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时空

空间的政治性与压缩的现代性

——《人民路》城市空间意象解读

从《洪江》[1] 到《人民路》[2] ，独立摄影家欧阳星凯以城市空间和其中人物为主题的摄影创作越来越引人注目。《洪江》中的民俗风物不失纯真，小城生活飘荡着时代变迁的淡淡忧伤；《人民路》中的空间压迫感显而易见，仿佛人们所承受的城市化压力。通过画面内部的视觉要素的显现和影像的延续，使作品充满生活细节，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底层社会变迁的影像文献。

一个多世纪以来，摄影对现实素材的记录和编排具有社会史档案的作用，这正是摄影的巨大影响来源之一。视觉形象为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的境遇留下了痕迹与证据，从而形成了后来种种话语产生的来源和诱因，摄影在描述作者和观者的感知和期待时，成为与真实生活并存的神话。“对神话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确保新的事件的熟悉感和预测性，而不是愉悦性。”[3] 显然，《人民路》上所展开的那些朴实、琐碎、平淡甚至卑微的生活画面，更多的是一种熟悉感，这种熟悉感来自二十年来增长中的农民工群体不断的社会曝光。作品的说服力在于通过一种类似于民族志的创作方法，探讨了这个群体对象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不仅如此，作品还通过农民工的劳动、生活、闲暇所产生的空间关系对观者产生内在感知的触发，从而使得这些视觉经验与人们的内在记忆产生高度的关联性。

生存状态以及人的命运是《人民路》的关注焦点。在法国学者雅克·朗西埃看来，“人和公民、算计其生活的个体和共同体的成员之间的结合点，就是首先作为话语的存在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是作为和所有其他人平等的言说的存在”。[4] 同情的言说，既可能表现为展示，同时亦可表现为揭示。借助照相机这样的当代传播手段，人的视觉经验不断展开，其后果是让世界越来越透明，这也构成如何理解现代性的重要来源。

无论是从历史的变迁，还是从现实的变动来看，一个社会的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事实上要经过无数个单元的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解读《人民路》的意图，在于透过对一个真实的社会空间的分析，发现日常生活的政治性来自日常生活的空间与过程。列斐伏尔 [5] 和哈维等人通过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学，现实样本提供了空间的政治性例证。在当代中国，城市的巨大变动显然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实践文本和社会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通过与《人民路》的现实影像之间的真实对话，试图重新定义人们所期待、所展望的城市日常生活，以及其中所蕴藏并被忽视的社会关系。

一、空间：结构、功能与权力序列

空间的生产类似于其他商品的生产，空间也有社会关系测量仪的功能：“在刻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社会空间被看作是一种上层建筑，作为社会结构与生产力的一个结果，包括财产关系。现在空间已经进入生产力和劳动分工的领域；它具有了自身的财产关系，非常清楚——具有了交换的形式，具有了制度、文化和学说。空间可以被出售；它具有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6]空间的演变作为一个过程，并不独立于社会经济制度之外，从中同样折射出社会生产力资源，如劳动力、商品以及货币资本的变化和流动。生活和生产的空间格局和空间关系的变动，形成具有某种空间特殊构形的人工环境的“第二自然”，透视出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权力的空间性特征。“正如福柯可能会提出的，如果空间始终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容器的话，那么空间的重组就始终是社会权力通过其得以表现的框架的重组。”[7] 换而言之，对空间的体验无一不是对社会关系进行编码—解码的传播过程，以及社会关系生产—再生产的必然后果。

《人民路》的重要主题是农民工在湖南省会长沙市市区的狭窄居住空间。从平面图来看，人民路790号是一栋基本对称的房子。楼梯间在房子中心，楼梯拐角处是男女厕所，水龙头和水池，也在楼梯间。64个房间共享的服务设施不仅数量有限，而且非常简陋。房间非常狭小，从两平方米到六平方米，从一张单人床面积到两张双人床面积，其中居住的人数，也从一个人到一家四人。显然，无论居住的人是什么样的家庭状态，对生活有什么样的看法，逼仄的空间都只能容下最基本的家具：一张床，一个台面。就在这两组平面上，租户们展开几乎所有的生活活动。

