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请进纪德迷宫

李玉民

法国二十世纪作家中,若问哪一个最活跃、最独特、最重要、最容易招惹是非,又最不容易捉摸,那恐怕就非安德烈·纪德莫属了。

有哪个作家活着的时候能够做到,让“右翼和左翼的正统者联合起来反对他”呢?又有哪个作家死的时候还能够做到,人们老大不乐意还得写悼念他的文章,将重重尴尬与怨恨编织成献给他的花圈呢?

同那些虚伪的、思想狭隘而令人作呕的悼念文相反,萨特和加缪所写的纪念文章则显示出感情的真挚,认识深刻而评价中肯。

萨特在《纪德活着》一文中写道:“思想也有其地理:如同一个法国人不管前往何处,他在国外每走一步,不是接近就是远离法国,任何精神运作也使我们不是接近就是远离纪德……近三十年的法国思想,不管它愿意不愿意,也不管它另以马克思、黑格尔或克尔凯郭尔作为坐标,它也应该参照纪德来定位。”

加缪在《相遇安德烈·纪德》一文中则写道:“纪德对我来说,倒不如说是一位艺术家的典范,是一位守护者,是王者之子,他守护着一座花园的大门,而我愿意在这座花园里生活……向我们真正的老师献上这份温馨的敬意是理所当然的。对他的离去,一些人散布的那些无耻谰言,无损于他的一根毫发。当然,那些专事骂人的人至今对他的死仍狺狺不休;有些人对他享有的殊荣表现出酸溜溜的嫉妒;似乎这种殊荣只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才算公正。”

两位大师,从不同的立场与认识出发(尤其萨特能站在与纪德的分歧之上),不约而同地向纪德表示了敬意,这就从两个方面树立了榜样,表明不管赞成还是反对纪德,只有透彻地理解他,才有可能公正地评价他在法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

然而,慢说透彻,就是理解纪德又谈何容易。别的先不讲,拿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来说,就曾以不同的态度对待罗曼·罗兰和纪德,正是基于对纪德的深刻不理解。

罗曼·罗兰(1866-1944)和安德烈·纪德(1869-1951)生卒年代相近,都以等身的著作经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算是齐名的作家。然而,罗曼·罗兰于一九一五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纪德还要等三十二年之后,到一九四七年,在七十八岁的高龄,才获此殊荣,是因其“内容广博和艺术意味深长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以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与处境”。

其实,纪德的重要作品,到了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绝大部分都已经发表,主要有:幻想小说《乌连之旅》(1893)、先锋派讽刺小说《帕吕德》(1894)、散文诗《人间食粮》(1897)、小说《背德者》(1902)、日记体小说《窄门》(1909)、傻剧《梵蒂冈的地窖》(1914)、日记体小说《田园交响曲》(1919)、小说《伪币制造者》(1926)、自传《如果种子不死》(1926)。此后,纪德虽然还发表了大量的戏剧作品、游记、日记和通信集,但是他的主要文学创作活动,到一九二六年就告一段落了,人称“文坛王子”的地位已经确立,当然也就无愧于获奖的那段评语了。但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还要花上二十多年的时间,才算弄懂了纪德。

的确,纪德的一生和他的作品所构成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的迷宫。

通常所说的迷宫,如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克里特岛迷宫,人进去就会迷路,困死在里面。忒修斯是个幸运者,他闯进迷宫,杀死了牛头怪弥洛陶斯,不过也多亏拉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才最终走出来。

然而,纪德的迷宫则不同,它不仅令人迷惑,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特点:一般人很难进入。他的每部作品,都是他这座迷宫的一道窄门;他的许多朋友、绝大部分读者,从这种窄门挤进去,仅仅看到一个小小的空间,只好带着同样的疑惑又退了出来。至于他的敌人,往往连窄门都闯不进去,只好站在门口大骂一通了。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无论为友为敌,还是普通读者,大都未能找见连通这些作品的暗道密室,未能一识纪德整座迷宫的真面目。克里特岛迷宫中有牛头怪,纪德迷宫中有什么呢?

