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子弟　有志于学

人们通常将一个人父辈以上的从出之地，称为“祖籍”，而将其出生之处，称为“籍贯”。依此惯例，传主李叔同的祖籍，属浙江平湖（古名当湖）。这一点，通过他出家前经常使用的“当湖惜霜”“当湖布衣”两方印，以及1896年刊印《唐静岩司马真迹》时他以“当湖李成蹊署”落款，1900年出版《诗钟汇编初集》时内题“当湖惜霜仙史编辑”，1901年为许幻园《城南草堂笔记》作跋署“当湖惜霜仙史李成蹊漱筒”，1902年应“各省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时将籍贯填写为“浙江省嘉兴府平湖县”，以及1938年在其所持的由福建省晋江县颁发的佛教徒身份证中籍贯栏填写“浙江”等，足以说明。不过，由于李叔同的先世后来于北方经营盐业和银钱业，遂寄籍直隶天津。

旧时科考考卷上，除了需要填写籍贯，还要填写三代人名。李叔同在天津考县学时的考卷上，填写的是祖父李锐，叔祖父李锟，父亲李筱楼，以及他自己的名字——李文涛。

李叔同的祖父李锐善于盐业经营，延至其父李筱楼一辈，李家已成为天津盐商界巨富之一。

李筱楼，讳世珍，以号筱楼（一作晓楼）行世，出自瑞安孙渠田学士门下。早年曾教过家馆（私塾）。清同治四年（1865年），年过“知天命”大器晚成的李筱楼，先考取了举人，接着又在乙丑科会试中以第七十名成绩，与同出瑞安孙渠田学士门下的合肥李鸿章，以及桐城吴汝纶（挚甫）为同年进士。

李筱楼进士受职后，虽曾担任过吏部主事，但他没过几年便辞去官职，继承父业，下海从商，经营盐业。李筱楼继承其父李锐善于筹划经营的本领，不仅在河南内黄县有盐引地，当时还在天津粮店后街62号（后改为60号）设有供应皇宫中物用内局生意的“桐达钱铺”，由此被时人称为“桐达李家”。此外，李筱楼又于天津宫北大街设有“桐兴茂钱铺”作为门市，并在上海申生裕钱庄设有柜房。李筱楼通过上述举措，将其产业和财富推向了顶峰。李筱楼晚年乐善好施。60多岁时，他还在粮店后街住家附近的孙家胡同（后来改为顺风胡同），创办了一个名为“备济社”的慈善团体，施舍衣食，赈济贫寒。李叔同三子李端在《家事琐记》中说：

我的祖父李筱楼曾考举过清朝进士，并当过吏部主事的官。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晚年，为我家财势最盛的时候。其一，我家在河东粮店后街六十号那一处门前挂有“进士第”和过道内悬有“文元”匾的大宅院，就是他六十多岁以后购置的。其二，他在六十多岁时还在住家附近的孙家胡同（今顺风胡同）办了一个慈善团体“备济社”，赈济贫寒，施舍衣食，人称“粮店后街李善人”，冠以地名是为了区别于城里冰窖胡同的“李善人”。其三，我家看门房的老家人张顺对我讲过，说我爷爷在世时，我家曾多次来过“镖”，这应该是我家干盐务的收入，通过镖行从引地押运到津的。张顺老人说，来“镖”的时候，前开大门，成箱的财物卸在前边的柜房里，人出人进，热闹极了。

桐达钱铺很可能是我家的一个内局生意，柜房就在粮店后街六十号的前院。柜房门前廊柱上，有木制的抱柱对联，红地黑字，上下联的第一字分别是“桐”“达”两字，全联已不记得了。此外，我家在宫北大街还有一处桐兴茂钱铺，是做门市生意的。

李筱楼邃于性理之学，身体力行；晚年好内典，尤耽禅悦。李筱楼曾书联句曰：“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并将其住宅命名为“存朴堂”，亲书堂匾。由此，也被时人称为“存朴堂李筱楼家”。

胡宅梵在《记弘一大师之童年》前言中，说明了他恭请弘一法师讲述其童年时事的原委：

民国十九年（1930），亦幻和尚住持慈溪白湖金仙寺。秋，弘师莅止。予居近寺，时得亲炙。一日，予谓师曰：“师童时事，世鲜知者，可得闻乎？”师曰：“年幼无知，事不足言。惟我父乐善好施之行，颇堪风世励俗，差足传述，而与余幼年之生活，亦有密切之关系也。”于是师乃条述其幼年状况，予即秉笔为记，记毕呈阅，复经师亲以朱笔改正，则此篇可称其幼年之真实史也。

胡宅梵在《记弘一大师之童年》中记道：

筱楼公精阳明之学，旁及禅宗，颇具工夫。饮食起居，悉以《论语·乡党》篇为则，不少违。晚年乐善好施，设义塾，创备济社，范围甚广，用人极多，专事抚恤贫寒孤寡，施舍衣食棺木。每届秋末冬初，遣人至各乡村，向贫苦之家探察情形，并计人口之多寡，酌施衣食。先给票据，至岁暮，凭票支付。又设存育所，每届冬季，收养乞丐，不使冻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年斥资千万计，而不少吝惜，津人咸颂之曰“李善人”。性喜放生，所放鱼鸟不知凡几。

李筱楼除了元配姜氏外，还纳有郭氏、张氏和王氏等三位侧室。李叔同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中写道：

我有四位曾祖母。

嫡曾祖母姜氏老太太，生我伯祖父李文锦。她终年八十四岁。

曾祖的第一侧室是郭氏老姨太太，活了八十六岁，我见过她。

曾祖的第二侧室张氏，是我的亲（曾）祖母，生我祖父李文熙（字桐冈）。她谢世较早。

曾祖父的第三侧室王氏，生我叔祖父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她出身很苦，1905年在上海故去，终年四十五岁。

