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性格

第1节  引言

一个人的性格，是由借助自身一再出现的自发行为而获得放大、更改或变形的某种遗传个性所构成的。对这种性格的详尽无遗的调查，可以围绕下面的规程来进行：1.遗传特性。2.体格特性。3.心理特性。4.道德特性。5.宗教特性。

对于君士坦丁的性格，人们一直以来在展开没完没了的探讨，从来没有过一致的意见，要达成任何明确的结果似乎是没有希望的。“当医生们有意见分歧时，谁来做决定呢？”“我应如何着手去发现君士坦丁事实上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呢？”有人只是在适用于各种人生观的多变的判断标准中，选择出其中的若干行为或特性来。凭借这一方法必定无法获得任何东西。任何特性的随意选取和串在一起，也不可能得出其综合性格的本质特征来。就如任何其他的科学研究，研究人物性格的方法上的首要条件，便是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因此，对一个人物性格的概括，其真正的价值就在于这些性格之所以产生的根据。从二手资料中，或从其他人的归纳中得到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犹如夜行人见鬼火，其真实性难免使人生疑。通常流行的人物性格描述的另一个毛病是，用部分来解释整体，而不是用整体来解释部分。个别行为因而被当作是人物的标准性格。因此，要想获得这个叫做君士坦丁的人物的性格特征，便要求对第一手资料做一次系统的调查，而且调查者必须以正常人的心态去评判异常现象，从而获取整体印象。在这样的调查中，主要事项就是被分解和分组归类的事实主干部分。编者的概括就像任何概括那样，其价值的高低只取决于其反映事实真相的程度。这种方法无论在实施时有多么不完善，却至少比漫无边际地谈论支离破碎的现象要好；因此，我们采纳该方法，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尝试发现君士坦丁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第2节  遗传特性

性格——无论是美德还是恶德——遗传的事实，在各个民族和古代哲学家当中，甚至在十诫当中，均奇怪地获得了认同，并且已经得到了现代科学更为清晰的解释。根据这一解释，对性格的科学研究，便须考虑先前的几代人。传记便要适当地依靠家谱。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克罗鲁斯是一个非常温厚的人：自制，具有哲学家的美德；正直，是一个最好类型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一位一神论者和慈善家。据说，君士坦丁继承了其父亲的体魄、勇气、外貌、虔诚和一般美德。佐西姆斯对君士坦丁的母亲的性格的诽谤，似乎没有理由。她与君士坦提乌斯的关系，绝不会与后来授予她的美德和荣誉不相容。君士坦丁早年所得到的毫无争议的优良教养，与她不无关系，这表明她是一位具有非凡性格的妇人。她晚年出于荣誉感和责任感而进行的冒险和其他活动，使她得以表现出自己具有不可忽视的精力和能力。

第3节  体格特性

西德里努斯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君士坦丁的外貌。“君士坦提努斯·马格努斯拥有中等的身材，宽阔的肩膀，粗壮的脖子，因而得到‘牛脖’的绰号。他的肤色红润，头发既不浓密，也不卷曲，下巴的胡子稀疏，别的地方大多不长毛发，鼻子略带钩状，双眼与狮眼无异。他有着令人愉悦的心灵和使人快活的容貌。”⁸⁴这一描述在许多方面被其他的人所证实，而有些方面则明显相矛盾。就细节而言，他的身高也许在中等以上。西德里努斯说他具有中等高度的身材，与之相对的是较早时期马拉拉斯的描述，说他肤色红润，高个子，这就清楚地证明了尤西比乌斯所说：在戴克里先的人当中，“在身高上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比”，在出席尼西亚公会议的人们当中也是一样。不过一个“粗壮脖子”的外貌，几乎无法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高个子”，而如果他是矮个子的话，一个粗壮脖子和宽阔肩膀则几乎无法属于一个“气度高雅而清秀”的外貌。因此也许可以推想，他可能被描述成处于中等个头以上。而且，如果他长得非同寻常，便自然在拉克坦提乌斯和颂词作家们的作品中对其身高有过更多的提及。就相貌方面，他无疑是英俊的。狄奥法尼斯所提到的“他的面部威风凛凛，一表人才”，得到了颂词作家们的证实，而且所有这些书面证明，并未与硬币中的形象相悖。他的肤色是红润的；西德里努斯使用的措辞是“淡红色的”，马拉拉斯使用的措辞是“火红的”。他的头发相当稀疏和直挺，下巴胡子稀少，鼻子“略带钩状”，这些描述都与硬币上的形象相吻合，在硬币上，其鼻子既不同于典型罗马人，也不同于难看的鹰喙，而是处于一种中间对称和略有弯曲的协调状态。他的双眼像狮眼，明亮而敏锐。他的表情明快而又令人愉悦，“在高贵的庄重中洋溢着欢乐”，“安详”而又“兴致勃勃”。总而言之，他属于具有乐观自信气质的那类人。

除了面部清秀之外，他的整个外貌无疑也是英俊的。他外形上的气度高雅，是他的热心朋友尤西比乌斯最喜爱谈论的话题，他说：“在容貌优雅和俊俏方面，任何人都无法与他相比”，他“风度翩翩，生气勃勃”。宽阔的肩膀和粗壮的脖子证明他具有强壮的体力。他在与萨尔马提亚战士及野兽搏斗时的高强武艺（参看上述），以及在战斗中的一身精力（例如在维罗纳城前面，见上述），从个别事例到一般印象上均表明，尤西比乌斯使用最夸张的语言来描述是很有根据的，对其用保守的想象力来加以解释，应当被认为是事实。依照他的说法，“他在体力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其同时代人，因之使后者心存畏惧”（《君士坦丁传》，第1卷第19章）。就体魄而言，在尼西亚公会议上，他的举止表明，他的“膂力无与伦比地”超出了所有的出席者；在六十岁之后，“他仍然拥有完美和强健的身体，没有任何瑕疵，比年轻时更加快活；他风采依旧，力气不减当年，甚至照样参加军事训练，骑马，忍受旅行的劳累，从事战斗”等。在举止方面，他“勇敢果断”（《君士坦丁传》，第1卷第20章），自制，沉静（《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1章），“高贵而庄重”，既“威风凛凛”（《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0章），又安详平静（《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0章）。在态度方面，他对所有人都既“和蔼”（《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0章）又“殷勤”（《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3章）。依照拉克坦提乌斯的说法，这种独特的殷勤使他深受士兵们的爱戴。然而，与这种说法相对立的是维克托的陈述，他说，“他与其说是和蔼之人[blandus]，不如说是一名爱嘲笑之人[irrisor]”。可是这一说法似乎建立在一个虚假的注释基础上（见上），然而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而且，他与主教、代理人、士兵、市民及蛮人的所有交往，在整体上似乎产生了一种良好的印象，这样的成功即使无须态度的殷勤也应当是了不起的。在穿戴方面，至少在其生命的晚期，他的爱好变得有些华丽。假如他是在今天进行统治的话，报纸的连环图画版无疑会像对待某些其他善良而又伟大的人物那样，描绘他戴着夸张的领带，穿着有花纹的背心。依照维克托的说法，他“总是戴着一顶皇冠”，而依照许多人的说法，“在他之前的皇帝根本就不”戴皇冠。尤西比乌斯对尼西亚公会议上他的外观的描述，证明一名华盛顿的报社记者也具有描绘婚礼装饰的才能；他“那明亮的斗篷像光束那样散发着光泽，他的紫袍闪耀着火红的光辉，全身服装装饰着光彩夺目的黄金和宝石”（《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0章）。

