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永远无法得知谁是癔症的零号病人。这种疾病的始作俑者可能是那条唆使夏娃将禁果递给亚当的蛇。于是裸露被视作威胁，而性欲则成了无时不在的危险。伊甸园里的癔症不分男女，以衣遮体是它的第一个症状。
法老时期的埃及，癔症被打上了性别戳记，它成了女性特有的疾病，因为医学被男性垄断。只有女性才会患上躯体表达不清的疾病。癔症的游走性症状被解释为子宫在身体内各个部位游走。为了让子宫复位，医生的方法是用燃烧的蜡烛熏蒸阴道口。我们不知道这种办法疗效如何，但是至少可以推测痛苦的性质已经变了。
再后来，癔症被认为是恶魔附体，驱魔成了理想的治疗方法。它依旧只涉及女性的身体，因为治疗师——全是男性——同时也是教士，不会被恶魔入侵，或有着与教会成员身份相符的判断力。
到了很后来，终于证明雄性智人也会出现癔症的症状，那就只能给子宫和恶魔平反了。于是选定大脑为病灶所在地——选择前列腺或睾丸显然不合适。
即使逐渐成了一个真正的医学精神病学课题，癔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与性别挂钩：医生是男性，病人是女性。这种现代癔症以二三十年浪漫的医疗史开场，堪比一部颇具性色彩的临床情节剧。其中最动人的篇章发生在1870—1890年代，由三位在感性的道路上无畏前进的女性谱写，她们顺从地把自己交付给了在科学的道路上无畏前进的实验者。不过她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能与实际不符，因为最初的叙述者，不管是神经科还是精神病科医生，都是男性，他们的性欲干扰了临床施治。但不管怎样，这三位病人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被认定为现代医学意义上的癔症的零号病人。
奥古斯蒂娜
露易丝·奥古斯蒂娜·格雷兹（Louise Augustine Gleizes）命运多舛，刚出生就被扔到乡下交给了奶妈。她侥幸活了下来，但她有三个哥哥姐姐夭折了，和很多父母请不起专业奶妈的孩子一样。
她的父母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当仆人，没有时间照顾她，她的童年是在一所教会寄宿学校度过的。正是在这所学校，她和几个女伴一样，触摸自己并因此而受罚，从而逐渐发现了自己的身体。周末和假期她在巴黎度过，总是忙碌的父母将她交给哥哥安托万照顾，这个哥哥是她母亲被主人C先生强暴后生下的。同母异父的哥哥比实际年龄更为成熟，已经隐约勘破了成年人性交的秘密，并以此为荣，大肆炫耀。
奥古斯蒂娜——病例的记录者按惯例取她的中间名作为化名——十三岁那年，她母亲认为她可以工作了。要把这个性格叛逆、身体尚未发育成熟的女儿嫁出去还早了点，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安置她。在与她身为强奸犯的东家兼情人进行了私密而可耻的谈判后，她说服他同意让女儿去他家帮佣。仆役身份的遗传性甚至比地役义务还要强。母亲应该能料到女儿也将遭受地位差异导致的强奸，资产阶级家宅生活遵循的宗教戒律与禁忌必然带来这一结果。但是，想要得到一份包吃包住的好差事，总得做出一点牺牲。上帝会宽恕拉皮条的女人，如果她们贫苦无依；也会宽恕强奸犯，只要他们是上流人士。
C先生——历史就这样审慎地记下了屋主的姓氏——很难让奥古斯蒂娜像她母亲那样接受他的亲近和挑逗。这孩子的态度阴晴不定而且异样叛逆。她有时候会摆出诱惑的姿势，看起来似乎接受了；有时候又表现出与其身份不符的愤怒。他不得不采取计划外的极端行为，最终仗着一把剃须刀草草发泄了他的淫欲。这些事情通常不会发生在一个正统的天主教家庭中。被强奸的第二天，奥古斯蒂娜便肚子疼，不时呕吐；这个不识抬举的家伙真是一点面子也不要了。她的症状是如此夸张，他们不得不叫来家庭医生。但奥古斯蒂娜一言不发，不时向周围人投去指责的目光。医生没给她做检查，检查也毫无意义，谁都明白年轻女孩肚子痛的原因是月经来潮。C先生、C太太和奥古斯蒂娜的母亲对此都非常满意：这一结论堪称完美，它适用于所有女孩子，能避免暴露出病人的特殊性。