纪德迷宫中,有的正是纪德本人。

换言之,纪德笔下的神话人物忒修斯进入的真正迷宫,正是纪德本人。

纪德生于巴黎,是独生子,父亲是法律学教授,为人平易随和,读书兴趣广泛,往儿子幼小的心灵播下了爱好文学的种子;母亲本家是鲁昂的名门望族,十分富有,安德烈·纪德一生衣食无忧,在库沃维尔有庄园,在巴黎有豪华的住宅,全是母亲留给他的遗产。纪德早年体弱多病,异常敏感好奇。不幸的是他十一岁时,性情快活、富有宽容和启迪精神的父亲过早辞世,只剩下凝重古板、生活简朴并崇尚道德的母亲,家庭教育失去平衡。母亲尽责尽职,对儿子严加管教,对他的行为、思想,乃至开销,看什么书,买什么布料,都要提出忠告。直到一八九五年母亲去世,纪德才摆脱这种束缚的阴影,实现他母亲一直反对的婚姻,同他表姐玛德莱娜结合,时年已二十六岁了。

纪德受到清教徒式的家庭教育,酿成了他的叛逆性格,后来他又接受尼采主义的影响,全面扬弃传统的道德观念,宣扬并追求前人不敢想的独立和自由。纪德自道:“我的青春一片黑暗,没有尝过大地的盐,也没有尝过大海的盐。”纪德没有尝到欢乐,青春就倏忽而逝,这是他摆脱家庭和传统的第一动因:“我憎恨家庭!那是封闭的窝,关闭的门户!”他过了青春期才真正焕发了青春,要拥抱一切抓得到的东西,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在懂得珍惜的时候,能获得第二个青春,应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纪德身上久埋多滋润的青春激情,一直陪伴他走完一生。

被称为“不安的一代人的《圣经》”的《人间食粮》,正是作者这种青春激情的宣泄,是追求快乐的宣言书:

自然万物都在追求快乐。正是快乐促使草茎长高,芽苞抽叶,花蕾绽开。正是快乐安排花冠和阳光接吻,邀请一切存活的事物举行婚礼,让休眠的幼虫变成蛹;再让蛾子逃出蛹壳的囚笼。正是在快乐的指引下,万物都向往最大的安逸,更自觉地趋向进步……

《人间食粮》充斥着一种原始的、本能的冲动,记录了本能追求快乐时那种冲动的原生状态;而这种原生状态的冲动,给人以原生的质感,具有粗糙、天真、鲜活自然的特性。恰恰是这些特点,得到了青年一代的认同。长篇小说《蒂博一家》的《美好的季节》一章中,有一个情节意味深长:主人公发现了《人间食粮》,说“这是一本你读的时候感到烫手的书”。纪德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最喜爱的作家”(莫洛亚语),正是因为他的作品道出了青少年的心声。

莫洛亚还明确指出:“那么多青少年对《人间食粮》都狂热地崇拜,这种崇拜远远超过文学趣味。”青年加缪看了纪德的《浪子归来》,觉得尽善尽美,立即动手改编成剧本,由他执导的劳工剧团搬上舞台演出。的确,青少年在纪德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寻求文学趣味之外的东西,是纪德直接感受事物、直接感受生活的那种姿态。纪德甚至要修正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代之以“我感知,因此我存在”,将直接感受事物的人生姿态,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大多数人总是这样考虑:“我应当感受到什么?”而纪德时时在把握:“我感受到什么?”他的感官全那么灵敏,能突然同时集中到一个点,集中到一个事物上,将生命的意识完全化为接触外界的感觉,或者,将接触外界的感觉完全化为生命的意识。他将各种各样的感觉,听觉的、视觉的、嗅觉的、味觉的、触觉的,全都汇总起来,打成一个小包,如纪德所说:“这就是生命。”同样,纪德将感受事物的战栗,化为表达感受的战栗的语句,这就是用生命写出来的作品。读纪德的作品,最感亲切的,正是通过战栗的语句,触摸到人的生命战栗的快感。可以说纪德的著作的主旋律,就是感觉之歌,快乐之歌,生命之歌。