第4节  心理特性

依照其传记家朋友的说法，君士坦丁在心理特性方面的名声，甚至超过其体格特性（《君士坦丁传》，第1卷第19章）。这些特性包括聪慧的天资（《君士坦丁传》，第1卷第19章），健全的判断力（《君士坦丁传》，第1卷第19章），训练有素的思维能力，尤其是如人们从其眼神和一般能力中得以看到的他的洞察力。在教育方面，据说他“收获到了一种文科教育的益处”（《君士坦丁传》，第1卷第19章），特别是他在推理艺术上获得了透彻的训练（《君士坦丁传》）；不过依照托名的瓦列修斯以及西德里努斯的说法，他的文学教养很缺乏。如果说在这方面存在着早年的先天不足，那么后来他便以自己旺盛的精力去加以弥补，因为他获得了对于一位皇帝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学识，这一学识就显示于他的演讲词中。依照尤特洛皮乌斯的说法，他致力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依照吕都斯的说法，他既擅长于文学，也擅长于军事学；因为“倘若他不擅长于这两门学科，他就不会被拥戴为罗马人的皇帝”——这是一个有些主观的理由。依照尤西比乌斯的说法（《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29章），他如此醉心于研究，以至于“有时他通宵达旦地在用神圣的知识装备自己的脑袋”。从以下事实也可见一斑：虽然他的希腊文知识似乎并不广博，可是“他对其并非完全不懂”（《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3章）。如在其演讲词中所显示的，他所具备的不过是一位事务家的学识，因而具有许多不成熟甚至自命不凡的要素；不过他并不比许多作者差——要比多数帝王作家强很多。

他的学识至少具有优秀的品质，这种品质散发于其措辞的表达上，就如一切健全的学识所必须具备的那样。依照尤西比乌斯的说法，他的大量时间都花费在撰写讲稿上，而且许多讲稿当众发表（《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29章），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未停止。

尤西比乌斯对君士坦丁演讲的特征的描述（《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24章），使我们无法假设他是出于纯粹虚荣的动机。一位皇帝发表演讲，在演讲中谈及学术或宗教问题，并且使用古典哲学、神话和文学，这在世界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即使在哈里森总统、格拉德斯顿先生以及威廉皇帝的时代里也不足为奇。毫无疑问，他的确是精力充沛地撰述，向士兵们作有效的演讲，并常常谈及政治和司法问题（以他的法律为证），不过他那些博学的文学作品认真说来仍然处于非常业余的水平。在发表演讲时，他似乎颇能自制，而且态度谨慎，例如在尼西亚公会议上，“他带着爽快的神色，安详地环顾会众，集中思绪，并用一种平静和温厚的语调……进行演讲”（《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1章）。他的文学风格有些夸张和啰嗦，有关这一问题，请参看“特别导言”。他对学术的奖掖，表明他也对学术感兴趣。他遵循其父亲的榜样，继续这一工作，并鼓励在高卢设立学校（见上）。何修斯（Hosius）与尤西比乌斯都是他的朋友和顾问。他聘用拉克坦提乌斯作为克里斯普斯的私人教师。他还命人制作多部《圣经》，并分发各处教堂（《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章）。总之，他特别“鼓励在各个方面进行学问研究”。

第5节  道德特性

1.关于事件、举止和人格。首先，君士坦丁精力超群，这是所有个性发展的基础。他充满阳刚之气，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这方面在各处都能体现出来，例如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他成功的军事活动，他离开这位皇帝的关键性举措，他反对马克西米安、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的一系列战役的实施，他据以推进内政改革、君士坦丁堡建设、基督教崇拜场所大量建造等的全部方式，以及他在立法方面的研究，等等；总之，他所触及到的每一件事情均表明，他是一位精力从不枯竭的人。他的决心就是“一心想达成他内心里想要做出的任何成就”。他重返父亲营地时行动之敏捷，被拉克坦提乌斯描述为难以置信。他在快速回军对付马克西米安中，在首次进入意大利中，以及在反对李锡尼的战役中，表现出了同样的敏捷。这种精力和活跃上升为有益的急性病，导致他在维罗纳、在罗马前面以及在西巴里斯亲自投入到战斗当中，并把其自身那不可抗拒、不可屈服和机警的意志力感染给了他的士兵。与这些禀性密切相关的，是他继承了父亲的勇气和胆量，尤西比乌斯已有所提及（《君士坦丁传》，第1卷第11章），其他许多人也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及。喜欢冷嘲热讽的尤利安也不得不夸之为“难以言状的”了不起，并且甚至为旨在贬损君士坦丁的作品所提及。与所有这些优异的特性相关联的，是一种深远的抱负。一方面，这表现为一种对权力和荣誉的热切渴望。他“极度渴望获得军事荣誉”；“渴望获得整个世界的统治权”。根据佐西姆斯的说法，由于早已打定主意要取得皇位，因此当塞维鲁和马克西敏获得任命时，他便被激励去求取一种比授予塞维鲁和马克西敏还要大的荣誉，这种对权势的急切觊觎早就为许多人所熟知。另一方面，这种抱负还表现为一种匡正错误的强烈热情；他反对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的战争是真正的十字军运动，他做所有事情的实际目的，就是能导致改革。如果成果证明就是动机，那他的这一目的也是一样；因为他始终一贯地利用或试图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谋求他所认为的公共福祉。他在获胜后在高卢的所作所为，他的立法，以及内政改革等，都是如此。

鉴于这种强势个性，人们也许可以说，这位“强势人物”的成功，亦即尤特洛皮乌斯所说的他在战争中的成功，是了不起的，“可是也不过是与他的努力相称而已”。然而，他的这种颇有个性的活力，远非刚愎自用。相反，他表现出了明显的小心谨慎，在这方面他也很像自己的父亲。他在戴克里先的宫廷里如此长久地坚守一种敏感的地位，他随时准备保卫边疆，他在等待被批准为恺撒的过程中，在等待与马克森提乌斯会战的机会中，以及在与李锡尼作战前的等待与筹划过程中，均备受着长期的煎熬；他对被征服者所提出的要求明智而又有节制，他在向前推进之前总是能够先把每一件事情安排妥当，这一切表明，他具有一种高度的忍耐力。这后一种美德尤其有特色，然而不论是在处理事务、制订计划或与人民打交道等任何场合上，他在聆听抱怨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耐心，不过是其总体性格的一部分。由于他的耐心，他便以不屈不挠和“坚定不移”而著称。活力十足，加上其他品格，几乎无须证明就能显示出他高度地忠于职守，正如拉克坦提乌斯所说的，作为其禀性之一，他在年轻时就“严密关注自己的军事义务”。总之，他的整个个性是权力与遥远目标之间相互平衡的一个显著榜样，用哲学术语来讲——他与其父亲一样是哲学的学生——这一平衡属于“自制”。在他的这种优异能力的运用过程中，他被认为非同凡响。这种自制特别体现在他的不同寻常的贞节上。从年轻时开始，他就明显拥有正确的道德习惯。尤西比乌斯对此的具体证明（《君士坦丁传》）相比之下并没有把太多的叙述重点放在这一点上，在某种程度上，颂词作家的证明也是如此，虽然他们均提到这一美德。不过颂词艺术不允许赞美明显缺乏的东西；此类东西宁可不被提及，然而，考虑到时代和环境，一般证据终将至少证明非凡自制力在当时的声誉。他与米涅尔维娜的关系几乎并未触及到这一声誉，而不管她是妻子或仅仅是合法的姘妇。恺撒尤利安的指控和讽刺，在任何具有公正和中肯评判力的人看来，也几乎不过是某些恶毒饶舌者的砝码而已，此人的背后骂人是发自内心的。像李锡尼那样，他似乎未能理解那颗纯洁的心，它允许妇女在社会或宗教生活中自由交往。尤利安有关奢侈和感官享受的总体指控，必须在大体上被看作是具有同样性质的观点；因为这种对于柔软服装、宝石、游戏、节日的喜爱——如果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绝非是“令人困倦的愉悦和淫逸的放纵”：因为他在研究上以及所有各类事功上是不知疲倦的，尽管它也许被称作是虚荣和爱好夸耀，尤其是像在较晚时期他被指控的那样。

