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敦煌的《丝路花雨》

《丝路花雨》已经演出四十年了，长盛不衰，我作为创作者之一，对这部剧有着深深的感情。总体来说我认为《丝路花雨》这部剧是现实的又是浪漫的，是当代的又是未来的，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艺术宝库 庆幸我们有敦煌

舞剧《丝路花雨》是一部以大唐盛世为背景，以蔚为壮观的敦煌艺术为文化底蕴，以复活的敦煌壁画舞姿为主要舞蹈语言的大型民族舞剧。其创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粉碎“四人帮”以后。1976年年底，我所在的甘肃省歌舞团请省委宣传部领导来审查新创作的晚会时，吴坚部长带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常书鸿先生也一起过来了。节目演完后，吴部长什么意见也没提，只是说：“我们有敦煌，你们搞出表现敦煌的剧目来，常书鸿先生出国办敦煌展览时带上你们。”后来又听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陈舜尧也早有此意。当时我们听了非常激动，心情难以言表。对啊！俗话说得好：“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敦煌就在我们甘肃，我们搞敦煌是得天独厚，顺理成章的事啊！翻过年，团里就组织了创作组，七下敦煌，搞创作！

虽然我们就在甘肃，对敦煌却知之甚少。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南接青海，西临新疆，从汉代以来，一直就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地带。中西交流史上的许多大事件，无不和敦煌发生着关系：张骞通西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玄奘长途跋涉求取真经，马可·波罗历尽艰险前往东方，这里都是必经的通路。

然而，敦煌留下的不只是历史的回忆，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实物。敦煌石窟是继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之后，修建在内地最大最富丽的石窟群。它分布在敦煌瓜沙二州的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三处，而以莫高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据唐代《李懐让重修莫高窟碑》记载：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在唐代已有“窟龛千馀”。经过千百年自然和人为的破坏，至今仍保存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的洞窟492个，窟内有壁画约45000平方米，塑像2000余尊，唐宋窟檐木构建筑五座，是世界上现存最伟大的佛教艺术宝库。

这个古代艺术宝库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静止的文物，它承先启后保护了自4世纪到14世纪历代劳动者不断修建创造的精华，是一座桓千数百年没有止境地有机地各自不断演变发展着的结果。在这里，人们即可从历代壁画和彩塑中看到古代艺术家“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和“人大于山”的风格。这些美术史上已失传的造型记录，正是当时活跃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艺术家善于在继承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地发展其时代艺术风格的见证！元代以后，敦煌石窟隐入大漠数百年，直到近代被王道士发现，震惊世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劫掠者、破坏者的轮番蹂躏，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敦煌才得到了有效保护。虽然历经破坏，但敦煌依然保留了大量彩塑与壁画，其艺术形象也成为我们舞蹈创作的灵感源泉。

七下敦煌 亲入洞窟学习体验

1979年年初我同舞剧《丝路花雨》的作曲焦凯等人为舞剧《丝路花雨》去敦煌收集素材和体验生活。那时去敦煌的人非常少，参观莫高窟的游客也不多，很是安静。我到了莫高窟住在下寺的招待所。每天早上段文杰所长非常守时地提着一串钥匙，敲我们住的门，带领我们“上洞子”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们到洞窟里上班都这么说）。为了保护洞窟里的壁画，里面没有电灯。段所长对洞窟了如指掌，每讲到精彩之处，才打开手电，照亮他要讲的部位。那时里面没有其他的保护措施，所以我们在洞窟里非常小心翼翼，生怕碰坏了壁画。段所长告诉我们，不同的时代，都会有美轮美奂、异彩纷呈，美不胜收、不同风格的洞窟出现。敦煌莫高窟石窟保存古代彩塑数量之多，延续时代长，众多作品制作和塑绘技术都很高超，真是前所未有。

在敦煌期间，我们聆听段所长的讲解，余下不多的时间，还要去图书馆、资料室查找资料，晚上回来还要趴在招待所的桌子上临摹乐舞白描，几天下来我们满脑子装的全是壁画。晚上躺在床上，看见天花板和墙上也全都是壁画。宝库的大门，在我们面前打开，看得我们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我们由不知，到一知半解，最终全身心地投入。每天学到的东西越多，我们也越兴奋，恨不得一天当作几天用，完全不觉得累。文物研究所的老师们，不辞辛苦帮助我们提供线索查找资料，我们也切实地感觉到，他们多么希望早日看到舞剧立在舞台上，让世界人民知道：“莫高窟在敦煌，敦煌在中国！”

我们统计了一个数字，敦煌莫高窟编号的洞窟492座，壁画约45000平方米，塑像2000余尊。我们的编导们，硬是以“精卫衔石”的毅力，一个洞又一个洞，一平方米又一平方米地从堆积成山的资料中，淘金似的清理出舞蹈姿态，找出二百多个经变中的菩萨、天宫伎乐、力士金刚等舞蹈及不同的人物造型，和数十个表现世俗生活的“供养人”舞蹈形象，再把这些加以研究，选择出最有代表性、最富表现力的舞姿作为创作素材，然后根据剧情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特征及不同场次情绪的要求，在各个不同的舞姿间找出它们之间的“动律”联系，再把这些“词”“句”加以组合，发展成为舞剧中敦煌舞蹈特定人物的肢体语言。这是何等细致、何等艰巨、何等复杂的创造性劳动！

