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桑赫斯特

我在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有了全新的开始。过去对拉丁语、法语、数学等学科的忽视不再对我绊手绊脚。军校生要学习全新的科目，而我们都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战术学、设防学、地形学（制图学）、军事法律学、军事管理学填满了我们的课程表。此外还要参加训练、演习体操、练习马术。除非个人爱好，没人再逼着你参加任何体育项目。军校纪律严明，学习和操练的时间很长，一天下来人都累瘫了。我对新的学习内容非常感兴趣，尤其是战术学和设防学。我父亲同他的书商贝恩先生说过了，贝恩先生会给我提供所有学习需要的书籍。我定购了哈姆利的《战争的操作》、卡夫亲王的《关于步兵、骑兵和炮兵的通讯集》、梅恩的《步兵火力战术》，还有讲美国内战、普法战争、俄土战争的一些历史书籍，这些都是最近和最好的战例标本。很快我就有了一座小小的军事图书馆，让我能为日常的授课内容加上一些背景信息。我不太喜欢操练，事实上，我的确在为需要特别提高的人组建的“后进班”里挣扎了几个月。战场设防课的实践练习是最让人兴致高涨的。挖掘战壕、建筑矮墙、用各类材料垒掩体（沙袋、柴笼，还有被昵称为“小乔恩”的金属笼体）等都是必修科目，还有设置拒马，埋设定向雷（一种原始地雷）等等。我们还学习了如何用棉火药厚片切断铁路，把石桥炸上天，还有用木材做浮舟或浮筒的替代品。我们还根据坎伯利地区小山的地形绘制了等高线图，勘测了每个方向的道路，设定了哨兵线，为前锋和后卫编制了预案，甚至还制订了简单的战术方案。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和炸弹手榴弹相关的内容，因为这些武器众所周知早就过时了。18世纪的时候就不用这些武器了，在现代战争中也毫无用处。

我们所学的这一切无疑都是非常基础的，就读期间，学校不允许我们用超出中尉眼光的方式看待事物。有时候我受邀去离我们学院不足一英里的参谋学院用晚餐，全军最聪明的军官都在那里受训，以便能成为高级指挥官。那里的学习内容是着落在师级、军团级乃至整支军队层面上的，研究的是军事基地、后勤供应、通信联系和铁路战略。这让我激动不已。但文明国家之间以前的战争时代似乎已经永远终结了，现在的这一切都像是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真是令人遗憾。我要是能早一百年出生就好了，想想自己如果是1793年的一名十九岁青年，还有将近二十年的拿破仑战争[51]要打，我们将会拥有多么辉煌的时光啊！可惜那一切都结束了。英国陆军自从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同白人军队交火过了，整个世界都变得头脑明智、热爱和平，也变得更加民主了。军队的黄金岁月已经过去了。所幸我们还有野蛮、未开化的对手：祖鲁人、阿富汗人，还有苏丹的苦修士，这些家伙要是准备停当、上天眷顾的话，说不定哪天还能弄出点大事来；印度可能也会有什么兵变或者暴乱的。还记得那些年土著人有一些神秘的做法，比如乱涂乱抹芒果树什么的。我们当时都很关注《旁观者》[52]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该文声称数月之内英国就要重新去征服印度了。我们都对此疑惑不已。当然如果此事属实，我们都会有机会比原定的时间提前毕业，早早受命出征，到印度的平原上行军打仗，挣来奖章和荣耀，或许还能像克莱武那样早早功成名就！当然，这样想想不过是聊以自慰，和这些可怜的印度佬交手，打得再好也比不过堂堂正正参加一次真正的欧战，这就像是孩子过家家的骑马游戏和全国大奖赛之间的区别。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总是要尽己所能抓住时代给予的机会。