2.与人民的关系。总体上看，君士坦丁和蔼可亲——受士兵的爱戴，甚至也受他所打败的敌人的爱戴。戴克里先提醒伽列里乌斯，他“和蔼可亲”，他必然曾经是这样；因为他“为士兵们所爱戴”，以至于在任命恺撒时他成了“每一个人的选择”。他的确“借助每一种慷慨和殷勤的方式去寻求”这种名望，而且他如愿以偿。

其中一个重要要素，是他所展现出来的普遍的温厚、仁慈和克制。人们在这些要素当中发现了一种与其性格活力相并列的特性，尤其有特色和伟大。“他的一个为人所熟知的习性，就是珍惜人们的生命”（《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6章）。拉克坦提乌斯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曾允诺“要比自己的父亲更加温厚和仁慈”。甚至尤利安也曾评论道，他“在人道方面鹤立鸡群，在许多别的方面均优于他人，倘若有机会，我会证明此点”；在与其他皇帝作比较时，尤利安又一次以赞美的措辞谈到他。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尤西比乌斯的措辞更为强烈，他把君士坦丁“与双手沾满了无数生命的鲜血的暴君们作了对比”，并断言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正义之剑被束之高阁”，人们“所受到的是父亲式权威的约束，而不是严厉的法律权力的统治”（《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章）。

他在每一种场合中都会展现这一仁慈。“当希古辛着火时”，他把更大的精力放在灭火上，而不是放在攻占这座城市上。在攻下罗马之后，他只是惩罚了极少数与马克森提乌斯最亲近的人，连佐西姆斯都注意到君士坦丁取代马克森提乌斯之后人民那种愉快和获救的心情。引人注目的是，刻有“仁慈之君”的石碑，在他统治时期里被大量地竖立，而在其他皇帝统治时期则极为稀少。他的宽厚行为是如此伟大，以至于他“因仁慈而受到普遍指责”（《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31章），理由是，犯罪未能得到适当的惩罚。这一仁慈性格的证据很多而且很确凿，不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亟需斟酌或前后矛盾的证据。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即他最初时是很温厚，可是后来对繁荣的自满导致他极大地背离了先前那种令人愉快的温厚性格。他处死了自己家庭中的一些成员（参看下面的讨论），他把战俘抛入了斗兽场，他用严厉的手段惩处隐藏阿里乌作品抄本的人；他对犹太人的处置（或至少他的法律），以及他的某些严酷的刑法，均成为他受指责的理由。不过，尤特洛皮乌斯的评述应当被这样理解：他本人曾经亲眼目睹过“先前那种令人愉快的温厚性格”，可是到了后一阶段，他与君士坦丁两人之间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把战俘投入斗兽场一事，本身并非残暴的证据；因为在当时所流行的习惯下，若不这样做的话，对于其臣民而言反倒是残暴行为。他对待蛮族敌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从尤特洛皮乌斯的证据中获得解释，即他“把一种强烈的厚道印象注入了蛮人（哥特人）的内心里”。他对待自己家庭成员的态度，将留在别的地方进行讨论，不过不管他的行为如何，都不存在任何正当的历史—心理学理由去使用那个常常被随意使用的措辞——残暴。他根本谈不上残暴。某位颂词作家的极端化说法，甚至更加接近事实，他曾对君士坦丁说，“你因遗传和天命注定而不可能残暴”。他所颁布的刑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日益严厉的指责目标；可是它是出于对他所认为的公共福祉的极大关注——虽然有时是错误的和过度热心的，因此是处在一个与我们表述为残暴的任何东西很不相同的水准上。尽管由于发现自己的仁慈动机被不断曲解、恩惠被不断滥用而变得日趋保守，但较之于其前人和后辈来，君士坦丁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仍然是最为仁慈和温厚的。

看一看他在类似的美德中如何出类拔萃，便知道该事实有多么明显。早已提及的耐心，与众不同的克制，毫无疑问的慈善，或至少慷慨大方，是只与仁慈为伍、不与残暴相配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他都具备。他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克制，他常常“以巨大的克制运用说服的方式”阻止骚乱（《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59章），例如在安条克的一次骚乱中便是如此。在阿里乌骚乱中，举止粗暴的人竟然“胆敢侮辱皇帝的雕像……但并不足以激发他的怒气，而是导致他内心深处的悲哀”（《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4章），“他以巨大的耐性容忍试图激怒他的人。”这些话的确是尤西比乌斯所说；不过他对多纳图主义者、阿里乌分子、马克西敏及李锡尼等人的处理，无论是个别地还是从总体上，都表明，事实上他确实习惯于巨大的克制。对此还必须加上绝对的厚道。在即位之初他就“带着大量体贴的厚道访问所有行省”（《君士坦丁传》，第1卷第41章）。这种厚道体现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里，并从一开始他在对待被迫害的基督徒当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这些证据包括他的高卢法令、他著名的宽容敕令、他致马克西敏的信函，以及他自始至终的行为。在击败马克森提乌斯之后，他发出敕令：那些被错误地剥夺了财产的人们，应当被允许重新享有这些财产……被不公正地放逐的人们，应当被召回并从监禁中释放出来（《君士坦丁传》，第1卷第41章）。在击败李锡尼之后，他召回了被放逐的基督徒，下令归还其财产，并把孤岛中的流放者、矿井中及公共工程中的服劳役者等被以各种方式加以虐待的人们，统统加以释放（《君士坦丁传》，第2卷第21、34—36、41章）。有极其一致的证据证明，他非常耐心地倾听别人的抱怨，“乐意给别人申诉的机会”，“在倾听当中表现出极大的耐性”，“并且能做出温厚的答复”。他最擅长的是倾听来自各行省的代表的抱怨——这是一个得到事实证明的证据。他的慷慨大方同样是毫无疑问的。他向军队大量赠送礼品和赏赐的行为，在尤利安的时代仍然被记起。他对于基督徒不断的慷慨赠送，是尤西比乌斯无穷的话题：不过这不仅仅是对教会；因为我们也读到关于他向异教部落慷慨送礼（《君士坦丁传》，第2卷第22章）、给穷人赠送钱物（《君士坦丁传》，第1卷第43章）、给孤儿和寡妇提供物资、为未嫁少女提供嫁妆、为官司的败诉方提供补偿等记载（《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4章）。也就是说，“接近他而未获恩惠几乎是不可能的”（《君士坦丁传》，第1卷第43章；参看《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6章、第22章；第4卷第44章）。