纪德认为,在人生的道路上,最可靠的向导,就是他的欲望:“心系四方,无处不家,总受欲望的驱使,走向新的境地……”应当指出,早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纪德就特别迷恋《一千零一夜》和希腊神话故事,他虽然受母亲严加管教的束缚,但还是能经常与阿里巴巴、水手辛巴达为伴,与尤利西斯、普罗米修斯、忒修斯为伴,在想象中随同他们去冒险、去旅行,从而形成了他那不知疲倦的好奇心。进入第二个青春期,他那种好奇心就变成层出不穷的欲望。他同欲望结为终身伴侣。他一生摆脱或放弃了多少东西,包括家庭、友谊、爱情、信念、荣名、地位……独独摆脱不掉欲望。欲望拖着他到处流浪,将半生消耗在旅途上,尤其是北非,不知去过多少趟,甚至几度走到生命灭绝,唯有风和酷热猖獗的沙漠:

“黄沙漫漫的荒漠啊,我早就该狂热地爱你!但愿你最小的微粒在它微小的空间,也能映现宇宙的整体!微尘啊,你还记得什么是生命,生命又是从什么爱情中分离出来的?微尘也希望受到人的赞颂。”

而且,直到去世的前一个月,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纪德,还在安排去摩洛哥的旅行计划。可见,纪德同欲望既已融为一体,就永无宁日:一种欲望满足,又萌生新的欲望,“层出不穷地转生”。他在旅途上,首先寻找的不是客店,而是干渴和饥饿感,也不是奔向目的地,而是前往新的境界,要见识更美、更新奇的事物,寻求更大的快乐:“下一片绿洲更美”,永远是下一个。他的旅途同他的目的地之间,隔着他的整整一生。他随心所欲,要把读他的人带到哪里?读者要抵达他的理想,他的目的地,就必须跟随他走完一生。

纪德认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所应当做的,“不是原原本本地讲述他经历的生活,而是原原本本经历他要讲述的生活。换句话说,将来成为他一生的形象,同他渴望的理想形象合而为一了;再说得直白点儿:成为他要做的人”。(《日记》1892年)

“原原本本讲述自己的经历”,这样做需要十倍的勇气;而“原原本本经历他要讲述的生活”,写出这样的话就需要百倍的勇气,再言出必行则需要千倍的勇气。因为他提出的放纵天性,“做我们自己”,在当时的社会就是“大逆不道”,他必须“无法无天”,才能挣脱家庭和传统道德的束缚,赢得随心所欲、成为真我的自由。

纪德首先意识到,他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总是有意无意地压抑自己的天性,长此下去就要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完人”,即符合传统道德而天性泯灭的人。其次,他也看到当时文坛活跃的两大流派,象征派诗人如马拉美等,完全“背向生活”,而天主教派作家,则以一种宗教的情绪憎恨生活。更多的无聊文人身负的使命,就是掩饰生活。总而言之,在纪德看来,人们遵照既定的人生准则,无不生活在虚假之中。因此,必须同虚假的现实生活背道而驰,走一条逆行的人生之路,才能返回真正的生活。于是,他给自己定下的人生准则,就是拒绝任何准则:“我决不走完全画好的一条路”(《如果种子不死》)。

同样,他也“要文学重新投入人生这个源泉中去”(《纪德谈话录》),并且大力实践,相继发表了《帕吕德》《乌连之旅》《背德者》《浪子归来》等,尤其《人间食粮》和《如果种子不死》,前者是追求感官快乐的宣言书,后者是他同传统道德教育的一次彻底清算。

纪德就是这样,开着自制的、以行和以文为双组发动机的新车,动力十足地闯进社会,逆向行驶,横冲直撞,撞倒了路标指示牌,撞翻了许多路障。有人不禁惊呼:纪德是常规行为和传统道德的“颠覆者”,也是文学的“颠覆者”。

的确,纪德在做人和做文两方面,都百无禁忌,特立独行:他无视传统习惯,揭露约定俗成,打乱各种规则,冲破各种限制,挣断一条条有形和无形的锁链,从而引起无数惊诧和愤怒,招来无数谩骂和攻击。抨击纪德最激烈的人之一亨利·马西斯就写道:“这些作品里受到质疑的,正是我们立身处世的‘人’的概念本身。”(《审判》第二卷)