我很享受骑术训练，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上马练得不错——也能下来。度假（作为军人似乎这样说不太合适）或者是假期的时候，我父亲安排我去骑士桥军营和皇家近卫骑兵队一同训练，进行额外的骑术课程，当时我好几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后来我入列自己的骑兵团之后，还继续没日没夜地练了五个月，这些加起来，我觉得我已经挺训练有素了，知道怎么骑在马上，掌控马匹了。这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马儿给我在桑赫斯特度过的时光带来了莫大的快乐。我和同组伙伴几乎把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从当地一流的马厩租马，似乎账单堆得越高，我们日后完成任务也就越有保障。在当地一位大贵族的庄园里，我们纵马奔腾，多次组织越野赛马，甚至还有一次举行了障碍赛。我在此也想劝各位为人父母的读者，尤其是富有的各位父母一句，别给你们儿子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他几匹马。骑马绝不会给人带来悲痛，就算有，也是高贵的忧伤。坐在马鞍上的时光绝不会白白浪费。年轻人常常沉迷养马或赌马，但从没因为骑马毁了自己的——当然除非是在策马扬鞭的时候摔断了脖子。不过就算如此，也不失为一种崇高的死法。

我一进入军校，在父亲眼中的地位就不一样了。休假的时候只要方便，父亲都会把我带在身边。他一直很享受看杂技、杂耍和动物表演，我第一次去帝国剧院也是和他一起。他也会带我一起去参加在罗斯柴尔德勋爵位于特林的府邸举办的政治派对，保守党内的领袖人物和精心挑选出的后继新星都经常会出席。父亲也开始带我去和赛马场上的朋友一起外出，和政治场合不同，这些活动上遇到的人不同，谈的话题也不一样，但都很有意思。对我而言，他好像手握着一切，所有我值得拥有的事物他都有那么一把钥匙。可是，一旦我显露出与父亲拥有“同志情谊”，哪怕只是一丝一毫，他都会立刻觉得受到了冒犯。有一次，我提出或许我可以帮助他的私人秘书起草几封他的信件，他压根就没有搭理我。我现在理解了，那应该只是个过渡阶段，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正在逐渐强化，谅解即将形成，如果再过个四五年，他肯定会需要我的帮助。或者至少在我看来，在合理范畴之内我们还能结成某种联盟或是达成某种军事协议，但哪里来的四五年！天不假年，他与我们猝然永别了。

1894年春天，大家都很清楚，我父亲病得很重。但他仍坚持参与政治工作，几乎每周都会在某些重要场合发表一次演讲。即便所有人都能看得出，他的这些努力越来越没有效果，对他演讲的逐字记录栏目从三栏缩减到两栏，再到一栏，最后只剩下半栏了。记得有一次，《泰晤士报》[53]说到父亲演讲的大厅并没有满座，我听到我母亲和老公爵夫人（我祖母）终于一同开口极力劝他休息一下——要知道这如果是在以前，我祖母是绝不会这么做的——可我父亲还是坚持认为自己没事，一切都好好的。我明白，如果不是到了最紧迫的情况，这两位如此亲近、全力支持他的女士是绝对不会向他施压的。

与我为父亲写传记时相比，我现在有了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年龄已经比父亲过世时候的年纪要大得多。我能理解辞职一事给他带来了多么致命的打击。他就像是追求刺激的王牌飞行员一样，追寻更极端的飞行状态。当时正好是他踌躇满志、一展抱负的时候，但整体的情况发生了变化。1886年，联合党赢得选举之后，人们都希望政治争斗平息，能有一段平静时光。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当选就代表了人心向稳。他坐稳首相之位后当然希望能有一届长期、稳定的政府，为此，他自然希望能把权力都收到自己手里，而不是和别人分享。但我父亲当时稳坐下院领袖的位置，手握国家公共财权，正是那个一点也不安分的“别人”。人一旦丢掉了一个位置就永远不可能拿回已经丢掉的位置。父亲可能在五六十岁的时候重新坐到另一个位置上，但却不会是他三四十岁的时候曾经丢掉的那个。如果想要卓有尊严与权威地牢牢握住一个政党或是一个国家的领导权，不仅仅要求领袖的素质与所代表的政见契合此二者的需要，还要顺大势而动。

