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室观点

谁的新型城镇化？

【编者按】

新型城镇化是今天中国的热点，也是各种问题汇集的焦点。有人期待它启动新一轮的投资，吸收流动性，消化过剩产能，成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继续保持增长的发动机；有人则认为它只能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果，今天城镇化的诸多问题在于倒因为果时间太长，不能再饮鸩止渴。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如何从市场化的角度解读新型城镇化，如何更充分调动市场的活力，如何能够满足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市场新动力在哪里？ 

作为一家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策划与研究逾二十年的民间战略咨询机构，智纲智库（王志纲工作室）来自市场，为众多城市和区域完成了城市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中国经营报》记者就新型城镇化有关热点话题对“智纲智库”创始人、曾有中国房地产“教父”之称、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幕后推手”的王志纲先生进行了专访。 

一、“市长”还是“市场”的城镇化？ 

《中国经营报》：作为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报道者和参与者，三十年前，您曾做过《百万移民下珠江》的报道，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化当中面临的矛盾现实。当前新型城镇化和三十年前的城镇化有何不同？“新”在哪里？ 

王志纲：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伴相生的过程，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片面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政治、国内外环境、发展阶段等诸多问题的交汇点。《百万移民下珠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最典型的一个缩影。 

今天我们批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很多方面，包括血汗工厂，包括环境污染等，都是不对的，但当时只能这么走。三十年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出口驱动，决定了只能出卖劳动力，也就决定了百万移民要背井离乡；这个过程在随后的三十年中被复制到长三角、中西部、甚至偏远的山区。 

直到今天这个市场规律都没有变，但是形势发生了变化。三十年后的中国已经从世界工厂变成最大的消费地，国人已经从注重数量到了注重质量，这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还将继续，但是从模式和路径上要发生深刻的变化。 

三十年前以生产为核心，两头在外；三十年后以消费为驱动，市场在国内，消费在国内。随之而来的人的流向也发生变化，过去几亿农民工从乡村涌入城市，涌入沿海，追逐工作；现在是城里人向往农村，想去农村，追逐清风明月。 

外因和内因上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未来几十年的城镇化一定要和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有区别。最可怕就是现在各方还是按照原来的惯性在考虑和操作，最后结果一定是刻舟求剑，南辕北辙。 

《中国经营报》：您从事城市战略研究这么多年，有一个城市经营的观点传得很广，就是城市战略的成功需要“市长和市场跳双人舞”。这个论断在新型城镇化中是否依然有效？ 

王志纲：十年前我们提出：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借助企业的力量和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达到城市增值的宏观目标。凡是城市经营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实践了市场经济规律，是按照企业化、市场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 

如今这个观念不仅不过时，反而应该更加强调。因为当前市场的力量比起10年前要更加丰富，更加多元，也更有活力。如果说10年前还只是一些先知先觉有实力的企业扮演着启动市场重要角色的话，那么今天已经有更多的普通消费者、创业者、中小企业主甚至是白领都开始扮演者启动市场的角色。如何更充分调动市场的活力，如何能够满足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演好对手戏，这对我们的市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五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中国经营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该如何从市场化的角度解读新型城镇化？未来将有哪些市场力量将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动力”？ 

答：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说人的城镇化，但是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人。我们经常说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使得中国有了丰富的积累，这个积累远不只是资本上的，还有人的积累。人的互动是推动城镇化的核心力量，城市反哺是真正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这个反哺不只是转移支付，城市资本进入农村，更重要的是一批人带着新的眼光、新的技能从城市回到农村，这会掀起一场新的变革。 

这段时间，我们走了国内很多地方，看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总结起来有这么五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返乡农民；返乡创业者；本土企业；都市小资；地产商。 

第一股力量：返乡农民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贵州。贵州在中国属于偏远地区，这个地方在贵州也属于偏远地方。几年前我去的时候，当地为了发展，超前投资修了几十万平米的厂房搞工业园，所有人都不看好。一个简单的道理，从沿海到内地成本上升一倍，支撑不了。但是没有想到，这次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发生了——以前是劳动力追着工作走，现在是工作追着劳动力走。 

当地政府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做摸底调查，发现在沿海的熟练纺织制衣工人有七八千人，于是派人到沿海打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去动员，过年回家的时候又挨家挨户去谈，说我们县里也要搞制衣厂，沿海你拿四千，这里给你三千。抬腿就能回家，县里还准备盖廉租房，不买的话五百块一个月，买的话两千块一平米。这样一来没有人愿意再去沿海了。这时候政府再去跟企业谈，原来谈了很久也不来的企业现在都愿意来了。 