可是没过几天，奥古斯蒂娜又犯病了，这次的症状是奇怪的身体抽搐。C先生别无选择，只能把她辞退。气氛变得压抑起来，他担心消息走漏破坏他们夫妇俩的和谐。
第二次抽搐发作时，她的父母找来的医生给出了明确的诊断：这是癔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症状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身体震颤、动作紊乱、右侧身体无知觉、肌肉痉挛、右腿麻痹。住院治疗变成了此时唯一的解决方案。1875年，年仅十四岁的露易丝·奥古斯蒂娜·格雷兹住进了巴黎硝石库医院。
奥古斯蒂娜没有称职的双亲，没有可以交心的友人，也没有保护者。她的身体是自己唯一的盟友，也是她唯一能真正进行自我表达的工具。正是在硝石库医院，她的这种躯体表达达到了巅峰……
摄影术当时刚刚兴起，摄影师对各种题材都兴致盎然，但是医学题材尚无人涉足。第一位“吃螃蟹”的摄影师在奥古斯蒂娜入院后不久走进了硝石库医院，立马被这个含苞欲放的美丽女孩迷住了：她的身体会发生极不自然的扭曲，她停下时的那些古怪姿势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他立刻意识到了这些饱含情欲的姿态在摄影表现上的潜力。他要把奥古斯蒂娜变成硝石库医院的明星和癔症发作的典型。
当时这里的主人是让—马丹·夏尔科（Jean-Martin Charcot）教授。他是举世闻名的神经科医生，在他负责的这个收治了上百名癫痫和癔症患者的科室里，患者大都是女性。和那个年代的所有医生一样，他也采用临床解剖学方法，即细致地记录病人一生中所有的症状，然后在病人死亡后进行尸检，将症状与器官、组织、细胞损伤联系起来。现代医学正是在这种方法的基础上创立的。如果尸检没有发现任何肉眼或显微镜下可见的异常，他们会得出结论：该疾病并非器质性病变，而是由功能性障碍导致。为什么癔症这种神经学症状如此明显的疾病却检测不到任何神经系统损伤呢？夏尔科大惑不解。远大的临床志向和杰出神经病学家的身份促使他不惜一切代价破解这种尚无法给出科学解释的疾病的生理病理奥秘。
看过奥古斯蒂娜的照片后，他要求看护人员在她发病时立即通知他。奥古斯蒂娜发作频繁，这一要求很容易满足。接下来轮到他为这个病人着迷了。奥古斯蒂娜有规律地、教学般精确地展示了癔症的所有阶段和症状。晕厥、抽搐、僵直、失去意识后苏醒、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或出现谵妄，一样都不缺。他立即决定亲自治疗奥古斯蒂娜，将其作为临床范例。他要把她打造成自己的“杰作”……
夏尔科是一位雄心勃勃且热衷于社交活动的名流，他创建了一套或与今天的伦理道德标准不相容的媒介传播体系。除了向住院部实习医生授课，他还开设了“星期二上午课程”，来展示他那些最精彩的病例。记者、医生、名流和政客们对这些享誉欧洲的科学社交聚会趋之若鹜。
奥古斯蒂娜尤其对催眠反应强烈，那是一种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实验性疗法。很快她就成了这些演示课程的明星。在解释了催眠会导致大脑进入分裂状态、一部分清醒一部分休眠后，夏尔科在奥古斯蒂娜身上做了演示：他随心所欲地诱发肢体瘫痪，又借助一个词语或简单地按压相关部位令其恢复正常。他明确指出，癔症患者对暗示和催眠特别敏感，这正是该病的基本特征之一。按压一下眼皮就能让病人失去意识，再按一下又可以苏醒过来。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大家光临现场究竟是为了科学还是为了观看夏尔科教授在美丽的奥古斯蒂娜身上肆意诱发的饱含情欲的撩人姿势。
奥古斯蒂娜的情况在1877年糟得不能再糟，这一年她总共发作了1296次，平均每天三到四次！但是两年后的1879年，医院宣布她已被治愈。她在医院的身份由病人变成了仆人——不可更变的仆役身份。虽然她正式康复了，却还在继续配合夏尔科的实验。教授是不是对奥古斯蒂娜着了迷，才会甘冒失去信誉甚至被嘲笑的风险？星期二上午的聚会性质变了，与其说是医学课程不如说更像是游乐场的演出。眨眼间，夏尔科就让奥古斯蒂娜进入到僵直状态，身体变得像橡胶傀儡一样可以随意操纵。观众可以上来操控她的身体。然后，夏尔科又只用一个词就唤醒她，并触发幻觉。她在幻觉中有时会说起自己曾暗恋某人，但是却惨遭拒绝。
