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市公共艺术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启蒙、演变与展望

2013年10月，《画刊》杂志第10期刊登了孙振华先生在第七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上的与会文章——《雕塑：从1994到2012——关于五人雕塑展》。文中，孙先生以五位雕塑家傅中望、隋建国、张永见、展望、姜杰分别于1994年和2012年在北京和武汉举办的两次引发业界极大关注的雕塑展为线索，对当代中国雕塑艺术在发展过程中的变革与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

如果将城雕、装置等艺术形式看作中国当代城市公共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孙先生在《雕塑：从1994到2012——关于五人雕塑展》一文中对五位艺术家不同时期艺术特征的总结，则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思潮提供了具体的实践范本。孙先生以关键词的形式，对雕塑家、作品、环境共同组成的当代公共艺术二十年来发展的社会语境进行了清晰的概括。总结的两段文字摘录于下：

其一，“严格地说，‘雕塑1994’是五位雕塑家的‘自选集’，它由五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五个相对独立的小展览。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否认这些作品的共同性；恰恰相反，这五个人所共同呈现的特点正是他们当时能够在当代雕塑中引领风骚的原因所在。这些共同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关键词：‘个人’‘观念’‘媒介’‘空间’……。”其二，“从1994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内，这几位雕塑家的创作在整体上仍保持了他们的基本特点，从五位艺术家的整体状态看，他们的变化也非常突出，这些变化代表了当代雕塑在这20年里所取得的进展，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关键词：‘身份’‘互动’‘时间’‘场域’……。”[1]

仔细分析孙先生文中前后两次描述的关键词变化，从1994年的“个人”“观念”“媒介”“空间”到2012年的“身份”“互动”“时间”“场域”，从字面上看，有了较大变化，其所体现的意义绝不只在文字本身，关键词背后凸现的当代中国公共艺术的变革、创新及其发展动因才是我们深入探究的重点，它反映了当代公共艺术思潮发展过程中的现实情境。

一、“雕塑1994”——中国公共艺术的思想启蒙

孙振华先生将“雕塑1994”展览的特征概括为：“个人”“观念”“媒介”“空间”。这种总结客观上源于对中国社会刚刚经历的“85美术思潮运动”的反思。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直接用“85思想运动”来定义“85美术思潮运动”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就整个社会而言，不光只有美术思潮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他一切文艺思想、社会观念都随着当时政治、经济、生活的剧烈变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思潮的剧烈变革，为当代中国公共艺术思想的启蒙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孙振华先生对“雕塑1994”展览中总结的一系列关键词，其实是对“85美术思潮”时期观念的比对，也是对雕塑艺术从“85美术思潮”时期一路走来的反思与追溯，这源于展览中许多作品都陆续诞生于“85美术思潮运动”后的几年之中。“个人”一词是相对于“85美术思潮”时期的“集体模式”而言，“雕塑1994”颠覆了“85美术思潮”时期艺术创作的“集体模式”，艺术家开始真正按自己的想法创作作品，让艺术回到自身。“观念”的表达则是对“85美术思潮”前存在的政治性“宏大叙事性”的挑战。“观念”一词的引入，说明作为公共艺术的雕塑在形式和内容上已经开始对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文化、现实生活进行呈现和批判。“媒介”则是指材料的选择，“雕塑1994”中雕塑家对于雕塑媒介开始有了自觉和理性的认识，匡正了“85美术思潮”时期材料至上、媒介单一的问题，转而积极探索新的媒介装置，为传统雕塑艺术以多种物质形式存在提供了可能。“空间”概念的引入预示着艺术空间开始多样化，为当代雕塑在不同空间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雕塑1994”展中所折射的艺术家的内心世界正是同时期雕塑艺术界普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85美术思潮”中寻找的以“现代化”为目标的视觉社会实践。从此，艺术走向平民化的思想和自由开放的艺术观点开始成为文艺思潮的主流，为后来城市雕塑艺术注入“公共性”血液奠定了广泛的群众根基。但是从当代艺术创作的视角来看，“85美术思潮运动”依然染有浓厚的目的论和决定论色彩，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中存在着“群体式”“运动式”等问题，也导致了这个阶段早期的雕塑作品大多只有公共形式，没有属于当代公共艺术的内涵，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才慢慢发生改变。

按照当代公共艺术学界目前对公共艺术做出的普遍定义：公共艺术是指市民社会参与的公共空间中，由公共权力决定的艺术形式，公共艺术创建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健康、良好的公共美术诉求，应具有公众性和艺术性双层属性。事实上，真正对中国城市艺术的“公共性”启蒙有着强大推动作用的力量主要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欧美社会思潮和各种文艺思潮。“二战”后，呼唤艺术文化的公共性、民众性和社会公益性成为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重要话题和理想社会的一部分。受大量新艺术理论的影响，欧美诸多艺术理论家、批评家、社会学家从市民社会、大众艺术的角度对艺术重新定位。宏观来看，这些艺术思想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影响巨大，成为当代中国公共艺术滥觞的另一个重要源头，这一点我们可从以下几位欧美著名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的论断中一探究竟。