这样的小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我到四川、贵州、河南很多地方都是这种情况。这说明形势变了：原来的中国没有办法，只能出卖劳力，竞争优势就是成本，所以沿海最有优势，所有人都往沿海跑，上亿人大迁徙，抛弃妻子，背井离乡。农村凋敝，家里是留守老人加上留守儿童，外面是分居的夫妻，农民为了获得一点收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三十年不搞腾笼换鸟，各种问题都出现了。现在的中国不一样，老板的牛鼻子被牵着走了，必须到这里来办厂。不只是是劳动力在这里，消费市场也在这里，一个难得的契机出现了，解决3861部队（农村留守妇女和儿童）问题的契机出现了。政府再顺势助推一下，原来想招商招不到的现在可以招到了，市场已经成熟了。 

第二股力量：返乡创业者 

第二个故事是几年前的湖南。我到湖南的娄底出差，去做足疗的适合跟捏脚的姑娘聊天，结果非常有意思。 

我说：你是哪里人？ 

她说：是旁边农村的。 

我说：你是在哪里学的捏脚？ 

她说：在广东。 

我说：为什么现在不去广东捏脚了？ 

她说：在广东家管不了。回到家乡以后呢，一可以回去照顾孩子老公，其乐融融；二来这里捏脚收费也不比广东低多少，两三千块一个月。 

我问她：那还回不回广东？ 

她说：坚决不回去了。 

当时正好是讲到金融危机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很紧张，多少万亿的投资匆忙就花出去。实际上中国农民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你不折腾我，你不骚扰我就完了。有人说我要让你幸福，结果把人家整得鸡飞狗跳，人家还不幸福。所以说政府的责任不是解决人民的幸福，而且解决痛苦，要保底孩子怎么入学，医疗问题怎么解决，至于选择什么活法那是自己的事情。 

金融危机时候很多农民都回家了，回去的时候跟刚刚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第一至少会有几万块钱，第二掌握了一番本事和技能，第三见过世面脑袋开窍了。回去以后开个捏脚店，开个饭馆，甚至开个修车铺，就自己去创业去了。他们回去以后带回外部的世界，使得羸弱不堪的乡村得到强化。就像长江里的鱼洄流一样，这是一种生态现象。你把葛洲坝大坝一截，乡土中国没有了。乡土中国本来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过程产生的，出去是为了回来。如果我们为了所谓的保就业，继续刺激经济，让他不用回去，最后农村完了，城市也完了。 

这是个大命题。我当时问了不少人。都是从外地回来，而且回来再不出去了。当时给我的触动很大。这样的人多了，当地的经济不就起来了吗？ 

第三股力量：本土企业 

除了返乡的农民工和返乡的创业者之外，还有一股力量正在崛起，那就是本土的企业家，原来是草根创业者，现在多多少少都有些积累，不仅手中有了钱，还有一定的产业能力。 

这帮人现在已经成了一股力量，但是处在散兵游勇的状态。他们没有了方向，好一点的出去买房置地，求仙问道，不好的就去糟蹋钱，炫富斗狠，各种形式都有，是所谓“土豪”。这些人从本质上说谁不想有所成就，谁不想事业有成，人人尊重。以前机会很少，现在机会正在浮现。 

这几十年内地的招商引资一直走的是傍大款的路线，先是李嘉诚霍英东这些亚洲首富，让他们捞了很多好处；后来瞄准国内首富，投怀送抱，像万达，富士康，还包括马云，也获得很多垄断效应。 

现在这种状况可能要发生变化。政府的考核指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原来的“贪大”变成了现在的“求强”。原来是GDP万岁、政绩工程，经济是唯一的考核指标；现在是要追求综合发展，要经济、文化、生态协调发展、互为作用，考核指标是多维度的。地方政府会逐渐从“崇大媚洋”的美梦中醒来，“土豪（本土企业）”们“生于斯，长于斯”，多数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杀鸡取卵”式的发展恶果相对好一些，所以他们将是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从片面贪图经济指标之“大”到谋求综合发展之“强”，从“虚胖子”到“壮汉子”，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步。 

对于这些本土企业来说，如果说创业之初是为了解决温饱，解决生存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也在思考人生追求的问题，无论是家族荣誉，还是事业成功，也希望能够为家乡做一些事情。这是可以仰仗的一股重要力量。 

