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革命在重庆的发展与失败

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实现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一大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国共两党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为适应革命新形势的发展需要，重庆团地委积极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开始了在四川地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

国民党原在四川有较好基础，但自1924年国民党四川执行部负责人熊克武等离川后，再也没有全省性的组织，很多党员失去了关系，四川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几近瓦解。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部分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非法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形成了“西山会议派”。7月，参与发起“西山会议”的石青阳乘机盗用四川执行部的头衔，以熊克武和他自己的名义，拉拢腐败官僚政客，指定黄复生等人在重庆成立了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8月6日成立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在省、市党部执行委员中多是国民党右派分子，右派实际上控制了省、市党部。

国民党右派分子在重庆的频繁活动引起了重庆团地委的注意。为了尽快实现四川的国共合作，杨闇公报告团中央，请求转告党中央速派吴玉章回川筹备改组国民党。党中央考虑到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同四川国民党人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因此同意请求，并向国民党推荐，由国民党中央指派吴玉章到重庆改组国民党在四川省的组织。

8月15日，吴玉章抵达重庆。19日，吴玉章召开了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改组会议，吴玉章任执委，并掌握省党部组织部长大权。从此，吴玉章与杨闇公等共产党员密切配合，一面整顿巩固国民党基层组织，切实发展左派力量，加强和巩固统一战线；一面积极进行中共重庆地方党组织的筹建工作。

9月，为了大量培养干部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等在重庆筹办了以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命名的革命干部学校。学校聘请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教师，主要招收省内各地学运中的进步青年和团员入学，整个学校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俨然成了革命的大本营，培养了一大批诸如萧华清、任白戈等革命师生。同时，还派出尹绍渊、曾凡觉、黎冠英、吴匡时、喻凌翔、喻克由、周贡植、邹进贤、曾庆华、张锡俦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宜宾、江津、内江、荣县、江北、巴县、綦江、南川、长寿等县市筹建国民党（左派）党部[1]，从8月底到10月20日止，就在全川10多个县市建立了86个区分部和江津、泸县等一些县党部，计有党员8000余人，[2]使国民党左派力量在川内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选出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四川代表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等7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

趁吴玉章等人离渝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后，在渝的国民党右派打着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旗号，在总土地另设省党部，与原省党部公开对峙。国民党右派在四川的捣乱和对抗，引起国民党中央的关注。经吴玉章提议，1926年1月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作出关于彻底解散四川原有临时执行委员会，另委杨闇公、李筱亭、邓劼刚等人组成新的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3月，临时左派省党部迁往重庆城区莲花池新址办公，这就是大革命时期闻名全川的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于是，国民党在四川形成泾渭分明的左、右两派，并各自建立临时省党部公开对峙，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由此可见，大革命时期四川革命形势的复杂与尖锐。

杨闇公作为四川左派临时省党部的负责人之一，他带领中共重庆地委为促进四川国共合作积极工作。一方面加强党在左派临时省党部的领导力量，在他推动下，左派临时省党部机构进行了改组，设置了组织、宣传、工人、青年、商民等部和秘书处，并分别任命张克勤、陈宣三、刘远翔、周贡植、钟梦侠、程志筠、邓劼刚等共产党员负责各部的实际工作，又派出冉钧、刘成辉、郑鼎勋、程子健等共产党员兼任各部干事。另一方面继续派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前往四川各地积极帮助国民党左派在川发展基层组织，指导群众革命活动的开展。到1926年11月，全川已有108个区党部、882个区分部，左派国民党员发展到2万多人。[3]

国共合作在四川日益发展遭到国民党右派的仇视，他们攻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派人四处纷纷组党，致全川人民无从判别真伪”，凡遇左派党员活动“必极端破坏或威骇，甚则假武力以摧残”。[4]1926年4月起，他们在重庆、南充、宜宾、南川、营山等地，不断制造殴打进步学生、杀害农会干部，逮捕左派党员和农协会员的事件，还密谋捣毁左派省党部。对此，中共重庆地委领导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组织学生、工人请愿示威，抗议右派罪行，杨闇公还代表左派临时省党部向刘湘提出抗议。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刘湘不得不勒令撤销右派临时省党部，由此大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右派的势力。同时，对于普通群众，“正惟其右派势力施展蛮横的毒打，才使一般民众认识了他们是假革命，而与我们表同情”。[5]使得过去被右派势力所迷惑的群众，也大都转而支持左派，同情革命。