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家、社会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其著作《城市发展史》中指出：“如果城市所实现的生活不是它自身的一种褒奖，那么为城市的发展形成而付出的全部牺牲都将毫无意义。无论扩大的权力还是有限的物质财富、都不能抵偿哪怕是一天丧失了的美、亲情和欢乐的享受。”[2]美国美术史家格兰特·凯斯特（GrantKester）提到：“公共的现代概念与经商的中产阶级的兴起有关，他们反对17、18世纪欧洲的专制统治，为争取政治权力而进行斗争。[3]根据凯斯特在他的《艺术与美国的公共领域》中的观点，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必须具备三个特点：一、它是一种在法定艺术机构以外的实际空间中的艺术，即公共艺术必须走出美术馆和博物馆；二、它必须与观众相联系，即公共艺术要走进大街小巷、楼房车站，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三、公共赞助艺术创作。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主张建立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助关系。培养公民精神，鼓励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起更多适合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4]

另外，应该重点提到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德国著名雕塑艺术家约瑟夫·波伊斯（Joseph Beuys）将“社会雕塑”的概念带到了中国。他强调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在进行艺术活动，生活中的每件物品都是艺术元素，每个人都是改造并雕塑这个社会的艺术家，这种观点对中国公共艺术早期的发展影响非常大。以雕塑家个人为主体，以个人生存体验为基础，以个人对世界的观察、理解、表达为出发点的新艺术思潮逐渐形成。许多当代公共雕塑家抛弃了各种约定俗成的制约，真正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作品，让艺术回到自身。

除了社会学、文艺学的理论影响，这一时期欧美国家艺术界出现的极限主义、波普主义、欧普主义、大地艺术等艺术流派也对20世纪90年代后公共艺术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雕塑1994”展而言，雕塑艺术中明显看到欧美文艺思想影响的痕迹，并开始具备了“公共性”的某些特征，传达出一种浓厚的“个人”“观念”以“媒介”形式在公共“空间”中进行表达的符号特征，展览在当时艺术界引发的社会影响说明当代公共艺术思想观念在中国社会的文艺思潮中开始拥有了一席之地。

二、“雕塑2012”——“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公共艺术思潮的演变

“雕塑1994”展后的十多年里，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公民”，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新的民族大融合动摇了千百年来地域文化的根基，受到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影响，逐渐兴起的大众文化、多元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等“后现代”文化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为当代公共艺术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生命力。随着社会经济逐步活跃、社会市民化程度增加，社会政治制度更加民主，公共权力不断扩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公共艺术开始出现，并以一种不同于传统雕塑、装置艺术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

“后现代”时代的公共艺术整体上呈现出无深度、视觉化、类像化、追求视觉快感、体验刺激的特征。“后现代”文化影响下的城市商业空间处处充满着与消费经济相关的公共艺术产品，一些公共艺术以随手可得的日常生活用品作为艺术创作的取材对象，它们快速出现，也快速消亡，呈现出一种极强的“波普”风格。

W.韦尔什在他的《我的后现代的现代》一书中认为，后现代思想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态度：首先，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文化间际性中；其次，后现代阐明了所有统一模式在学术上和实践上的失败；再次，相对于纯粹任意和完全同一，后现代包含着对多元性的认可。[5]上海大学研究公共艺术的周成璐教授认为：后现代主义将注意力转向了社会的边缘地带，转向各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被忽视了的事物、被压抑之物、怪诞之物、被征服之物、被遗弃之物、边缘之物、偶然之物等。而这些边缘地带正是多元文化的孳生地，同时它们也是成功的公共艺术作品的主要题材之一。[6]

