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号角声

当一艘船满载帝国的财宝航向意大利时，它最可能选择的航标是维苏威火山（Vesuvius）那光秃秃的山锥。水手会打量地平线，寻找火山那熟悉的平顶侧影，而在找到后，他们就会祷告，感谢诸神保佑他们旅途一路平安。旅程的终点就在前头。在海湾碧蓝的天空下，水手们会看见海岸线上点缀着许多如诗如画的希腊人城镇。城镇几世纪前由殖民者建立。在那不勒斯湾，商业总是国际性的。这些老港口现在不会收到太多货物。例如，沐浴在太阳下面的那不勒斯本身，如今就是靠着非常不同的贸易维生。那不勒斯距离罗马只有两天马程，它古老的街道上挤满了游客，他们全是为了体验希腊风味的生活而来，例如进行哲学辩论、向医生求诊或和一名机智风趣的妓女谈恋爱。与此同时，巨大的货船在海上若隐若现，轻轻驶过。

现在货船沿着海岸再走几英里，才会到达它们预定的停泊港。在普特里（Puteoli），罗马商人抹去了所有希腊遗风的痕迹。停泊在其巨大混凝土码头的货船来自整个地中海各地，有些运载谷物以喂饱罗马的巨大胃口，有些运载奴隶为罗马人的企业干活，还有些运载从远处属地搜罗而来的奇珍：雕塑、香料、绘画和奇花异草等。显然只有最有钱的人才买得起这些奢侈品，但分布在普特里海岸两侧的别墅对奢侈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事实上，这些别墅本身就是消费者的终极炫耀品。罗马的贵族阶层就像任何地方的超级富豪，想让他们最喜欢的度假胜地成为自己的专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买下了整片地皮。

在整个公元前1世纪90年代，这个地区的房地产都一片红火，一些头脑好的企业家为房地产热助燃，特别是一位名叫塞尔吉乌斯·奥拉塔（Sergius Orata）的养蚝人。奥拉塔看好罗马人对贝类食品的无底餍求，构筑了规模此前无法想象的蚝塘。他修建了引水道和堤坝以管制海流，又在邻近的卢克林湖（Lucrine Lake）湖口建起高高的穹顶，养出世界最美味的生蚝。同代人对于他的法术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他们宣称，只要他想要，照样可以在他的屋顶养蚝。然后，真正让奥拉塔出名的则是另一项技术创新：他在垄断生蚝市场之后，又发明了温水游泳池。

“温水游泳池”看似为“balneae pensiles”这个神秘的拉丁文词汇最可能的意义，该拉丁文词汇的字面意义为“空中浴池”。我们听说，这种发明需要将注入大量温水的浴池悬空高架，而置身其中有着神奇的放松效果。这些特质让奥拉塔销售“空中浴池”像卖生蚝一样成功。没多久，未装设空中浴池的豪华别墅就不算完整。安装这项设施的人当然是奥拉塔自己。他买下别墅，装设游泳池，然后卖掉房产。

他的投机事业用不了多久，就让那不勒斯湾成为财富和时髦的同义词。房地产的兴旺并未局限在海岸地区。内陆也一样。在以香水闻名的古老城市卡普阿或当了罗马两个多世纪的盟友的诺拉（Nola），温水游泳池也到处都是，象征着宁静与舒适。它们的城墙之外是苹果树、葡萄园、橄榄树林和大片大片的野花，一直延伸到维苏威火山和大海。这便是坎帕尼亚（Campania）——意大利的明珠，有钱人的游乐场。它肥沃、繁荣，而且奢华。

但不是每个地方都欣欣向荣。在诺拉以外，从低地蜿蜒而成的山谷构成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那是萨谟奈（Samnium），地形多山而险峻。正如这里的崎岖地形和下方的平原形成了强烈对比，这里的居民也大不同于平原区的居民。他们靠多石和多灌木覆盖的土壤勉强维持生计。萨谟奈没有生蚝，也没有温水泳池，只有说话带着滑稽土腔的粗壮农民。他们信仰巫术，脖子上佩戴着丑陋的铁环，而且最恶心的是，他们允许理发匠当众为他们剃阴毛。不用说，罗马人对他们嗤之以鼻。