尽管出于疑虑而未能很快满足某些朋友的要求，不过他“对于其他人则极度地慷慨，不失时机地给他们增添财富和荣誉”。“他以皇帝的庄严，打开财库的大锁，并以极高贵的气魄和慷慨散发他的礼品”（《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章）。这甚至在尤西比乌斯看来，也做得有点太过分。“想要从皇帝那里获得恩赐的人，没有一个不如愿以偿的……他还设置了新的职位，以便用其恩惠的标记赏赐大量的人”（《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2章）。尤西比乌斯对该行为的报道，在这里值得充分引述。他说（《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54章）：这“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使他受到许多人的指责，他们把邪恶之人的卑鄙行为归咎于皇帝的克制。事实上，我本人可以证明在那些时期里盛行着可悲的邪恶：我指的是那些喜欢暴力掠夺的无耻之人——他们同样劫掠社会的一切等级——以及潜入教会的可耻的伪君子……他内心的仁慈和善良，他自己信仰的真诚，以及其性格的率真，招致他相信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们的信仰表白，这些人为了获取他的好感而狡猾地保持着诚挚感情的外表。他寄托在这样一些人身上的信任，有时迫使他采取不值得采取的行为，猜忌便趁机利用这些行为去遮蔽他性格的光彩。”因此，似乎存在着指责其过分挥霍的理由，他“浪费公家的金钱在许多没用的建筑上，这些建筑中的一些，不久以后就被他拆毁了，因为它们被建得并不经久耐用”，“把大量的赏赐授予了不该给的人，错误地滥施挥霍”。佐西姆斯还说：他“向所有人征收重税，赋税是如此沉重，以至于父亲们为了筹款，被迫让自己的女儿去卖淫，折磨手段也被使用上了，其结果是，整个村子荒无人烟”。然而，这一证据是由一个有严重偏见的人所提供的，此人认为金钱花费在基督教崇拜场所上比被浪费掉更糟，不过他与尤西比乌斯一样表明，用于城市、学校、教堂建筑以及其他事情上的开销必然相当巨大。可是在其他皇帝统治下开销照样巨大，君士坦丁至少没有把钱花在放荡上，他为做某些事情而花钱似乎还物有所值。至于税收，佐西姆斯无疑与受到税务官员“压迫”的肯塔基非法私酿酒类者颇有同感，如果君士坦丁是总统的话，佐西姆斯也会在日报上大骂他的邪恶政党，因为该党借助其邪恶的税率，迫使人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富裕的丈夫，以便他们的赋税有人缴纳，附带的奢侈品有人提供。不过这并不是说，过高的税率，会因为为那些从许多人钱袋里掏出更多“猎物”的人们提供“工作”岗位而必然成为好东西；可是，用现代的说法，这大概就是君士坦丁所做的事情。君士坦丁对朋友的信任和对不配之人的慷慨，连同其对纳税人的影响，非常突出地使我们想起我们的某些军人出身的总统，我们爱戴他们，欣赏他们，却未必赞同他们的所有行为。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大量的开支被用于有力的改良上，对这些开销提出批评的，可能只是那些反对为海军、邮政服务、公共建筑及财政津贴等项目付费的人；虽则如此，他的全部行事方式还是再一次使人们想起某些现代政客在博取民望中的巨大慷慨行为，而他们的老年公寓、教育、河流及港口等建设项目，没有一样豪爽的开销不是取之于人民的钱袋。可是无论混合着多少不明智的因素，这一切豪爽行为表明，在他身上存在着一种慷慨的禀性，而且至少是亲切可爱的，其中多数是纯真的。他的慷慨大方还采取了殷勤好客的形式，他在尼西亚公会议时对主教们的款待（《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49章）就是其中一个例证。与所有这些亲切可爱的宜人禀性相并存的，似乎还有一种相近的甚至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还具有一种正义感，当有颂词作家说“因各种不同原因而向他寻求避难的人总会得到他公平和公正的对待”时，该作家的话几乎没有夸张之处——如果加上“与他的见解和能力不相上下”的话。与这一点密切相关的是狄奥法尼斯所说到的“不屈不挠的正直”。除了所有这些品质外，还应加上善于综合的品质——这是他在与人们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机智，该品质最典型地体现在他在尼西亚公会议上的行为，在那里“皇帝毫无怨恨地倾听着所有人的发言，灵活而耐心地接受各种提案；他依次接纳各方所说的话，文雅地把态度互相冲突的人们的意见集中一起。……他用自己的话语说服一些人改变主意，并增强另一些人的信念，他称赞那些讲得好的人，敦促所有人达成一致意见，最后他引导他们在有争议的一切问题上形成一个思想和一个信念。”（《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3章）