《人民路》中的“人民”二字，所触动的不仅仅是作者本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当中，这个名词无疑是公共符号当中最普及的能指。选择“人民路”为画册的名字，仿佛是对过往年代的怀旧，又仿佛是对早已退潮的宏大叙事的坚持。“人民”不仅仅是1949年之后对城市道路最流行的命名，普及到几乎每一个中国大中城市；更重要的是一个象征，一个透过命名所标志的广泛权力更替。“人民”也意味着所表达的愿望，但这个词并不自动包含所有个人，尤其是对照画册中一个不富裕的、承担劳动艰辛的人群集合。与作者之前的作品《洪江》一样，两个画册都以大合影结尾，这是摄影师的同情心所在：人们在这一传统格式中短暂聚集，完全不涉及力量表达，却仿佛微弱的、风过即逝的彼此安慰。

透过画册对这个具体空间的流变的系列展示，“人民”这一能指所指涉的现实已然远离“人民路”的原初意义；现实作为不再受到约束的所指，充满城市规划战略实施所产生的断裂和流动，其后是发展经济学思路的强大影响；在被架空的能指后面，权力与资本的合谋难以遮蔽，空间仅仅是实现合谋的工具，功能变化完全受到合谋的支配。农民工们在790号的生活状态以及最终被驱离的命运，与“人民路”所包含的某种承诺构成现实隐喻。在表面上，空间关系的转换服从于一种发展经济学的逻辑安排；实际上，对空间的体验及其形象支配，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建筑美学叙事，也表达出视觉实践在文化政治学意义上的伦理诉求。

空间形塑身体行为

空间塑造身体，遵循自身语汇法则。逼仄的空间导致局促的行为；开阔的空间生产爽朗；巨大空间具有压迫性，通过将人体对比得微不足道，展示出空间自身的暴力。仅仅就居住空间而言，从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小房间，到鳞次栉比的宫殿，当空间狭窄时，意味着行为的省略和合并；空间扩大时，意味着需要更多行为、礼仪和仪式来加以填充。

作为当代城市生活空间典型，普通住宅的基本配置通常包括了房间和厅，厨房和卫生间。其数目依据住宅面积的大小而增加，并与日常生活的居住模式相适应。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城市住宅单元出现厨房的时间常常早于出现卫生间的时间。最初是自来水的普及，水管爬升到楼上，结束了要人工把水搬运上楼的日子；然后水管被安置在某个房间里，炊事沿着水管展开；下水道也被引入进来；之后在给排水专业设计支持下，延伸出卫生间；随着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卫生间的面积增加，以容纳至少包括洗漱、沐浴和马桶三项基本功能。如果说城市化（或者说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那么空间环境则成为重塑个体的重要力量。

对空间的操作意味着对人的操作， “地点的特性（可以被称为‘地点性’）是重要的，这意味着再现并密切关注作为社会过程容器的空间形式和作为精神秩序表达的空间形式”。[8] 居住空间的操作可以实现对人的定义和管理，建筑规划成为表征某一社会理想的工具。缺乏厨房的民工宿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59年在北京福绥境建设的共产主义大厦：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在住宅建筑中的反应，是把厨房取消，就餐这类活动在公共食堂完成。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最重要的特征，到不到食堂吃饭被看成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1959年反“右倾”时，一些不愿意去食堂吃饭的人，受到以“大辩论”为名的激烈斗争和断粮等打击，一些支持和同情不去食堂吃饭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9] 而如今在此大厦居住的人们，都各自在走廊里搭建了自己的小厨房。这种空间变动充分证明，空间从属于不同的社会过程，并成为人们阐释现实性的一种具体表征。

在门口搭建小厨房的传统再次出现在790号的小房间门口。简陋的小厨房只有一张小书桌那么大，要容纳一个电饭煲，一个电磁炉，以及其他炊事用具。附属内容有水桶、锅碗瓢盆，这些器具一如室内的陈列杂乱。因为人们的活动所产生的空间的具体内容，包括了共存和共时的关系；又作为一种权力，反过来影响、暗示或限定人们在现实空间中的活动余地和发展潜能。