在来势汹汹的“后现代”文化影响下，当代城市公共艺术在表现形式、表现媒介、理论视域上有了明显的新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完全颠覆了雕塑、装置艺术的传统视角。一些公共艺术在文化、观念、互动、空间、寓意、夸张、新观念、时间、场域表达上下足了功夫，如某些公共艺术作品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展示商业社会的文化个性和文化身份；也有一部分作品开始走入市民空间与公众进行互动，让市民从体验中得到满足，还有一些作品开始试图传达一种特定的场所精神等。同时，多元文化泛滥也造成了公共艺术在概念、功能价值等方面的混乱，如学界产生了何为当代公共艺术的辩论以及公共艺术是为精神而存在还是为娱乐而设计的两大阵营。在这一背景下，2004年，深圳首届以公共艺术命名的高峰论坛——“公共艺术在中国”在深圳举办，深入讨论关于公共艺术的各种问题。此次学术研讨涉及面比较宽泛，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说，都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后现代主义观念影响下公共艺术理论的研究状态，对公共艺术的理性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8年后，五位著名雕塑家在湖北美术馆再次举办“雕塑2012联展”，成为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理性表达的标志性事件。孙振华先生将这次展览的关键词定义为“身份”“互动”“时间”“场域”，既是对21世纪10多年来公共艺术发展思潮的一种诠释和定位，又是对“雕塑1994”展后十多年公共艺术发展的一种新总结。这里的“身份”指的是作品的文化身份，是城市文化、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集中展示的一种体现。而“互动”则指向公众的体验与感受。事实上，“互动”概念在21世纪初的前后几年就开始出现，并且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公众需求的增长成为一种迅速推广的主流形势，与传统公共艺术形式相比，具有“互动”特征的公共艺术品更注重公众的体验与身体感受。“时间”则是艺术家创作过程的体现与强调，让时间成为当代雕塑的一个重要维度，让作品更立体、直观地展示给观众。“场域”在这里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出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认为：场域是指一定场所内有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相互存在。湖南师范大学已故艺术评论家滕小松教授曾表示：“场域”就是抗“熵化”即反“耗散”。“耗散”理论是“85美术思潮”时期的著名理论，指的是过多的存在没有达到凝聚的效果，反而构成了信息的流失与消散。“雕塑2012联展”中所存在的“场域”实际上是指艺术品与公众、空间环境三者之间架构成的一种场所气氛，一种认同感。“场域”释放出与之相关的文化气息，并放亮了本次展览的“公共性”。

相对于“雕塑1994联展”，“雕塑2012联展”已明显扩大了视角范围，并呈现出一种努力与公众对话的姿态。事实上，通过对这次展览衍生出的关键词还可以更多，比如“科技涉入”。“科技涉入”是指当代公共艺术正在积极思考对科技材料的突破，包括数字技术、声音技术等各方面。“科技涉入”公共艺术一方面是当代科技迅猛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普艺术对当代公共艺术影响的一种延续。“科技”与公共艺术的结合，诞生了很多无法具体定义形式的高科技装置艺术作品，很多时候，这些装置事实上是雕塑，但又超越了这个领域。“雕塑2012联展”中傅中望的《天井》，隋建国的《大提速》都属于这种形式。另外，“回溯”也是当下公共艺术发展较为明显的特征。“回溯”指的是公共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对传统的回归。近年来，国学开始盛行，“传统”被重新赋予新的定义和期望，部分公共艺术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中国式语言”，如姜杰的《皇帝没到过的地方》（图2-1）《游龙》等作品。而关键词“探索”则普遍存在于当代公共艺术家的创作之中，隋建国、傅中望的作品都充满了对时间和运动的探索。事实上，在新未来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极具探索性的新公共艺术形式正成为当下公共艺术家探索的重要方向。在2013年亚洲现代雕塑家协会作品年展上我们开始看到：无论是张永强的作品《蜻蜓》（图2-2），曾振伟的《赛龙舟》，还是傅新民的《文明的碎片》（图2-3），我们都能直观地感受到，艺术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强烈的试图寻找未来雕塑艺术新形式的欲望。

三、与政治、经济、文化对话——未来中国公共艺术思潮发展方向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意见》重点指出：文艺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其核心就是强调艺术家应该创作具有中国文化特征、反映中国主流价值观、激发正能量、无愧于时代的艺术作品；强调中国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如果将城市公共艺术的建设纳入我国文化事业的大视野来看，未来中国城市公共艺术建设一定与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民族文化三种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公共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将成为我国文化变迁的“反光镜”。对此，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公共艺术教授西本哈尔持有相同观点，在2013年6月福建漳州举办的“从卡塞尔走来——漳州国际公共艺术展”上，西本哈尔教授直言：“在德国，公共艺术其实是一个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交接点，这一点我相信对中国也有一些启发意义。”[7]