李筱楼元配姜氏所生长子李文锦（字不传），约于1830年前后出生，长李叔同近五十岁。李文锦婚后，育有一女一子后即去世。其女嫁给姚姓京官，其子后来因病而夭亡。李文锦遗孀从此只能以念咒诵经打发日子。姜氏享年八十四岁逝世时，李文锦遗孀亦以吞金方式“尽孝”而亡。

李筱楼的第一侧室郭氏没有生育，因此不大为李筱楼看重。郭氏常年靠诵经念佛打发时日，于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正月初五故于本宅，终年八十六岁。李端在《家事琐记》中说：

我还见到一位郭氏奶奶，一直住在我家，活到八十多岁才故去。因为她满头白发，我幼年时一直称呼她为“白头发奶奶”。每当我患了消化不良闹肚子疼时，就找这位奶奶给我推肚子。她一边念《大五雷咒》和《小五雷咒》，一边给我按摩。她先住在后跨院的三间西房，后又住前院的三间北房，外间屋供有佛像，也就是我家的佛堂。

她每日诵经礼佛，有一位女仆萧妈妈照顾她的晚年生活。

李筱楼的第二侧室张氏，生次子李文熙，字桐冈，号敬甫，长李叔同十二岁，自幼身体羸弱，不太健壮。张氏早年谢世。

与当下有些人结婚不要孩子的所谓“丁克家庭”观念有所不同，一百多年前，大多数人依然秉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由于李筱楼担心次子李文熙身体羸弱寿命难长，致使李家香火断绝，便在光绪五年己卯（1879）六十七岁高龄时，又纳家中年仅十九岁的使女王凤玲［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旧历四月廿一生］为第三侧室。李叔同孙子李曾慈在《家事片断》中写道：

七八年以前，在北京地安门附近居住的我的叔伯大姐李孟娟（我三伯父李圣章的长女）向外间透露，说我曾祖母王氏名为“凤玲”，她是幼时听我曾祖父的第一侧室郭氏向后辈人讲说的，当属可信。

光绪六年庚辰（1880）九月二十日，王凤玲在天津河东（区）地藏庵前路北陆家胡同（后改为陆家竖胡同）二号老宅（今已不存），产下一子，李筱楼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义，为其取名成蹊，学名文涛，这便是本书传主——后来以字行的李叔同。

中国古代在记述圣贤降生人间时，好事者往往故弄玄虚，编造出种种所谓吉兆祥瑞，以明其异征之象。受此影响，李叔同也在所难免。吕伯攸就曾编造李叔同降生时“雀衔松枝”的故事，他在1926年9月17日《小说世界》中发表的《记李叔同先生》中写道：“据他（李叔同）说，这（松枝）便是他当年呱呱坠地的时候，由一只喜鹊衔着飞进来，落在产妇床前的。”此后，有不少人蹈袭此说，以讹传讹。1943年弘一法师圆寂一周年时，由上海弘一大师纪念会编印的《弘一大师永怀录》中，僧睿在其撰写的《传二》中就写道：“当（弘一法师）诞生时，雀衔松枝降其室。此枝至今灭度时犹悬诸床前，其珍贵可知。”

当然，也有对此不以为然者。林子青在《弘一法师年谱》（增订版）“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一岁”中写道：“传说大师生时，有雀衔松枝降其室，认为大师生有异征，其实并无此事。”并于其下注曰：“……最荒唐的是《觉有情》杂志当时所引的《晋江通信》说：‘法师圆寂时，此木仍端挂于禅榻旁之壁上，今存泉州开元寺。’关于此事，圆拙法师曾问过大师圆寂时为其料理后事的妙莲法师。他说，挂在禅房壁上的树枝是泉州的龙眼树枝，大师平时用以悬挂笠子帽子之类者。文人好事，故神其说以惑世人，可谓厚诬大师。”

1882年，李叔同三岁时，李筱楼购置了天津河东（区）山西会馆南路西大门一处新居，即原粮店后街62号（后改为60号），李家迁居于此。这处建筑，属于奥匈帝国租界。李筱楼与次子李文熙，当时以富商士绅代表身份，在奥匈帝国租界中担任“华人董事”。

李筱楼新置的这处建筑由四个院落组成，呈“田”字形布局。如同当时天津大多数巨商富户一样，李家院内也有一处洋式建筑——一间高台阶的“洋书房”，除了东西两面窗户为双层玻璃一层纱窗之外，书房内还摆放着一架据说是由奥匈帝国驻津领事赠送的当时非常少见的钢琴，以及用红木打制的床架、书橱、茶几、座椅、写字台等，以显示主人的文明、富有与气派。在书房高台阶下面，还有一处名为“意园”的小巧别致袖珍式花园。

光绪十年甲申（1884）八月初五，李筱楼因患痢疾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二岁。李筱楼出殡时，由李鸿章充任“点主”，马三元（清朝武官）充任“报门”，仪式颇为隆重气派。

李筱楼去世后，其灵柩于家中停放七日，每日延僧，诵经不绝。李叔同时方五岁，见僧诵经之举动，颇觉爱敬。胡宅梵在《记弘一大师之童年》中写道：

（筱楼）公年至七十二，因患痢疾，自知不起，将临终前痢忽愈。乃属人延请高僧，于卧室朗诵《金刚经》，静聆其音，而不许一人入内，以扰其心。师时方五龄，亦解掀帏探问。公临殁，毫无痛苦，安详而逝，如入禅定。灵柩留家凡七日，每日延僧一班，或三班，诵经不绝。时师见僧之举动，均可爱敬，天真启发，以后即屡偕其侄辈，效焰口施食之戏，而自据上座，为大和尚焉。