不仅如此，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从担任财政大臣的那一刻起，很大程度上就要为国家的事务操心，不再是个完全纯粹的保守党人了。除了在爱尔兰自治一事上的态度，他的观点看上去越来越有格莱斯顿味了。在社会问题和劳工问题上的态度，他也超出了当时辉格党人或者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能容忍的范畴。就算是在爱尔兰问题上，他也通常持独立意见。保守党打心眼里不想看到上述任何行为。实话实说，我觉得如果他健康好转，活到南非战争那个时候，他一定会抵制战争，以至于让劳动阶级对他的好感也转为厌恶——他曾经是多么自豪于劳动人民对他的友善啊！从日后政坛发展来看，假如他还活着，真正有可能重回权力的机会也许就是比张伯伦先生更早地发起贸易保护运动。但就我了解的一切而言，他更可能会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他不是那种紧跟政党决定的人。当他陷入派系斗争的时候他会抓住一切机会争取胜利。但当他担任要职的时候，他会为国家公众作出忠心耿耿、秉于内心的贡献。他从没有搞过那些蝇营狗苟、冷血钻营的事情。他想什么就说什么。为人最好是这样做。

格莱斯顿先生有着雄辩的名声。他能赢得这种名气更多的是靠他演讲时在观众中激起的即时效果，而不是靠演讲稿中写的内容。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我国政治史上留下何等地位不是靠他说了什么或是做了什么，而是靠他的人格品行给他同时代人留下的印象。无疑人们对他印象极为深刻，而且如果后来的形势能够对他有利的话，很有可能这份深刻的印象会在关键时刻展露无遗。天才都有某种力量，善变而富有魅力，这些在他身上都有体现。

当年手写信件是种时尚。现在我重新阅读当年父亲辛辛苦苦亲笔写给我的众多信件，我才发现自己当时竟然并没有察觉到他是多么关心我，多么为我着想。我们共同生活的时候不够多，相互了解不够深入，我为此追悔莫及。罗斯伯里勋爵晚年时，我常去探望他，不只是因为我尊敬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更是因为想听他说起我的父亲。和我父亲亲密、杰出的好友交谈总让我觉得和父亲又近了些。最后一次去见老勋爵的时候，我提起自己多么希望能让时光倒流，让我能同父亲像同伴一样商谈事务，这位年迈的国务活动家说了一句话：“啊！他一定能理解的。”我觉得那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1894年6月，我当时正在绘制乔伯姆公地的道路图，一名骑着自行车的信差带来了学院副官的命令，要求我立刻前往伦敦。当时我父亲第二天就要启程，奔赴一趟环绕世界的旅程。家里通过正常程序为我向学院官方请假，却被例行公事地拒批了。父亲给陆军大臣亨利·甘贝尔-班纳曼爵士拍了电报：“我在英格兰的最后一天……”我一收到消息赶紧往伦敦赶。

第二天早上，我母亲、弟弟和我一起坐车赶往车站。尽管他还留着四年前南非之行时蓄起来的大胡子，但依然无法掩饰他的憔悴，“心神俱疲”可以从他的表情中一览无遗。父亲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膝盖，动作简单却饱含深情。他随后就踏上了环球之旅，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留在记忆中的就是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

在皇家军校，我学到了在军营里该如何遵守纪律，不同级别的军官之间应该如何相处。我的连长鲍尔少校来自于威尔士团，为人严谨、脾气暴躁、执纪严格。他是那种正式内敛、拒人千里、彬彬有礼、一丝不苟、无懈可击、要求苛刻的人，我们对他非常敬畏。他从未有幸亲上战场，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他上了战场，一定会奋战到最后一刻，宁可光荣也不愿被击败。

皇家军事学院的规矩是这样的：如果要离校外出，首先要在连队的外出登记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这样才算完成手续，才能认为外出申请正式得到许可，长官会后续签字批假。有一次我沿着马尔伯勒路驾着一辆双排马车（租的）去奥尔德肖特看望朋友，他的民兵营正在那里训练，猜猜我遇到了谁？鲍尔少校本人！他驾着一辆轻便小马车向着桑赫斯特疾驰而去。我向他脱帽致敬时，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在外出本上签名，顿时冷汗直冒。我要么是太懒了，要么就是忘了。不过当时我想自己还有一线生机，少校可能到晚餐时分才会去查看登记本，我得抓紧时间赶回去，一到学院就去写名字！我匆忙结束了访友，以拉车的小马能承受的最快速度从民兵营赶回学院，刚好六点。我赶紧跑过走廊，赶到放登记本的桌子边，一眼就看到当天准假的签字那边已经写上了少校的首字母缩写：O.B.。我还是迟了。他肯定在奥尔德肖特那边看到了我，也看到了我的名字并不在登记本上。我赶紧再看了一下，却惊讶地发现我的名字躺在登记本上，正是少校的字体，而且也得到他的签名批准。