纪德的敌人在抨击他的长篇大论中,却也触及到了他这些作品的核心:人的概念,即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人存在的理由。尼采说:“上帝死了。”纪德反反复复探索了大半生,最后也走向无神论:“独我的崇拜还能把上帝创造出来,崇拜可以离开上帝,而上帝却离不开崇拜。”于是提出没有上帝,人应该怎么办。人的问题,历来就是上帝的问题,灵与肉分离,鄙弃罪孽的尘世,但求灵魂的拯救。纪德一旦认识到上帝不存在,就主张追求肉欲的快乐并不是罪孽:“您凭哪个上帝,凭什么理想,禁止我按照自己的天性生活呢?”他在《人间食粮》中完成的这种解放,在三十年后发表的《如果种子不死》又有回响。

多样性是人类的一种深厚的天性,没有了上帝,人要做真实的自我,选择存在的方式,就有了无限可能性。纪德感到他“自身有千百种可能,总不甘心只能实现一种”。(《日记》1892年)他显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应该选定一种而丧失其余的一切可能,要时刻迎候我的内心的任何欲念,抓住生活的所有机遇。

生活犹如他童年所看的万花筒,能变幻出光怪陆离的奇妙图景。这种生活的复杂却同他内心的复杂一拍即合。纪德在《如果种子不死》中写道:“我是个充满对话的人;我内心的一切都在争论,相互辩驳。”“复杂性,我根本不去追寻,它就在我的内心。”正是这种内心的复杂所决定,纪德面对生活的复杂无须选择,仅仅随心所欲去——尝试。

纪德认为,有多少相互敌对的欲望和思想,共处并存在我们身上,人有什么权利剥夺这种思想或那种欲念存在呢?要完完全全成为真实的自我,就必须让自身的差异和矛盾充分表现出来,决不可以想方设法去扼杀不协调的声音。

上帝死了,人还活着,人取代了上帝空出来的位置。这种完全获取了自由的人,虽然不能全能,却能以全欲来达到上帝全能的高度,才无愧于争得的自由。因此,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全面把握各种各样的生活真实,体验各种各样的生存形态,自由享用人间的所有食粮。

《梵蒂冈的地窖》第五篇第三节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情节。朱利尤斯·德·巴拉格利乌尔同拉夫卡迪奥讨论无动机的行为,朱利尤斯说了这样的话:“我们宁愿伪造生活,怕的就是它不像我们最初的自画像,这很荒谬。我们这么做,就可能把最好的东西给歪曲了。”接着,他又问拉夫卡迪奥:“……您理解‘自由的天地’这几个字的意思吗?”

伪造生活,这是世人最荒谬的悲剧,因为歪曲的,可能恰恰是生活中最好的东西。朱利尤斯一旦摆脱了节制他生活的礼仪习惯,眼前呈现出真正的生活空间,一片自由的天地,他就不禁万分惊愕。他注视那片陌生的空间,不见一块禁止通行的标牌,也不见规定的路线,连指示方向的牌子也没有一块。自由的天地,就意味着可以走任何路线;既没有地图,也没有向导,只好独自往前走,身边没有助手,身后更没有牵着线团的阿里阿德涅,必须独自一个人去冒险。

在自由的天地中,如果只选定一个目标,只走一条路线,那么也就冒一种危险,事情就简单多了;好与坏,乐与苦,各居一半概率。然而,面对自由的天地,陌生的空间,根本不做任何选择,或者说无一舍弃地选择整个生活空间,无一遗漏地要走所有可能的路线,那么,也就没有止境地去冒层出不穷的危险了。

生活的好坏与苦乐,不可预设,也不能预知,只能遍尝之后才能确认,因此,纪德的一生,他创作的一生,就是不放过任何可能性,永远探索,永远冒险。这种不加选择的全面选择,我们权且称为全欲。

