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征省亲　辛丑泪墨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李叔同奉母携眷离开天津两年多了。虽然自己与仲兄李文熙并非一母所生，然年幼时仲兄的关切照拂，并未淡忘。尤其自去岁因庚子之乱，京津骚然，仲兄迫不得已，携家带口逃至河南内黄自家盐引地避难，便音讯全无，更加令人牵肠挂肚。况且自己也该向远在天津的众师友报告一下来沪之后的生活状况，以免大家挂念。因此，辛丑元宵节过后，李叔同决定由海路先北上天津看望师友，再赴河南内黄探望仲兄。

许幻园在李叔同此次省亲出发前，手持自己于辛丑（1901）春养病时撰成《城南草堂笔记》三卷初稿，嘱请李叔同为之题跋。李叔同在为其所撰《城南草堂笔记·跋》中写道：

云间许幻园姻谱兄，风流文采，倾动一时。庚子初夏，余寄居城南草堂，由是促膝论文，迄无虚夕。今春养疴多暇，数日间著有《笔记》三卷，将付剞劂。窃考古人立言，与立德立功并重。往往心有所得，辄札记简帙，兼收并载，积日既久，遂成大观。如宋之《铁围山丛谈》，本朝《茶余客话》《柳南随笔》之类。今幻园以数日而成书三卷，其神勇尤为前人所不及。他日润色鸿业，著作承明，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则幻园之学，岂遽限于是哉。时在辛丑元宵后，余将有豫中之行，君持初稿属为题词，奈行色匆匆，竟未得从容构想。爰跋数语，以志钦佩。当湖惜霜仙史李成蹊漱筒甫倚装谨识。

也许有人会问，前文说李叔同应许幻园之邀移居城南草堂的具体时间是己亥（1899），为什么李叔同此处称“庚子初夏，余寄居城南草堂”呢？窃以为，李叔同此处所写的并非指其移居城南草堂的具体时间，而是说他移居此间后，在“庚子初夏”这个时段，与许幻园“促膝论文，迄无虚夕”而已。

辛丑二月，李叔同北征省亲启行前，填《南浦月·将北行矣留别海上同人》云：

杨柳无情，丝丝化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李叔同乘坐海轮北行之初，心情尚佳，还觉得“风平浪静，欣慰殊甚。落日照海，白浪翻银，精彩炫目。群鸟翻翼，回翔水面。附海诸岛，若隐若现”。然却好景不长，是夜，李叔同便“夜梦至家，见老母室人作对泣状，似不胜别离之感者”，李叔同不由得潸然泪下，“比醒时，泪痕已湿枕矣”。

当轮船驶近大沽口时，李叔同见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战事留下的破房瓦砾，断壁残垣随处可见，而心目中的昔日辉煌，早已不见踪影，触景生情，思绪起伏，悲愤难平，遂吟成《夜泊塘沽》诗一首：

杜宇声声归去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春来春去奈愁何，流光一霎催人老。新鬼故鬼鸣喧哗，野火燐燐树影遮。月似解人离别苦，清光减作一钩斜。

诗中诸如“新鬼故鬼鸣喧哗，野火燐燐树影遮”这样充满凄厉之气的句子，令人读后，不觉惊悚战栗。

李叔同次日晨起登岸，由于行李冗赘，赶到车站时由塘沽开往天津的第一班火车已发出。李叔同“欲寻客邸暂驻行踪，而兵燹之后，旧时旅馆率皆颓坏。有新筑草舍三间，无门窗床几，人皆席地坐。杯茶盂馔，都叹阙如”。他只好“强忍饥渴，兀坐长喟。至日暮始乘火车赴天津。路途所经，庐舍大半烧毁。抵津城，而城墙已拆去，十无二三矣”。

李叔同返津之初，寄居在城东仲兄李文熙的岳父姚氏家中。抵津次夜，恰遇大风，愁不能寐，他以大风喻时事，拥被作《遇风愁不成寐》诗一首：

到津次夜，大风怒吼，金铁皆鸣，愁不能寐。

世界鱼龙混，天心何不平？岂因时事感，偏作怒号声。烛尽难寻梦，春寒况五更。马嘶残月坠，笳鼓万军营。

李叔同青少年时期的知交师友，如金石家王襄、王钊，书法家孟广慧、华世奎，画家马家桐、徐士珍、李采蘩，诗人赵幼梅、王吟笙等津门社会名流，闻听李叔同回到天津，纷纷前来看望叙旧，询问沪上情况。虽说分别只有两年多，彼此却犹如唐代诗人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中诗句“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之境，不觉生发“忽忽然如隔世”之叹。

李叔同在姚家借宿不久，颇觉不便，于是移住旅馆。虽已值仲春，然其时天津依然积寒凝阴，“倒春寒”时，即使身着重裘，仍寒气逼人，难觉暖意。夜晚，李叔同枯坐旅馆，以读随身携带书籍打发时光。当其读至南唐后主李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句时，感时抚事，为之怅然。

就在李叔同居津数日，拟赴豫中探望仲兄之际，又闻去河南路途“土寇蜂起，虎踞海隅，屡伤洋人，行人惴惴”。李叔同考虑到安全难以保障，不得不取消原计划，继续留在天津访问师友。