此处所谓“焰口施食”，是佛教密宗的一种施食忏法，源自唐不空译《救拔焰口陀罗尼经》，多于夜间举行。“焰口”，佛经中的饿鬼名，又译为“面然”，称为“面然大士”。自宋以后，焰口施食忏法盛行。寺庙或信众举行佛事一日或三日，其最后夜间必举行施食法，谓之“放焰口”。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中写道：

叔祖比我父亲李麟玉年长九岁，他们叔侄幼时是同玩的小伙伴。据我父亲讲，他和他的三叔一起常学和尚念经玩，三叔装“大帽”和尚在那里念念有词，他在下首当小和尚，听从调遣。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单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

李筱楼长子李文锦早年亡故，因此李筱楼去世后，“桐达李家”便由其年仅十六岁的次子李文熙负责掌管。李叔同自六七岁起，便由仲兄李文熙担当其启蒙教育。李文熙对其教督甚严，不得稍有越礼。从学伊始，李文熙教他认读眼前常见的一些字词联句。如其老宅厅堂的抱柱上，有父亲李筱楼生前请刘文定（即清代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刘统勋）书写的大联，其上联曰“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当李叔同读到能背诵时，李文熙就告诉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衣一食当思来之不易，要养成节俭惜物的良好习惯，不能任意抛掷糟蹋。”李叔同聪明颖悟，听罢立刻点头称是。

李叔同七八岁时，李文熙便以《玉历钞传》《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等为其日课。又攻《文选》，久之，李叔同亦能琅琅成诵，人多异之。李叔同在李文熙为其指定的这些教材中，对《格言联璧》情有独钟，可谓百读不厌，乃至终生恒览是书，并将其奉为圭臬。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莫过于从小养成良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幼年时期的家庭与成长环境、所受的教育，以及由此养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将以其惯性一直持续下去，很难从根本上彻底改变，此即常言所谓“三岁看大，五岁看老”。这也是“孟母三迁”择邻而居的根本动因。

一般而言，父母与自己的年幼子女接触最早，相处的时间也相对较多，是人生天然的首席教师。李叔同的生母王凤玲及乳母刘氏，经常借助古代先贤的诗句格言，教导李叔同从小就要注重日常生活细节。这些诗句格言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久而久之，李叔同亦能理解其义，并从中获取教益。胡宅梵在《记弘一大师之童年》中写道：

师幼时食必置姜一碟，盖效乃父不撤姜食之义。一日师食时，桌少偏，其生母训之曰：“席不正不坐。”盖公之守《乡党篇》之则，已感化于妇孺矣……师有乳母刘氏，能背诵《名贤集》（《集》为格言诗，四、五、七言递加），时教师习诵其词，如：“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又如：“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师虽在八九岁之间，亦颇能解其义。

日课之外，李叔同还跟随大侄妇王氏（即长兄李文锦子之妻）学念咒，并学明代思想家袁了凡记“功过格”。

所谓“功过格”，是一种从佛道善恶报应的思想演化而来的推命术。其方法是将自己的行为分别善恶，逐日记录，以查考自己的功与过。佛教通常以因果轮回论人福祸；道教亦以善恶报应谈人吉凶。然佛、道二教，主要着眼于来世。功过格则从现世出发，认为“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身”。袁了凡在《了凡四训》中认为，人之寿夭、贵贱、吉凶的定数，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行善者多吉，施恶者多厄。一个人的善恶功过，自有神灵明察、决定奖惩，所以任何飞来的横祸、意外的福禄，看似偶然，实则为功过报应必然体现。

李叔同八九岁时，始从常云庄先生受业，接受正规的旧式教育。学习诸如《孝经》《毛诗》《笠翁对韵》《千家诗》等蒙学书籍。十岁，开始学习《四书》《古文观止》等典籍。十四五岁时，又细读了《史汉精华录》《左传》等数种史学典籍。

李叔同十余岁时起，逐渐开始对社会、对人生形成自己的看法。当见到乃兄待人接物，礼貌往往依其人贵贱而异，心殊不平，遂愤世嫉俗，反其兄之道而行之。对贫贱者敬待之，对富贵者轻视之。李叔同儿时特别喜欢养猫，心中若遇不平之事，情绪往往更趋偏激逆反，以至于敬猫如敬人。由此可见，李叔同与众不同的性格情绪等心理特质，在幼年时即已养成。即使在长大成人之后，李叔同喜欢养猫的嗜好亦未稍改。姜丹书在《追忆大师》中曾写道：

上人少时，甚喜猫，故畜之颇多。在东京留学时，曾发一家电，问猫安否。

李叔同自十二三岁起，开始学读《尔雅》《说文解字》，略习训诂之学，并开始临摹学习篆书。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闰三月，弘一法师于大病始愈之后所写篆书华严偈颂集句“能于众生施无畏，普使世间得大明”中题记：

十三岁学篆，弱冠已后，遂即弃舍，忽忽垂四十载矣。尔者勉力作书，握管生疏，无复儿时故态。衰老寖至，道业未就，殊自惭也。岁次玄枵闰三月，大病始愈。华严偈颂集句，晋水薝葡院沙门髻严，时年五十又七。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秋，弘一法师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在致金石美术家许晦庐（名霏，福建泉州人）的信中也写道：

……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篆额二纸，率尔写奉。十四五岁时常学篆书。弱冠以后，兹事遂废。今老矣，随意信手挥写，不复有相可得，宁计其工拙耶。