尽管如此，罗马人不太能忘记的是，这些野蛮人是半岛上最后屈服于罗马的意大利人。萨谟奈人在离诺拉仅10英里、名为寇定叉口（Caudine Forks）的山口，曾让罗马人吃了一场奇耻大辱的败仗。公元前321年，一整支罗马军队遭遇埋伏，并被迫投降。萨谟奈人未屠杀战俘，而是剥去罗马人的上衣，驱赶他们走在长矛构成的牛轭下，自己则身着全套盔甲，站在一旁得意观看。不过，以这种方式羞辱敌人的萨谟奈人，显示出他们对其敌人的致命误解。罗马人只能忍受一种和平，那就是由他们口授条件的和平。他们虽然同意萨谟奈人开出的和平条件，也发誓遵守，但很快就找到了违反和约的借口，并再次发起攻击。这一次，萨谟奈人被征服了。殖民地建立于偏远的山头，山谷中修筑了道路，地形的崎岖被驯服了。不过，这毕竟是陈年旧事了。懒洋洋地躺在奥拉塔发明的游泳池畔的那些人，不可能记得萨谟奈人曾经从山上杀下来，并大肆蹂躏坎帕尼亚。

不过，到了公元前91年年底，不可思议的事突然发生了。萨谟奈人长久压抑着的对罗马人的积怨重新爆发。萨谟奈山丘上战事再起。山里的人拿起武器，仿佛长年的占领已解除，并如同他们的祖先那样，迅速杀进平原地带。罗马人完全未料想到会发生这种事，而只在坎帕尼亚派驻了少量军队，形势岌岌可危。那不勒斯湾沿岸到处都是懒散与和平的景象，沿岸城市，如苏连多（Surrentum）、斯塔比亚（Stabiae）和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等，如树上掉落的熟透果子，一一落入叛军手中。但最大的奖品位于更加内陆的地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诺拉在经过最短时间的围困后，其市民便投降了。叛军邀请驻军加入他们的行列，但罗马司令官和资深军官轻蔑地拒绝了，结果活活被饿死。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坚固且粮食储备充足。不多久，诺拉就成了叛军最强大的要塞。

发动叛乱的不只有萨谟奈人。诺拉会落入叛军之手，绝非孤立事件。离那不勒斯仅几英里、沿维苏威火山的斜坡而建的庞贝城从一开始就加入叛乱。在意大利其他地方，那些已记不得上次对抗罗马是在何时的部落和城市同样拿起武器。不过，叛乱主要集中在亚平宁山脉一带，在像萨谟奈那般多山、落后的地区，农民长久以来备受贫穷折磨。正是贫穷，让他们对都市化的低地充满怨气。当叛军攻陷第一座城市阿斯库伦（Asculum）后，他们杀死了找到的每个罗马人。罗马人的妻子若不顺从，则会被折磨与剥头皮。

也许，这些暴行不过是野蛮人的原始复仇心理作祟。不过，若非统治着意大利不同国家的寡头统治者各有自己的算盘，农民的仇恨心理将不会起作用。罗马的一贯策略是奉承和收买盟友的统治阶层。事实上，这种政策向来都比任何事更能确保意大利人对罗马的忠诚。然而，那些能影响自己社群的关键人物——有钱人、地主、识字的人——发现自己对罗马越来越离心离德。让他们不满的理由很多。为罗马作战的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他们肩上。他们在罗马法中的地位低于罗马人。最重要的可能，则是他们开了眼界，看见了他们祖先不敢想象的机会和权势。意大利人不只帮助罗马征服世界，还热心帮助它压榨世界。不管罗马军队到哪里，意大利商人总是尾随其后。意大利人在各行省得到的特权，几乎和真正的罗马公民不分轩轾，而可怜兮兮的行省百姓肯定分不清两者，所以一律称之为“罗马人”（Romaioi），并对他们怀抱同样的仇恨。但在海外成为特权阶级并未让意大利人感到满足，这种经验反而鼓励他们决心在本土和罗马人平起平坐。在一个罗马权势膨胀得如此巨大的时代，罗马给予意大利政治家的有限自治特权很自然地被视为小菜一碟。仲裁一场地方边界纷争的权力与统治世界的权力相比，算得上什么？

就像普特里的众多码头和它们附近的众多优雅别墅都表明世界已经变小，意大利人的起义也一样。构成他们军队的大众也许是为了某种模糊的地方忠诚感而战，但他们的领袖断然不想回到罗马崛起前的地方主义。他们并非想让其社群摆脱中央集权的超级国家的控制，而是想创立一个自己的超级国家。战争一开始，叛军领袖就选择了意大利中部的考菲尼姆（Corfinium）作为他们的新首都——“一个所有意大利人都可以分享的城市，以代替罗马”。为了防止有人忘记此举的象征意义，新首都和新国家都被称为“意大利亚”（Italia）。他们发行了新货币，建立一个新政府。下个建立独立意大利国的尝试要等到公元19世纪，并由加里波第（Garibaldi）主持该事。