潜心打磨 继承创新直入疯魔境

经过短暂的学习，我们带着老师们的殷切期望和他们的深厚情谊，依依不舍地回到兰州。在创作中，每当遇到困难，一想起他们就觉得有使不完劲。省委宣传部吴坚部长，在团里蹲点狠抓剧本，一稿一稿地被推翻，创作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国画大师潘洁兹大师表现敦煌壁画的绘画《石窟艺术的创作者》给我们打开了创作思路。我们有了老画工、英娘、节度使和节度使夫人这些剧中人物，十九窟藏经洞里敦煌文书中的“典儿契”，出现了剧中人物市曹和强人窦虎，引出了英娘“没入官籍”的情节和英娘“卖艺”的精彩舞段；《宋国夫人出行图》中的乐舞延伸出第一场敦煌集市的“珠宝舞”及“杂耍”；一一二窟反弹琵琶伎乐天绝妙舞姿，发展成为舞剧中标志性的“反弹琵琶”舞蹈；第四场里，由佛国天堂的壁画飞来了妙音鸟、凭栏仙女、荷花童子等；第五场中，阳关的“烽火台”在突发事件时由老画工点燃报警；“张议潮出行图”的宏大场面及“二十七国交易会”都实实在在地表现出大唐盛世的恢宏气势；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描述娴静优雅的“霓裳羽衣舞”，托出了英娘的“盘上舞”。这些大量的珍贵史料、壁画的形象及实物，虚构的故事使舞剧结构日臻完善。

舞蹈编导们把敦煌临摹的乐舞白描全都贴在办公室、排演场，有的人甚至还贴在家里的墙上，一个个像着了魔似的，不分地点，不分场合，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知道的这是在搞舞蹈创作，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神经不太正常。我的化妆间里四壁也贴满了设计草图，忙着赶制作，出来不满意，就重做，每晚都干到深夜。白天不是参加剧本的创作讨论就是泡在排练厅里看排练，一旦有专家学者来讲课，我绝不错过这千载难逢学习的好机会。剧本定稿后我同其他主创拿出了各自的设计图，经过团务会、艺委会的审定通过，给我们留有八九个月的制作及试妆的时间。最终，在1979年5月23日之前我也按时将《丝路花雨》的78名演员、200多个角色的头面妆饰制作全部完成，那时一个是年青，二是对工作的热爱，虽然也很累，但有一种成就感鼓舞着自己。我在歌舞团时没有化妆组，化妆设计就我一个人、首饰制作就我一个人，也只有我一人在演出前给主要演员化妆、演出跟妆、关键时刻抢妆，平日还要采购化妆所用的消耗品等事项。1980年《丝路花雨》在上海浦江大剧院演出时，《文汇报》的资深记者周玉明写了一篇《幕后之谜》的报道，对我的工作进行了详细介绍：

《丝路花雨》是个集体创作，各个部门配合相当默契。演出一开始，帷幕拉开，呈现在观众面前是一幅浪漫而富有诗意的画面：在花雨纷飞中，两个小飞天凌空飞落，翩翩飞舞，美不胜收。这是舞剧《丝路花雨》的序幕。那么她们究竟是这样飞起来的呢？我们在后台看到了一部飞天车，它是用杠杆原理设计的一种小平车推动的起落装置。表演时，工作人员穿着黑衣在台上伴着音乐节奏，操纵升降、盘旋自如的飞天装置。在灯光的配合下，追光只追坐在杠杆顶端小飞天，身上的飘带会随着起落飘舞起来。这部飞天车是有该团木工郭福生自己设计成功的。沙漠古道，驼铃叮咚。舞台上逼真的骆驼，随着古雅的乐曲声缓缓而行……这骆驼是真是假？原来每个制作的皮骆驼肚子里，都钻着两个演员，而驼峰正是两个演员的头撑起了的，他们用手控制骆驼的头颈，牵动它点头缓行，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歌舞团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能工巧匠。

当我们和化妆师杨树云正在交谈的时候，突然杨老师跑了出去，原来正是幕间，急需“抢装”。在舞台大幕的侧幕条旁，只见化妆师和服装师动作麻利地给她改换了头饰，换了服装。这个从头到脚的“抢装”，我们看着手表，只用了45秒钟时间。怪不得他们幕间那样紧凑，往往不超过一分半钟，而主演的换妆又是那样频繁，每场都有每场典型的服饰，观众真是目不暇接，惊叹不已。