这期间，李叔同不仅潜心临写篆书，也在隶书、楷书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先后摹写过东晋《爨宝子碑》、北魏《张猛龙清颂碑》《司马景和妻墓志》和洛阳“龙门四品”（《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等造像记》《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等南北朝各种楷书碑版。还反复学习过清代刘墉（字崇如，号石庵）临摹明代文徵明所书楷书《心经》甚久。

相信读者通过李叔同下面这些早期临摹石鼓文、峄山碑、爨宝子碑、天发神谶碑等墨迹，可见其当时功力已经非同小可。

除了学习书法之外，李叔同此时还曾学佛教施放“焰口”的程序及其仪轨。他在1936年春于厦门南普陀寺讲述并由高胜进笔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曾说：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

李叔同经过这七八年按照当时常规的儿童教育方法的家馆课程学习，不仅学习中华蒙学经典，熟悉了圣贤教诲，还兼习书法，使得他在经史诗文和文字学诸方面，具备了扎实的根底，为将来走向社会自立营生，奠定了基础，更为后来“文章惊海内”和研读佛教经典，积蓄下了知识和能量。

然自从父亲李筱楼去世后，“桐达李家”经济日渐衰落，家人死亡接踵相继，这些变故，都在年幼的李叔同内心中痛烙印记。这使得他时常兴起人事无常之感，也使得他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即以十五岁小小年纪，作出“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诗句。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十六岁的李叔同考入城西北文昌宫旁边的辅仁书院，学习制艺（八股文）。辅仁书院与当时天津另外两处书院（三取书院、问津书院）一样，与官学并无多大区别，只不过都是以考课为主，不再讲学而已。

辅仁书院于每月初二、十六两日，考课两次。一次为官课，一次为师课，分别由官方和掌教出题、阅卷、评定等级，并根据其考课成绩发给奖赏银钱，以督促学业。按照当时考试格式，所作文章要逐字写在考卷格子纸中，而发下来的考卷纸张通常又有一定限量，然由于李叔同在考入辅仁书院之前，已饱读经史诗文，学有根底，因此每次考课作文，每感纸短文长，意犹未尽，他便在考卷一格中改书两字交卷，由此博得了“李双行”的美称。李叔同常常名列前茅，获得奖银。

李叔同出生于进士之家，对经商无兴趣，想要继承和光大其门楣，除了科举和功名，当时还没有更好的办法，因此他将诵诗、读书、制艺、书法，视为自己的仕进之阶，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当时，他对山西浑源县恒麓书院教谕思齐对诸生的《临别赠言》传本深感兴趣，手自摹写，奉为圭臬，将其作为自己立品养品、规范言行之终身准则。思齐教谕在《临别赠言》中写道：

此壬辰（1892）馆浑源时，与恒麓书院诸生临别之言……

读书之士，立品为先。养品之法，惟终身手不释卷……诵诗读书，论世尚友，是士人绝大要着。持躬涉世，必于古人中择其性质相近者师事一人，瓣香奉之，以为终身言行之准……古文，则须于唐宋八家中师事一家，而辅之以历代作者；时文，则须于国初诸老中师事一家，辅之以名选名稿。小楷，则须于唐贤中师事一家，而纵横于晋隋之间……天分绝伦者无书不读，过目不忘。此才诚旷代难逢。至于中人之资，纵不能博览兼收，而四部之中，亦有万不可不讲者……制艺之道，方望溪以“清真雅正”为主，此说诚不可易……自来主司取士，无人不执中异不中同之说，习举业者，不可不知……应试之文，必有二三石破天惊处，以醒阅者之目，又须无懈可击，以免主司之吹求……小楷是读书人末技，然世之有识者，往往因人之书法卜其终身。其秀挺者，必为英发之才。其腴润者，必为富厚之器。至于干枯潦草，必终老无成。大福泽既不可期，小成就亦终无望。况善书之士，大之可以掇词科，小之可以夺优拔，要皆仕进之阶。有志者诚不可以忽也。（后学李成蹊摹）

从李叔同所走的人生之路中，人们也不难看出思齐教谕《临别赠言》对他的影响。

人生能够遇到德才兼备的良师益友，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贵人”，既是一种缘分，也是成就自己事业的一种助益，这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养成及其心理成长，至关重要。通过一个人的师从关系，也可以窥见其思想情操、学识修养的形成轨迹。李叔同青少年时代师从赵元礼、唐静岩、徐耀庭、严修等师友学习，对于李叔同在思想、行为、学业、艺术诸方面的进步与成长，影响至深。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李叔同十岁时，其仲兄李文熙在元配卢氏因生子麟玉（圣章）难产不幸去世后，继娶了“天津八大家”之一“鼓楼东姚家”姚学源的长女姚氏为续弦。姚家祖上向有家馆之设，时聘请青年才俊赵元礼担任西席。李叔同便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十七岁时的下半年，在请人教算学、读洋文的同时，由其二嫂姚氏引荐进入姚氏家馆，师从赵元礼学习诗词文章。

赵元礼，字体仁，又字幼梅，号藏斋，天津人，学识渊博，诗书兼善。曾先后从学直隶玉田李豹卿、平谷贾子伊、三河胡若卿和南皮张筱云等硕儒名师，系统地研修当时士子必修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制艺时文。其诗工雅平实，不矜奇异，被津门诗人王守恂评为“诗格老而理境深”。尽管赵元礼学富五车，颇有诗书之才，然却时运不济，仕途坎坷。自十九岁入庠为优廪生后，屡困场屋，乡试不第，只得以教家馆为业。晚年与严修、王守恂、林墨青等津门名士诗友，先后组成城南诗社、星二社和俦社等社团，聚在一起诗酒酬唱，叹喟平生。