实际上这些年我帮助过很多的草根企业家，今天的巨富放回到二十年前也都是草根，还没有今天的土豪实力强，但是就能有人走出来。我在不少草根土豪们身上也看到了成长的潜力。 

第四股力量：都市小资 

第四个故事可能听的人已经很多，就是“新上山下乡运动”。在大理的双廊、丽江，还有徽州等一些风景秀丽、气候舒适，又有文化传统的地方，成为都市小资向往的天堂。一开始是已经财务自由的中产阶层，后来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些自由职业者、创意工作者也可以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他们来到苍山下、洱海边，建客栈，租民宅，带着孩子，过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生活。 

这是一股浪潮，都市里“披头散发”的人，钱不是太多，但对幸福很敏感的人。选择了到乡村去。这股浪潮席卷到日本，到台湾，产生了民宿浪潮，直接夯实了新乡村运动。在享受乡村时又把城市文明带入乡村，不是推倒重建，而是将都市文明植入乡村，依附着本来的文理。 

大陆曾经兴起过“新乡村运动”，无论是北碚还是邹平，都曾经进行过这样的试验。今天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这种试验的时机成熟了。这股逆城市化的力量把城市文明嵌入山川田园，营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些人能够解决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城镇化问题，通过嵌入式方式，建设美丽中国。需要思考的是怎么给他们提供空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过着线上线下生活，做创意设计、电商、金融等。 

农耕文明的时候平原最值钱，工业文明沿海最值钱，休闲时代山岳最值钱。把都市人对乡愁的怀念，用他们的消费力和文明程度对接乡村。把握好神韵的同时做好发展。 

第五股力量：地产商——天使还是魔鬼？ 

最后还有一股重要的力量，就是房地产商。地产商今天名声不好，但实际上他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拥有强大的资金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如果引导得好，就是天使，否则就是魔鬼。 

比如我们帮万达在长白山打造的国际旅游度假区，成为世界级的滑雪目的地；比如如龙湖在抚仙湖，做得很好，污染、环保；万科良渚文化村也做的很好，与民居乡村、邻里关系、公仆意识、返璞归真结合；只要做到位，有使命感的企业就会把这些做进去。 

倒过来同样是这帮人，做得不好的地方就太多了。怎么引导他们，把消费力拉入广袤的山河。中国的消费拉动已经成熟，根据资料，2012年中国共有51个城市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一线城市人均GDP过1万美金的有一两亿人口，这个巨大的购买力不是温饱小康的问题，而是高品质幸福生活的问题，你不提供，他就去国外买奢侈品了。我们一直不重视这个问题，让他们去哪儿消费？中西部，植入式开发，而非大规模开发。如杭州莫干山裸心谷，建筑在树上，火爆得不得了。中国现在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这股力量释放出来，去重整河山，空间无限。 

三、新型城镇化的“三大法宝” 

《中国经营报》：新一轮城镇化发展的大幕正在拉开，能否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予一些建议？ 

王志纲：我们作为一家从市场中走出来的民间智库，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城市战略、区域战略乃至国家战略之中，其根本原因就是把握市场发展的规律。对于新型城镇化，我觉得有这么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点，要从“城市运营商”转型到“产业运营商”。 

十年前，我们提出城市运营商的概念，很多企业都把这个标签往自己身上贴。也有人提出批评，认为是城市扩张的推手。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清楚城市运营的内涵。城市运营有它的阶段性：在1.0时代，主要任务是“搭框架”，是基础设施投入，城市拉开骨架；在2.0时代，主要任务是“精装修”，是精细化产业培育，包括工业园区，包括服务业，设计、研发、文化产业、商业等。未来需要升级版的城市运营商，或叫产业运营商。 

“城市运营商”与“产业运营商”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土地为核心，后者是以产业为核心。必须适应从土地运营到产业运营的转换。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运营商可以通过土地牟取暴利。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产业的培育需要长期的孵化，要靠运营本身，还可以通过提供增值服务、投资等获得多重收益，急功近利的做法注定是走不通的。 

第二点，“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要实现三者合一。 

此前生产者不是消费者，因为消费不起。对于环境没有要求，对于生活没有要求。此前消费者难以直接成为投资者，现在通过金融创新手段可以实现。 

比如我们做休闲产业，做健康产业，不仅老板可以投资，普通消费者现在也有机会可以投资。比如做文化产业，生产者就是消费者，消费者也可以是生产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怎么理顺，怎么打通非常关键。打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能找到新的商业模式，这是未来想要做产业运营商的人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三点，要实现“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 

