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豪恩斯洛

1896年春季，第四轻骑兵团奉命移驻豪恩斯洛[70]及汉普顿宫地区，为秋天远渡重洋，开赴印度作准备。抵达豪恩斯洛之后我们把马匹让给了刚回国的某个团，马术训练也就此结束了。骑兵团会在东方服役十二到十四年，所有军官都得到了足够长的假期和便利供他们把一切安排妥当。在和我们的马儿分手告别之前，我们在豪恩斯洛平原上组织了最后的一次阅兵式，即将离任的布拉巴宗上校做了一次简短干练、用词讲究、充满军人气概的告别演讲。

我现在度过的这半年是我有生以来最为惬意的半年；事实上这几乎是我仅有的大段隐居时光。我和母亲一同住在家里，每周两到三次坐地铁去豪恩斯洛军营。我们在赫灵汉姆和拉内勒夫打马球，那时候罗汉普顿的马球场还没影呢。我养了五匹不错的小矮马，据说都潜力十足。我全身心地放松，投入到伦敦的娱乐和休闲生活中去。那时候英国社会还保留着古老的风尚。多么光彩耀人！多么恢宏强大！自有一套行事标准和落实这套标准的方法，可惜现在已经完全被人忘却了。很大程度上大家都知根知底，相互了解。就这么数百个家族代代相继，统治着英格兰，见证了她登上国家荣耀的巅峰。这些家族之间通过婚姻，很大程度上盘根错节，相互间都有联系。走到社会上遇到的都是朋友和亲戚。社交圈子里许多重要人物很多时候都是议会里的领导人物，领导国家的政治家，也是赛马场里一等一引领风骚的人物。索尔兹伯里勋爵就非常小心，特地从来不在纽马科特有赛马的时候召集内阁会议，下院也是一样，一旦在德比有赛马就会循惯例休会。那些日子里，兰士登大厦、德文郡大厦、斯塔福德大厦等酒店经常高朋满座，聚满了笑容灿烂、兴高采烈的社交要人，而讨论的话题也和议会里的事务、陆海军大佬、国家政策等紧密相关。现在，兰士登大厦和德文郡大厦已经变成了旅店、公寓和餐馆的集合体，斯塔福德大厦则成了世界上最丑陋不堪和愚蠢至极的博物馆，就在其中褪色的沙龙房间里，社会主义政府提供着公共住宿服务。

但在1896年，这些阴暗的问题尚未降临到伦敦头上。恰恰与之相反，所有人都在期待第二年欢庆维多利亚女王在位六十年的钻石庆典[71]。我从一场欢乐的聚会走到另一场，从一处热闹的场所换到另一处，周末都在这些美丽多彩的地方或宫殿中度过，它们的主人都绞尽脑汁地把它们同联合王国漫长辉煌的胜利历史联系起来。我很荣幸亲眼见证了这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哪怕只是区区数月。我脑海中还能清晰回忆起1897年德文郡公爵夫人举办的那场盛大的化装舞会，让迪斯雷利在他的小说里描绘的场景——还是最为著名的描写段落——得以完全重现。在舞会场所外边的格林公园里，大群大群的老百姓群聚于此，在这个清爽的夏夜围观进进出出的客人，聆听音乐，可能也在静静反思那些岁月里横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巨大鸿沟。

1920年，一位叫M.保罗·坎蓬的先生结束了他漫长精彩的驻英外交生涯，拜别圣詹姆士宫之后，我有幸请到他与我在家里共进午餐。我们谈及了世纪初至今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我和他共同经历的要事。上了年纪的大使先生这样说道：“我在英国的二十年间，目睹了一场比法国革命还要彻底，还要影响深远的英国革命。统治阶级几乎完全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而且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土地和财产。而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完成，连一条生命都没有伤及。”我想他所言非虚。

我的叔叔，第八代马尔博罗公爵去世之后留下了他的遗孀莉莉安。她的父亲是美国海军的一位准将，而她早年间的一段婚姻让她变得极为富有。最近她第三次成婚，嫁给了威廉·贝雷斯福德勋爵，后者是沃特福德勋爵三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位。三兄弟都是人中英杰，长兄查理是赫赫有名的海军上将；老二马库斯是社交场上的焦点人物，也在赛马场上挣下了显赫名声；老三比尔则加入了陆军，在祖鲁兰战场上荣获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我这一辈子始终在和这三位打交道，直到他们去世为止。