可是他与人们相处的成功和得民心却为他设置了成功陷阱——有人指责他虚荣，尽管有证据表明事实恰好相反。依照维克托的说法，他“极大地渴求别人的赞扬”。这一点与尤特洛皮乌斯的说法相吻合，但与此同时，后者的语气则有所不同，他说皇帝渴求荣耀和体面的声誉，皇帝对俄珀泰提安那无耻恭维的明显自鸣得意的接受（参看他的信函），似乎至少表明了他在这一方面的某些弱点。他的确偏好堂皇奢华，这不仅表现在他所戴的皇冠和所穿的服装上（参看上面），而且还表现在他认可的朋友所目睹过的奢侈的饮宴上（《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5章），他意欲在巨大的规模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论是在城市建筑及豪华崇拜场所方面，还是在饰有珠宝的精美书籍方面。在他为自己安排埋葬事宜的过程中，他的自负似乎发展到了顶点，因为他竟然在无意中把自己当作第十三位门徒，而且还是门徒当中的独占鳌头者，“他带着最高的信仰渴望，希望在自己死去之后，自己的遗骸能够分享使徒们的祈求……于是他建起了十二个墓室，就像是为了纪念和尊崇十二使徒的神圣纪念碑那样，把自己的棺材放在使徒墓室的中间，每边各六个墓室”（《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60章）。在这里，人们似乎可以读到整个厚颜无耻的谄媚史，它提醒我们，尤纳皮乌斯曾经谈到他以“令人陶醉的谄媚”的刺激为乐。不过，我们还不能推想，这是一种特别软弱的虚荣或是一种引人入胜的虚荣。尤西比乌斯所提出的有关他的谦虚谨慎的证据（《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10章）是如此详尽，因此不可能完全失真。他对“过分赞扬的愤怒”所表现出来的谦恭的证据（《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48章），和尤西比乌斯有关他“既不因这些赞美而傲慢也不因任何表扬而自满”的记载（《君士坦丁传》，第1卷第39章），以及复活节年代记中有关“他完全不因称赞而得意”的记载，显然描述了一种真实的情形。这种混合的性格也常常被发现是难以理解的。在认出其自身的成功、欣喜于他人的承认——不是因为内心里的冷酷虚荣，而是来自对人类友谊的热情欣赏——之后，真正的力量便在实施他似乎要达到的目的中借助成功而产生，这种力量就是神的计划，它激发起这样一种思想，即他是上帝的特殊而又必需的仆人，他的思维和意志直接由神的意志所感动，因此他的所思或所求是不会有错的。他与某些现代统治者并没有什么差异。其精神深处虽然有某种虚荣的东西，或至少有些自高自大，但却拥有某种高尚的因素，这种虚荣的最大表现，便是要求博得友好的尊重。佐西姆斯有关“他获得了唯一权力之后”便傲慢自大的指责，以及他“专心致志于毫无约束的权力的行使”的说法，应当像对待其他非基督徒证据那样而获得解释，即必须根据如下的事实：他的行动的进行对于非基督徒来说相对艰难，对于基督徒的正义，在非基督徒看来恰恰是非正义，而且如果君士坦丁超越公正的话，他的慷慨就会以某些人的牺牲为代价。他履行职责时的活力和不断的成功，连同他占优势的一种神圣使命的思想，自然地造就了这种对其自身一贯正确的信念；为何是傲慢自大而不是这种虚荣心与权力相连接呢？他对宗教分裂分子——多纳图主义者、阿里乌分子或干扰了他的和平的正统派人士——所采取的行动，的确体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不道德。然而，他在使旧宗教信仰者受到适当安抚方面的成功，以及他在总体上算是成功的机智，表明这绝不是一种占优势的和无法解除的特性。与这些密切相连的其他两个弱点也被归之于君士坦丁：一个是妒忌，有一个陈述对此作出了证明：“为了把其前任的功绩减少到最低程度，他煞费苦心地给他们起滑稽的绰号，借此败坏他们的美德”。另一个是多疑；就后者而言，一个历经无数阴谋而得以活下来的人具有这样的瑕疵，应当得到很好的谅解。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信任人们，人们却令他失望。他与马克西米安的相处表明，至少在开始时，即在他获得如此之多的无法信任的经历之前，他很明显是不存在这一缺陷的。佐西姆斯还提出了一个严重得多的指控：无信义。他说他“违背自己的誓约（因为这对于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而且两次重复了这一指控。而尤西比乌斯的说法则相反，他谈到君士坦丁如何尽最大努力避免成为一名破坏与李锡尼之间的和平的人（《君士坦丁传》）。这的确是真伪未明，是非莫辨。该指控似乎主要或全部建立在他对李锡尼的态度上，即开始发起战争并最终把他处死。一个小男孩曾紧紧抓住一个更小的男孩，本来应当给他一巴掌，却同意不打他，因为他更小。更小的男孩突然用牙猛咬较大男孩的大腿，为此较小的男孩挨了一巴掌。对此，较小男孩的大兄弟充满着愤慨，他借助寻求和发现同样的命运来显示这一愤慨。为李锡尼而发的愤慨，似乎大部分就是那位大兄弟的愤慨——可惜愤慨的对象被弄错了。他似乎是一个相信协定只对对方具有约束力的人。显然，协定的内容不可能包括他应当迫害基督徒，也不可能包括他应当发起推翻自己恩主的阴谋。《圣经》中国王收回免除一万个塔兰特的允诺的故事，并非是靠不住的。

3.与自己家庭成员的关系。君士坦丁是一名孝子，获得了父亲的信任，因而后者希望他成为自己的继承人，在他掌握权力之后，他又显示出对母亲的万分尊敬（硬币上显示了她作为皇太后的地位，请参看《君士坦丁传》）。“仅就他对其母亲的孝顺而言，他就应当受到祝福。”（《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47章）

然而，对君士坦丁品格的最严厉的攻击，所针对的正是他的家庭关系。尤特洛皮乌斯说：“可是繁荣所带来的骄傲自满，使君士坦丁极大地背离了他先前那种和蔼温厚的脾气。最初受到攻击的是他自己的亲属，他处死了自己的儿子——这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接着他处死了自己的外甥——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青年；不久以后他又处死了自己的妻子；随之而来的是处死了自己的许多朋友。”在所有的世纪里，这曾经是指控方与辩解方论争的主题。证据虽然非常脆弱和不确定，不过下面两点则是较为明确的：第一，任何舆论裁决都认定这些死亡事实是有根据的。它被尤特洛皮乌斯、维克托及海尔洛尼麦特等人所证实。第二，他杀人的不正当性，却并没有得到证明。至少关于法斯塔之死，也许存在着正当的理由；不管是爱情阴谋还是其他的阴谋，似乎存在过某些真正的诱因。克里斯普斯的死也不仅仅是出自于猜疑，而且是以明显确定的不信任为借口。说他没有充分的理由，那只是历史的假设，无论这将是什么样的理由——与法斯塔的不正当关系，或更有可能是政治阴谋。即使糟到极点，他也不过是基于虽为捏造而在当时却是真实的指控而被处死的：最后裁决是由最善良的法官和审判员们做出的。⁸⁵ 有关他妹妹的儿子李锡尼二世，则几乎无法说他有同样的理由，因为他的这一外甥只是一个男孩。不过如果记住李锡尼的遗传性格，如果注意到如下的奇怪事实——君士坦提娅与君士坦丁之间的诚挚关系始终是特别伟大的，那么似乎必然存在过某种缓和的境况。⁸⁶所有的历史证据导致我们得出一个公平的结论，即似乎曾经存在过某场针对君士坦丁的广泛阴谋，这场阴谋被以这样的方式挫败了；不过所提出的最为公正的裁决是“原因未明”。

在评估这些行为所特有的价值时，必须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它绝对没有私下执行的特征。皇帝就是法官。即使他弄错了证据，把一个无辜之人处死，那也与一名法官所犯的错误差不多。第二，所处刑罚的相对的道德特征，是由刑罚的习惯所限定的。一个历史上的英格兰法官在绞死一名盗贼的时候，他并不比现代法官用缓和的方式处死盗贼来得残酷。第三，所有的证据法和一切章法均表明，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应当根据其总体性格来解释。在证据缺乏或受怀疑的时候，这种总体性格方面的证据便具有了实际的重要性，甚至具有结论性意义。适用于这些行为的是：（1）君士坦丁对待马克西米安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克制。（2）有充分证据证实并获普遍认可的他性格上的温厚和仁慈。鉴于这一点，应当判定存在着某种真正的或十分明显的司法惩罚方面的重要立场。第四，君士坦丁经受了来自其亲属方面的一次又一次阴谋，他一再宽恕阴谋发起者，最终却没能阻止这些阴谋，其中典型的如马克西米安、巴西亚努斯、李锡尼等。第五，他们并没有“在勃然大怒之下”立即被处死，而是死于一系列行为当中。鉴于这些情形，作如下陈述是公平和正当的：君士坦丁是基于正当的理由、并且是为了社会的福祉而把他们处死的，他们的死绝不表明君士坦丁的残暴和不人道。即使（小）李锡尼的死，也必须用当时的政治伦理及其环境来进行解释。只要感情用事者继续给杀人凶手献鲜花，并为无政府主义者建造纪念碑，他们就会把执行死刑——甚至法律上的执行死刑——看作是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残暴行为，把为了自卫而杀死一名杀人凶手或绞死一名卖国贼看作是犯罪行为。君士坦丁的总体性格使人们确信，如果他认为他可以饶恕他们——或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而不致危害安全，他是会这样做的。⁸⁷