事实上，无论是“85思潮”前后城市雕塑的政治表达，还是“雕塑1994”中的凸显的“个人”“观念”“媒介”“空间”思想抑或是“雕塑2012”中传达的“身份”“互动”“时间”“场域”等观点，无不折射出艺术家内心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述求。公共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无论呈现出何种“姿态”，总是离不开对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重要维度的集中表达。从这三个维度出发，未来我国公共艺术研究视域也将更加关注现实文化、传统文化以及生态文化。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当代城市公共艺术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面貌，其样式与功能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事实证明：城市公共艺术普及度越高，即说明市民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更高的公共话语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城市经济发展规模。未来的公共艺术研究的核心是社会现实生活，城市公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市民的权力诉求以及城市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这也是公共艺术自身属性的内在需求。公共艺术与政治、经济三者之间融合发展，是一种常态现象。从“85美术思潮”前后雕塑的“宏大叙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公共艺术都基本具备这一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某些公共艺术展中即有了这种迹象。“雕塑1994展”中的部分作品已经有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现实的呈现以及对“微观政治”的思考，孙振华先生谓之为“观念”。1996年，孙振华先生独创了《深圳人的一天》主题群雕作品，以“叙事”的方式反映具体的生活状态。从1998年深圳当代年度雕塑展、2000年青岛雕塑园展会、杭州国际雕塑展，再到2013年亚洲现代雕塑家协会作品年展、“2014AAC艺术中国雕塑年度艺术家初评”选送的许多作品，都呈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痕迹。这种痕迹往往从许多作品中的“微叙事”形式中体现出来，2013年，深圳雕塑院在广场上创作的公共艺术以大量电子垃圾为元素，组合成大型的装置艺术品，用“微叙事”的方式向人们说明大量工业产品对人类经济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也对整个城市的生态和发展构成威胁，对此进行警惕和批判。翁剑青在“2014AAC艺术中国雕塑年度艺术家初评”会上直言：当代公共艺术关注的重点之一是具备批判精神的“微叙事创作”，这是用艺术方式关注现实生活的具体体现。

“关注现实”需将公共艺术引向两个舞台：一是关心政治、关心社会、关心城市经济、关心公共需求，这需要从日常生活出发寻找题材；二是以批判的态度去批判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积极、正面的导向去创作公共艺术。

从文化的层面来看，近20年来，“后现代”主义文化虽然为当代公共艺术注入了多元的文化养分，极大地扩展了当代公共艺术的样式和功能。然而，当我们回过头重新思考这种文化带给我们的影响时却发现，“后现代”文化在让城市生活缤纷多彩的同时，却也间接伤害了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中央美术学院殷双喜教授在“2014AAC艺术中国雕塑年度论坛”上强调：“中国城市扩张进入了反思阶段，现在我们要重新思考城市和公共艺术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指城市文化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未来的城市公共艺术究竟需要什么文化养料的问题。鉴于此，公共艺术“回归传统”将是大势所趋。传统思想与当代观念在冲突、涤荡中不断融合，避免了多元文化的泛化，自身的定位也越来越清晰。这种融合将逐渐形成一种以弘扬传统为核心的新文化艺术观，成为公共艺术养分补给的重要来源。在2013年6月福建漳州举办的“从卡塞尔走来——漳州国际公共艺术展”上，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从大文化角度将城市建设模式总结为“新美学的崛起”。这种“新美学”概念的提出就是指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交融的新文化资源观。

另外，“关注生态文化”也将作为对城市建设的一种反思而成为城市公共艺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生态文化概念与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崇尚的自然、和谐、诗意、宁静的传统哲学观是不谋而合的。在现代城市建设飞快发展、日常生活紧张、激烈的今天，生态文化理念的提出是满足现代城市居民心理需求的重要途径。孙振华教授认为：城市是由经济、社会、环境等复合综合因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城市就像人一样，会呼吸吐纳、也会失调生病，因此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要整体地改造城市，不能破坏它的生态平衡。[8]孙先生所指的城市发展与“生态”的保护问题实则是指城市健康、良性发展与城市公共艺术生态建设的问题。探索城市公共艺术生态建设的重点就是探索公共艺术与社会、经济、自然的生态协调性；探索公共艺术与人文生态、自然生态的对应关系；探索艺术材料资源的可再生和综合利用水平，让自然环境的演进过程得到保护；同时，着力于提升城市居民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价值观，尊重生命、尊重环境。

公共艺术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关系如此之重要，因而从其功能上来讲，如果使用得当，城市公共艺术将成为“治疗”城市生态问题的“良药”；使用不好，便会加剧和激发城市生命体中的各种矛盾。

然而，自“85美术思潮运动”以来，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中国当代城市公共艺术建设大都忽略了城市原有的生态文明，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的平衡。反观20年来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我们很清晰地看到，科学理性及商业利益给社会带来了物质的丰裕和生活的便捷，同时，我们的城市生态环境破坏却日趋严重。未来，我们要建设人性化、诗意化的城市环境，如何创作与之适应的城市公共艺术已经成为城市化背景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随着公共艺术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当代公共艺术发展视野不断拓展，公共艺术的形式与内涵不断得到充实与延伸，在某些发达城市如深圳、杭州等地，城市公共艺术已渐渐有回归自然的迹象，如这些城市近两年来创作的地景艺术、自然艺术等，让公众于城市的纷繁芜杂之中得到心灵的安逸与平和，感受善与美的淳朴，回归理想与诗意的境界，这已然成为当下公共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可以预想的未来，我国公共艺术应该会以一种更加亲切、优雅的姿态，成为新时期展示中国城市生态文化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