李叔同在姚氏家馆，随赵元礼初学骈文辞赋、制艺八股，后学填词。其间喜读唐五代诗词，尤爱王维（字摩诘）诗，文理清秀，人咸奇之。赵元礼在诗词旨趣上，相对来说，更加偏向推崇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所以赵元礼于诗词方面，向李叔同传授的主要也是苏轼的诗词艺术。由于李叔同此前曾熟读过唐诗、五代词，如今经赵元礼以苏轼诗词艺术熏陶点拨，再通读唐宋两代名家名作，将其融会贯通，更使其诗作词作，意境深远，韵味幽长。不只其诗“由晚唐以入北宋”，在词艺上，亦能“窥东坡堂奥”（王吟笙语）。苏轼好以禅语入诗，又多豪放清雅之句，对李叔同诗词风格形成，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这从李叔同所作的《初梦》《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等作品所显示的“外柔内刚”格调中，可见一二。虽然赵元礼对诗文有所擅场，然于联句方面却不无缺憾，故其诗作词作，多集用或移用前人成句。他在《藏斋诗话》中曾说：“予于诗文等作，虽未入门径，当可学步，惟苦于不能联语，不得已以集句搪塞。”李叔同后来之所以对联语抱有浓厚的兴趣，且其后所作的嵌字联和《华严集联三百》等，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较高的境界，显然与老师赵元礼的影响不无关系，且具有胜蓝之妙。

民国七年戊午（1918）李叔同出家时，寄赠赵元礼小联一副，款题“幼梅旧师”。此后两人二十年间，虽疏于音讯，然弘一法师并未忘却自己的老师。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十一月间，弘一法师由青岛湛山寺弘律返回厦门不久，即以佛偈书联“悉灭众生烦恼闇，恒涂净戒真实香”寄赠赵元礼。上款为“旧师幼梅居士供奉”，可见弘一法师及至晚年，仍怀念远在津门来日无多的旧师赵元礼。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年届七旬的赵元礼在天津去世。

赵元礼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昔日这位得意门生。赵元礼曾在当时天津出版的《语美画刊》的《藏斋存印》专栏中，刊出过李叔同为其篆刻的朱文“元礼”和白文“幼梅八法”两方印章，并加附识：

弘一念余岁时，曾拜予门墙，学骈文及诗。有为予所写扇面及篆刻名章，扇面忘庋于何处。名章篆刻，绝非俗派。

从中不难看出赵元礼对李叔同篆刻艺术的推崇。不过，赵元礼于此所说的“弘一念余岁时”拜其门墙，当为其记忆之误。所谓“念余岁”中之“念”，即“廿”，也就是二十。李叔同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九岁那年，就已经奉母携眷，南下上海了。据林子青《弘一法师年谱》（增订版），李叔同师从赵元礼学习骈文及诗词的时间，应在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其十七岁时。

李叔同在追随赵元礼学习骈文辞赋、制艺八股的同时，又师从唐静岩（一作敬严）学习书法、篆刻。唐静岩，名育垕，又名毓厚，号湖陵山樵，以字行。原籍浙江，久居天津，以行医为业。津门书法家龚望曾在《李叔同金石书画师承略述》一文中说，唐静岩早岁书学唐隶，继又改学秦汉，但一时难脱先入为主的唐隶之习，后终以探源之力、博涉之功，洗尽唐隶之习。唐静岩有《颐寿堂印谱》一卷存世。龚望曾评论说，其“篆刻深稳，有秦汉风度，尤以转折处有《天发神谶》意”。

李叔同师从唐静岩学习书法时，为学有所本，博采众长，置备了素册二十四帖，请唐静岩为书钟鼎、篆隶、八分等各体，以作规模。李叔同则以篆书于其封面题签《唐静岩司马真迹》，并以“当湖李成蹊署”落款，还于其后钤盖自刻“叔桐过目”篆书印，并舍资石印出版此册，既表示对唐静岩老师的钦敬，又为同好提供了一个书法范本。唐静岩在《唐静岩司马真迹·跋》中，叙述了此事的详细经过：

李子叔同，好古主也，尤偏爱拙书。因出素册念四帧，属书钟鼎篆隶八分等，以作规模。情意殷殷，坚不容辞。余年来老病频增，精神渐减；加以酬应无暇，以致笔墨久荒。重以台命，遂偷闲为临一二帧，积日既久，始获蒇事。涂鸦之诮，不免贻笑方家耳。

在此提醒读者注意，通过唐静岩《唐静岩司马真迹·跋》中所写的“时丙申（1896）夏月”可知，李叔同舍资石印出版《唐静岩司马真迹》，发生在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然陈星在其编撰的《李叔同弘一大师影像》中，却在李叔同题签、署款刊行之《唐静岩司马真迹》图片文字说明中，将时间误记为“1899年”。

李叔同除了师从赵元礼、唐静岩两位老师之外，还有比李叔同年长二十三岁、与李叔同童年和少年时代朝夕相伴、被李叔同尊称为“五哥”“老哥”“徐五爷”的为“桐达李家”效劳了大半生的账房先生——徐耀廷。

徐耀廷，名恩煜，字耀廷，又字药廷、月廷等，以字耀廷行世，祖籍直隶盐山，世居天津。徐耀廷兄弟三人，长兄恩忻，字子明，系天津著名画家。因家学渊源，徐耀廷亦擅长书画篆刻，且在当时书画篆刻艺术圈内有一定名望。徐耀廷勤奋好学，心地善良，做事认真，为人正直，对李叔同人格心理成长和在金石书画方面的影响，也非同一般。李叔同与徐耀廷相处日久，感情甚笃，无话不谈，常将徐耀廷作为自己倾诉烦恼痛苦的对象，向其发发牢骚，讲些笑话，以宣泄纾解郁结胸中的烦恼和块垒。每当他或遇困难，或遇疑惑难解之事，或有新的计划打算时，总是首先告诉徐耀廷，向其请教，寻求帮助，徐耀廷通常则会给李叔同以“善恶的分析，正确的引导”。