全欲就意味着全方位地体验人生,全方位地思索探求,不惜品尝辛酸和苦涩、失望和惨痛。

全欲,就意味着不专、不忠、不定。不专于一种欲望,不忠于一种生存形态,不定于一种自我的形象。

与这种全欲的生活姿态相呼应,纪德的文学创作也不选定一个方向,要同时朝各个方向发展,从而保留所有创作源泉,维护完全的创作自由。

纪德全方位的生活姿态,同他多方向的创作理念,就这样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他为了充分掌握人生的全部真实,就进入生存的各种形态,不能身体力行的,就由作品的人物去延伸,替他将所能有的欲望推向极致。另一方面,他那些迥然不同、相互矛盾的作品,写作和发表的时间虽有先后,但大多是同时酝酿构思的。可以说,没有后面谴责那种追求瞬间和感官刺激的《扫罗》,就没有前面的《人间食粮》;而没有前面《背德者》中那个为了感官的享乐就背弃道德的人物,也不会有后面《窄门》中那个压抑正常感情的清教徒的故事。

因此,以定格、定式、定型的尺度去衡量,去评价纪德的一生和他的作品,总要陷入矛盾和迷茫之中。纪德的这座迷宫,就好像变幻莫测的大海:

没有定形的大海……惊涛骇浪向前推涌,波涛前后相随,轮番掀起同一处海水,却几乎没有使其推移。只有波涛的形状在运行,海水由一道波浪涌起,随即脱离,从不逐浪而去。每个浪头只在瞬间掀动同一处海水,随即穿越而过,抛下那处海水,继续前进。我的灵魂啊!千万不要依恋任何一种思想!将你每个思想抛给海风吹走吧,绝不要带进天国。

如果以主题词的方式,从总体上描述纪德的一生及其创作,那么用“动势”“变势”,也许比较贴近吧。应当说,贯穿纪德的一生及其全部作品的,正是一种动势、一种变势。

纪德就属于那些不断地蜕变,否则就不能生长的物种。每天清晨,他都要体味新生的感觉,体味新生感觉的温馨;每天清晨,他都要丢下昨日的躯壳,上路去迎接新生。未知物的孕育、艰难的更新,生命在纪德的身上,就是这样不断隐秘地运行,神秘地再生;新的生命在他体内成形,那新生命即将是他,又和原来的他不同。

同样,纪德笔下的各种人物,无论是追求生活幻梦的乌连、时时在调侃的《帕吕德》中的那个主人公,还是《浪子归来》中的那个浪子,无论是《伪币制造者》中那位小说家爱德华、《梵蒂冈的地窖》中的那个“无动机行为”的拉夫卡迪奥,还是《田园交响曲》中的那个牧师,以及普罗米修斯、扫罗、康多尔王、柯里东、忒修斯,等等,无论哪一个都是纪德的一种生活尝试、一个心灵的影子、一种欲望的演示,都是纪德的一部分,又不能代表纪德的全部。

纪德的文学创作同他的生活一样,极力避开任何责任的路标,只靠好奇心,靠求知和创新的欲望来指引。他始终处于警觉状态,唯恐稍有疏忽,就要重复自己,或者走上别人的老路;他坚决摈弃“共同的规则”,不写别人已写出或者能写出的作品,因而,他的每部新作,都与世上已有的作品,与他此前的作品迥然不同。他的某些作品甚至模糊了体裁的界限,究竟是随笔、散文诗、小说、叙事,还是别的什么,让批评家无法分类。傻剧又是小说,不伦不类。而他称之为唯一小说的《伪币制造者》,更是前所未见:叙述的多视角、空间的立体和层次感,尤其“景中景”,小说套小说复杂而奇妙的结构,的确是小说创作的一次革命。

纪德自由行动在无限广阔的空间,不选择方向也就不怕迷失方向;那么进入纪德迷宫的读者,不预先设定方向也就不会迷失方向了。

纪德令人迷惑的多变,就是他总拿已知去赌未知,拿他的全部过去,再去赌新的未来。他时而疾驰,时而急停,不断地变换方向,不断地猛转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甚至做出惊世骇人之举。