在作品中，平面展开的各种视角的身体姿态与生活形态基本是一致的，那些或躺、或坐、或站立的人体，姿势和衣着一样随意。几乎看不到挺拔的身体，即使不在蜷缩状态，那些人体形态也令人不由自主联想到他们所背负的生活和社会压力。“充满压力的生活变故和社会支持在整个社会里并不是随机分布的，弱势群体和被剥削者面对的压力因素更多，而他们得到的社会支持和其他资源是最少的。”[10] 身体的无力与身份的无序形成某种社会隐喻，即身体的空间源于社会结构的支配，因为所有产生力量、权威、约束和惩罚的各种看见或看不见的因素最终都可能定位于一种空间关系的主导、压迫或支配。

空间传递精神表象

空间表象精神，通过对生活状态的呈现，表达出其掌控者的不同特征。面向真实对象的现实取景，恰恰能够使摄影把场景、瞬间和对象组合成一个整体。

拍摄的时候是夏天，季节特征在图片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有的男人上身赤裸，屋子里都有风扇，夏夜人们在屋顶上睡觉。床上都铺着竹席，有的直接铺在木床板上，有的在竹席下面再铺上一层棉絮。人们在屋子里穿拖鞋，很随意的家常着装。当他们要被拍照的时候，最常见的姿态是坐在床上。他们的生活照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而摄影作品所提供的参照物就是与对象本身保持着直接的、物理的衍生性和因果关系的符号。

画面上每个屋子里都有台面，既是操作台，也是置物架。最简单的台面应用了力学原理，用两根木条斜支起一块木板，就构成可以置放电饭锅等必需品的台面。台面支撑柱从四条缩减到两条，不仅节省材料，还通过倾斜节省了台面下的部分空间。复杂一些的台面发展出多个层次，变成了宽大的格子，里面塞满了瓶子、罐子、水壶、看不见内容物的塑料口袋。器具的多少可以推测居住时间的长短，也是推测家庭成员状态的物质数据。

空间其实是一个“物”或“物品”的集合。每一个“物品”（建筑的、动产的和不动产的）。都应该放入其总体中，都应该在空间中来理解，在空间中理解其周边的事物，理解其各个方面。这就要求应该把空间当作一个总体来理解、想象、把握和生产。[11]《人民路》所展示的生活空间完全不同于都市传媒所兜售的体现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空间。空间风格的选择和应用，直白或微妙地透露主人的品位，但790号每间居室都毫无风格可言。每个房间的整洁程度是不同的，保洁工的居住空间却并不表现得更整洁，职业与生活的分离，暗示着生活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源于生活的态度选择。

从消费角度观察790号空间，可发现一致的匮乏和凌乱。需求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零星可见的几把椅子，居室几乎没有也容纳不了其他家居产品，包括家具、各种纺织品和厨房用品，这些产品都对应一种或几种功能，即使没有这些家具存在，家具所能满足的需求仍然存在。790号的住户们用最基本的方式来满足需求：没有衣柜，衣服是挂在墙上或收在编织袋里的；没有沙发，坐在床上；没有餐桌椅，在床上吃饭。床集合了桌椅、沙发甚至书桌的功能。狭窄的空间限制了农民工自身作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在这个具体的空间环境中，所能完成的只有简单再生产过程。四平方米空间无法容纳其他的生活设施、娱乐休闲和文化消费。最简单的、被压缩的日常生活空间的维系，无疑是维持自身劳动能力的最后底线。

生活的物质环境相似性是否为居民提供了某种共同体意识，使他们意识到可以相互协作，无论是改变生活状态，还是改变生存状态？从《人民路》里找不到线索。公共区域有被所有人忽视的痕迹：肮脏的水池和便池，画面中的“脏、乱、差”显然图示了一种另类社会空间的语义秩序。没有物业的清洁维护，没有租户的自发行为，更缺乏共同体意识上的自愿行动，也许是租户深知不会在此长久停留，因此不愿付出劳动；也许因为分担公众事务不能成为共识，更不能诉诸行为，这种无力的状态显然是一种主体性缺失的状态。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展示出社会关系的性质，也彰显出社会差异的内涵。表情上的无辜和无所事事泄露出人们的虚弱，他们严重缺乏能力，无法在伦理上与社会体验的物质语境进行对话、行动和干预。这究竟是因为空间环境本身所产生的社会关联模式的局限？还是因为身份性的社会性权力的缺失或不完整，杜绝了任何具有超验性质的社会行为的可能性？