若模仿是最真诚的恭维，至少对意大利亚的领袖来说，反抗罗马并非一种叛逆，而是景仰未被满足的表现。意大利亚的一切，从政制到钱币，全都抄袭罗马。说到底，意大利人的虚弱新国家不过是表现出他们退而求其次的野心，而他们真正的野心是成为罗马公民。即使在普通士兵之间（得到罗马公民权对他们没有多少好处）也有迹象显示，有时他们对共和国的仇恨会被一种战友情谊冲淡。在同盟者战争早期，随着罗马的主力部队在意大利中部战败，幸存者发现自己陷入绝望，因为对手的训练和装备跟他们一样好。在公元前90年夏天，共和国军团打了一场艰苦的阵地战，逐渐把叛军的战线向后推。到了临近农业收成的日子，也就是战争季节尾声时，他们准备给敌人最后的致命一击。不过，当两军摆好阵势后，士兵们纷纷认出对方阵营中的朋友，他们呼喊对方的名字，然后放下武器。“紧张气氛消散了，被节庆气氛取而代之。”士兵们互叙友情，双方的司令官也见了面，讨论“和平以及意大利人对公民权的渴望”。

当然，讨论没有结果。一个罗马人怎么可能在战场上对敌人做出重大让步？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坐在一起讨论，表示双方都有了悔意。最有象征意义的是罗马司令官的身份。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是共和国最有名的军人，虽已年过六旬，坐在马鞍上也不像从前一样轻盈，却仍然是个明星。叛军都景仰他，很多人在他麾下作战过。人们不会忘记，马略曾经因为一些意大利同盟者非常英勇，而擅自授予他们公民权。人们也不会忘记，马略并非在罗马城长大，而是在阿尔皮努姆（Arpinum）长大，那是一个离首都有三天路程的小山城，人们对它的印象除了贫穷又偏僻之外，再无其他。上古时代，阿尔皮努姆是对抗罗马人的一个部落要塞，后来被打败，接着被同化，最终获得了公民权。这最后一步，离意大利同盟者发起争取公民权的起义还不到100年。叛乱军队想到马略能以不高的出身爬到现在的高位，不禁受到鼓舞。

不仅叛军如此，许多罗马人都同情意大利人的要求。毕竟罗马本身不也是个由移民构成的城市吗？追溯到罗慕路斯时代，第一批罗马女人是被掳拐的萨宾人（Sabines），她们奔波于自己的父亲和新丈夫之间，乞求他们不要相互争斗，而是像同一国的公民那样和睦共处。她们的呼吁被接受了，罗马人和萨宾人一起在罗马七丘定居下来。这个传说反映出，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罗马那样对公民权如此慷慨。不同背景和出身的人总被容许成为罗马人，一起分享罗马的价值观和信仰。反之，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马人的一项主要价值观，正是极度鄙夷非罗马人。

说来可悲，罗马人关于开放或排他的争论在意大利人起义的那些年间变得两极化。在许多人看来，偶尔给予一些个人或社群公民权和给予全部意大利公民权完全是两码子事。罗马政治家并非全然出于沙文主义或狂妄自大，才会害怕他们的城市被淹没。罗马的古老制度怎样应付突然增加的几百万新公民？保守派觉得这个威胁非常迫切，所以他们的反应也歇斯底里。一些将非公民驱逐出罗马的法案通过了。更不祥的是，为了阻止对手提出议案，保守派越来越倾向于对对手使用暴力。公元前91年，在骚乱和暴力示威中，一项授予全部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提案被搁置了，提案人回家后，于黄昏时分被人刺死在门厅，而且凶手是谁始终没查出来；但意大利人的领袖当然知道该归咎于谁。暗杀发生几天后，他们开始动员山里的同胞作战。