李叔同不仅将徐耀廷视作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释疑解惑者，还将其视为金石书画艺术方面的良师益友，时常向其请教。尽管徐耀廷并非李叔同名义上的老师，也不能与津门文化名士圈中其他名人相提并论，但他对李叔同书画金石艺术方面的影响，却往往超过了津门文化名士圈中很多人。从现存李叔同致徐耀廷信件及其作品来看，李叔同至少在十一二岁时已开始学习金石书画，并得到徐耀廷的帮助与指点。李叔同曾将自己所刻“落花水面皆文章”朱文闲章，赠予徐耀廷，借此对徐耀廷予以赞扬。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徐耀廷因桐达钱铺业务旅次张垣，李叔同与其频频通信。在丙申春至秋大半年时间内，李叔同给徐耀廷写信竟达十七封之多。其中，除了报告一些家中琐事、熟人近况、社会见闻、气候变化之外，谈得最多的还是个人的学业和金石书法。从这些书信的内容来看，在当时维新思潮方兴未艾的历史背景下，李叔同亦非仅仅埋首四书五经等传统国学之中，他对时代潮流的一些迹象，也颇敏感留意。是年四月上旬，天津有减各书院奖赏银归洋务书院之议。李叔同闻听友人谈及时事有重洋文之势时，便开始请人教其算学和洋文。他在丙申五月上旬《致徐耀廷》中写道：

耀廷五哥大人阁下，前随津字第一号寄上信一函，谅已收到……再今有信（消息）将各书院奖赏银皆减去七成，归于洋务书院。照此形情，文章虽好，亦不足以制胜也。昨朱连溪兄来舍，言有切时事，作诗一首云：

天子重红毛，洋文教尔曹。

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糟！

此四句诗，可发一笑。弟拟过五月节以后，邀张墨林兄内侄杨兄，教弟念算学，学洋文。别无可报，专此达知，敬请旅安，不一。

李叔同学习英文伊始，还将自己所学以及掌握的英文知识，传授给侄子李圣章。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中写道：“我父亲还说，上家塾时，也由三叔教过英文。”林子青在《弘一法师年谱》（增订版）中对此也写道：“据其侄李圣章对我说，他认识英文第一个字母A字，就是他三叔教的。”

此时，李叔同除了正常的学业外，正对学习书法篆刻专心致志，念兹在兹。相信读者通过下面这些李叔同《致徐耀廷》中片段，可见其切切于博取传统之意，孜孜于金石书画之情，以及虚心向徐耀廷求教之情景：

弟昨又刻图章数块，外纸一片上印着，谨呈台阅，祈指正是盼。再有弟近日写得篆书隶书仿二篇，并呈台阅，亦祈指正是盼。（丙申旧历五月十五日）

前随津号信寄上信一件，内并有烦画宣册二片，谅必早登台阅矣。（丙申旧历六月初四日）

……弟昨另镌图章数枚，印一纸上，谨呈台阅，并希指谬。（丙申旧历六月初六日）

昨随津号信寄上信一函，内有篆隶仿一张，图章条一张。并有笺墨仿致函，谅必早登台阅矣……弟昨又刻图（章）数（枚），外有纸条一张呈阅，祈指谬，是幸。外并有笺墨仿致函一件，并呈清览。（丙申旧历六月十八日）

阁下在东口，有图章即买数十块。如无有，俟回津时路过京都，祈买来亦可。愈多愈好。并祈在京都买铁笔数枝。并有好篆隶帖，亦祈捎来数十部。价昂无碍，千万别忘！……并有弟所镌章数（枚）并呈。（丙申旧历七月十五日）

再弟闻阁下不日将来津。如来时，路过都门，千万与弟捎铁笔数枝、古帖数部、图章数块。要紧要紧，别忘别忘，非此不可。弟昨又镌图章数块，印在纸上，呈览，祈哂政为要。（丙申旧历八月初五日）

李叔同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八月，奉母携眷南下客居沪上之后，依然将徐耀廷视作同道和可以求助的师友，并通过写赠书件与徐耀廷保持密切联系，既在学业上继续向徐耀廷请教，又表达他对徐耀廷的怀念之情。李叔同在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于上海《致徐耀廷》中写道：

久违雅教，抱歉无地……呈去静岩先生册页五册，望哂收。想吾哥博雅好古，谅不至以覆瓿也。今冬仍拟出《瓦研题辞》一书，印成当再奉鉴。印谱之事，工程繁琐，今年想又不能凑成矣。然至迟约在明春，当定出书。至于盖印图章一事，尤须寄津求执事代办。缘沪地实无其人。至其详细，俟斟酌妥善，当再奉闻。

1899年，李叔同以魏碑体书“时理旧策，昏然若蒙。少之所业，悦口厌心。及此追寻，了无可得”四言诗于圆光扇面上，寄赠给徐耀廷。并以仿苏书体抄录己作《山茶花》诗，请“耀廷五哥大人”正之。1904年时，他还以刚劲有力、古朴浑厚的楷书作“青史竹如意，红颜金叵罗”大字联，赠与徐耀廷。

李叔同留学东瀛之初，还将其在沼津所作之写生水彩画寄给徐耀廷，为便于“月亭老哥大画伯”欣赏，还在信中对画面进行了一番描述，由此可见李叔同对徐耀廷亦师亦友的感情，的确非同寻常。