有人指责夏尔科丧失了理智，出于虚荣和欲望把一个疯女人变成了性玩物。他们不可避免地被说成是情人关系。昔日的明星，硝石库医院的吉祥物，这个曾让夏尔科教授震惊的癔症模特开始遭受各种羞辱。她的著名照片上布满了恶意和淫秽的评论。奥古斯蒂娜真的复发了，必须强制住院治疗。1880年，她伪装成男人，逃离了医院。
夏尔科在神经病学领域的声望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和症状以他的姓氏命名。来自欧洲各地的许多医生继续参与他的课程。1885年，他接收了一位对催眠和癔症有着浓厚兴趣的奥地利学生，他名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历史学家认为，奥古斯蒂娜只不过是夏尔科的玩物和陪衬。文学和电影则把奥古斯蒂娜展示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权主义者，夏尔科才是她的猎物和配角。
癔症的临床史建立于模糊不清的医患关系和谎言之上，它的生理病理学奥秘尚未揭开。
艾米·冯·N.
范妮·祖尔策—瓦特·德·温特图尔（Fanny Sulzer-Wart de Winterthur）女爵简直就是财富与美貌的代名词，身为巴伐利亚贵族后裔，她的家庭是瑞士最富有的家庭之一。
二十二岁那年，她嫁给了年长她四十三岁的亨利·慕时（Heinrich Moser），富有的慕时钟表所有者。为了补偿年龄上的差异，他决定让她成为他唯一的继承人。年老的丈夫去世后，她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位更加富有的年轻寡妇。面对财富管理者和追求者的双重压力，她的财富和美貌迅速成了一种负担。
她开始频繁出现癔症的各种症状，病情之复杂必然到了需要最顶尖的专家介入的程度。富人的症状总是比穷人的症状更受关注，在这一点上，医学历来如此。
种族优生学的著名支持者奥古斯特·福勒尔（Auguste Forel）首先被请来对她进行治疗。通常，医术并不是选择医生的唯一标准，还必须辅以能与患者的条件兼容的社会标准。对于富人或者名人来说，让一个治疗穷人和下等人的医生来给自己检查身体是不合礼仪和有失体面的。从书本和穷人家的草褥子上得来的经验和能力永远无法和沙龙中学到的东西相提并论。这就是伟大的欧根·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也被叫到范妮床边的原因。比起夏尔科在奥古斯蒂娜病例中的表现，这位精神分裂症专家更为谨慎和睿智。他并不想在范妮的大脑迷宫中冒险，选择了退出。精神病科医生们一个接一个走进女爵的城堡，一个接一个铩羽而归。富有的女继承人远不如悲惨的女仆那样顺从。
1889年，四十一岁的范妮决定去维也纳求医，当地有位名叫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的医生因擅长催眠疗法而声名远播。据说他的宣泄疗法治好了数例癔症。这位奥地利精神科医生似乎和他的瑞士同行布洛伊勒一样，也在是否接手感情丰富的范妮这一病例上犹豫不决。他更乐意把她介绍给一个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年轻同事。此人四年前被夏尔科的演示所吸引，一心想在癔症方面搞出点名堂。
弗洛伊德很快就被这名患者吸引住了。无人知晓这种吸引力的来源是医学还是性，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可以肯定的是，他决定把这一病例打造为自己职业生涯中一个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似乎女性的癔症除了为男性的野心服务外别无他用。女性一直是一些鄙视和剥削她们的学派的主要支柱，而我找不到任何人类学假说可以解释这种现象。
弗洛伊德详细描述了范妮的病情：痉挛性发声障碍，严重时会口吃，脸和手常常抽搐。令人吃惊的是，他把她嗓音的某些音调类比于大松鸡交配时最后发出的叫声。这种对比本该让弗洛伊德自己也接受下同行的分析的，但并没有人这样做。两年间，弗洛伊德对范妮进行了数场催眠和多次按摩。