这让我对古老的英国陆军军旅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一方面军纪严明，另一方面又能维持一个小社会应有的礼貌和权变。自然有了这次鞭策之后，我再也没有粗心大意过了。

很大程度上，同样的事情后来也发生过。1915年冬，我正在掷弹兵卫队服役，驻扎在拉旺蒂城外。我们的指挥官是极端重视军纪、名噪一时的杰弗瑞上校。尽管当时战争对峙已经持续了十六个月，他仿佛一点也没有受到压力影响一样，依然是杰出的指挥官。除了军队里规定的定量朗姆酒之外，就算是在严冬极寒天气之下的前线，他也不赞成在执勤的时候喝酒。他虽没有明确下命令，但还是希望我们不要把酒带进战壕。那次是在一条阴暗的防空壕里，我们正淋着防空壕顶上滴下来的水喝一瓶波特酒。就在这当口儿，传来了“指挥官好”的喊声和杰弗瑞上校下阶梯的声音。一名年轻军官——我打赌他一定有着行军打仗的天才——急中生智，抓起一旁忽明忽暗的蜡烛就塞进了瓶口。那时候拿酒瓶当烛台很常见，上校也没说什么，一切就这么过去了。六个月后，这名军官休假，在卫队俱乐部里又遇到了上校。上校对这位中尉说：“要不要来一杯波特酒？”中尉没有拒绝。侍者拿来了酒瓶，两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上校说了一句：“这酒尝起来有没有蜡烛油的味道？”两人都开怀大笑。

还请各位读者原谅，接下来我要离题片刻，讲讲我在桑赫斯特最后一个学期发生的事。我当时被奥米斯顿·钱特女士的纯净运动搅得义愤填膺。这位女士是伦敦郡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自1894年夏天开始，她发起了一场旨在净化音乐厅的运动。不知为何，帝国剧院的走廊成了她的眼中钉。帝国剧院特等席后面有一块地方面积很大，晚上演出的时候总是挤满了年轻人，男女都有，趁演出和幕间的时候相互聊天，尤其是周六晚上人更多。不仅如此，年轻人还时不时来上一杯，提神醒脑。钱特女士和她的朋友于是就对这群寻欢作乐的人大加指责，说他们不检点，道德沦丧。她还试图关闭这片走廊区域，尤其是与之毗连的酒吧。不过似乎大多数英国人的看法截然不同。那时候《每日电讯报》还是我国数一数二的大型新闻报纸，公众的意见都体现在这份报纸上。《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系列题为《潜行徘徊的卫道女士》的有力文章，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广泛讨论。大家用类似于“五子母亲”“身为基督徒的绅士”“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约翰·卜尔”等等的笔名发表意见。普罗大众对此议题都很感兴趣，但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可以说是讨论最为热烈的地方，我身边的朋友都参与了进来。军校生每月两次外出，从周六中午到周日半夜，去事件中提到的走廊已经是一种习惯。这样一来钱特女士的冷嘲热讽和指责自然就好像直接戳在我们背上一样。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都没看到过她所说的那种现象发生。在我们看来，如果真的要说走廊里有什么问题值得批评的话，那可能就是剧院守门人的态度了。这些穿着制服的家伙态度粗暴，只要任何人真的是喝多了或有任何僭越之举，哪怕是出于无心，也会被他们立刻请出走廊，甚至是直接丢到大街上去。我们觉得奥米斯顿·钱特女士发起的运动彻头彻尾是毫无必要的，还有悖于英国人最为自豪的自由传统。