空间生产身份区隔

在空间中，人是被区隔的对象。空间通过分离和容纳两种截然不同的能力，配合文化模式，对人进行区隔。被区隔为不同阶层的人群，拥有不同的空间模式，人和空间相互表象，构成地理和空间的发展经济学和城市社会学。空间的政治性透过空间的生产表象出来。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这一概念：“这个术语意味着在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的反思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个术语超出了这些部门，而建立在社会的总体之上。它要表明的是，人们并不把空间看成是思想的先验性材料（康德），或者世界的先验性材料（实证主义）。人们在空间中看到了社会活动的展开。”[12] 这一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对人的社会身份进行重新建构。

当“物”的生产被置换为“空间”的生产时，资本获得了市场实践的新舞台。在这个历史性过程中，空间的资本化和人的社会空间需求的矛盾被凸显出来，

这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发展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发生在19世纪中期以后巴黎的城市规划及其大规模改造，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城市规划专业权力相互结合，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巨大的动力。约翰·肖特曾经对此进行过详细叙述：“城市中心地区的低收入者住房被大规模地拆除，这极大地改变了巴黎的地形。这项计划由两部分组成：清除贫困和中等收入人群的老旧的、高密度的住房，然后在腾出来的地方修建林荫大道、公园、公共建筑和新的购物区。它的得益者只有放债人、政府本身和巴黎的资产阶级。放债人通过将钱借给政府获取利润，政府通过压制工人阶级的反对意见，强行修建宽阔的、易于管治的街道，而资产阶级则按照他们的形象和利益改写了这个城市。受损者只是贫困群体和新兴的工人阶级，他们被边缘化，被赶到了城市的外围地区。”[13]这样的故事也曾经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1964年，马丁·安德森在《联邦推土机》中估计，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有一百万人被逐出自己的住房。每新建一处住房，就有四处住房被拆毁。他把影响总结为：拆毁的住房比修建的多；被拆毁的主要是低租金的住房；被修建的主要是高租金的住房；住房条件最糟糕的人群的住房条件恶化；住房条件最好的人群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14] 这些案例说明，在一些特定条件下，空间可以成为一个最直接最醒目的生产对象，交换价值远远优先于使用价值，成为有效的资本操作工具，实现最快的增殖。

城市在传统意义上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路标。在人们不可能完全回避的现实当中，贫民窟式的城市棚户区向来是产生社会不平等意识的重要来源。在经济收入、地位和影响上，这个区域都属于社会底层。城市区域与城市功能分区有关，也与不同社会阶层聚集有关。人民路790号正是一个贫民聚居地典型，其中贫乏生活也一目了然，同样是通过空间的极其贫乏来展示的。大部分租户并没有贫困到只能支付这样的住房，但他们有理由为未来的生活支出、日常消费、养老保障以及不确定的生活风险保持一个尽可能高的储蓄水平，从而将所有的活动压缩在二至六平方米的空间里，依据居住人数进行平均，每人所占据的空间只有二平方米左右，并在此容纳炊事、吃饭、睡觉、娱乐、洗漱等生活活动。社会行动能力和隐私权的压缩首先源于生存空间的压缩，显然，所有现实生活的动力和对未来生活的想象，都与人们生存的空间节点有关，即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居住空间来理解物质世界的压迫以及对自身的社会定位。

在这样的物理空间中的社会生态关系是残缺的、短暂的和脆弱的，尽管房间里堆砌着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仍然充满凑合的氛围，显露出一种过客的心态，一切都不值得保留，似乎谁也不会在意。在城市空间的改造热潮似乎成为永恒主题的背景下，被拆除或改造是迟早的事情，出租管理方投入极其有限，无论是物质还是管理规则，都看不出这种空间的持续可能。甚至居住者的职业也构成某种隐喻，即那些以拆除为职业的居住者不得不遭遇的命运的安排：恰恰是他们自己要亲手拆除自己的居住空间。人们在2011年8月陆续搬离，原有的住房被改造成商用型酒店公寓。空间关系的改变再一次泄露社会关系的机制，以及资本对利润的追逐。