经过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四川左派的共同努力，1926年11月25日至12月4日，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正式成立国民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会上，杨闇公作《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农民运动报告》，刘伯承作《军事报告》。会议总结了一年多来四川国共合作的主要情况，提出以坚持新三民主义，发展左派力量，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进一步发动民众支援北伐战争，深入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的工作方针。会议选举杨闇公、李筱亭、朱德、刘伯承、邓劼刚等九人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刘愿庵、廖划平、陈宣三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其中，杨闇公为3名常委之一，兼农民部部长；李嘉仲等五人为监察委员，熊晓岩等三人为候补监察委员。在以上22人中，有10名是中共党员，其余为国民党左派。这样的组织成分，与蒋介石在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中作出的在国民党中央和省级等高级党部中中共党员不超过1/3的规定是相抵触的，反映了四川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发展的特点。从此，中共重庆地委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这个革命联盟为公开机构，以省党部工作人员为公开身份，运用各种公开的、秘密的方式，发动和组织反帝反封建斗争。这表明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大革命运动中，形成了以中共重庆地委为核心的广泛的革命联合阵线，左派省党部已成为领导全川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公开的旗帜。四川国共两党合作，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牢固地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

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实现，是吴玉章、杨闇公等共产党人和李筱亭等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封建军阀势力多次较量的结果，也是中共党、团组织在四川各地形成中坚力量支持的结果。正是有这样的组织保证，才使国共两党在四川领导的革命运动胜利向前。

掀起反帝爱国运动

大革命时期，重庆地区的群众革命运动先后在重庆团地委和中共重庆地委的领导下，始终围绕着反帝斗争这一中心开展，形成一次次反帝浪潮，与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守望相助，汇成巨流，大批的革命骨干也在这浪潮的洗礼中成长起来。

1924年11月19日，日本商轮“德阳丸”载运成色低劣银毫抵达重庆，船员用武力抗拒海关检查，打伤查验人员，把我同胞4人抛入江中，制造了德阳丸案，激起市民极大愤慨。萧楚女和团地委积极投入和领导了这场反帝斗争。46个民众团体召开大会，成立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提出六项强硬主张[6]。这场反帝斗争持续一个多月，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撤办媚外海关监督，日本也被迫召回驻重庆领事。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全国随之兴起五卅反帝运动高潮。6月2日，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党、团员立即投身于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之中，组织工、学、商、妇女各界84个团体联合成立“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纷纷发表声明，广泛开展宣传；组织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查禁英日货物，实行对英日经济绝交。并呼吁采取强硬外交，要求收回海关，取消租界，撤除巡捕，取消会审公廨，废除列强的内河航行权。重庆航业公会所属11万多沿江船帮工人，宁愿牺牲营业，不为英日运货，誓言“有国无家，誓死不变”。英商隆茂洋行300多猪鬃工人辞工，高呼“宁做断头鬼，不为亡国人”。6月30日，全面实行罢工、罢课、罢市，举行盛大集会，参加全国公祭五卅惨案死难烈士的统一行动。慑于重庆人民的反抗怒潮，英领事馆撤退侨民，英轮被迫停航。

