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的社会使命

纯粹科学的志趣只在于“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法学也是这样，即仅仅关注于伟大的历史性现实——即我们谓之“法”的东西。然而，法学尚未能对法的本质和发展路径取得更深刻的认识，对于那些有意或无意成为法律塑造者的目的，法学也缺乏研究。法律秩序究竟过去实现了哪些，以及当下正在实现哪些人类社会生活使命？所涉及的哪些思想确实影响或正在影响法律的塑造？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法学尚处于严格的科学研究的领域中。然而，法学却不得不迈开脚步向前走。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带来法律的变革，也指出未来的道路。精神生活越加进步，就越能明确地影响自觉行为（bewusste Tat）。这就涉及到“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法学也必须参与到这一问题之中。当然，它并不孤独：无论是整个民族还是民族的组成部分，都将牵涉其中，参与斟酌、决断并付诸行动。另外，法学作为科学，其方法尚有所欠缺：所欠缺的绝非知识，而是智慧、实践艺术以及先知般的洞察力。拥有了这些天赋，就不会使优秀的解决方案无用武之地。理解才能产生爱，洞察关联性才能产生出整体感，深刻理解历史意义才能对未来进行判断。如果法学在法律生活重大的决定性时刻依然保持沉默，那么便是自我放逐。法学能够且必须树立目标，并向立法者提出建议。眼下的我们就正面对着德意志帝国的一项重要决断，而这将塑造出一个私法史的里程碑。因此可想而知，德意志帝国民法典草案的公布获得了整个德国法学界的一致瞩目。关于“法应当是什么”的激烈讨论一时将法律史和法教义学的工作都挤到幕后。无数的具体问题已经不断涌现出来。与此同时，关于所有法律塑造的基础问题也一同迸发而来，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私法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说到“使命”，我们可以找到以乌尔比安（Ulpians）为代表的古罗马法学家关于“私法本质”的定义。乌尔比安说：“（私）法关注个体之利；公法关注国家之事（jus, quod ad singulorum utilitatem spectat, dem publicum jus, quod ad statum rei Romanae spectat）”。通过其中的对照，可以发现法的两大分支之间的区别——两者分别有着不同的目的规定（Zweckbestimmung）。这无疑将公法和私法从源头上明确地进行了分野：因为这一分野恰是人类存在（Menschendasein）的双重目的表达。其来源于如下事实：即每个个体的人同时也生活在一定的所属（Gattung）中——个人的世界既是抗衡宇宙的封闭整体，同时也是更高级整体的一个部分，是在集体生命过程中的短暂显现。作为外在生活秩序的法同时包含了人类生活的两个层面，并相应地分割为两个不同的领域。故此，法必须对两方面进行目的设定：一方面是个人外在生活领域的保护及限制，另一方面是公共生活的安全建构。不过需要立刻澄清，这一区分并非绝对。确实存在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个人存在和一部分公共生活是同时发生的。两者实际上纠结为无法消解的统一体，只能在我们的观念中才能分开。我们所谓的个体（Individuum）和大众（Allgemeinheit），只是不可或缺的概念抽象，从这些概念的整体出发，我们方得以思考那些难以理解的人类历史事实。所以，即使法律被划分为私法和公法时，也仅是暂时性地忽略作为整体性的个体和作为个体性的整体。最后不应忘记的是目标的统一性（Einheit）：即使在首先为个体利益服务的私法中，也应当追求公共福利；即使在首先眷顾整体的公法中，也应当有个体的正义。

没有人敢断言，罗马人在建立其征服世界的法律体系时，可以完全忽略这些内容。罗马法的特质反而在于，从一开始就对法的两个侧面之间的对立性，而不是其统一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假如罗马人没有刻意地片面强调“个人权”（jus singulorum）和“人民权”（jus populi）的二元对立，也就永远不会在人类的遗产中增添一个独立的、可与国家匹敌的法思想。一边是最高统治者的统治权和不可分割的国家公权力，另一边是个人的自治权——这就是古罗马法律史的强大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