中央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调节功能，政府不能用手中的权力过度干预，但是市场又不是万能的，让其放任自流，危害也不小。 

怎么才能解决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之间有效结合？我们提出了一条原则叫“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政府经营环境是说政府需要宏观掌控，在战略上把一个城市按照科学、理性的原则规划得清清楚楚，将游戏规则订得明明白白，再选几个领头羊，让其充当火车头的角色，有效地撬动一个区域板块的经济发展。企业经营市场就是说让企业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参与竞争，从而真正形成“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格局。民众经营文化是说在政府宏观控制和企业自由竞争的前提下，消费者、老百姓自然会有意无意地营造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因为文化是无形的，但却是可以感知的一种氛围。 

我们作为一家从市场中走出来的民间智库，这些年帮助了很多地方进行了成功的探索。总得来说我认为危机是好事情，只有在危机之中人们才真正背水一战，立志创新，转型升级才有可能。我们正在过历史的三峡，只有依靠科学的方法，艰辛的探索，过了这个坎，才有可能一马平川，顺流而下。 

（原文“谁来推动新型城镇化”刊于《中国经营报》2049期，略有删节） 

中国不着急：王志纲谈新型城镇化

“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从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到年初颁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前后已经两年多时间。既没有成型的模式，也缺少可供示范的案例；媒体开了无数次研讨会，专家们说了无数观点，连名牌大学的总裁班们，都借这个名堂开课挣了不少钱。到如今，缺的就是行动。我们不竟要问，新型城镇化到底怎么啦？

作为一家民间智库，王志纲工作室为中国城镇化问道探路的研究与实践，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我们参与了包括多种类型的城镇化项目策划与研究：如大城市体系里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具有特色产业集群的小城镇发展模式，拥有独特人文历史、自然景观资源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占据独特交通枢纽或区位优势的城镇发展模式。甚至沿边开放、以及省际交界“三不管”地带的小城镇发展模式等等，十年来，我们积累了上100个案例。

在对中国小城镇进行深入、细致、广泛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化”，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其内在发展规律、成长路径却是具有本质区别的。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和企业，意识不足，还一直以做城市化的思维与行为惯性，面对新型城镇化的课题，这种可怕的惯性，无疑让他们在新型城镇化这条路上，举目找不着北，举步踩不着地。

“高大上”+“短平快”——新型城镇化之大忌

城市化时代的不少地方政府之作为，概括起来是“高大上”。第一要有概念；第二要有指标和数字；第三要有形象工程。有了这三点，工作有政绩，领导好升官。而以地产企业在城市化运动中的投资要诀，概括起来也是三个字：“短平快”，第一周期要短；第二模式要简单；第三利润要高。不幸的是，无论“高大上”还是“短平快”，与中小城镇发展规律根本上是南辕北辙。

中国无数形态各异的中小城镇，自有其珍贵而独特的文化底蕴、生态宝藏和产业传承。我们要理解它们的发展逻辑，首先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如果说城市化有如一个壮汉强筋健体的过程，那么城镇化就象一个少女从体态初具，到眉清目秀；从初学红妆，到秀外慧中的培育调教之路。不明此道，急于求成的行为，就象是把一个清纯少女送进血汗工厂一样残酷。中国城市化的历程，被发展商们称之为“黄金十年”，最大的破坏在于对生态环境、对历史文化资源，对道德伦理毁灭性的扫荡。如果政府“高大上”，企业“短平快”一哄而上，对于脆弱的中小城镇，这种毁灭只须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其损失往往无法逆转。

养姑娘，而不是卖猪崽

金融风暴后，房企潮水般涌入——进军三四线，到2012年潮水般退出——回归一二线，留下一地鸡毛，无数烂摊子。究其原因，无一例外——这些房企用的都是“卖猪崽”的模式，“短平快”的打法。所到之处，所置之业，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把“猪崽”养到多大，能卖多少钱而已。

中国的城镇化之路，最值得学习的是台湾。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产业外移，令台湾人意识那些移不走的东西，才是根本——中小城镇和乡村的价值由此得以重估。政府、企业和原著民共同努力，导入现代服务业，推动乡镇文化的现代化，精细化培育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到现在用了十多年时间，台湾那些原本姿色平常的乡镇，一村一品，一镇一特，千姿百态，争奇斗妍，共同营造出一个泛亚太区域一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我相信，未来台湾的小镇乡村，会象我们去过的那些欧美小镇一样，经过一代代人的精心雕硺，成为持续吸引国际消费的国色天香，成为造福投资者和原著民的世代珍藏。