一个人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除了家庭氛围的熏染、个人的艺术天赋和积极刻苦钻研之外，也与其接触的社会生活环境密切相关。19世纪末，正当李叔同问学之际，天津文化艺术教育界活跃着以严修为中心的一批思想开明、多才多艺的名士才子，这些人在诗词歌赋、书画金石等艺术方面，大都成绩斐然，声誉卓著。

未及弱冠的李叔同在师从赵元礼、唐静岩学习国学诗文、书画金石期间，还转益多师，与严修、王守恂、孟广慧、王襄、王吟笙等津门名流，时相过从，虚心求教，品鉴诗词文章，探讨金石书画，由此学识与日俱增，其艺术学养和才华骎骎日上，自同侪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具有“独到之处”的“津门才子”。

严修，幼名玉珪，字范孙，号梦扶。自幼饱读经书。光绪九年癸未（1883）严修二十四岁时，应癸未科会试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经庶常馆学习三年考试合格，授翰林院编修，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京官生涯。1894年，严修授贵州学政。在黔三年，成就卓著。贵州学界在为严修所立的“去思碑”和“誓学碑”中，称其为“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严修面对中国甲午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的严重局势，深切地感受到变革科举制度造就经世致用之才的迫切性。1897年8月，他提出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影响巨大的“请开经济特科”的主张。并在10月间上奏朝廷，意在科举之外，打开一条选拔具有西学知识和实际才能者的道路。梁启超称严修的这一奏折，实为“新政最初之起点也”。但严修此举也为封建顽固派所难容。严修从贵州返京后，即被免去翰林院的职务，仅保留了一个编修的虚名。1898年初，严修以有事请假为名，返回了故里天津。

严修返回天津之后，以家宅为基地，开始了新式教育的尝试。并与天津另一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创办了闻名中外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在天津建成了一个包括大学、中学、女学、小学在内的学校体系。并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推行的洋务运动相呼应，大力鼓吹学校应该培养经济专业人才的主张。

严修书法，秀逸雄浑，功力深厚，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并称天津书法“四大家”。非但如此，他在中国近代诗史上亦占一席之地。近代诗学家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河北派》一文中说：“若天津严修、王守恂二家，并有诗名。”在《光宣诗台点将录》中则说：“范孙通方之彦，尤负时望，诗亦渊懿。在美时游山诸作，骏快似东坡，可诵也。”

李叔同之父李筱楼与严修之父严仁波，在清同治间已开始交往，可谓世交。尽管李叔同比严修年少二十岁，亦非同代人，但自严修1898年初返回津门之后，李叔同便与严修有了较多接触和交往，虽仅大半年时间，但严修对李叔同在教育、书法、诗词方面的影响，不容低估。

后来李叔同赴日留学，回国后主要在沪杭宁一带工作，与严修接触不多，但严修并没有忘记这位年轻的朋友。1919年5月中旬，严修借赴杭州考察教育之机，赴清涟寺参访弘一法师。《严修年谱》（齐鲁书社版）“1919年5月13日”条中写道：“偕章馥亭游山，访清涟寺弘一和尚，俗名李叔同，故人也，谈甚久，以佛经要目一纸示余，劝余先读择要数种，并劝提倡孔教。别出，至冷泉亭下，徘徊久之，饭于曹氏别庄。有诗云：‘笋舆行过复缘亭，千亩修篁一色青。忽觉悠然人意远，绿阴深处水泠泠。’”

从行文语气上看，严修《年谱》中所记的这段文字出自严修《日记》。其中所作诗句，不仅有严修对清涟寺环境的具体描述，也隐含他参访弘一法师之后自己内心的感受。通过弘一法师“并劝提倡孔教”可以看出，李叔同即使在皈依佛门之后，仍然将儒家学说视为修身养性的一种准则。这大概也是不少中国传统文人由儒入佛后特有的思维方式之一吧。

时以诗词名闻津门的王守恂，对李叔同的诗词文章造诣，也有较大影响。王守恂，字仁安，别号阮南，晚署拙老人。汪辟疆在《近代诗人小传》中评论王守恂的诗歌创作时说：“其诗学致力甚深，得力于肯堂较多。其用意之作，亦复健举。”王守恂不只以诗才闻名，学问文章亦见重于时。晚年他与严修等组织城南诗社和崇化学会，酬唱抒怀之余，以传授传统文化为己任。著有《王仁安集》和《阮南诗再存》等，其所著《天津政俗沿革记》《天津崇祀乡贤祠诸先生事略》等史籍，向为方志学界所看重。

李叔同自十六七岁时起，即与王守恂有所交往，谊在师友之间。王守恂年长李叔同十六岁，李叔同尊王守恂为“先生”“讱庵仁者”，自称为王守恂“门人戚子”。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秋后，李叔同奉母南下上海，王守恂则中举进京做官，此后的十多年间，二人中断了联系。直到民国二年癸丑（1913）后，李叔同应聘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后数年王守恂则在钱塘道尹任上，二人同在杭州，便又有了更多的接触。

除了赵元礼、唐静岩、严修、王守恂等师友外，李叔同当时在天津名士文化圈中交往较多的还有孟广慧、王襄和王吟笙等人。

孟广慧，字定生，祖籍山东邹县。清顺治间，因先祖为官迁居津门。孟广慧之父孟继尊，曾任道台，擅书法；三叔孟继勋，举人出身，曾任内阁中书、军机、刑部湖广司主事等职，亦能诗善画，且收藏丰富，精于鉴赏。孟广慧四岁起即随父诵读诗词，五岁开始练习书法，至八岁已能写擘窠大字。取得秀才后无意仕进，以鬻字为生。作为书法大家，孟广慧之成就来自他能探源篆隶，功力深厚，又不拘一体一法。孟广慧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之一，且能从书法角度予以借鉴吸收。孟广慧尤擅临摹，十一岁时摹何绍基字，已能乱真，后更有“津门临写南帖北碑第一好手”之称。在民国初年举办的全国书法展上，他的汉隶被评为“东亚第一”。其书体流畅醇茂，厚重深沉，行笔稳重圆转，不仅有篆书意趣，且融入了甲骨文的朴拙洗练，畅达挺劲，充满抒情写意的笔触，形成了酣畅、倜傥、流美、庄谨的隶书新貌。隶书之外，孟广慧其他各书体亦精，孟广慧哲嗣孟昭联曾说他能“把真、草、隶、篆融会一体，又结合颜、柳、欧、赵、苏、黄、米、蔡等历代书法家特色，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