成就斐然：四十年长盛不衰，享誉世界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这一经典歌舞剧在1979年5月23日在兰州黄河剧场首演，同时聘请国内专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修改。并在1979年文化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文艺调演中一炮打响，获得了创作一等奖，演出一等奖。《丝路花雨》当时在北京演出了28场，引起轰动。先是在中国文艺界刮起一股强劲的敦煌艺术旋风，继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的反响，轰动国内外。1979年，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慧眼看中了《丝路花雨》反映唐代睦邻敦邦歌颂中外传统友谊这一主题，他促成了《丝路花雨》艺术团的出访演出，12月28日以120人的演出阵容抵达香港。自此以后“此舞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的舞剧《丝路花雨》成为“一带一路”第一个走出国门的文艺演出团体。1982年，《丝路花雨》荣登世界顶尖剧院——米兰斯卡拉大剧院，成为亚洲第一个进入最高艺术殿堂的演出团体，并由此拉开了中国艺术表演团体出访各国、展开文化交流的序幕。多年来，《丝路花雨》在法国、意大利、日本、泰国、俄罗斯，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深得好评，获得20世纪中华民族舞蹈经典作品“金像奖”，上海吉尼斯“舞剧之最”的称号，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在中国舞蹈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丝路花雨》的编导许琪总结说：“《丝路花雨》是中国的文化工程。没有敦煌，没有敦煌精神，就没有《丝路花雨》的成功！为丝路花雨而喝彩！”

我们的祖先在通往丝绸之路的要塞，历经多少代人开凿了敦煌莫高窟艺术宝库，以常书鸿为代表的艺术家们，不仅保护了莫高窟而且整理、研究敦煌，使其成为世界瞩目的学科——“敦煌学”。所以说《丝路花雨》是一个集体创作，它凝聚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理想。前人为我们铺就好了道路，我们这代人确实很幸运，《丝路花雨》的创作使我们人生“为有敦煌舞，此生谱辉煌”。

《丝路花雨》不管是剧情、主题，还是舞美、服装，还是人物的装扮，在当时都是很超前的。《丝路花雨》的创作是一项艺术工程，只要你提出《丝路花雨》中的任何一点，无论是故事、主题、音乐、舞段、服装、道具、化妆造型，都是有根有据，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敦煌特色，而且都是可圈可点的、全方位的创新。1979年建国三十年《丝路花雨》在北京的首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戏剧大师曹禺说：“《丝路花雨》在北京的成功演出是一次爆炸！”是的，我们改变了一个时代文艺的思维方式。余秋雨先生也说：“《丝路花雨》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不仅是推动了全国的文艺创作，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丝路花雨》的出现，很多舞蹈流派，不仅搞古典舞蹈的人、搞民族舞蹈的人、搞民间舞蹈的人，大家都惊奇地看到原来我们的祖先还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奇思妙想的思维方式，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去发展，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间有这么多可贵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挖掘。”

《丝路花雨》演出成功之后，相关的研究文章陆续出炉。当年编导刘少雄发表了《敦煌壁画与丝路花雨》一文，认为：“《丝路花雨》复活了壁画，敦煌壁画给了《丝路花雨》以生命。”编导宴建中发表的《反弹琵琶的联想——〈丝路花雨〉创作札记》中阐述了“我们依据的敦煌壁画，是当时千百工匠画师们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艺术创作”。编导许琪发表了《继承、借鉴与创新——〈丝路花雨〉舞蹈创作漫谈和英娘“盘上舞”的构思》一文；我也发表了相关化妆造型的论文《谈谈舞剧〈丝路花雨〉的化妆造型的创作体会》。就此，有关敦煌舞蹈创新的评论、热议、论文在国内的报刊、学报、杂志上集中出现，掀起了热潮。敦煌舞的出现引发了舞蹈学术界对中国古典舞多元化多样性存在与发展的认识。而英娘的几位扮演者如贺燕云、史敏等，也先后进入了北京舞蹈学院进修深造。北京舞蹈学院把敦煌舞教学和研究作为加强古典舞学科建设的组成部分，有计划地扶持，体现了对中国古典舞蹈发展的深入思考和预见。教学体系上，他们把敦煌舞定位为“中国古典舞敦煌风格性舞蹈表演训练课”，结合她们的专业特长，北京舞蹈学院为她们在古典舞系专门开设了敦煌舞蹈教学及表演流派的专项研究，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到2019年，《丝路花雨》整整演了40年，以极高的上座率再次证明了它具有无穷的魅力及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丝路花雨》创造了一部真正高品位的文化经典。今年3月6日是敦煌学大家常书鸿先生诞辰115周年，在他的生前，曾不断地告诫我：“在荒凉冷寂的莫高窟敦煌画工在世界上最没有生机的地方创造出了最震撼人心的作品。千百年来古代画工是敦煌壁画的创作者，只有敦煌艺术平民化，才是敦煌壁画的本源。”他老人家不断地强调：“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去接近民众，表现民众，服务民众。”如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慰常老的在天之灵，现在优秀的“平民版的平民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并走出了国门，享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