我一心想着要做出行动反对这场运动，要弄点名堂出来。有一天我在《每日电讯报》上看到有位先生（抱歉，我现在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提议建立一个公民联盟，以对抗钱特女士及其支持者们的不宽容态度。他还提议把联盟的名字定为“保护娱乐联盟”，建立委员会，任命执行委员，然后立马就职，吸纳成员，收取会费，召开公开会议并出版支持联盟观点的文献。我立马就按这位勇气可嘉的创建者所留下的地址去信了，提出志愿参与其中，并表达了我对他的提议全心全意支持，愿意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和他通力合作。接着我收到了回信，在一张令人印象颇为深刻的信纸上，我看到他们回应了我的支持意向，并邀请我下周三六点到伦敦一家饭店参加执行委员会首次会议。

下周三只有半天课程，表现良好的候补军官只要请假都能获准离校去伦敦。离周三还有三天，我抓紧了全部时间准备演说词。我觉得可能要在会上发言，想象一下，周围坐着的一大群人都是面容严肃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而我大展辩才，高举“汉普登在战场上为之捐躯而西德尼在绞刑架上为之牺牲”的大不列颠自由大旗。我此前还从没有当众发表过演讲，故对我来说是大事一桩。我还记得演讲稿改了又改，大概有那么三四次，然后一字不落地刻到了自己的脑子里：大概就是在论证这次运动是一场严肃的宪制运动，关乎的是英国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争论的是国家涉足守法个人社交习惯所带来的危险；阐述的是不为正常公众舆论支持的压制行为必然导致的众多恶果。我在演讲中并未夸大问题，也没有对事实视而不见。我试图用克制的言辞和良好的幽默感来说服听众，用逻辑和常理来令他们深信不疑，甚至在演讲接近尾声的地方我还呼吁要对我们受人误导的反对者保持耐心，毕竟生而为人，孰能无过？当大作最终完成之后，我就一门心思既期待又忐忑地等待着会议召开的重要时刻。

周三早上的课结束之后，我匆匆咽了几口午饭就换上了一般的衣服（我们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要反对所谓便装的说法，而令人反感的“平民装”一词在那时还没有出现），赶紧往火车站赶，跳上了一列极慢车前往伦敦。我必须要告诉各位，当时我囊中羞涩，事实上买了回程火车票之后，我就只剩下几个先令[54]了，要到两周多之后才能领到下月的十英镑津贴。一路上我都在背诵演讲稿里的重要论点和段落，以此消磨时光。这次我就要靠这篇稿子了。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广场附近的酒店里举行，我坐了一辆双座小马车，从伦敦滑铁卢火车站赶往莱斯特广场。马车逐渐驶入了广场背面的小街巷里，阴暗肮脏的街景让我逐渐开始感到惊讶，甚至有些不安，这种感觉在马车快到酒店的时候变得更加强烈。不过我开始安慰自己，他们也许是故意选择远离高尚之地，这样做也不算错。这个联盟如果要发展起来必须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必须要回应所有阶层共通的天然本真，绝不能与富二代或者是小范围的高端俱乐部发生太多的联系。抵达之后，我对门房说：“我来参加今天在贵酒店召开的保护娱乐联盟会议。”

门房闻言一脸迷惑，然后说：“好像吸烟室里有位先生和这事情有关。”酒店人员依言把我带进了一间昏暗的小客房，说这就是吸烟室，我就在这里亲眼见到了这个新组织的创始人，只有他一个人。我顿时感到一阵失望，不过一下子心中闪过一个念头，令我又燃起了一线希望，我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开会？”他好像有点尴尬：“我是给好几个人写了信，但他们一个都没来，就只有你和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俩就把章程写了吧。”“可你给我回信的时候用的是印有联盟抬头的信纸啊？”“那个花几毛钱就行了，刚开始的时候在信纸上印上抬头总没错，吸引人来嘛。你看你不就来了嘛！”我哑口无言，他似乎也感到了现场的寒意，顿了一下接着说，“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在英格兰要让大家一起做任何事情都难得很，人人逆来顺受，一点精气神都没了。”