总体而言，君士坦丁是一位遵守婚姻美德的忠诚丈夫，也是一位好父亲。他留心自己的孩子应当接受良好的教育。克里斯普斯受教于拉克坦提乌斯，其他孩子也许受教于阿波里乌斯；总之，他拥有世俗知识中最为渊博的教师，教导战争艺术及政治和法律科学（《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51章），在他自身以及公认为虔诚之人的共同教导下，孩子们在宗教训练课程中特别用功。他很早就任命他们担任帝国公职，并在他们当中分配帝国。

4.与朋友的关系。他对待朋友的总体品格是非常的豪爽大方（见上述）。尤特洛皮乌斯着重谈到这一点，虽然他的表达方式使所有人均感到迷惑，“对待自己的某些朋友，他表里不一”（或很阴险），约翰尼斯·安特解释这一措辞的意思为“在某些朋友看来，他不诚实（不守信用），而且无安全感（令人不快）”。有关他一直致力于取悦自己的朋友的情况，如上所述。

5.与社会的关系。第一，总体上看他似乎为自己的士兵所喜爱（参看上面），常常用热情和活力来激励他们。对于敌方的士兵，他很仁慈（见上述），并不乘人之危谋取必须之外的好处，对于被打败的敌人，则格外宽容；例如在希古辛和在罗马与马克西米安⁸⁸、李锡尼及哥特人的战斗中（见上述）。他的军事才能尤其体现在为士兵提供周到的后勤服务、行动迅速以及身先士卒等方面。第二，作为立法家，他“颁布了许多法律，一些是好的，但大多数是多余的，还有一些是苛严的”。他似乎有某种立法的嗜好，这种嗜好无论如何表现出了一种其早期同时代人所少有的对于法律的特有尊重。当然，尤特洛皮乌斯认为所有有利于基督徒的法律都是多余的。废止偶像崇拜习俗的法律、建造基督教崇拜场所的法律、遵守主日的法律（《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23章）以及允许在主教面前审讯案件的法律，等等，必然都是如此。可是即使在其他的法律方面，君士坦丁似乎也时时表现出对立法的非常热情，例如在他的精力不被占用于战争或建造教堂的时候。这些法律总体上看是明智的，至少是具有仁慈和公正意义的。属于此类法律的有：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刑罚和角斗表演的废止，奴隶不允许被与其家人分离的法律，禁止鞭打债务人的法律，以及制止诽谤的法律。而所谓的“苛严”的法律，则包括诸如用死刑来惩罚某些形式的通奸。第三，作为政治家，他的政策是宽泛而深远的。他在充分组织和小心安顿好他的那部分国土之后才进行扩张。他改变了帝国的整个结构，包括民政结构和军事结构。他开始了金融改革，特别最勤勉于内政改善的问题，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进行恢复和建设的工作。他统治时期具有巨大特色的成就，就是教会与国家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人们是按受极大赐福还是受极大诅咒来划分的。在其世界历史上所形成的动力方面，这种结合的威力必定是极大的（参照“文献”条目之下的许许多多的题目）。尤特洛皮乌斯有一个综合性的陈述，即“在其统治的初期，他可以被比作最佳的帝王，在其统治的后半段，他却只能被比作二流的帝王”，该陈述必须用下面的事实来解释：在其统治的后半段，他与基督教紧紧联系一起，这在旧宗教狂的眼里，其本身就是一种消沉懈怠的表现。在其统治时期里，他建立起秩序和正义，这是很少人能做得到的。这种秩序产生自混乱，在其统治时期里，人们才能够说：“贞节安全无恙，婚姻获得保护”，而且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有了可靠的保证，这在罗马其他皇帝统治下是极少有的。他从一开始就遵循一种虽则处于发展中、却是始终一贯的政策，组织内政，牢牢地护卫着帝国的边界并使之有了扩展，最终在取得巨大的内部繁荣和发展的基础上统一了整个帝国。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拒绝给予他“伟大”的称号，是没有根据的。

第6节  宗教特性

君士坦丁是一名基督徒吗？这种愚蠢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注意，却几乎无须讨论。不管怎样，这一没完没了的观点在极大程度上是表面上明智、实际上毫无意义的概括。像任何概括性陈述那样，它被作者的观点所限定。如果有十个人以十种不同的方式提出“一名基督徒是什么”的问题，那么谁会说任何人是什么呢？这就是困难所在。人们不能想象基督教没有洗礼再生。于是问题便被缩窄到洗礼上来。君士坦丁直到弥留之际才成为一名基督徒。同样的人却有不同的检验标准，因此同样的人未必就是一名基督徒。在一名符合《圣经》宗旨的新教徒看来，他一旦相信基督，就是一名基督徒，信仰的证据就在于信仰表白和行为。早在其南征意大利的战役打响之前，君士坦丁似乎就与基督徒有密切的接触。何修斯也许早就是他的顾问之一。这位年轻的皇帝继承其父亲的虔诚，倾向于一神论。顾问们的话语至少必然引起他的思考，在著名的“十字架异象”期间，他似乎作出了某种信仰上的检验，而不管其结局如何。从人们走向信仰时所思考和所感受的方式来判断，如下过程在心理学上似乎是有可能的：在感受自己接近信仰的方式时，他尝试着去相信，结果获得了成功，从那时起他真正相信了。从此后的某个非常早的时期起，证据开始变得日益清晰，以至于他的信仰本身变得更加明确和坚定。尤西比乌斯对于他倾向于基督教的思想过程的报道最能够讲得通。他说：“就神助的问题而论，他想到，那些依赖于偶像的人们已经受到欺骗和摧残，而他的父亲……则尊敬一位最高的上帝，并发现他就是救主……他推断，参加对自身不是神的物质的无益崇拜是一件蠢行……因而感到尊崇其父亲的上帝而非别的神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十字架异象的性质，无论是一个神迹，一个自然现象，或只是一个梦幻，都不会影响到尤西比乌斯对有关随之发生的事情（《君士坦丁传》，第1卷第32章）的报道的可能性。“就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当时，由于惊愕于这一非同寻常的异象，决心只崇拜对他显现的上帝，他派人去请来那些熟知其教义奥秘的人们，向他们征询何为上帝……他们断言上帝就是他，即‘一’和唯一上帝的独生子”，据此他“任命他的顾问们为上帝的祭司，并以十足的热忱，把崇敬曾向他显现的上帝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依照苏佐门的说法，“人们普遍承认，在与马克森提乌斯打仗之前以及回到罗马和意大利之前，君士坦丁就已信奉基督徒的宗教；这得到了他所颁布的支持宗教的法律的材料的证实”。菲洛斯多尔吉乌斯“与所有其他作者相一致”，把君士坦丁的皈依归之于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胜利。这也得到了某颂词作家的肯定，该作家说道：他因神的指示而发起战争，凯旋门上的著名碑铭就刻有“神的授意”（instinctu pinitatis）的字样。依照奥古斯丁的说法，在多纳图分子请愿期间，他就“留心自己对基督所保持的希望”。

