成都繁华富丽，为世所称颂，谓“扬一益二”。在宋、元两代，蜀绣的针法技艺得到继续发展，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针法特点和韵味风格；元末明玉珍在重庆自立为王，其登基的龙袍是一件蜀绣绣品，胸前用丝线绣出的腾龙采用了锁针、齐针、辅针、掺针、接针、滚针、车拧等多种针法，其晕针针法已经出现了二二针、全三针的雏形，龙鳞绣片平整光亮，掺色均匀，充分展现了蜀绣绣片光亮的风格。
明洪武时在四川设“织染局”，《明会典》记载织染局有绣匠、织匠、毯匠、毡匠等。明代末忠州（今重庆忠县）女将秦良玉蟒袍（秦良玉平金绣蟒凤衫）除蟒纹外，胸背绣双凤，裙角彩绣寿山福海，空白间绣彩云，两侧绣宝相花，有齐针、辅针、接针、对针、抢针，还有平金、镶金等针法，展现了蜀绣当时的技艺水平和特点。明代由于棉织物的大量使用，也使蜀绣的挑花、抽纱技法大大发展。
清道光十年（1830年），成都刺绣业成立由铺（店主）、料（领工）、师（工人）共同组成的专门行会“三皇神会”。它的建立，表明蜀绣已从家庭手工制作逐渐向市场化经营发展。其时根据经营的需要，蜀绣业分作穿货（黼黻、霞帔、挽袖及其他实用品）、行头（剧装、神袍）、灯彩（红白喜事用的围屏、彩帐等）三个不同的门类。晚清时，蜀绣业已经形成家庭个体、小作坊和官府经营相结合的格局。至清朝晚期，各县官府所办的劝工局也设刺绣科，生产品种主要是官服、礼品、日用花衣、边花、嫁奁、彩帐和条屏等。
清道光以后，成都的刺绣手工作坊在九龙巷、科甲巷一带有八九十家。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聘请名家设计绣稿，同时钻研刺绣技法。这以后蜀绣业更加兴盛；到劝工局时期，实用品外还增添了刺绣欣赏品类，如条屏、中堂、斗方、横披等，题材除以古代名家画作如苏东坡的怪石丛条、郑板桥的竹石、陈老莲的人物等为粉本外，还绣制流行图案。其既有山水花鸟、博古、龙凤、瓦文、古钱一类，又有民间传说，如八仙过海、麻姑献寿、吹箫引凤、麒麟送子等；也有隐喻喜庆吉祥荣华富贵的喜鹊闹梅、鸳鸯戏水、金玉满堂、凤穿牡丹等，十分丰富。
当时一批有特色的画家的画稿，如刘子兼的山水、赵鹤琴的花鸟、杨建安的荷花、张致安的虫鱼等入绣，提高了蜀绣的艺术欣赏性；这时也产生了一批刺绣名家，如张洪兴、王草廷、罗文胜、陈文胜等。
秦以后，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蜀地虽多经战乱、变革，但扎根于民间的蜀锦、蜀绣技艺，由于受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影响，仍世代相传。特别是蜀绣，历经两汉、唐宋、明清三个高峰期，逐步形成了具有浓郁川西地方特色的针法技艺，最终在清代确立了其在我国传统工艺中的重要地位。
蜀锦蜀绣被列为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因为，蜀锦蜀绣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蜀锦蜀绣也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蜀绣来自民间。在蜀地城乡的院落和闺阁中，妇女们把精心设计的图案绣在嫁妆衣物和馈赠品上，世代相传，寄托对美的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蜀绣是中华工艺美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与苏绣、湘绣、粤绣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绣”。它们有许多共同点：同为我国知名的传统手工刺绣，都用针线在软缎或丝绡上刺绣图案或文字。到近现代，中国四大名绣艺人相互学习、借鉴，彼此的共同点越来越多，外行人一般难以区别。业内多数人认为，现代四大名绣最大区别在于各有擅长，如苏绣艺人擅长刺绣家猫、金鱼、乱针人像；湘绣艺人擅长刺绣老虎、狮子；粤绣艺人擅长刺绣花鸟、孔雀等；蜀绣擅长刺绣鲤鱼、熊猫等。当然，由于擅长不同，四大绣在针法、技艺上也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