这个什么“联盟”的事情再做下去显然毫无益处，生这位创始人的气也只能是自讨苦吃。我克制着自己，拘谨又坚决地和他道别，走回到大街上，胸中满是锦绣华章，抑制不住地要喷涌而出，而口袋里则只有几个硬币。街道上人来人往，匆忙来去，眼中只盯着自己苟且的蝇头小利，对涉及公益的政府问题却刻意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我带着一丝冷笑，充满怜悯地盯着这些脑海中满是琐碎小事的过路之人。显然想要引导公众意见绝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民主制度下的软弱产物如果对自己的自由如此轻视，他们又如何能守住我们在几个世纪的贵族和寡头统治之下打下的广阔疆土呢？有那么一刻，我对大英帝国彻底绝望了。然后我的思绪转到了晚餐上，一下子就更加泄气了，我被我苍白的钱包击败了！不！这绝对不行！美丽的半天假期，满怀抱负与期望的伦敦之行，不但是能改变国家命运的演讲没能发表出去，连胃中也已经是空空如也了，难道就这么去啃个面包喝杯茶就回军校去了？这也太残酷了，命运不能这样对我！就在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已经走到了斯特兰德大街上，目光所及之处悬着三个金球，正是阿滕伯勒先生开的那家著名的典当铺子。我于是做了一件此前从未做过、此后也从未再做的事情。典当了上次我生日的时候父亲送的一块无比精致的金质手表。当铺朝奉仔细打量了我递过去的手表，对我说：“你要多少？”“五英镑就行。”他在一本本子里写下了一点东西，于是我拿着一张截至当时只在戏剧里听说过的小票子，还有一张五英镑的钞票，转身又钻回伦敦心脏地带中去了。走进当铺我还在自我安慰，要知道在最困难的时候，就连大英帝国的王室珍宝都拿去当过。后来我平安地回到了学院里。

第二天我桑赫斯特的朋友们都想知道会议开得怎么样。在此之前我已向他们提前披露了我希望在演讲中使用的最有力的几段论述，他们都很好奇最后效果如何。他们认为我要去面对一群比如政治家、市府议员之类的大人物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发表演说，把咱们的观点公之于众，几乎都要崇拜我了，对任何一点细节都求知若渴。我没告诉他们实情，而是迂回地抱怨我们这个国家整体上日子过得怎么怎么舒服，要用公共演讲来鼓舞这些心满意足的普罗大众是怎么怎么困难。我还指出，要成大事者必须要一步步把事情做成，做下一步之前先要把基础夯实之类。第一步就是要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而这一步已经完成了。第二步是要起草联盟的章程，分配责任与权力——这一步已经在推进了。第三步则是广泛呼吁公众，具体怎么做还要看公众对此反应如何。我的同学对我所说的话将信将疑，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要是自己坐拥一份报纸就好了，我肯定会把自己的演讲逐字逐句印上首页，还要标注出委员会成员发出欢呼的地方，周边还要配上抓人眼球的头版报道以及卓有分量、引领意见的系列文章。如果真能这样做，保护娱乐联盟可能就真的能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了。甚至有可能在当时，19世纪90年代早期，趁许多事物都在新兴之时做出一些事迹。比如在整个英语世界刮起一阵公众意见的旋风啦，给出一些令人敬畏的警告啦，甚至可能强大的美国根本就不用受禁酒令[55]的折磨啦，等等！在此处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命运的步伐，只是它没有走上平坦舒适的大路，而是拐进了一条干燥并充满砾石的岔路。