有关君士坦丁在此时接受西尔维斯特（Sylvester）的洗礼的传说，纯属无稽之谈，不过从先前的可能性、其他证据及他很早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这样一些事实看，他在此时的确已经深信这一宗教。他有关阿尔公会议的信函可以肯定有很少直接的证据，可是却足以表明，他认为基督徒的宗教是对一个至高上帝的崇拜，何修斯早已是他所信赖的顾问。不过在他致克列斯图斯的信函中（314年），他谈到了有些人“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得救和对最神圣的信仰应有的崇敬”，而如果他在阿尔公会议之后致主教们的信函——一封充满着像“救主基督”、“亲爱的同胞”、“我本人等待着基督的审判”、“我们的救主”⁸⁹ 等诸如此类的措辞的信函——是真的，则君士坦丁在314年时的信仰便有很大的进展；但是无论它是真还是假，他有基督徒顾问这一事实、他为基督徒立的法、他对基督徒的各式各样的大量恩惠、他承认他们的上帝为自己的唯一的神，使得对于该问题的讨论成为多余。君士坦丁在314年时是一名基督徒吗？何为一名基督徒？他似乎已经是。他的发展类型与当今的许多商人转变为教会人员亦即基督徒是一样的，不过他既没有接受过大量教理方面的良好教导，也没有过分热心地接受信仰方面的训练。必须记住的是，在较早的岁月里，他的信仰表白及对自己基督徒身份的认定，是由其与旧宗教的关系所限定的。这样一个转变从根本上说是一件新奇的事情。他的地位还不牢靠。他不得不使用极度的机智去把所有的要素都掌控在手中。他就像一名现代的基督教皇帝或总统那样受到制约，这类皇帝或总统的大多数政治顾问和臣民或选举人都是非宗教的。他有很多有关政治组织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因而陷入了这些问题当中。唯一令人惊讶的问题，是他成长得如此神速。没有任何理由设想他始终或甚至完全装聋作哑。倘若说他保留最高祭司长的头衔、或向旧崇拜让步、或允许向占卜者征询、或甚至推迟自己受洗的时间等，均表明了这一点，这种说法显然是不顾证据的极大的荒谬之举。⁹⁰有关他行为公开的证据——包括异教的和基督教的——是完善的，有关他作决议的证据——例如有关遵守星期日的法律——也是无争论余地的。至少在后来，他“最公开地破坏庙宇崇拜，并建造基督徒的崇拜场所”。从李锡尼被击败起，敕令、书信、演讲及各类行动，均证明他毫不含糊地采纳了基督徒的宗教。尤西比乌斯以下的话几乎没有夸张：“他极其果敢地在所有人面前显示自己的基督教证据，他绝不从公开表白基督之名当中退缩，相反，他乐于向众人申明此点：他把这种公开表白当作自己的最高荣耀”（《君士坦丁传》，第3卷第2章）。有关在尼西亚公会议期间及之后他是否认为自己是或被认为是一名基督徒的问题，太过于多余，以至于根本就不需要提及，当然，它也未曾得到过严肃的讨论。按主教们的意见，他在那里是“最虔诚的”和“敬爱上帝的”。他的信件充满着虔诚的措辞，开头或结尾通常均带有“亲爱的同胞”等表达。他向公会议提及自己时用“我们的共主和救主”的“仆人伙伴”。还有一种更加不可忽视的观点认为，他与基督教的所有不容置疑的外在联系，纯粹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他是一名精明的政客，能够抓住各种不同的政治风向，并具有利用这些风向的技巧。凯姆（Keim）认为，即使到了生命终结时，君士坦丁从严格意义上说也不是一名基督徒。布克哈特把他看作是一名纯粹的政客，没有任何基督徒生活的特质。布里格（1880年）说：我们没有理由确定他是“一位不信神的利己主义的宿命论者，还是或多或少具有强烈宗教或甚至基督教兴趣的人”，不过可以肯定的事实是，他之所以袒护基督徒，并不是因为他内心里信仰基督徒的宗教。为了从这些说法中寻找依据，尤西比乌斯及其他作者的证据尽管很明确，却被置之不理，即使是有关如下事实的证据：如他所举行的感恩仪式（《君士坦丁传》，第1卷第39章）、他祈求神助、他在自己的宫殿里建造祈祷室、他实行斋戒（《君士坦丁传》，第2卷第41章）、他有固定的祈祷时间（《君士坦丁传》，第4卷第22章），等等，尽管所有这些都很有趣。然而，这些文献如果不是被毫不鉴别地抛弃的话，是可以被当作原始材料的。对这些文献做一个简短的分析，哪怕是不完善的分析，都有可能给那些想要作各种测试的人们在应用它们时提供依据。从他对基督的信仰——这肯定是基督教的中心——出发，他相信基督是上帝之子，“上帝和上帝之子是每一种福分的创作者”，子是父的启示者，他已经“揭示了你的子身上一道纯净的光……因而提供了有关你自身的证明”，子出自于父，并道成肉身，也为先知们所预告。他相信这位上帝之子就是他的救主“我们的共主和救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生命”。他相信他神迹般的出生，并相信他为了我们的解放而死，“导致永恒生命之道”，和“一种宝贵而艰苦的”工作，相信他升上天堂。他相信“父上帝”、“全能”、万有之主，以及圣灵。他相信“神意”，相信所有人类的保护者上帝监视着万事万物，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目击者，“在他的全能的手的引导下”，万事万物皆受到他的意志力的控制。他相信一个人格化魔鬼的存在。他相信来世，那是“唯一真正的生命”，要为“不朽而努力奋斗”，只有追求不朽的人才了解上帝。他相信来世的奖赏和惩罚。他相信《圣经》的启示。他热爱上帝，并把赞美基督看作是他一生的主要工作。他热爱他的同胞，倾向于“带着一种永久的感情来爱你们”，并把这看作是一种美德。对于他来说，上帝在总体上是一切赐福的源泉。他说：“我最确切地相信，我的生命，我的每一道气息，总之，我内心深处最私密的思想，都应当归功于至高上帝的恩典”。他承认悔过是赦罪的一个先决条件，除罪则是上帝的权力。在人生的表现方面，“我们救主的话语和告诫是我们一生都必须遵循的榜样”。

对君士坦丁的学说及伦理观点的解释，因依据许多不同的资料来源而有极大的差异，可是他自己表达时的一些例子，则最好地显示出他的宗教生活的精神。有一段有关基督侍奉于人世间的最富于联想的华美描述，由于篇幅太长，无法在这里引出，可以在他的演讲词中找到，不过下列的选段也表达了这一思想：

描述内在的基督徒生活。“人类当中能够被提升到与上帝相类似的唯一力量，就是对上帝真挚而无辜的侍奉和全心全意的献身，以某种沉思和学习的方式取悦于他，把我们对地上事物的爱慕以及我们的思绪引向高尚的天上目标”。

描述外在的基督教生活。“把我们的宗教与我们自身作对照。难道我们不存在真正的和谐以及对他人不倦的爱吗？如果我们谴责一种过错，我们的目标难道不是要规劝，而是要毁灭吗？我们的矫正难道不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施加残暴吗？难道我们不是履行对上帝的真挚信仰，而且履行社会生活关系中的忠诚吗？难道我们不怜悯不幸者吗？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质朴到不屑于把邪恶隐藏于欺骗和伪善的假面具之下吗？”

祷告。“啊，神圣的上帝，我向您发出这一祷告并非没有理由，万事万物之主。在您的指导下，我已经设计完成了充满着祝福的措施：在您的神圣征兆的引导下，我已经带领您的军队走向胜利：每当遇到重大危险的时候，我总是跟随您那完美的指引，向前迎击敌人。因此，我向您奉献上一颗被及时地用爱和恐惧来调适的灵魂。我真爱您的名字，崇敬您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得到您的大量证明，并且确证和增长了我的信仰”。