根据传说，弗洛伊德的宣泄疗法比布洛伊尔的更管用。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也只给范妮带来短暂的缓解，精神病科大夫继续围着她大跳华尔兹，在瑞士，在奥地利，甚至在瑞典。各种诊断像雪花一样落下：无法治愈的癔症，顽固的癔症，非常严重的癔症。传说故事称癔症这个词是弗洛伊德为这个病人创立的，事实并非如此。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张，对性的涉及也越来越多。新生的精神分析诊室里的秘密很难为外人所知，因为病例只由责任医生叙述。弗洛伊德本人在病例报告中说，他们的会面逐渐充满了浓郁的性氛围。有一天，范妮竟然奇怪地要求他保持不动，不许说话，也不许触碰她。此外，她对于这种宣泄疗法的有效性越来越怀疑，所以他们一致决定中断治疗。
我们永远无法知晓这些新生代临床灵魂冒险家和他们富有的女病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这些叙述者对于他们临床成功的性质讳莫如深，而且精心地为他们的女患者打造化名。与夏尔科的奥古斯蒂娜不同的是，范妮·慕时的病例是由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借用化名艾米·冯·N.来讲述的，这个名字后来在医学史上变得非常有名。
安娜·O.
现代癔症传奇的第三个零号病人叫贝尔塔·帕彭海姆（Bertha Pappenheim）。她的假名安娜·O.（Anna O.，以真名两个首字母在字母表中的前一个字母构成）更广为人知。
贝尔塔，或者安娜，怎么称呼都行，出生于1859年。她和前两位在医学史中的竞争对手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这证明癔症并不会选择特定的个体，即便当时尚未出现对男性患者的正式报道。这一领域的男女平等要到很久以后，随着心理与灵魂的普遍性获得学院派证据才得以实现。
贝尔塔来自正统犹太资产阶级家庭。但家世并未妨碍她选择践行不可知论这条艰难的道路。这确实颇有气概。她是一位相当活跃的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且以德国社会福利工作的主要创始人而闻名。她能流利地使用五种语言，在诗歌方面也表现出很高的天赋。所有观察者对她的描述并无二致：认真，睿智，对社会底层富有同情心。
她在十九岁时，开始逐渐出现癔症的几乎所有典型症状：肌肉挛缩，忽左忽右的身体麻痹，与感觉神经区域不符的皮肤感觉缺失，视力障碍，咳嗽不止。有时候她甚至听不懂自己的母语——德语。她也有一些精神错乱、失忆、厌食症发作的时候。她尤其还厌恶水（恐水症）。
仍然是布洛伊尔被请来负责这位病人。不得不说他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几个不歧视癔症患者的医生之一。他对待她们非常友善，真诚地想要帮助她们。他坚信只有自己的宣泄疗法才能缓解她们的病症。贝尔塔表现得完全像一个理想病人。布洛伊尔在她身上改进了自己的催眠疗法，有时会增加按摩环节让她放松，特别是他还会引导她说话。他把这种用谈话来进行治疗的方法比作“通烟囱”，因为他将癔症定义为一种因不完整的记忆再现而引发的精神障碍。布洛伊尔宣称对于某些症状获得了极佳的效果，并记录了一次治疗，在这次治疗中，他彻底治好了贝尔塔的恐水症。
他年轻的同胞与同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折服于这篇叙述，与他结为专业上的密友。他接手了贝尔塔的后续治疗并决定放弃催眠而发展谈话疗法，认为这是让自己的研究工作和职业生涯获得新进展的最好方法。
遗憾的是，虽然贝尔塔的症状有过几次短暂的缓解——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对此做了大量描述，却一直不稳定，经常复发。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在1895年共同署名发表了《癔症研究》，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很难确定其中关于安娜·O.的记录究竟几分实几分虚。弗洛伊德可是下定决心要将贝尔塔打造成精神分析的创始案例和他的第一个成功的临床病例的。贝尔塔将成为他的“杰作”，就像奥古斯蒂娜之于他的老师夏尔科。