我在这场圣战中命中注定要另外做出点大事来。钱特女士发起的运动绝对不能用“不成功”来形容，政府感到了威胁，决定启动典型的英国式妥协程序。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惹人生厌”的酒吧和走廊区域之间必须用轻质帆布屏风隔断。这样理论上酒吧就不“在”走廊区域里了，就好像酒吧和走廊之间隔着一个郡那么远。当然按照法律规定也要留下足够宽度的通道以供进出，而出于通风需要，隔断也不能完全拦死，视需要随时能搬走。这样一来维纳斯和巴克斯的神庙[56]，哪怕只手之遥，也是和走廊分开了的。他们对人性脆弱之处的攻击也就不能集中火力，变得断断续续、有一搭没一搭了。听闻这样的决定，“潜行徘徊的卫道女士”中间立刻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和撒那”的欢呼声。至于剧院的经营者这一边，就没那么高兴了。他们尽情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抗议之情，但似乎也作好了接受既成事实的准备。桑赫斯特的意见与他们不同，在这场可耻的和平进程中，没有人以适当的方式咨询这里的意见。我对这种掩耳盗铃的讽刺式解决方案尤其愤怒。日后我才知道，“虚与委蛇”在伟大的民主自由国度的社会公众生活中，应该是能起到毋庸置疑的巨大帮助作用的，而我当时对此毫无认识。我一心希望能划出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在对公众的便利和社交的规范作出一定的让步之后，能明晰国家的义务和个人的权利。

帆布屏风在帝国剧院走廊区域就位之后的第一个周六晚上，众多桑赫斯特的同袍恰好都在，许多同龄大学生也在场看戏。当然这些都只是书虫，不守纪律，不负责任。新出现的东西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人人都在打量，很快都用不甚好听的话评头论足。接着有些年轻人拿起手杖，戳破了帆布，其他人纷纷效仿。当我的同僚们都开始紧随潮流，我自然不能被风尚落在后面。于是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场的所有人顷刻间变得群情激愤、怒火冲天。大概有两三百人开始冲击摇摇欲坠的脆弱屏障，把帆布屏风撕成了碎片。剧院管理方束手无措，随着木材发出的嘎吱之声和帆布撕裂的刺耳之声，帆布屏风构成的障碍被彻底移除，酒吧又一次同他曾长期统治的走廊区域连成一体了。

就在这种满目疮痍、不太有尊严的环境中，我阴差阳错地发表了我的公共演讲处女秀。我三步两步爬上废墟，身子甚至还半陷了进去，对着喧嚣激动的大伙儿说话。我到底讲了些什么并没有确切的记录留存，但并非就此销声匿迹，我日后还数次听人提起过这次讲话。我把准备好的关于宪制的论述全数掏出，直接诉诸在场众人的情绪，甚至是希望鼓动起他们的激情，我还记得最后结尾处我是这么说的：“今晚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撕碎了这些障碍；下次选举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你们能把那些应为此负责的家伙推下台来。”听闻此言，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冲进了剧场里，挥舞着木头和帆布的碎片，就像是扛着火炬和标语一样。这场面让我想起尤利乌斯·恺撒之死[57]，阴谋刺死他的人也是这样冲进街道，挥舞着沾着鲜血、刚刚刺死了这位独裁者的匕首；我还想到了攻占巴士底狱[58]，这些细节我都非常了解。

把革命继续下去似乎比掀起一场革命要更困难。当时我们必须要赶去坐上返回桑赫斯特的最后一班火车，不然就会犯下不按时归队的错误。这班车现在依然在运行，每天午夜的钟声刚刚敲过就会从滑铁卢站出发，向伦敦墓场运送这座城里当天逝去之人的遗体。列车三点会抵达奥尔德肖特附近的弗雷姆勒站，也是这趟车的终点站。下车之后我们还需要驾车回到皇家军事学院，大概还有八到十英里的路。抵达这座小村之后，我们发现已经找不到什么交通手段了。因此我们只得去敲当地旅店的门。也许是我们敲门的时候太过于吵闹和急躁，很久都没有人应门，我们也变得愈发焦躁不安。就在此刻，旅馆门的上半截突然打开了，我们赫然发现一支大口径喇叭枪的枪管黑洞洞地盯着我们，后面跟着一张苍白又极具威胁性的脸。在英格兰，事情被推到这种极端的情况可不多见。我们吓得动也不敢动，赶紧解释了我们的来意并说清楚我们会付钱。旅馆主人终于平静下来，情绪缓和之后给我们牵出了一匹老马，套在了一辆比马年岁还要大得多的马车上。就这样我们七八个成功赶回了坎伯利，没有惊动正门门卫，抄小路潜回了宿舍，这才没有误了第二天清晨的检阅点名。