纪德惊世骇人之举,影响面最大的要数殖民地事件和访问苏联,这也是右翼和左翼正统者永远也不肯饶恕纪德的两大事件。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纪德应苏联作协的盛情邀请,由五位左翼作家陪同访问了苏联,至八月二十一日回国,历时两月有余。归国不久便发表《访苏归来》,三万多字的短文,加上次年出版的《附录》《补正》等材料,也不足十万字,可是却掀起轩然大波。一夜之间,纪德就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友人变成“敌人”。当年那种辩论和攻击的激烈程度,只有经过重大政治运动的人,才能有所领会。

事过六十余年,尤其在我国十年浩劫结束、苏联解体之后,那场大辩论和该书所涉及问题的是是非非,早已十分明了,再谈文中这些批评和见解如何正确和基于善意,而攻击他的那些观点又如何荒谬和偏执,今天看来就显得有些多余了。我们固然佩服纪德的先见之明: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就看出苏维埃政权要解体的种种征兆,并且提出了忠告。我们固然也钦佩纪德坚持正义的勇气:在世界范围左翼思想形成主流思潮的红色三十年代,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站出来讲真话,触怒当时以苏联为核心的进步力量。对与错,从来就不能以一个政党、一条路线或一种思潮来划分,这一点早已被历史屡屡证明了。

今天读《访苏归来》,最引人深省的,还是纪德这次面对大是大非急转弯的思想轨迹和心理历程。我们在敬佩之余,要看一看一代知识分子的佼佼者,如何不避艰险,走了这样一段历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刚刚经历了一次大战的灾难,法西斯主义又崛起,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而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养痈成患,越发暴露出虚弱、腐朽的一面。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又遇到空前的挑战。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怀着忧患的意识,开始纷纷转向新型的苏维埃政权,把它看成是人类的希望。不能说他们这种选择,都是因为过分天真和狂热,至少像纪德这样特立独行的人,是经过充分思想准备的,绝非轻易受迷惑和轻率的决定。

纪德生在新教家庭,受传统道德的禁锢,青春一旦失而复得,他的心灵就变成开在十字路口的客栈。他以百倍的激情,去做他青年时代该做而未做的事情:追求快乐。为此,他完全摈弃了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拒绝任何生活准则,要享受真正的生活,做个真实的人。

不要小看这“真实”二字,他一生如果有准则的话,这就是他的最高准则。从而他最憎恶虚假,他拒绝和鄙视的,大多是他认为虚假的东西。不过,他还仅限于追求个人自由和人生的快乐,不大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四日,他同友人动身去刚果和乍得旅行,次年五月回国,他就猛烈抨击殖民制度和大公司对土著民族的残酷剥削,发表了《刚果之行》和《乍得归来》。这样,围绕殖民地问题,议会里、报刊上都展开了大辩论,政府不得不派团去调查。纪德预言,照这样统治下去,殖民制度维持不了多久。抛开这场辩论的社会意义和纪德的论断正确性不谈,经过这个事件,纪德的思想里增添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正义。

进入三十年代,纪德越来越关注苏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越来越同情共产主义。一九三四年一月,纪德和马尔罗曾去柏林面见希特勒的干将戈培尔,要求释放季米特洛夫和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同年,纪德进入反法西斯作家同盟警惕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六月,纪德主持召开了世界保卫文化作家代表大会。他成为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朋友,究竟有什么思想基础呢?

纪德自道:“引导我走向共产主义的,并不是马克思,而是《福音书》……”

这不是戏谑之言。三十年来的创作生涯,他在作品中仅仅传播自由,而不是宣扬信仰,只因他没有信仰可宣扬。但这不等于说他不在寻觅。他反复阅读过《福音书》,做了笔记并写成小册子《你也是……》,从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他一直寻求的东西:不带宗教的基督教理想,没有教条的伦理;同样,他在共产主义学说中看到了没有家庭、没有宗教的社会理想。

“三年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导思想,便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宽宏大量,更是对正义的强烈渴求”。