二、时间：发展表象与空间隐喻

《人民路》是一个当代农民工生活的摄影叙事文本：在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他们用身体和行头进行自我广告，等待讨价还价的劳务交易，之后是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准备进入新的劳作和生活的循环。“农民工”的身份意味着人们的经验跨越了农民和个人的双重身份，也即意味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双重经验。民族志式的田野考察有清晰的记录意图，镜头所捕捉到的连续的状态和行为力图证实并再现所见的真实。记录与创作的意图都将导致摄影作品所提供的空间里交织着人们繁杂的意识，但这个空间并非一成不变，各种有意无意的细节既将暂时痕迹加以再现，也将其流逝加以证实。作为被对象化的主体，农民工也会用文字符号来表明自己的存在；在非常局促的生活空间中，真实的微笑也毫不掩饰他们在期待隐隐约约的未来。无数叠加的影像留下被记忆的碎片，展示正在延续的生活拼贴以及一再重复、不断消逝的平淡和卑微。

从都市喧嚣到蜗居生活，从人物造型到劳动场景，《人民路》涵盖众多和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物的时候，反复使用了单一甚至单调的形象重复和专题组合。正如个体在时代中常常感受到的迷失，在短促的时间里社会快速发展带来压力，构成“压缩的现代性”后果：人和物互为表象，繁杂的事物充满空间。生产和生产关系从乡间挪移到都市，现代都市 “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再生产”。[15]在某种程度上，厘清物的秩序，有助于从政治、经济、符号和美学的缝合和裂隙之间来理解这种感觉和想象之间的社会差异，有助于理解有关物质性空间的社会建构如何形成。在这种被感知、被想象、被表现的现实空间中，真正具有支配意义的逻辑是什么？空间本身的生产是否推出新的市场逻辑，物质空间分配的满足程度与社会行为的道德品质会产生一种什么关系？如果说城镇化发展的现实潮流是经济增长的重心所在，那么围绕着空间的生产、安排和分配应成为社会平衡系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如何发挥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文字与品牌

《人民路》的农民工有一些与文字有关的影像。作为现实理由，是这些农民工毕竟多数具有一技之长，需要向社会表明自己的专业身份。作为视觉比喻，被展示的印刷品和被书写的文字在图像布局中亮相或游荡，照片与杂乱的符号对话，意义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勾连组成一个混合体。

照片中出现的文字有三种不同的形态。首先是广告牌，农民工们标示自己工作内容的小木板，有的很简易，在木板上手写的黑字；有的较为正规，是打印在纸上，再粘贴到木板上。几乎所有的小木板广告都使用“专业”二字来修饰自己的工作，这个重要的细节是农民工向城市传达的关于自己的信息，表现出农民工对城市的了解和据此作出的回应。农民工在相互模仿使用“专业”一词来推介自己的时候，无意中再次旁证了专业化是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已经成为现代生活权力来源的潜意识。

其次是墙上的涂鸦文字。这是新媒体时代来临之前的城市社会流行病，涂鸦不断见证城市边缘生活中的无聊时刻，在涂画的人宣泄完情感、表达完愿望之后，痕迹还留在墙上。虽然不一定具有实用功能，但却是人们宣泄情感的重要手段。涂鸦文化与其说是一种混杂着各种奇怪的心理冲动的亚文化，不如说是一种被模仿的社会仪式，更可能是一种防御焦虑的低成本手法，或者是一种身份和权力想象的道具。

最后，维持时间最短暂的、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搬家通知，携带着最令人伤感的气质。文字写得那么工整，似乎源于长久的习字训练的结果，如果猜测写字者年纪，他可能出生在70年代或者更早以前。写字者一定曾经因为这一特长被人看重，字体上可见黑板报写作的功底，也许曾经是某个机构、单位或工厂的宣传骨干，字体本身流露出来的自信在今天成为某种历史痕迹。在今天的社会空间中，学校课堂之外的黑板已经越来越少，趋于绝迹。曾经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广泛影响的书法权力，已然完成了其社会性衰落。