这件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甚至上了大多数报纸的头版。我有好一阵子都为此担惊受怕，唯恐媒介对我在其中起的作用加以不必要的关注。毋庸置疑这有很大的风险，我父亲的名字在当时还尚能吸引公众注意。作为一名希望生活在自由之邦里的公民，自然有义务奋起反抗暴政。我自然而然地感到非常自豪，但也不是不知道可能存在相反的意见，而且这种意见还有可能占据上风。年纪大的人和当权者不可依靠，他们不会每次都理解，他们不会总是持着开明的态度或者用一颗理解的心来看待“年轻人不知轻重、鲁莽乱来”；有的时候他们也总会玩那些让人恶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尽管早就做好了“光荣”的准备，我总希望那一天晚些到来。索性等到我的名字被挖出来和这件事挂上钩时，公众早就偃旗息鼓，对此事不再感兴趣了，学院和陆军部也没有哪个家伙恶毒到要炒冷饭的程度。偶尔好运的事情必须要牢牢记住，人总会有走背字的时候，而且几乎是板上钉钉。到那个时候，走运的事情就要被拿出来做抵冲。关于这件事我仅剩的记忆就是，后来地方议会选举没能选好，这些自称“进步派”的人获得了胜利。剧院里的隔断又重新恢复了，这次用的是砖头水泥。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尽管如此，所有人都说我们倾尽全力了。

很快，我在桑赫斯特的学业即将进入尾声。以前我的成绩一直是勉强不垫底，却始终在榜尾徘徊；但这次总共一百五十人中，我以第八名的成绩，获得了优等毕业。我在此提及此事，是希望证明如果学习的内容足够重要，我是有能力快速学好的。我在这段时间里读书虽然很用功很辛苦，但也很开心。总共就只有三个学期，从初级到中级，再从中级到高级，到了学期末，升学几乎是自动的。学期也很短，几乎一年的时间就升入了高级班，每个星期学生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时间来到了1894年12月。我顺利完成学业回到家里，等候女王陛下差遣。和我之前的学校生涯不同，这次我结识了一众好友，其中有三四位直到今日还健在，其余的都已逝去。很多是在南非战争中为国捐躯了，不仅是我的朋友，我的连队同袍也有很多牺牲在这场战争中了。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夺走了几乎所有剩下人的生命。就算是侥幸活下来的几位也是伤痕累累，大腿、胸口、脸上，都留下了敌人子弹的痕迹。在此，我谨向他们所有人致敬。

离开桑赫斯特之后，我就真正进入了社会，就像是阿拉丁拿着神灯打开了藏宝洞一般忙忙碌碌。从1895年初直到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愣是从没时间回顾往事。空闲下来没有要务缠身的日子我几乎能掰着手指头数过来，仿佛是一场电影，我们就像是其中的演员。总体而言太有意思了！但作为本书的主体部分，1895年到1900年这五年间我经历的一切是最鲜活、最多样，也是最刺激的，超出了我之前所认知的一切。当然了，其程度还比不上“一战”刚爆发的几个月。

回顾往事，我无法不真心诚意地感谢上帝赠予我生命，给予我生存的机会。每天都是那么美好，每天都越来越好。坎坷与沉浮，危险与经历，总是充满了动力和希望之光。加油吧！所有的年轻人，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世界需要你来填补被战争摧毁的一代人留下的鸿沟。一个小时也不要浪费！一定要在生命的旅途中坚持奋斗，找到自己的位置。二十岁到二十五岁的人们啊，你们正当盛年！千万不要满足于事物的现状。“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你们’！”来吧！接受先辈的遗产，扛起你们的责任！再度举起光荣的旗帜，对着全新的敌人昂首冲去，人类前进的路上总会遇上集结起来的敌人，但只要全力作战，就能把敌人打得一败涂地。绝不要在失败面前偃旗息鼓，“不”绝不应该是你们满意的答案。不要因个人取得一些成就或被谁接纳就沾沾自喜。你们会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但只要本心不变，坚守真心与慷慨，一往无前，世界上没谁会因此受伤或感到悲痛。整个世界就等着年轻人去追求，去拥入怀中。世界生生不息，日渐繁荣，就是因为她不断地向年轻人的雄心壮志雌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