在五卅反帝运动的高潮中，1925年7月2日，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宣传队在南岸龙门浩英商隆茂洋行附近举行宣传讲演，与洋行的护院保镖发生冲突。停靠在龙门浩的英国军舰水兵一队突然登岸，用刺刀挑死我同胞4人、刺伤10多人，制造了七二渝案，激起全市人民的更大仇恨。次日，群众集会示威，抗议英帝国主义新暴行，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派兵镇压，打伤示威群众，捕去讲演学生。群众怒不可遏，当天下午再度集会抗议。11月7日、8日，美国商船美仁号沿江而上，在长寿县瓦罐窑、江北县洛碛和唐家沱等地江面先后浪沉木船4艘，淹死53人，并开枪射击沿江抗议群众，打死1人，打伤9人，酿成美仁轮事件。惨案发生后，重庆团地委立即领导后援会和重庆学联在重庆民众中进行了广泛宣传。9日，在重庆团地委的发动下，外交后援会提出惩凶、赔款、治伤等条件；出版《美仁轮案专号》，揭露事件真相；还专门派出代表团赴北京向外交部交涉七二渝案和美仁轮案。重庆海关在群众压力下，扣留了美仁轮，反帝斗争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疯狂炮轰万县两岸市街，打死604人，伤398人，制造了中外震惊的万县惨案（九五惨案）。惨案发生，举国声讨。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英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号召全国各地立即开展反英运动。四川省内的重庆、成都、涪陵、泸州、叙府（宜宾）、顺庆（南充）、奉节等地纷纷组织团体，发通电，组织游行宣传，抵制英货、驱赶英人，同时全国各大城市都发起了声援万县惨案的抗英活动。在重庆，当时在万县的朱德、陈毅立即发起抗英斗争，派人向中共重庆地委汇报。在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下，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发动重庆各界300多个团体，成立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发起抗议、后援和与英经济绝交等活动；举行了400多个团体、五万多人参加的水陆两路示威大游行；进一步开展支援北伐进军的各种活动。在成都，中共川西特委组织各界成立成都国民雪耻会以声援万县人民。9月15日，成都三万多民众上街游行，声讨英帝国主义。

由万县九五惨案引发的反帝斗争，是大革命运动中中共重庆地委组织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帝运动，也是大革命时期四川革命运动进入高潮的一个标志。在这场斗争中，在全国各地的声援下，四川人民的反帝斗争声威大振，盛况空前，反帝斗争的觉悟得到大大增强。

策动泸顺起义

就在四川人民蓬勃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中，国民革命军顺利实施北伐，革命风暴迅速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

鉴于四川在配合北伐进军、巩固革命成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中共重庆地委有深刻认识，而且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也都寄予厚望。1926年1月，吴玉章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加强四川工作的建议。北伐战争开始前，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要求四川临时省党部设法解除川军特别是军阀杨森对武汉的威胁，以支援北伐。同时，中共中央通过国民党中央委派朱德去杨森部任党代表，并选派数十名政工人员随去万县，加强对杨森的争取工作。中共北方区委派陈毅回川，由中共重庆地委安排从事军运工作。8月21日，国民党中央又根据吴玉章提议，批准成立四川特务委员会，并委李筱亭、吴玉章、刘伯承为委员，专负川中军事工作之责。

在国共两党中央加强指导四川军事工作的同时，中共重庆地委从1926年7月起，将工作中心转到了策动川军倒向国民革命军方面，先后派人到顺庆、泸州、合川等处军阀部队开展工作，发展驻守顺庆的秦汉三和驻守合川的黄慕颜为共产党员，争取到了驻守泸州的袁品文和驻守顺庆的杜伯亁对革命的支持。中共重庆地委在详细调查四川各派军阀动态的基础上，于7月3日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各派军阀动态》《四川军队调查表》两份报告，介绍了中共重庆地委掌握的武装力量情况，深入剖析了当时四川各军阀的现状及政治态度，既揭示了军阀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利用的关系，又指出了他们迫于北伐胜利而产生的摇摆不定的态度，以及可能出现的转而倾向国民党左派的重要变化。这些重要情况，为中共中央确定四川军事运动方针提供了依据。7月23日，中共中央给中共重庆地委发来指示，提出“希望川军中发生一个左派军队，发生自己的武力”的明确要求。之后，童庸生专门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四川政治军事形势和主要工作，认为朱德、刘伯承可能形成自己的军事力量，提出拟在泸州、顺庆、合川发动起义的初步计划。9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童庸生的汇报，对中共重庆地委的军运计划予以原则性的支持和鼓励，要求中共重庆地委抓住军阀部队中带有左倾转变的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打好基础，指出“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7]

得到党中央的认可后，中共重庆地委积极筹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各项工作。9月28日，杨闇公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名义在重庆秘密召集川军中12个左倾的师、旅长或其代表开会，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决定由刘伯承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随后，国民党中央接受吴玉章的建议，委任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11月上旬，按照中央指示，中共重庆地委成立了以杨闇公为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的军事委员会，并制订了发动起义的具体方案：策动驻守合川的黄慕颜一个旅，驻守顺庆的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驻守泸州的袁品文、陈兰亭、皮光泽三个旅，共同举行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创建以国民革命军为番号、由共产党实际控制的军队，先在川中站稳脚跟，然后或与北伐军会师武汉，或到川陕边接应冯玉祥部，配合北伐。