这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在2006年适应劳务市场的需求，把原有的63套房改建成190间普通租屋，现在又改建成名为“雅安酒店”的酒店公寓，再一次印证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商品到品牌的转换轨迹。酒店公寓作为商品，是独立、个体的产品单元，作为品牌，是通过产品来制造一种联系和记忆，从而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确立自身的差异，包括满足商住客户短期的居住需求，清洁的环境，方便的交通，以及房间内部的睡眠、娱乐、卫生设施和网络接口，其市场对象是特定的目标人群，这个消费人群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都超过之前的居民。

改造前的房间图片几乎没有品牌产品出现，能够见到品牌隐约可见的场景是“生活家什”部分当中出现的调味品和电风扇，以及一些房间里被用于装饰墙面的品牌海报。这些受消费能力限制的人群，很自然被市场营销忽视。商品竞争的秩序从“物”的阶段上升到“媒介化”的阶段，从满足功能阶段递进到满足想象的阶段，品牌本身成为一种传播界面，体现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活跃性程度。为了传播品牌而制作和发布的广告信息，充斥着都市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现代生活的特征。品牌数量和状态是社会发展的表象，在生活中与品牌符号的接近性程度如何，也即个人的消费行为，成为精确表征社会阶层差异的指针。

从匮乏到丰富

对于摄影师来说，透过镜头凝视这些人群，所看到的不只是他人的生活，还有自己的内心经历，一幅伤感的地形图。摄影师的平视镜头对现实进行了审视，同时也重温了自身的生活经验。摄影的魅力之一就在于，作者可以通过自己观察和思考之后的叙事配置来把生活经验过渡到视觉实践的传播界面上来进行检验和分享。尤其令人感慨的是作者从拍摄对象的生活经历当中所体验或感觉到的双重迷失，第一重迷失是从农村来到都市之后的茫然和艰辛，第二重迷失是随着城市化的商业发展而始终不能摆脱低租金住户的身份尴尬。

在短短的一个夏季，一栋普通建筑从一个进城民工的生活文本演变为城市白领的消费文本，其速度类似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以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快速过渡。变化所给予人的心理影响，与变化速度有极大的关系。变迁意味着个人需要不断面对新的环境和现实，从前习得的知识可能作废，道德观念可能过时，个人可能因此遭受利益损失，也可能感受情感创伤。如果变迁进展得很快，没有预期或者没有做好准备，每个人都可能发现也许是在一夜之间，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已经变换了情景，修改了规则，自己成为无所适从的异乡人，虽然城市的背景仍然能够依稀辨认出过去的痕迹。

当空间成为一种反过来对人的真实压力，如何看待对空间的改造以及这种改造的后果？关于“空间（被表现的、被设计的、被建立的）是如何进入社会、经济，或者政治、工业与都市的实践中的？空间的概念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表现出来？这一观念在什么时候会表现出它的有效性？在怎样的范围内？”[16] 这类问题的提出，将空间的生产变成一个混杂着多种主题的命题。从宏观上看，有发展经济学的城市运营逻辑和城市社会学的空间文明诉求；从微观上看，有文化心理学的自我认同需求到社会心理学的行为态度改变等等。

对于空间的态度意味着对于历史的态度。人民路790号的贫瘠和拥挤被快速改造，犹如三十多年来被快速推平和重新规划的城市。一种生活方式也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被消除了，人与人借助空间的分割相互隔离，进入新的生活方式，在其中私人空间逐渐扩大，人与人的关系需要遵守新的规范，保持空间所定义的距离。对杂乱贫困空间的凝视犹如遥望曾经的贫瘠年代，人与人共同生存，相互注视，或者说相互监视，全无隐私。现在，在即将消失的现场，紧密的监视被忘却，一种完全没有间隔的亲密关系浮现出来，从过去赋予此刻浪漫颜色。