威廉勋爵和莉莉安公爵夫人虽然年纪大了才结为伉俪，但他们的婚姻非常幸福、富足，甚至可以说结下了累累硕果。他们在杜金附近的迪普戴纳定居，时常请我去做客。我很喜欢比尔·贝雷斯福德。他身上的品质似乎能让一名骑兵中尉极为着迷。他熟知俱乐部和社交圈子里需要了解的一切知识。他曾连续多年担任印度总督的军务秘书，伺候了两任总督，达弗林勋爵和兰斯道文勋爵。比尔一辈子都痴迷马术类运动，也是绝佳的竞技运动员，不管是马球、赛马，还是追猎野猪或矮脚马追逐赛，无论比赛规模大小，他都是一把好手。威廉勋爵年轻时曾担任第十二枪骑兵团的军官，有一次第十二团用完晚餐闲来无事，打赌谁能去豪恩斯洛的骑兵营把第十轻骑兵团保存的奖牌顺回来，谁就能赢得一大笔赌金。第十二团驻地在骑士桥，两地之间的距离不近。比尔在极短的时间里跑了个来回，从第十团那边把奖牌装进他肩上扛的一只袋子里，就这么拿到了骑士桥蓝色食堂里望眼欲穿的众人面前。可以这么说，就没有哪种体育或者关于体育赛事的博彩是他没有参加过的。不仅如此，他还是一名英勇的战士，亲身参加过三四次战争，还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顶着祖鲁人的标枪和子弹救出了一名同袍。他在公共事务上的意见虽然听起来有股官方的味道，却也不失实践意义。至于关乎行为举止和社交礼节的事情，很多人把他的看法奉为圭臬。

这样一来我经常去迪普戴纳做客，那里的堂皇大气与舒适氛围时至今日我一直记得。每次到了那边我都会倾听勋爵的教诲，从他的智慧里学到了许多。我从来都听不厌，我记忆犹新的是他断言文明民族之间绝对不会再爆发战争了，他是这么说的：“我倒是一直看到各国几乎要滑入战争的深渊，可总会有某种力量把他们拉回来。”他认为世界上充满了善意，绝对不会让知书达理的两个国家之间发生像战争这样丑恶的事情。我并不认为这样说全然有道理，但日后确实有三四次，当人们都在沸沸扬扬地讨论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他的这番话重现在我的脑海里，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的确有那么三四次，历史证明他的话是对的。他说出这样的话，其实是生为维多利亚时代人的自然而然的感悟。问题在于，后来世界进入的阶段和产生的问题是威廉·贝雷斯福德勋爵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人都无法预料也从未经历过的。

1896年我首次见到宾顿·布拉德爵士，也是在迪普戴纳。这位将军是印度方面最值得信赖也最有经验的指挥官之一。他是迪普戴纳这对主人夫妇一辈子的朋友。1895年秋天，布拉德爵士成功地在马拉坎德山口完成了一场摧枯拉朽般的大胜。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刚刚回国。未来不管印度发生了什么麻烦事，统帅部里一定有他的一席之地，他注定将会大放异彩。我同将军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周日早上，我们在迪普戴纳阳光灿烂的草坪上散步，我顺利让他答应，一旦他奉命指挥在印度的军事行动，一定会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在迪普戴纳也经历过一次不怎么愉快的经历。还记得某次我受邀参加为威尔士亲王准备的周末派对，对一名少尉来说，这实在是莫大的荣耀。布拉巴宗上校也接到了邀请。我心想自己一定要保持最佳的仪态：准时、镇定、内敛。一言以蔽之，我最不擅长做的事情都在必须之列。我本应该搭六点的火车前往杜金，但我决定转而乘坐七点十五分的列车。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旅途过半我才发现，我几乎肯定赶不上晚宴预定的时间了。火车准点的话将于八点十八分到站，出站之后还有十分钟的车程。在火车呼啸着经过一座座车站的同时，我只得抓紧时间就地在车厢里更衣。这简直把与我同车厢的那位绅士吓得够呛。火车开得慢极了，而且似乎每过一个站都会不断推迟几分钟，这还是一班站站停的列车。我到杜金火车站已经是八点四十了，我赶紧跑出车厢，一眼就看见站台上急得来回踱步的一位仆人。我一分钟也不耽搁，跳进马车就出发了。随着仆人不断甩着鞭子催促两匹马儿赶路的声响，我似乎感觉得到在旅途的终点等着我的是多么严重的一场灾难！我当时是这样打算的，我一到地方就悄悄溜进餐厅，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不叫任何一个人发现，过后再正式道歉。