阿斯库伦大屠杀的消息传到罗马后，相互敌对的政治派系都惊呆了，马上团结在一起。甚至最认同意大利人要求的人也准备战斗。马略率领军团征伐叛军，无论在什么地方遭遇到从前的盟友，他们都冷酷、顽强地作战，并逐渐逆转了战争初期的失败态势。截至马略坐下来和意大利人谈判时，罗马人已横扫了整个意大利北部。几星期后，叛军开始瓦解。阿斯库伦的大屠杀揭开了起义的序幕，然而，同样从阿斯库伦传来的消息让罗马人能庆祝他们首次决定性的胜利。得胜的将军名叫“斜眼”格奈乌斯·庞培（Gnaeus Pompeius‘Strabo’）。他可能是罗马城中最讨人厌的人，不仅是因为斜眼，还因为他性格阴暗。庞培在意大利东海岸的皮西努姆（Picenum）坐拥大片土地，而且自战争开始便被困在那里。显然是因为不想整个冬天挨饿，他在秋天来临后发起了两次突袭，以钳形攻势成功打击了敌人。叛军的残部逃到阿斯库伦。庞培展开围城，让叛军因断粮而不得不投降。

随着胜利日益在望，元老院也发起了自己的钳形攻势。一方面，罗马继续加紧军事进攻，在意大利中部追赶叛军，逼使日益困窘的叛军撤入积雪最厚的深山。那些一向主张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政治家，则主导了钳形攻势的另一翼。如今，军事胜利带来的自信让罗马能够慷慨：他们甚至说服最死硬的保守分子相信，长远来说，除了授予同盟者公民权以外，别无他法。因此，在公元前90年10月，一项法案通过了，规定立即把罗马公民权授予所有一直保持忠诚的意大利社群，而叛军只要在指定期限内放下武器，同样享有这个待遇。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种诱惑难以抗拒。到了公元前89年夏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都恢复了平静。

不过在萨谟奈，因为积怨年深日久，解决问题没那么容易。也正是在共和国已筋疲力尽，其后院的战争尚未平息之际，亚细亚传来了警报。萨谟奈人那些群山包围的小村和东方那些装饰着大理石和黄金的希腊人大城市乍看之下判若云泥，但罗马人的统治却让它们有了共同点。萨谟奈如同亚细亚，不乏意大利的商人和税吏。这两种人在亚细亚激起了人们对罗马的愤恨，在萨谟奈，他们则是把人们推向了造反。虽然战争在意大利打得如火如荼，但亚细亚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太忙于榨取钱财，因此无暇彼此攻伐。

然后，是米特拉达梯的到来。公元前89年，当罗马对亚细亚的统治崩溃时，震波快速冲击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经济。意大利陷入严重萧条。讽刺的是，叛军领袖曾利用他们在东方的同胞的商业关系，请求米特拉达梯加入他们的叛乱，不过当米特拉达梯最终接受他们的邀请后，他们却发现意大利商人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反之，罗马元老院则看好和米特拉达梯作战的前景。每个人都知道，东方人是软脚虾，打起仗来就像女人。每个人也知道原因何在：东方人太富有了。罗马贵族阶层几乎等不及要和米特拉达梯一战也就不奇怪了。

有位人士特别认为，东征大军的指挥权非他莫属。马略早知道，罗马和米特拉达梯必有一战。10年前他造访亚细亚时曾与这位国王碰面，并告诉他只有两条路好走：要么服从罗马的意志，要么变得比罗马更加强大。当时，米特拉达梯忍气吞声，避免了战争。看来不巧的是，后来让他投身战争的人竟是马略的亲密盟友。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曾是马略的军事副手和执政官同僚，他指使一个傀儡国王入侵本都，而马略也曾运用私人影响力，帮助被控敲诈聚敛的阿奎利乌斯摆脱罪名。这些事实或有助于解释，当罗马还在意大利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时，阿奎利乌斯为何看似很不在乎罗马东部的安全。他想为他的恩主提供一个对亚细亚人作战的光荣机会。

但这个算盘却招来了致命的后果——对阿奎利乌斯本人、对马略和对共和国整体来说都很致命。派系斗争感染了罗马几十年，首先肆虐于它的街头，然后肆虐于整个意大利，现在一个新的危险因素出现了。东征主帅是个非常肥的肥缺，以至于连马略都不能认为自己必得。另外，还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人物也盯上了这个职位，他们如饥似渴的程度很快就昭然若揭。

公元前89年秋天，当罗马人望向未来时，他们发现自己被集体被害妄想症攫住了。一场可怕的战争正接近尾声，但即使胜利在望，不祥之兆却出现了。诸神再次以各种奇怪的征兆警示共和国。最不祥的征兆是晴朗无云的天空中传来的号角声。它那么阴沉，听到的人无不吓得半死。占卜师急忙翻阅占卜书，他们找到的答案令他们感到惊恐：号角声无疑预示，既有秩序将发生剧变。另一个时代将诞生于一场注定吞噬世界的革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