摄影创作在拍摄对象时，有时无法避免拍摄内心，变成复原内心的记忆；记忆的选择既不是随机的事件，也不是既定的事件，而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修饰的过程。即使是同一事物，所引发的回忆也可能是不一致的。空间匮乏曾经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摄影师自己也完全可能经历过，当年他对于未来无望的体验，也许比这些农民工还要强烈。

这些经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完全修改，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城市住宅供应量上升，房地产从无到有，生产的居住空间完全改变了城市面目，构成社会发展的物质证据。这一行业还提供了许多新行业典型，例如地产界的新晋明星，从白手起家创业到在富豪榜前列踌躇满志，所耗费的时间不过是短短的十来年。创业的神话并不与每个个人都相关，但房子显然关系到个人的生活、幸福以及尊严。

同样的十年里，人们的生活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居住在四平方米空间的居民们很可能不认为每天洗澡是生活的必需，尤其是在长沙寒冷的冬季；但都市里的年轻人，习惯于套间带卫生间的生活，越来越倾向于把每天洗澡的程序视为基本道德要求。广告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某快速消费品的领导品牌曾经发动一个“天天洗头”的活动，发布广告推广这一概念，提升了洗护产品的用量，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市场份额最大的品牌。这些活动对于形成都市生活模式有重要作用，却很难影响到人民路790号的居民，空间的有限性压缩了人的行为。

当人们所拥有的空间从一张床到一套住宅，人们的生活内容也将随之变得更丰富。生活方式变动造成的变化不仅在人的行为方面，还有心理方面。儿童必须学习及早独立居住，学习如何与父母分开；在790号儿童有充足的时间和父母相处，因为一个家庭只有一张床，他们每天必须和父母睡在一起。这些已经到学龄的孩子，和其他遵守不同身体伦理规则和父母分房而居的孩子对比，规则与空间的关系变得混淆：究竟身体伦理优先于空间，还是服务于空间？当性别关系主宰家庭空间分配时，新的行为准则被推广，新的心理问题也随之而来。

基于居住目的，什么样的空间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适度的关系？显然，空间过小与过大都将产生良性与不良后果。以住宅的卫生间配置为例，当一套住宅只有一间卫生间的时候，家庭成员必须共用设施，在这一位置相遇的机会较多，可能展开的谈话会增加，对彼此身体的了解也会更多；而多个卫生间的设置则对这一生理行为部分进行了空间区隔，直接取消了其间可能产生的信息传播。前后情形相比，为人所提供的方便性有所区别。

生存空间不仅仅应该满足人的生活舒适度，也应是提供和保障人的自我尊严的必要物质条件。空间成为个性的表征，在社会关系中替代个性行使影响力。真正的涉及主体性的、从遗传和出生中获得的确定性进行自主取舍的个性发展被忽视。尽管个性化的口号无处不在，尤其是在商品广告词里：个人的需求被开发成为商品对应的市场空间，具有强大的动力，只有购买力的限制才能阻止其实现；当住宅成为财富最醒目表象，不断对人释放赋权效应的时候，所有指标都环绕数字化的价值进行判断，“一个难以抵制的经常性诱惑就是在数量的优势中消解个人的恐惧，使之在狂欢的人群喧嚣中销声匿迹”[17]

现代社会的空间隐喻

《人民路》上的住户群体从农村来到城市，从传统生活进入现代生活，在省会长沙谋生。他们生于1960年代至1980年代，这个时间和地点，以及生活的艰辛都是摄影师有过的经历。时代的影响是复合性的，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80年代初在长沙的临床研究工作提供了经典案例。克莱曼观察到文革创伤的精神性后果：社会体验渗透到人的个人体验中，难以承受的社会压力通过躯体化得以表达，疾病成为人们对抗现实的重要工具。