我到了迪普戴纳，发现所有人都在会客厅里坐着等我。好像缺了我就正好只有十三个人。那个年代，众所周知王室忌讳十三个人一起坐下吃饭。亲王殿下直截了当地拒绝入席，也不允许把大家分成两桌用餐。他向来守时，八点半就到了。可我到的时候离九点只有十二分钟了。当时的大厅中，这群精挑细选、卓越非凡的人物济济一堂，心情简直恶劣到了极点，而我这么一个毛头小子，是凭着他们的青眼有加和特别照顾才能到此出席，却站到了他们全体的对立面。当然我已经想好了绝妙的解释。有意思的是，日后我把这个借口拿来用了好几回。怪就怪那天我居然把自己想好的解释扔到了一边，哆哆嗦嗦地开口，说了几句道歉的话，走到亲王面前鞠了一躬。他开口用最严厉的语气对我说：“难道你的军团里没人教你守时吗？温斯顿！”他说完便狠狠地向紧皱双眉的布拉巴宗上校投去了一个带着嘲讽与尖刻的眼神。这一刻真是太尴尬了！终于我们这十四个人组成的完美团体两两做伴，入座吃饭。威尔士亲王真是发自内心的天生友善之人，大概一刻钟之后，他说了些笑话，终于让我再次放松下来。

我确实认为不守时是一种恶行，终我一生都在与之作斗争，试图甩开它。数年之后，威尔顿博士给我写的一封信里是这样说的：“有些人一天里定下一连串的事情，结果每件事都依次迟到十分钟，这样的人我一直无法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我对此深表同感。最直截了当的解决方式就是从日程表里砍掉一两件事，这样就能做到准时了。但很少有人有勇气这样做。不过与其让九个提前约好的代表团挤在乌烟瘴气不透风的等候室里等你，不如把另一位临时起意前来拜访的大人物婉言谢绝在他刚踏上门阶的那一刻。

四月南非发生了一件大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人生，此事简直是灾祸的源泉。那年夏天，保守党的索尔兹伯里勋爵重新上台执政，手握着一百五十席多数席位。他期待自己能如数顺利完成《七年法案》规定的任期。格莱斯顿先生给他留下了一副烂摊子，戈登将军在苏丹被人暗杀身亡[72]，英国军队又在南非马聚巴丘陵大败投降，帝国的面子简直一扫而光。索尔兹伯里勋爵于是把收拾局面、找回场子作为自己执政后的第一要务，他在这些事件中都执行了缓慢、坚定的策略，极为谨慎地一点点夺回优势。同时，在欧洲事务上，勋爵小心地夯实和平局面；对国内则尽可能维系天下无事的氛围。当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威胁到了英国的利益，他的政策也不过是忍气吞声，退避三舍。俄国人要求英国驻华舰队从旅顺港撤出，他也照办。当时的下院反对派自由党人对他的软弱和胆怯大肆抨击嘲讽，他也置若罔闻。当美国国务卿奥尔尼对英国发出关于委内瑞拉问题的照会——这几乎就是一封最后通牒——他也能放低身段，暂避对方怒火的锋芒，给出温和的回复。他尽力聚焦在大英帝国的内部事务上，一心一意处理苏丹和南非德兰士瓦的事情。

在南非问题上，张伯伦先生也非常活跃。人们给了他一个昵称——“伟大的乔”。他是1886年到1892年间支撑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的重要功臣。1895年掀起的对自由党人的攻击，他也是弄潮儿先锋手之一，结果自由党人上台没多久就被赶了下来。最后他终于同意加入勋爵组建的新政府。殖民办公室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往往不为人们所重视，但在张伯伦的带领下，它成长起来了，成为塑造国家政策的主要机构。后来在同喀土穆苏丹哈里发以及南非比勒陀利亚克鲁格总统的谈判中，索尔兹伯里勋爵需要步履蹒跚地缓慢调整英国的口径。在此过程中，勋爵也发现这位来自伯明翰的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竟然给了他不断强化的支持，甚至是推着首相往前走。