除了反复发作的癔症，贝尔塔还在二十一岁那年染上了肺结核，多次复发，多次入住结核病疗养院。但是这些病苦没能阻止这位行动主义者。她创办了一家孤儿院，持续经营了十二年。1904年，她创建了犹太妇女联盟，并为她们开办了一家教学机构。她在反对卖淫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多个国家奔走呼号以提高舆论对此事的关注度。她化名保尔·贝特霍尔德（Paul Berthold，将她姓名的首字母颠倒过来）发表过童话故事、祷文，还写过一出戏剧，讲述了不同女性角色被男性剥削利用的故事。
对于精神分析这位女主角的研究可谓巨细靡遗。多名医生和历史学家对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不同文字及相关资料进行了交叉比对，得出结论：贝尔塔对布洛伊尔产生了移情，而治疗中或虚幻或真实的与性有关的内容传到了布洛伊尔太太的耳中，好像导致后者自杀未遂。
显然，贝尔塔的癔症从未被治愈过。布洛伊尔最终将她关进医院，用吗啡对她进行治疗，导致她后来对吗啡成瘾。最令人吃惊的是，弗洛伊德明明知道对她的治疗失败了，却继续在安娜·O.的临床案例上故弄玄虚。
*
这三位患者的故事表明，现代癔症的历史就像是一系列临床谎言。此后，精神分析学在欺骗愚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激起了医疗界的猛烈批判。为了逃避医学界的评价，精神分析学不仅脱离了医学，甚至还故意把自己从科学中划出。即便如此，精神分析学思想还是统治了精神病学许多年，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至于癔症，它已经从精神卫生的正式词汇中消失了。没有一位医生再敢提及这个让人忆起医学史上的大男子主义的词语。但在临床，它的诸多症状仍然继续出现，它们有了一个更为谨慎而准确的名字：躯体形式障碍（或躯体形态障碍）。从字面上看，躯体形式障碍（trouble somatomorphe）以躯体（soma）障碍的形式（morpho）出现，但却并非躯体上的障碍——它源于精神，表现为一种神经和知觉范围内的身体症状：疼痛、麻痹、口吃、失音、眩晕，等等。有时候我们会用“转换”来解释这种从精神到躯体的过渡。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给予精神分析一个公正的评价。在躯体形式障碍领域，只要医生让患者自我陈述且能友善地解释症状的精神起源，心理治疗便能迅速取得效果。
痉挛素质和惊恐症并非躯体形态障碍。奥古斯蒂娜、范妮和贝尔塔所展示的阵发性发作有了学名：心因性非癫痫性发作（PNES）。与癫痫不同的是，患者在发作时脑电图是正常的。癔症和癫痫之间的比对研究一直在进行，但这对于改善我们有关癔症的认知应该不会带来任何可期的积极成果。这种疾病体现了医学的彻底失败。
和女性一样，男性的心理冲突也会通过躯体表达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时的医生是女性，那么癔症就从来就会是双性的。比起我们三位女主角的年代，癔症的转化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道德的解放导致了躯体形式障碍的“去色情化”。无论医学还是患者都无法脱离当时当地的风尚。没有一种疾病、症状能摆脱时代、地域和文化的影响。科学史家米尔科·格尔梅克（Mirko Grmek）[10]提出了“疾病群落”（pathocénose）这一概念，特指在既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相互作用的所有疾病和症状。癔症和传染病或心血管疾病一样，都属于它们所处时代的疾病群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