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儿童情绪的知识生产

从许多方面来看，盖斯凯尔书写育儿日记时，正值早期维多利亚时代刚开启一种新的育儿知识文化。本章所侧重的指南文学，便是在此时形成一门愈来愈繁荣的文类以及书籍市场。⁹19世纪初，指南文学的消费者主要是中产阶级读者，而到了20世纪末，读者群大概多少也扩展到下层中产阶级，甚至有可能扩展到底层阶级里——至少，教养手册不断攀升的销售数据是这样显示的。盖斯凯尔的观察往往集中在玛丽安的情绪性上，此举与知识和科学历史的发展概况相符。到了19世纪中叶，儿童情绪已成为学术讨论的热门主题，主要出现在心理学、精神病学和教育学的文献里。¹⁰从这时起，各种科学学科、小说家、指南文学作家与深受吸引的群众（尤其家长们），这群人共同形成了复杂的互动框架，且在此框架中生产并传播关于儿童与其情绪的知识。像达尔文与威廉·普莱尔（William T. Preyer）这样的科学家也研究过自己的孩子，并将观察数据使用在学术论著以及写给家长的指南文学里。和盖斯凯尔一样，平凡的父母也会收集他们对孩子的观察数据，收集方式通常是日记簿和问卷调查表，这种做法经常得到学者们的支持和鼓励，比如后来收集这些材料并为儿童发展建立更多数据的霍尔。¹¹而小说家如狄更斯和夏洛特·勃朗特在书写儿童的故事时不仅受益于这些知识，他们的小说也为儿童发展的讨论贡献更多题材。自从德国启蒙教育家约翰·海因里希·坎珀在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里植入个人说教，将小说变成他自己的《青年鲁滨孙》（1779；1781英译版）以后，儿童文学作家便经常仰赖童年与育儿的教育学或心理学知识。¹²报章杂志、小说和指南文学愈来愈常向民众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而也为日后对于儿童的心智探索设定好了方向。¹³

指南文学在这种知识传播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知识在此文类中逐渐融为一体。事实上，谈到童年的教养建议时很难将这两者分开来谈。这两个领域的知识紧密交缠，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新教育”或称“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与斯坦利·霍尔、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威廉·斯特恩（William Stern）等人的心理学研究密集交流。不过，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兴趣多少还是有些不同：心理学家通常关注婴幼儿时期以及（相较之下关注程度比较不高的）青少年期与青春发育期，而教育学家则对童年中期与（初期）学龄儿童较感兴趣。这点也反映在各自的指南文学上。除了来自各个学科的学者以惊人频率出版教养手册以外，实际上还有许多不同职业的人士也从事这门文献的生产，尤其是神学家、教师、公务员与医生，等等。虽然本章主要只讨论美国、英国与德国的发展，但也得强调一下童年与育儿的争论从19世纪末开始有多么国际化。¹⁴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与其他地区的作者彼此合作、互相引用，并且将他们的著作翻译成别国语言。有时，这些知识甚至超越“西方”国家的疆界，比如说精神分析在南美洲、印度、日本和北非特别受欢迎。¹⁵因此，关于童年与育儿的知识也适应了这些文化。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