李叔同当初在天津学习书法时，曾结识过几位日本同道。这其中与上冈岩太（字白电，别号九十九洋生）相对更加熟悉。当李叔同听说上冈岩太此时正患病住院，便前往医院探视。从李叔同记叙此次会晤的文字看，由于当时李叔同尚未学习日语，上冈岩太也仅识得汉字不会汉语，因此他们只能靠笔谈进行交流，竟然也“笔谈竟夕”“极为契合”。上冈岩太，系日本赤十字社中人，他本人不赞成日本侵略中国。此次会晤中，上冈岩太甚至对李叔同说过一番要“尽忠报国”的话，李叔同“感愧殊甚”，吟成《感时》七绝一首：

杜宇啼残故国愁，虚名遑敢望千秋。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

越日，李叔同还邀约上冈岩太和另一位日本朋友大野舍吉，以及友人王曜忱等，前往育婴堂，拜访正执事其中的老师赵元礼。没过几天，当李叔同再次造访育婴堂时，赵元礼对李叔同说，日本人向其求书者甚多。李叔同也向赵元礼汇报，一些日本人见他所书“略解分布”，也“争以缣素嘱写，颇有应接不暇之势”，并说自己此次抵达天津后，已应神鹤吉、大野舍吉、大桥富藏、井上信夫、上冈岩太、塚崎饭五郎、稻垣几松等多人之请，为其书字。当然，李叔同也借此机会，收藏了日本书家大桥富藏、千叶等人的书作。李叔同此次天津之行，与如此众多的日本书家进行了书艺交往，也引发他发出“海外墨缘于斯为盛”的感叹。

辛丑清明，李叔同在天津度过。一杯浊酒下肚，百感交集。他在《津门清明》诗中写道：

一杯浊酒过清明，肠断樽前百感生。辜负江南好风景，杏花时节在边城。

李叔同于其中透露出不愿继续辜负江南好风景，打算返回上海。临行前，李叔同又作《赠津中同人》七绝一首曰：

千秋功罪公评在，我本红羊劫外身。自分聪明原有限，羞将事后论旁人。

此诗中所谓“红羊劫”，是说旧时讲究迷信的人认为，丙午、丁未两年，多为国家发生灾祸的年份。又因丙、丁为火，色红，未为羊，所以将此时国家正遭逢八国联军入侵，天下大乱，称为“红羊劫”。

李叔同此次北征省亲，在天津住了近两个月。辛丑四月，他仍乘海轮南下上海。此次虽然见到了不少师友，但与仲兄李文熙见面的计划未能如愿，李叔同甚为不快，加之耳闻目睹了庚子事变后的津门情景，越发茫然无措、忧郁悲戚。第一夜宿塘沽旅馆，长夜漫漫，孤灯如豆，李叔同填《西江月·宿塘沽旅馆》一阕：

残漏惊人梦里，孤灯对景成双。前尘渺渺几思量，只道人归是谎。谁说春宵苦短，算来竟比年长。海风吹起夜潮狂，怎把新愁吹涨？

第二天傍晚，李叔同登上南返轮船后，眼望落日，心中惆怅，作《日夕登轮》一首：

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晚帆轻似箭，落日大如箕。风卷旌旗走，野平车马驰。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

李叔同返回上海途中，也只能以填词赋诗来抒发和排遣自己情怀。当轮船途经山东烟台时，李叔同又作《舟泊燕台》（燕台，即烟台）：

澄澄一水碧琉璃，长鸣海鸟如儿啼。晨日掩山白无色，□□□□青天低。

李叔同返程海轮上某日深夜，正处梦中，忽闻有人鼓吹笙箫、拨弄丝弦的管弦乐声，他醒来“倚枕静听，音节斐靡，沨沨动人”，不由得想起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所记杭州何春巢《秦淮竹枝》所云“我已三更鸳梦醒，犹闻帘外有笙歌”的情境，认为自己能于是夜海轮上得闻此等笙歌，也算是人生可遇不可求的一种精神体验吧。于是在枕上作《轮中枕上闻歌口占》一绝：

子夜新声碧玉环，可怜肠断念家山。劝君莫把愁颜破，西望长安人未还。

李叔同返抵上海不久，将此次省亲的经过与见闻连同途中所作诗词，以日记体形式编辑整理成《辛丑北征泪墨》，并于是年五月付梓出版。这些诗词，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李叔同的人生经历、艺事活动和思想情绪，也反映了当时的时局变幻与人情世态。李叔同在《辛丑北征泪墨·序》中写道：

游子无家，朔南驰逐。值兹离乱，弥多感哀。城郭人民，慨怆今昔。耳目所接，辄志简篇，零句断章，积焉成帙。重加厘削，定为一卷。不书时日，酬应杂务，百无二三。颜曰“北征泪墨”，以示不从日记例也。辛丑初夏，惜霜识于海上李庐。

李叔同早年写作的文稿多已散失，这本《辛丑北征泪墨》弥足珍贵。马叙伦曾在《忆旧》中说，李叔同此作一出，上海文坛盛称李叔同为“豪华俊逸，不可一世”耳。

李叔同还将《辛丑北征泪墨》中的诗词作品另行辑出，寄请老师赵元礼阅正。赵元礼阅后题词曰：

神鞭鞭日驹轮驰，昨犹绿发今白须。景光爱惜恒欷歔，矧值红羊遭劫时。与子期年常别离，乱后握手心神怡。又从邮筒寄此词，是泪是墨何淋漓。雨窗展诵涕泗垂，檐滴声声如唱随，呜呼吾意俦谁知！

赵元礼的这首题词，不仅显示了丧乱之际师友感叹人生易逝、岁月不再之心情，也包含他们对家国命运的担忧与愁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