抛却人事和情感上的暗流涌动不提，在南非问题上各种事件的发展似乎非常肯定地昭示着我们即将坠入危机。南非地区开发了金矿，深层采矿技术带来了大把大把的兰特[73]，约翰内斯堡不仅在英帝国范围内，甚至在全世界都成了金融和经济的中心。当地布尔[74]共和国的荷兰后裔农民们突然发现，祖父一辈移居过来占据的偏远荒野之地下面居然埋藏着金矿，挖出来能带来大笔收入，于是便不再满足于截至目前一直传承的农作生活，希望扛起责任，建设一座朝气蓬勃、四方杂处、人口激增的多语种城市。比勒陀利亚逐渐组织起了一个强大能干、雄心勃勃的政府，成了荷兰人在南非实现其雄心壮志的中心。从地下含金层矿脉中挖出的财富不断增加，从发掘出的黄金中征收到的税款成了地表政府的补给线，从而使之能去欧洲寻求荷兰和德国的支持。在当地政府背后站着一支由无所畏惧、心胸狭隘、满心偏见、极其虔诚的布尔农民组成的军队，足有五六万人，战斗力绝对不容小觑。自蒙古人以降，这是有组织的最有战斗艺术的骑兵勇士，他们全都装备了来复枪。

约翰内斯堡新迁来的居民被原住民称为“外国人”，其中大多数都是英国人，对腐败横行的布尔政府治下糟糕的状况非常不满，更加令他们不满的是政府横征暴敛，不知满足。他们抬出了古老的格言“无代表不纳税”，要求获得投票权。问题在于“外国人”人口众多，一旦获得投票权就能轻易地把布尔政权扫地出门，接管德兰士瓦的主权。布尔人好不容易才在1881年从英国人手中抢过来的东西自然不愿意拱手相让，布尔政府绝对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

张伯伦先生成了这些英国裔“外国人”的坚强后盾，他背后还有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坚定的支持。无论是出于民主的原则还是根据白纸黑字的规定，他们的要求都是合理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再有礼有节的论述也无法说服一个人放弃他赖以生存的东西。不管这些“外国人”有多少或是影响力有多大，德兰士瓦原来的居民都不可能向他们转移自治权或者分割出有实质性意义的一部分给他们。布尔政府筹划在他们头上征足够重的税，然后拿这笔钱来购买压迫他们臣服的工具。一旦争议愈演愈烈，演化成一场战争，克鲁格总统和他的同事们确定欧洲没有理由不站在他们这一边，而他们肯定能借此成为整个南非的主人。其实布尔人也有一部血泪史。当初为了逃避英国政府的统治，躲开英国人对布尔人和他们的土著属民及仆人之间的关系的干涉，难道就没有不得不抛弃家园，远遁不毛之地吗？如果英国可以按当年波士顿茶党[75]一样的逻辑行事，为什么布尔人就不能做当年美国内战前夕南方种植园主做的事情呢？布尔人声称英帝国主义伸出了长长的爪子攫取黄金，已经把他们逼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张伯伦先生针锋相对地反驳道，深谙现代生产之道的“外国人”创造了整个国家十分之九的财富，而布尔政府拒绝给予他们公民权利，纯粹是为了一己私利，以期能像奴役布尔人自己的非洲奴隶[76]一样压榨他们。多么邪恶的争辩啊！

塞西尔·罗兹先生是皇家南非特许公司的创建者和主席，因为荷兰人对他的大力支持，他当上了开普殖民地的首相。杰美森博士是他手下的一名行政官，为人强硬，雷厉风行。他在马弗京拉起了一支六七百人的队伍。这样一来，一旦“外国人”如他们一向威胁的那样揭竿而起争取公民权和政治自由的话，在博士认为需要且罗兹先生和英国政府也表示同意的情况下，这支部队就能立刻狂奔一百五十英里，从马弗京赶到约翰内斯堡制止不必要的流血冲突。与此同时，在约翰内斯堡确实有一场阴谋正在酝酿之中，想要通过武装暴动来为“外国人”争取公民身份。暴动的策划者并不缺钱，因为他们当中包括了主要的几位金矿主。大体而言，他们受到了群众的支持，但这种支持也是三心二意的，而且大多数支持的人都是矿上的员工和约翰内斯堡的非荷兰裔居民。尽管如此，支持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德兰士瓦剩下的所有人口。四月的一个早晨，临时政府在约翰内斯堡成立。杰美森博士闻讯立刻带着七百名骑士和两门大炮穿过非洲大草原，向着约翰内斯堡狂奔而去。