从12月1日开始，起义先后在泸州、顺庆、合川等地爆发。起义部队很快占领了泸州、顺庆两城。12月10日，拥有7000多人的黄、秦、杜三支起义部队在顺庆集会，推举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起义爆发后，四川各派军阀急忙调兵进行镇压，致使泸州的起义部队未能按照计划到顺庆会师，已经会师顺庆的三支起义部队陷于孤军无援的困境。刘伯承率军经过艰苦转战，于12月下旬退至开江。

1927年1月下旬，刘伯承奉命到泸州重整起义部队，取得了明显成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四川军阀刘湘等奉蒋介石密令再次“围剿”泸州的起义部队。刘伯承率部浴血奋战，坚守泸州，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迫于5月16日撤出泸州。轰轰烈烈的泸顺起义最终失败。

退至开江的三支起义部队，由于不愿意接受四川军阀杨森的改编，于1927年夏向川陕鄂边境转移，沿途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损失惨重，余部被强行改编。

泸顺起义反映了中共重庆地委在军运工作上的独特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四川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和组织参与者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后来转移南昌，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人民军队的重要缔造者。

三三一惨案与革命低潮的到来

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四川大革命运动中，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并始终以正确的方针和策略，组织群众，领导和推动了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但是，重庆毕竟是全国的一个局部，全国形势的发展变化必然对重庆产生影响。

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在夺取革命成果，建立反革命政权的过程中，把拉拢四川军阀作为反共、反革命的重要手段。蒋介石从1926年11月开始走上分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道路后，于1926年12月27日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重新加委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职务，刘湘还加委川康绥抚委员会委员长。这就为后来四川军阀叛变革命埋下了伏笔。

1927年初，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日益加紧。他一方面通令四川各部“同隶革命旗帜，不准互有军事行动”，一方面又派自己的亲信吕超、向育仁、戴弁、杨引之及一批黄埔生入川，勾结国民党右派和四川军阀刘湘等，准备镇压四川的革命运动。

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反共气焰嚣张起来。以刘湘为后台的巴县团阀申文英、申仲文、卢汉成等在南岸组织“讨赤军”，并在江北、巴县一带勒索“讨赤费”，声称要“肃清共产党人”。南川、长寿亦发生摧残革命力量的事件。重庆城内出现一些反共、拥蒋的反革命传单标语。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与反革命双方斗争激化。

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英帝国主义以护侨为名于当天用军舰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3月28日，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四川左派省党部决定，由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出面发起，定于3月31日在打枪坝召开重庆市民反帝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同日，国民党四川左派省党部还召集各界团体代表开会，商讨布置大会事宜。重庆各界群众纷纷响应。

与军阀刘湘已有勾结的英美帝国主义将领事和侨民撤离重庆，把停泊在重庆的兵舰升火待发，舰炮褪下炮衣，为刘湘撑腰。

刘湘一方面接连派人对左派省党部负责人杨闇公、李筱亭等进行威胁，企图阻止召开3月31日的市民大会，另一方面密谋策划镇压这场革命活动。3月29日，刘湘在重庆召集反动军阀秘密开会，布置对31日市民反英大会的镇压行动，企图将重庆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国民党人一网打尽。会议决定，由第三师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及第七师师长蓝文彬负责处理会场里面的问题，将会场内主要分子逮捕起来，解散大会并严防群众上街游行示威；由唐式遵、潘文华、罗仪三、朱召南等师警戒场外和全市，监视黄隐驻扎在重庆的江防部队，及二十军驻扎在江北的第三师师长向时俊部；并要第四师师长罗仪三注意约束驻扎白市驿一带的部队。会后，王陵基即派人与巴县团阀申文英、曹燮阳联络，指使他们到时派便衣队破坏会场。30日晚，王陵基、蓝文彬又召集有关人员召开会议，对大屠杀作了具体部署。

面对反革命屠杀，杨闇公组织中共重庆地委、左派省党部和团地委负责人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大会如期举行，并通知党团地委和左派省市党部领导成员带头参加，准备牺牲；同时决定，为了防止敌人捣乱会场，加派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军维持会场秩序。