对上帝和对基督的信仰表白。“我承认这位上帝，我在不断的荣耀和记忆中相信他；在其荣耀的顶峰，我衷心地以纯洁和坦诚的思绪来沉思他。”“他的愉悦就在节制和温顺的工作中。他喜欢温顺而不喜欢强横的灵魂，喜欢诚信。他惩罚不信”。“他是万事万物的最高审判者，不朽的王子，永恒生命的给予者”。

君士坦丁是一名基督徒吗？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判断吧。

第7节  总体性格

在试图把已经检验过的品格特性汇集一起之前，至少必须提及一些总体性格方面的情况。从本质上说，不友善的、敌对的和缺乏同情心的异教证据，从总的方面看，对其早期的评价至少是相对良好的。异教证据一般倾向于，认为他统治的前半段是值得钦佩的，而他统治的后半段则是可恶的，或是较少令人钦佩的；基督徒作家的证据则强调他的优点在不断增长，乃至最终把他提升到圣徒的高度。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一名异教徒来说，袒护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堕落，而把金钱赠送给基督徒更是近于抢劫。君士坦丁性格的转折源自他对基督教态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在推翻李锡尼时达到了顶点。李锡尼的确是作为异教的斗士进行战斗的。被击败的阵营中的人们，总是在为其胜利者的特性作鉴定，就如前南部邦联主义者为林肯或格兰特的特性做鉴定一样。观点有很大差异。南方的诚实人认为林肯是一个祸害，根据大众的意见，他的性格是“阴郁的”。维克托所援引的流行谚语“十年头颈粗短，十二年海盗，十年败家子”，便是南方民众对北方村夫林肯的评价意见的意义所在。这三句短语中的第一句也许有时是用来概述南方民众对格兰特的看法；第二句常常被用来表达对林肯解放奴隶的举措的态度；第三句则表达了他们对花在联邦士兵补助金上面的巨大开销的看法，即使那是在十五年前。可是就连报道过这一谚语的相当严肃的维克托，也发现君士坦丁“在许多方面是最为卓越的”——例如在某些立法方面，在庇护艺术方面，特别是反映在其作为学者和作者的信函时，以及在聆听各方代表的抱怨方面。而且，“波拉克萨戈拉斯虽然是一名异教徒，但他也说，在各式各样的美德、个人优点和好运气方面，君士坦丁使他先前的所有皇帝均相形见绌”。最后，异教徒尤特洛皮乌斯曾经如此令人赞叹地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描述人物性格，⁹¹虽然他很自然地发现“在其统治之初，他可以被比作最好的帝王；在其统治的后半段，他只能算是二流的帝王”，可是他还是记载说，“他的内心和体格均显示出无数的良好品格”，他“理应被编入到众神的行列中”——这里使用了“应付金额”（meruit）一词，该词曾被使用在奥勒良（Aurelian）身上，但并未使用在包括君士坦提乌斯在内的其他皇帝身上。因此，根据纯粹异教徒的证据，君士坦丁大体上被认为相比之下是显著的和可钦佩的。狄奥法尼斯的鉴定则代表了一种稳健的基督徒态度：“具有突出的阳刚气特质，有心智上的洞察力，以及训练有素的思想威力；不屈不挠的正直，唾手可得的厚道，绝对威严的相貌之美，战争中的强大和成功，与蛮人作战时的优秀，国内战争中的战无不胜，信仰中如此坚定和毫不动摇，以至于在所有战斗中均通过祷告来获得胜利。”因此，请记住，为了理解一个过去时代的人物，我们必须首先设想自己处于他的那个时代；而且还得记住他的时代的环境及习俗，如果没有忘记人们据以对他做出评判的任何行为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无可争议的证据基础上发现他在性格上优于其他大多数皇帝，他对其自己时代环境的超越，比起具有特别高尚品德的今人来，幅度更大。鉴于这一点，把这样一位在死后被异教徒认为可以登入众神行列、基督徒则将其封为圣徒（在希腊历书中）的人，当作一个异类而把他排挤出不同寻常的杰出人物行列之外，则既缺乏鉴别力，也是对历史证据的歪曲。如同在任何合成物或任何组织中那样，从属的证据必须被放置于与其中心和整体的关系中来观察，就如借助刑事诉讼法，行为必须根据总体性质来判断，因此，对君士坦丁的任何理性的、合法的、科学的和历史的评价，均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

第8节  小结

随着这一中心观点的显现，我们便有了一幅带有明暗对比的君士坦丁的图景，的确，该图景在描画及配色方面大体上是真实的。他的身高在中等以上，体格强壮，肩膀宽阔，脖子粗大，膂力过人，外形优雅。他犀利的双眼，略似鹰喙的鼻子，稀疏的微红胡子，红润的气色，配上明亮的声调，使其相貌堂堂，十分英俊。在其强壮和充满活力的外表下，他具有果断、沉着、高贵和安详的气度，其端庄时时上升为自信或甚至是初始形态的傲慢，而在总体上却一直令人觉得和蔼可亲。他的服装像其气色，呈淡红色。他的心智活跃、机敏和热情，丝毫没有阴郁感；他聪慧而又健全，在书面与口头表达方面，教养优良，训练有素。他精力充沛，能干，在与人交谈时态度诚恳，在正式致词中自制，坚定，平和安详。他是一个特别充满活力的人，热情而不可抗拒，坚定不移地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这种恒心来自于对不可避免的急躁情绪的控制，并由此诱发了一种勇气，使得他在行动中可以毫不畏惧。他的雄心无边无际，不过这种雄心并非完全是自私自利的。

他的活力及抱负与沉着及谨慎相匹配，结果造就了耐心、不屈不挠、在细节上的忠诚、坚定不移和至高无上的自制。他既和蔼可亲又机敏，深受士兵的喜爱，他也小心翼翼地取悦于他们。对于那些上台掌权者，他表现出了习惯上的温厚和克制——他所施加的温厚是如此之广，以至于他为此受到了普遍指责；对于所有人，他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仁慈和公正，他对人的慷慨使自己濒临浪费的边缘。他被指责为过分慷慨——几乎是挥霍，这实际上是测量真正虚荣心的一条好标志，是把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作为最后的正确标准的某种过分坚持，因此决不会不受错误或人类弱点的影响。他是一位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一位出类拔萃的成功将军，一位过得去的立法者，一位英明的和意志坚定的政治家。在其宗教生活中，他恪守教会信条，并进行信仰表白——相信三位一体，相信基督的神性，相信赎罪，相信复活，相信永生，坚持忏悔和信仰，爱上帝，爱人类。他在所有的场合中宣讲自己的信仰；他大量地履行感恩仪式和祷告。他把自己所拥有的每一件东西或他自己本身都看作是来自于上帝。总而言之，君士坦丁在他自己的时代里，以一种足以令人惊奇的稳健、明智和总体上仁慈的方式使用了专制权力，在道德上具有厚道的禀性，作为一名真正的基督教人士，他终于大大地超越了大多数十九世纪的政客——就像阿塔纳修斯可以媲美于现代神学家那样，他也可以媲美于现代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