这起事件震动了整个欧洲，且让全世界都兴奋异常。德国皇帝向克鲁格总统发出了他那封著名的电报，并且要求命令德国正好在附近的潜艇，立刻在德拉戈亚湾附近登陆。大不列颠在每一个国家都受到了最强烈的谴责。布尔人军队的指挥官早就作好了准备，轻易地就把博士和他的队伍团团围住。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强行逼迫博士他们投降。与此同时，另外一支人多势众的德兰士瓦军队平息了约翰内斯堡城内的叛乱，逮捕了所有的叛乱领导人以及涉事的百万富翁。这场“冲锋”相关的消息甫一抵达英格兰，政府就开始极力撇清关系。塞西尔·罗兹在开普敦言简意赅地发表了一通声明：“他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索尔兹伯里勋爵动用了他所有的耐心和强有力的外交资源，平息各方的愤怒。约翰内斯堡的叛乱领袖原本会被判处死刑，后来获准拿出大笔的钱为自己买下一条命。布尔人把杰美森博士手下的骑士全都移交给英国政府审判，其中的长官和中尉级别的人被判处了两年监禁。

此事发生之后，自由党主导展开了一场非常严格的调查，希望明确张伯伦先生和罗兹先生在这场阴谋中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是不是同谋；如果是的话，涉及的程度有多深。这场调查旷日持久，但最终却不了了之，这一事件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不过却留下了一长串的不良后果。英国在全世界的名声遭到了重创；塞西尔·罗兹在开普殖民地也被荷兰人赶下了台；英国政府收到了德国皇帝的一封电报，陛下在电报中肆无忌惮地表达了仇恨的态度，而且声称永志不忘。德国皇帝通过此事，意识到自己在英国制海权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从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建设德国舰队方面。而南非政治的整个走向彻底偏离了和平的渠道，英国殖民者开始向帝国政府寻求帮助，荷兰人则四处奔走，把全部力量收缩起来捍卫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经过这次重大的挫折，英国政府变得更加团结，而德兰士瓦当局则变本加厉，对“外国人”课税更重，且开始用这些收入穷兵黩武，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令人唏嘘的是，导致这场事件的所有诱因在此次事件之后并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想要再次解决它们就不得不用更加激烈的手段了。

在那个风波四起的夏天，我母亲养成了一个习惯。她经常请两党的政治家、文学艺术圈子里的头面人物以及社交圈子里最叫人移不开眼神的那几位到家里做客。她的客人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可有一次，她却请了不怎么合适的人。杰美森手下在伦敦保释候审的人中有一位叫约翰·威洛比爵士的，是我们家的老友。事实上正是他首次教我把我小时候的那些玩具士兵和玩具骑兵排成一个合适的进攻阵型。我从豪恩斯洛到家的时候，接到午餐邀请的约翰已经到了，而我当时还没到。在我抵达之后，门突然间被打开了，有人通报约翰·莫利先生到了，我一下子就嗅到了麻烦的味道。但我还是壮着胆子帮着他们互相引见。其实也没别的办法。莫利整个人僵在那边，没有伸出手来示意握手，只是稍鞠一躬。威洛比爵士也没有回礼，漠然地直视着他。我赶紧挤近了一些，试图缓和气氛，左支右绌，把那些大家都觉得无伤大雅的口水问题翻来覆去问了个遍。正在此时，我大松了一口气：我的母亲终于到了。她来处理这种尴尬的场合简直是无与伦比的拿手。刚开始用餐的时候，如果不是知情人，谁也看不出来桌子边上的四个人中有两个是绝对不会直接向对方开口的。不过就我看来，到了午餐快结束的时候，他们似乎已经不再那么介意了。不过这两个人都是一旦选定立场就不会动摇的那种。我想我的母亲发出这样的邀请，是有她的用意的。在我想来，她估计是想要借此平息一下，围绕在这件事周围的狂暴气息。她的目的估计是想把人们对这件发生在南非的暴力事件上的关注程度弱化到类似于普通政治事件的那种程度。但已有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事情的性质早就不一样了。

我想毋庸多言，作为一名二十一岁的血气青年，我完全站在杰美森博士和他的人那边。我很了解南非争端中双方的立场和理由，深深期待有一天英国能一雪马聚巴大败之耻。对于保守党政府在危机中的懦弱表现，我深觉震惊。当时下院反对派自由党人的意见受人误导，而当局谄媚，为了讨好他们竟然同意惩罚杰美森博士手下的这些勇敢的战士，我深以为耻。这些英勇之士当中，许多人我对他们都很了解。对于南非，未来数年间我还会有更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