十多年前，我们以这种养姑娘，而不是卖猪崽的理念，策划了廊坊的区域战略策划与华夏幸福基业的第一个产业园项目固安工业园，策划了丽江旅游发展战略与丽江祥和丽城，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地方政府和企业，静得下心，沉得住气，坚守十年，终成大器。

做内容，而不能仅仅是搭框架

一说新型城镇化，就是规划新区、园区、楼盘……这种只管搭框架，不管做内容的玩法，已经过时，而且贻害一方。我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做内容。根本性的内容，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个内容是我们经常说的“找魂”。为城镇的发展找到植根其历史文化，符合其特色资源，体现其持续发展价值的战略定位，以及为之度身定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策略。第二个内容是产业导入。小城镇的产业发展，必须从其传统产业入手，寻求升级转型之道。这其中，现代服务业的导入特别重要。第三个内容是人。包括原著民的观念提升与社会保障，以及对产业人群、消费人群的持续引导与维护。第四个内容是文化传承与创新。小城镇往往保留着独特的传统地域文化，如何在保护发扬的同时，使之逐步与现代人群的审美需求相对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第五个内容是机制。要建立一整套适应于新型城镇化的政府运营机制，保障其运营模式和成果的可持续性；同时也要探索政企协作的全新机制，既保障企业的短中长期投资效益，又防止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造成的恶果。

企业进入新型城镇化的六个忠告

对于那些能够以“养姑娘”的心态，“做内容”的导向投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企业，我们积十多年经验，有一些忠告，供大家参考。

一是明格局。要对中国中小城镇的认知和评估，要有动态、多元的系统性分析。我曾说中国就象一条巨轮，船头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船身保持在工业时代，还有一个巨大的船尾停留在农耕时代。以此观之，中国的中小城镇，日益呈现出多种差异化的特征，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同等规模的城镇，几年之后，其发展水平会大大分化。在今年4月份工作室自办的“2014民营企业发展趋势研讨会”上，我们曾研究总结了值得投资者高度关注的若干类型中小城镇，以及新型城镇化的若干重大商机，有机会，希望与大家分享。

二是看大势。应高度重视方兴未艾的“逆城市化”浪潮。近几年来，城市需要乡村、享受乡村，以至回归乡村、奉献乡村的热潮，推动了对小城镇、对乡村资源的价值重估。巨大的投资与消费机会在未来几年将得到充分展现。许多龙头企业率先布局现代农业，就是很好的启示。

三是定角色。应充分考虑作为“新城镇运营商”与“产业运营商”这样的运营模式。这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最有战略价值的角色。站在这样的位置上，你才可能有长远的思考，才可能算大账，才会有足够的胸襟，下一盘足够大的棋。

四是找定位。一定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独到而可持续的战略定位。你想做长线，你想深度开发，但有很多人并不那么想。甚至对你招商引资时拍胸口打包票，拍肩膀称兄弟的政府领导，也未必容忍你的长线投资，短期效益不明显。特别是中国是一个有足够的能力一涌而上，三五年间把一个朝阳产业做成夕阳产业的国家，你需要一个独到的，值得坚守的，并有可持续保障的“自留地”。

五是开模具。第一个投资阶段是为未来的扩张找到可以高效复制的“战略性产品”。这个产品既要为用户创造极致性的体验，又要有合理的营利能力，还要有针对特定城镇市场的可复制性。因此，要以战略研发的力度投入首发产品的研究，避免以经验和惯性替代创造性研究。

六是要坚守。中国是一个变局太多，诱惑太多，风险太多的市场。而新型城镇化是一条持续投入，长远回报的道路。有句老话用在这里特别合适——伟大是熬出来的！

有人以为新型城镇化对发展商来说，是继大中型城市扩张结束后的又一块巨大的蛋糕，只是找不到切它的刀。我认为种观点还是延习自“可怕的惯性”。恰恰相反，我认为新型城镇化投资周期长，中短期回报有限。并不适宜把“短平快”奉为投资圣经的地产企业进入。

以上概而要之，就是两句话：

第一，中国已经进入转型期，城镇化前面才会“新型”二字，这意味着原有的习惯和模式不得不发生改变。

第二，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面对新型城镇化这个新课题，我最想说的是：中国，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