3月31日上午，重庆各界反对英美枪击南京市民大会在通远门附近的打枪坝隆重召开。中共党团地委的全体成员、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绝大多数成员与工、农、商、学、妇各界群众2万多人到会。9时许，各地工农群众和各校学生队伍开始进场。四川军阀安排枪手和打手，暗藏短枪、大刀和铁棒混入群众队伍进入了会场。正当大会宣布开始举行之际，场内便衣武装开始发难，亮出手枪、马刀、木棒、铁尺等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猛击，在场外的百余武装人员也乘机冲入会场，开枪乱射，会场秩序顿时大乱。打枪坝本有五处出口，但都被敌人堵断。场内群众欲逃不能，拼命向城墙边跑去，前拥后挤，有被枪击者，有被挤伤挤死者，还有因被追击冒险坠城而致死伤者。会场外也有不少遭乱枪射击而致死伤者。这次大屠杀从11时起，至14时结束，死者300余人，重伤者700人至800人，轻伤者不计其数。[8]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监察委员陈达三被开枪打死，重庆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左派、著名经济学家漆南薰被歹徒拖至两路口剖腹、肢解而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中共重庆地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的冉钧脱险后不顾个人安危，冒险在城内联系、安顿同志，4月1日在七星岗附近被石青阳的便衣队认出，立遭枪杀。

与此同时，军阀、团阀、国民党右派等又纠集地痞、暴徒，捣毁了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市总工会、妇女联合会、中法学校、中山学校、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新四川日报社等革命活动阵地。

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跳墙脱险后，决定亲自到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惨案情况，不幸于4月4日凌晨在刚起锚离港的亚东号轮船上被捕。在敌人面前，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4月6日，临刑前，他高呼革命口号，敌人将他的舌头割掉；他怒目而视，以手指敌，敌人又剜去他的双眼，砍掉他的两只手掌，最后身中三枪，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杨闇公、冉钧牺牲后，以任煜（任白戈）为负责人的临时党团地委，在艰难中继续秘密开展工作，将幸存的革命骨干转移到涪陵，与李蔚如领导的农民军会合，使涪陵成为三三一惨案后革命力量集中的最后一个阵地。7月3日，李蔚如被杨森部驻涪陵师长郭汝栋与刘湘合谋诱捕，8日被杀害于南岸黄桷垭。涪陵革命武装随之解体，四川最后一个革命阵地丧失，标志着大革命在重庆的失败。从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开始漫长而艰苦的革命斗争。

中共重庆地委的成立是重庆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和转折点，虽然经历了“以团代党”的曲折，但它一建立就以崭新的姿态、蓬勃的朝气立于时代潮头，勇敢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复杂政治形势下，中共重庆地委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起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始终走在斗争前列，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得到扩大，广大人民群众在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开始了新的觉醒，如此种种充分体现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党通过对革命斗争的领导，特别是把军事运动工作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在争取四川军阀的基础上开始了探索独立掌握部分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新尝试，使四川革命运动发展迅猛，并迅速汇入到全国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由于四川军阀和蒋介石集团的联合“围剿”，曾经造成很大声势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四川大革命运动最终失败了。但是，通过这场大革命，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锻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进一步认清了所肩负的光荣使命。这一切，为党领导重庆人民把革命斗争继续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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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劼刚：《大革命时期四川国民党左右派的斗争》，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1984年印，第348页。

[2]罗人庆：《大革命洪流中的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1984年印，第5页。

[3]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4]《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工作报告》（1926年8月9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5]杨闇公：《中国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

[6]六项主张为：德阳丸案中犯罪日本人，应即按照中日领事裁判条约，由两国官宪会同审判治罪；德阳丸案中犯罪华人，应即要求日领事依法引渡，交中国官厅办理；受伤落水之谍查兵6人，应由日清公司给予相当之损害赔偿；取消德阳丸船主在长江一带航业界之服务资格；日本领事向中国国家道歉；日本领事保证该国商船以后不得再有此等贩币殴人之行为。

[7]《中共中央听童（庸生）同志报告后的结论——关于四川的军事工作等》（1926年9月10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8]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关于三三一惨案的宣传大纲》，1927年4月2日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