人的身体在社会压力下产生变化，躯体症状不仅是临床症状，也是日常现象。照片里农民工有各种无目的的表情和非规范的姿势，“照片并不只是为了辨认而存在，而是能够扮演一个关于身体和知识的非常复杂的角色。”[18] 弯曲的背部、卷曲的腿，身体的社会性特征正在说明个体的身份和生存状态。这些看起来在形式上平实得夸张的构图和表现，浓缩了短短的三十年里，城市社会快速发展，在从传统穿越现代抵达后现代的过程中，多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空间同时并存，形成混杂的现象；属于不同社会状态的价值观同时存在，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表达，也影响人们相互理解。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价值标准当中，拥有城市里的住房作为好生活的标志之一，不仅被城市居民所普遍认可，也已完全被进城农民工所接受，成为他们的奋斗目标。他们所设想的在城市里的住宅，是批量生产的带有卫生设施的商品房。这种住宅是现代建筑运动适应社会发展的最普及的产品。现代建筑运动应用工业技术的辉煌成就实现了空间的批量生产，以大量高层建筑以及摩天楼的形式，更换了城市面貌。20世纪早期建筑师柯布西埃就已经认为，现代精神面貌是非听从不可的，回应的方式就是现代建筑。面对住宅短缺的困境，他甚至提出过激烈警告：“建筑或者革命”[19] 。现代建筑运动所产生的大量集合住宅解决了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住宅短缺问题，也是法国“二战”以后“黄金三十年”的成就之一。柯布西埃的判断得以成立：“我们可以避免革命。”[20]建筑空间的量化增长和样式创新，不仅是经济繁荣的指标，更可以提供社会平衡。

但是，住宅集合化并不必然导致良好的居住状态。居住梦想的目标实现，并不意味着有完全担保的幸福。现代住宅带来福利的同时所带来的问题，有时候是以最激烈的方式解决的。在1949年美国政府为扫除贫民窟的建筑运动中，著名美籍日本建筑师山崎实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为低收入者设计的公寓，由于对居住的心理需求满足不够，尽管精心考虑到使用的功能需求，仍然出现入住不足、犯罪率高这样互为因果的问题，于1972年被炸毁，成为现代建筑史上标志性事件。

居住环境和社会心理需要相互匹配，而现代社会并不提供完全担保，新的生活方式中会出现新的风险：“如果你在美国生活长大，你或多或少会上当，相信我们是受保护的，一切都会好的，你可以轻松地生活。而有事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情况多么危险。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好几次了，所以我得做好准备。而所谓准备也不过是谨慎⋯⋯时时小心翼翼。那就是你必须总是十分在意你工作上的事，注意邻里和家庭关系，甚至你的身体。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20年却还是被解雇了；我曾遭遇过非常严重的车祸；我也陷入过由毒品引起的自杀倾向的极度危险；现在我的心脏又出了问题。这个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也许比我愿意承认的还要危险。”[21]

这是阿瑟·克莱曼所记录的一位52岁的失业纽约人的感受。其中所提及的问题，解雇、车祸、毒品都是现代社会中容易遭遇的典型问题；心脏问题也是现代社会首位致死疾患。纽约的生活正被当下人们视为更现代、更完美的生活模式而追求，从信息状态、商品流通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来看，在中国的一些城市里，一些人已经实现，并被人们当成成功的展示内容和现代化的合法性证明。然后最强悍的象征也遭受了毁灭的命运，同样也是山崎实设计的作品，“资本主义最登峰造极的象征符号”[22]——纽约世贸双塔在2001年“9·11”袭击中坍塌，所造成的创伤是多重的。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更替常常不能同步。从传统到现代需要艰难的跋涉，一跃而至极有风险。个体成长过程中所获取的价值观，在经历新的社会变动时将受到冲击，价值观越是基于传统，个人所感受到的压力越是巨大。仅仅摄影师对贫穷生活的凝视已经传递出痛苦了，而由此导致的对社会平等的追问，更令人感到沉重。在保障和发展中如何平衡，个人发展如何与社会整体协调，信息传播能提供什么支持作用，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摄影师以图文记录的人民路790号变迁事件，描绘出一种城市化过程中的底层人群和城市空间的结构性关系，不能不令人想到“人民”所意味的承诺。从前建设过790号的人们、居住过790号的人们、拆除和重新装修790号的人们，正是“人民”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但更新后的空间并没有他们的存在。“人民”可能成为新的目的，提供新的社会持续发展动力吗？

原载《文艺研究》201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