李叔同少年时期，即与孟广慧友善。孟昭联在《津门写家孟广慧事略》中写道：“孟广慧好交往，重友谊。他与李叔同从小要好。”李叔同仲兄李文熙内侄姚惜云在《李叔同与我家之关系》中也说，李叔同与孟广慧“终年盘桓”七八年之久，且不耻下问。因此，李叔同在书法起步阶段，也能像孟广慧那样追溯源头，在篆隶上狠下工夫。李叔同后来离津南下沪上之后，仍与孟广慧时有来往。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端午节，孟广慧拜观李叔同早年几方印拓后有感，追忆往事，赋诗一首：

江南话别酒家春，开卷无言忆故人。记得心心相印处，雪泥鸿爪认前因。

孟广慧还于这首诗末题跋曰：“光绪辛丑春日与叔同盘桓多日，其时叔同专攻治印之学。”

李叔同雅喜古代文物，常去津门文物收藏家李子明处讨教鉴赏方面的知识，在那里结识了王襄，并由王襄而与其弟王钊得以相识。从此，李叔同在书画金石和文物鉴赏方面，又多了两位同道好友。

王襄，字纶阁，号簠室，天津人。王襄是著名殷墟文字研究家，1899年秋，他与孟广慧等首先识出“朽骨敝甲”的珍贵，并竭力购求。著有《贞卜文临本》《簠室殷契类纂》《簠室殷契徵文》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书以善临金文、甲骨为优，苍劲浑厚。楷书取法六朝，拙中见工，亦有功力。王襄从二十岁起就酷爱研究古代彝器的款识和金石之学，并学习摹印。作为书法家，王襄练笔之勤，竟至砚池磨穿。他擅长篆书，其字有“篆势盘努，拙中见巧，返璞归真”之妙。

王襄之弟王钊，初名衡，字燮民，一字雪民。跟随其兄王襄钻研金石文字、书法篆刻，于周秦古玺、两汉印章及殷契文、金文等，均能融会贯通，遗貌取神。王钊以印人著名，其所治印于章法结构尤为看重，整饬严谨中富有变化。晚年以铜器铭、贞卜文字体所作边款，风格奇特，为人喜爱，有《王燮民先生印谱》等存世。李叔同于王襄兄弟在书法篆刻方面得益匪浅。李叔同遁入空门后，曾寄赠过一些佛号偈语之类的字幅给王氏昆仲。

王吟笙，名新铭，以字行，天津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举人。王吟笙多才多艺，书画篆刻、诗词联语，无一不精。他的擘窠大字功力深厚，天津不少学校的匾额出自其手。所作山水粗毫皴点，气势雄浑，自成一格。有《理石山房印谱》及《啸园楹联录》十卷问世。

李叔同与王吟笙是近邻，二人自少年时即友善交往，常在一起切磋书画金石之艺。《李叔同印存》中，载录李叔同为王吟笙所刻印章四枚。

李叔同对王吟笙的书画作品十分珍惜。王吟笙曾赠送李叔同一把书字成扇，李叔同精心收藏多年。王吟笙也一直怀念这位青少年时期的挚友。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弘一法师六十寿辰时，故旧门人纷纷书赠祝寿诗词。王吟笙于辛巳春所作并寄赠给弘一法师的五言诗（详见其后）中，追忆回叙了二人青少年时期的艺道之交，揭示了李叔同书画篆刻获得巨大成就之渊源，也透露了弘一法师晚年曾书写经言联语，远道寄赠王吟笙，意在为老友“开觉路”“示真诠”。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时，王吟笙也是唯一一位书联悼念弘一法师的津门友人。由此可见，王吟笙与李叔同的关系，确非泛泛之交。

除了潜心问学之外，李叔同因其父李筱楼的故旧关系，与当时津门的一些政要显贵也时有交往，从中受益匪浅。李叔同幼年时，就见过李鸿章、王文韶等清廷政要。

李鸿章，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世人多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既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也是洋务运动领袖之一。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等。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李鸿章一生除了参与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外，还曾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李鸿章去世后被朝廷追赠太傅，晋封一等肃毅侯，谥号文忠，著作收于《李文忠公全集》。

王文韶，浙江杭州人，清末重臣。1895年接替荣禄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898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入直军机处。戊戌变法时，受命办理新政，却暗中阻挠。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又力主妥协，升体仁阁大学士，后任政务处大臣，转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李叔同在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八月初五《致徐耀廷》中写道：

按李鸿章兄至九月初间，可以来津。王文韶兄降三级留用。其间原故，不得其详。

通过此信可见，即使在李筱楼去世后，“桐达李家”仍与李鸿章、王文韶等政要显贵有所联系。按理说，李叔同之于李鸿章、王文韶，份在晚辈，但他在信中却以“兄”称之。由此说明，李叔同与李鸿章、王文韶等人的关系并不疏远。由此亦可推定，李鸿章当时积极倡导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对李叔同的思想影响应该也不可小觑，这从后来他在应天津县学课试所写的文章中，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