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沪学会　开新风尚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春天，李叔同想起离开南洋公学之前蔡元培的教导，与教育家马相伯（名良，以字行，江苏丹徒人）以及同学穆湘瑶之弟穆藕初（名湘玥，以字行，上海川沙人）等人合作，择地租界之外，在靠近城南的董家桥，创办了一个开展民众文化教育的社会团体——沪学会，旨在针对当时社会现状，通过招收失学青年开办补习学校，以培养人才；通过召开演说会、音乐会、编演文明新剧等，提倡女权、民权，以宣传讲究卫生、移风易俗，广开社会新风气；并通过练习枪操，提倡尚武精神，以使国家独立富强。沪学会的骨干，大多为当时教育界的硕彦名流。

1904年4月4日寒食节，李叔同在书赠侄子李晋章（麟玺）的扇子上作《书愤》诗一首，以宣泄自己当时的一腔抱负，满腹牢骚。其诗曰：

文采风流四座倾，眼中竖子遂成名。某山某水留奇迹，一草一花是爱根。休矣著书俟赤鸟，悄然挥扇避青蝇。众生何用干霄哭，隐隐朝廷有笑声。

李叔同早年酷爱戏剧，在天津时，就曾向孙菊仙、杨小楼、刘永奎等名角学过京剧，票演过《落马湖》《八蜡庙》等武生戏，饰演过褚彪等角色。抵沪后，又在上海舞台出演过《黄天霸》《白水滩》等剧目。

沪学会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宣扬新思想，移风易俗，恰与李叔同的兴趣雅志相符合。1905年春，他在《为沪学会撰〈文野婚姻新戏册〉既竟系之以诗》中写道：

床笫之私健者耻，为气任侠有奇女。鼠子胆裂国魂号，断头台上血花紫。

东邻有兄背佝偻，西邻有女犹含羞。蟪蛄宁识春与秋，金莲鞋子玉搔头。

河南河北间桃李，点点落红已盈咫。自由花开八千春，是真自由能不死。

誓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地皆胡尘。

李叔同于第三首中所说的“是真自由能不死”，显然旨在提倡婚姻自由，以及鼓吹个性解放对于生命之意义。第四首中所写的“誓度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已经流露出了他崇尚佛教，誓度众生的心理倾向；而“孟旃不作吾道绝”，则阐明了利用戏剧这一文艺形式宣传动员群众之重要性；“中原滚地皆胡尘”，不仅显露出当时外敌入侵的现实情境，也隐含了沪学会试图利用戏剧鼓动群众抵御外敌入侵的立场与意向。

同时，李叔同又根据司马迁《史记》所谓“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的主旨，作《〈滑稽传〉题词四绝》，颂扬淳于髡、优孟、优旃、东方朔之类滑稽人物“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的可贵精神，以及他们虽然出身微贱，但灵活机智、能言善辩，善于察情取譬、缘理设喻、借事托讽的聪明才智，数句之中，极嬉笑怒骂之致，起到了与“六艺于治一也”的重要作用。李叔同在《〈滑稽传〉题词四绝》中写道：

斗酒亦醉石亦醉，到心唯作平等观。此中消息有盈朒，春梦一觉秋风寒。

淳于髡

中原一士多奇姿，纵横宇合卑莎维。（自注：莎士比亚，维白新德。）人言毕肖在须眉，茫茫心事畴谁知？

优孟

婴武伺人工趣语，杜鹃望帝凄春心。太平歌舞且抛却，来向神州忾陆沉。

优旃

南山豆苗肥复肥，北山猿鹤飞复飞。我欲蹈海乘风归，琼楼高处斜阳微。

东方朔

20世纪初，中国音乐界并没有采用现代的科学作曲法，使用的还是传统的工尺谱。直到沈心工赴日留学学习西洋简谱和五线谱作曲法后，中国音乐界才开始按西洋现代科学作曲法谱写乐歌。

沈心工，原名庆鸿，号叔逵，以笔名行于世，上海人，1896年考入南洋公学师范班，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他在就读东京弘文学院期间，发起在东京留学生会馆开办音乐讲习会，并请日本音乐教育家铃木米次郎讲授乐歌，学习西洋简谱和五线谱作曲法。沈心工所作《兵操》（“男儿第一志气高”），就是在日本创作的。沈心工于1903年学成归国后，开始在南洋公学附小等学校中传授西洋简谱和五线谱作曲法，并编出《学校唱歌集》作为示范，中国音乐界由此始按西洋现代科学方法谱写乐歌。尤其自1904年沈心工编写的《学校唱歌集》和曾志忞编写的《教育唱歌集》分别在上海和东京出版之后，现代科学作曲法更是在新兴学堂中风行一时。这当然也引起了李叔同的密切关注。李叔同诚挚邀请沈心工在沪学会文化补习班开设乐歌课，自己也一起听讲，接受西洋音乐的启蒙。

1905年，内忧外患的中国，正需要有识之士为唤起民众爱国主义精神，助威呐喊。为配合当时兴起的“抵制美货”“抵制日货”爱国运动，李叔同将民间曲调《老六板》减慢为四四节拍，配上自撰歌词，为沪学会创作了处女作《祖国歌》：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乌乎，大国民！乌乎，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乌乎，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这首《祖国歌》主题鲜明，词曲贴切，歌颂了幅员辽阔的华夏古国，抒发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一经教唱，即由沪学会传遍沪上，继而传遍全国，开启了国人利用民族曲调配制乐歌的新风尚，李叔同也一举成为闻名全国的乐歌音乐家。黄炎培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中写道：

叔同呢，从南洋公学散学以后，经过一个时期，在上海集合一般思想先进分子，择地租界以外——那时是1904、1905年——创设一个“沪学会”，经常召开演说会，办补习学校——也许是全国第一个补习学校……我至今还保存着叔同亲笔写他自撰词、自作曲的《祖国歌》，当时曾被一般男女青年传诵。当然，必须认定这还是叔同的早年作品。但也值得珍视。

李叔同后来就职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期的门生丰子恺，在《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中回忆道：

我是李先生任教杭州省立第一师范时的学生，但在没有进入杭州师范的时候，早已在小学里唱过这《祖国歌》。我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外患日逼的时期。如黄先生（黄炎培）文中所说：1894年甲午之战败于日本，1895年割地赔款与日本讲和，1897年德占胶州湾，1898年英占威海卫，1899年法占广州湾，1900年八国联军占北京，1901年订约赔款讲和。——我的少年时代正是在这些国耻之后。那时民间曾经有“抵制美货”“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等运动。我在小学里唱到这《祖国歌》时候，正是“劝用国货”的时期。我唱到“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的时候，和同学们肩了旗子排队到街上去宣传“劝用国货”时的情景，憬然在目。我们排队游行时唱着歌，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正是其中之一。但当时我不知道这歌的作者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