又是“正义”,这是他找到的理想和信仰,他要拥抱的真理。他也正是这样来理解苏联和共产主义。

于是,他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新食粮》中写道:“快乐对于我来说,就不仅像过去那样是一种天生的需要,还成为一种道德的义务了。”

纪德这个“背德者”能谈道德和义务,思想变化何其大啊。而且,他也不是空谈道德,在《新食粮》中还写道:“我的幸福就在于增添别人的幸福,我有赖于所有人的幸福,才能实现个人幸福。”

请看,这多么像一位共产党人的誓言:个人幸福和人类幸福结合起来,首先要实现全人类的幸福,才有个人的幸福。可以断定这不是表白和抄袭(因为这不是入党申请书),而是理想和信仰的一种表述。

纪德就是怀着这种理想,到理想国苏联去朝香。“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什么?不只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梦想的,几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终致力追求的却在那里发生了。由此可见,在一片土地上,乌托邦正在变成现实……”

不料现实却击碎了纪德的理想。

到苏联访问不久,纪德就陷入盘根错节、纠缠不清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之中;极简单的一件事也弄得十分复杂,让人理不出头绪。

纪德在苏联看到的不是无产阶级掌权,而是斯大林一个人专政;他看到的不是生机勃勃,而是死气沉沉、闭关锁国的苏联。他在苏联看到了他最痛恨的东西,“一切降低人的价值的东西,一切减退人的智慧、信念和锐气的东西”,他也看到了他深恶痛绝的非正义:受到政治迫害而陷入绝境的普通工人求告无门……

纪德终于明白:苏联背离了它当初追求的目标,背叛了它令人们产生的所有希望。怎么办?如何处理人们肯定期待他做出的全面判断?“应当隐藏起保留意见,向世人谎称赞赏一切(像罗曼·罗兰那样)吗?”纪德陷入惶恐和痛苦之中。

本来,纪德从一个“背德者”走向主持正义,靠拢苏联和共产主义,有了理想和信念,就已经走了一段艰难的历程。现在,他又面临另一段艰难的历程:离开苏联,离开他“遴选的祖国”。纪德所走的是双重的艰难历程。

然而,投鼠毕竟忌器。进步阵营早已把苏联和这项事业过紧地连在一起,对苏联的批评,很可能转嫁责任,损害这项事业了,纪德从而也就同整个进步阵营为敌了。

维护虚假的东西,就要丧失他终生最看重的人格,也违背重大抉择从不以功利为前提的品性。“我认为真诚之所以重要,正因为事关大多数人和我本人的信仰。”

这就不仅仅是做人的真诚,而是信仰的真诚了。“在我的心目中,还有比我本人更重要,比苏联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

纪德在《访苏归来》开篇讲了一个希腊神话故事。谷物女神得墨忒耳装扮成老妪模样,进王宫照看刚出世的小王子得摩福翁。女神出于无限的爱,渴望将孩子带上神界,就在深更半夜把小王子放到炭火上锤炼。不料王后闯进来,推开女神,移走炭火,“毁弃了修炼中的超人品性”,孩子得救,却未能成神。

一到苏联访问,在纪德的心目中,苏联很快就成为一个破灭的神话。但是,他仍然端出《访苏归来》这样一盆炭火,有谁能真正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呢?

唯有历史。

纪德与众最大的不同,就是将他对待生活和写作的态度贯彻到底,原原本本经历他要讲述的生活……成为他要做的人。这就是他多变中的贯彻到底的不变。

纪德的一生和他的作品,可以等同起来。

纪德原原本本经历了(包括心灵的行为)他要讲述的生活;同样,他的作品也原原本本讲述了他经历(包括心灵的轨迹)的生活。没有作弊,也没有美饰。倒是他在《柯里东》《如果种子不死》等篇中暴露自己的同性恋癖,是令“亲痛仇快”的事。

萨特在悼念纪德的文章中写道:

“他为我们经历了一种生活,我们只要读他的作品便能重新体验到。……纪德是个不可替代的榜样,因为他选择了变成他自身的真理。”

纪德的书是每次重读都有新发现的作品,是让人思考、让人参与的作品。

纪德是在人生探索、文学创新两方面,都给后人留下最多启示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