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当今中国诸宗教之间的互动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国宗教学会，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利徐学社”的筹建表示热烈祝贺，也对“利徐学社”邀请我参加在“世博会”期间举办的“文明对话与全球挑战”国际论坛表示衷心感谢！

2010年5月11日是利玛窦在北京逝世400周年纪念日，利玛窦在明末来到中国，开创了中西文化对话的一个时代。我们今天在上海以国际论坛的方式展开中外交流与沟通，也是富有独特意义的纪念利玛窦活动。上海是徐光启的故乡，而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游和友谊，则是四百多年来广为流传的中欧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徐光启正是受利玛窦的影响而成为中国近代“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并且积极、坚定地支持了中西宗教对话与理解。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利玛窦和徐光启都是宗教文明对话的“先知”和“先驱”。

在这一特殊的纪念日子，我联想到文化交流中宗教之间对话和互动的不易及曲折。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我们既有过儒佛道三教的沟通与融合，同样也曾发生过各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就是说，在人类的宗教共存中，不可避免宗教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如何共处的问题。虽然宋明理学曾揭示出儒佛道三教合流的积极态势，其历史时期的社会仍充满着三教之间相互排斥、彼此抗争的张力。而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由“西僧”形象改为“西儒”、主张“补儒易佛”的经历，也说明当时基督教在华卷入了与佛、道的对话及冲突。这样，中国历史上各教之间的相遇与碰撞、对话与对抗，已经为当今中国诸宗教之间的互动留下了积淀，埋下了伏笔，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在当代“全球化”的世界氛围中，不少人从宗教之间的冲突、纷争看到了“文明冲突”的悲观景象，将之视为颇为严峻的“全球挑战”。正是因为这种处境，不少有识之士才积极倡导“文明对话”、全力推进“宗教和平”。但“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民族、宗教问题的凸显，使上述努力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网络时代”的信息畅通使人们彼此更容易接近，而以往的隔膜却并没有消失，不同民族、国度和宗教之间的猜忌、误解和不信任感甚至还在加大。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其“多元一体”的国情下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并以此来积极促进世界和谐发展。

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一环，即宗教之间的和谐。尽管当今中国诸宗教之间仍存有一些沟通、交往上的问题，但总体来看，宗教之间的和谐共融仍在当今世界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观。在过去30多年的历程中，中国各宗教从复苏走向复兴，达到了空前的发展。其宗教文化的绚丽多姿正见证着中国当代的“文艺复兴”，甚至令观察着它的世人感到惊讶、叹为观止。与此同时，各宗教之间的互动、沟通亦开始加强，由此就形成了中国当代宗教对话的生动局面。综合来看，当今中国诸宗教之间的互动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当今中国诸宗教有着政治层面的共在与合作。中国政教关系保持了传统意义上“政主教从”的一些特色，在政治权威的影响及协调下，各宗教和平共处、协商共事，表现出其“多元通和”“入世尚德”的意向及姿态。这种政治层面的互动在组织建构上展示在各级政协中宗教委员会各教代表的共处及协商，宗教界人士对人大、政协工作的参与，政府在政治活动及决策过程中对各教代表的通告及相应的座谈、讨论，以及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时各宗教组织及其代表的亮相、表态等。在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诸宗教人士共聚、协商、对话的机缘非常多，这种各宗教在政治意义上的积极互动、联合，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通人和”的重要象征和标志之一。

其二，当今中国诸宗教有着社会层面的共识与统一。尽管当代中国宗教在其多元发展的态势中已经出现“教外有教、教内有派”的复杂局面，然而其社会建构上“大一统”的格局基本上保存，并仍在相当有效地运转，发挥着其中国宗教的形象作用。中国当今法律允许、社会公认的“五大宗教”都有其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各自都形成了在整个中国社会的辐射和联络，有着覆盖全国的社会组织系统和信息网络体系，如中国佛协、道协、伊协、基督教全国两会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等。这些宗教组织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在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履行上有着积极合作和良性互动，如在社会援助、赈济救灾上的协调合作、共同参与，已给全社会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此外，各教代表组织了宗教和平委员会，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联合开会、出访、发表声明及呼吁，表现出其精诚合作。2000年，中国各大宗教领袖联合组团出席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宗教与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给世界宗教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其他国际性的宗教维护和平等活动中，中国宗教界也显得非常活跃。这种社会的宗教共在表现出当代中国宗教的亲和力和认同感，使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明显地体现出各宗教的共同参与和积极作用。

其三，当今中国诸宗教有着信仰层面的对话与交流。上述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为中国诸宗教之间的互动提供了重要平台，营造了良好氛围，使其共在、合作机遇增多，沟通增强，由此可促进相互了解和彼此理解，更多地达成共识。当然，对宗教信仰而言，这种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接触仍然是表层，而未真正触及各自信仰本真的深层。应该说，在宗教信仰的深层上仍存有认知上的差异和不同，其误解和隔阂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为此，在信仰上的互动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说，在政治和社会层面诸宗教之间的互动可以回避多宗教之间的信仰对话问题，致力于政治参与和社会工作上的精诚合作，那么在信仰层面则无法回避、必须直面。中国的政治层面在与宗教交往时有如下典型表述，即“政治上积极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这种尊重有时要靠保持距离、不触及深层次问题来维系。但表层互动、共在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并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而触及这些问题的积极姿态则正是信仰对话。这样，我们则从宗教社会学意义深化到信仰社会学的意义。宗教对话要解决的是宗教多元化和信仰多样性的社会及精神共处问题，这不仅涉及政治论、社会论问题，而且有着知识论意义上的相遇与沟通。在中国“一体多元”的传统中，在宗教信仰的沟通上曾经有“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等尝试，积累了很多经验，形成了求和谐、达中和、力争融贯、聚合的模式。但在这些尝试中如何树立本土意识、怎样吸纳外来因素，尚没有取得最为理想的解决办法。例如，在当今中国诸宗教的本土性、民族性和国际性或普世性的问题上，仍存在不少分歧或误解。在“一体多元”这种大一统的大格局下，中国各宗教的互动在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表现出一种“扶本化外”的意向，但在谁是“本”、谁为“外”、如何“扶”、怎样“化”的问题上看法各异，矛盾明显，其主次、本外之分正影响到中国宗教和谐如何建构、多元宗教怎样在华存在发展的重大问题。其最佳解决方式仍在摸索、探测之中。在政治、社会合作的基础上，中国各大宗教通过学术界的参与、促进及合作，在近些年来已尝试开展了各种宗教对话活动，尝试在信仰本真这一深层上进行互动。仅我所知的宗教对话有在上海、兰州等地展开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在北京、香港等地展开的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佛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以及在江浙、西安、香港等地展开的佛教与道教对话、道教与基督教对话等。这些对话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各大宗教的领袖、代表和学者能坐在一起静心谈论、共同对话，虽然尚未达到实质性突破，却也给人一种颇为乐观的愿景。各教人士在表达自己的观点，陈述其信仰本真精神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其他宗教观点的倾听、关注和理解，已经超出对话初期那种“共在中的独白”状态，渐进佳境。为了让世界更平安、生活更美好，中国诸宗教之间的这种真诚对话和积极互动理应得到鼓励，也能继续进行。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当代宗教的存在与发展已在突破“五大宗教”之限，各宗教内部的多元发展也已成为新的态势。在这种状态下，海纳百川，包容理解，多元对话显得格外重要。其与社会的关系正给人一种要么共同和谐存在，要么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张力。为了巩固大好形势，缓解多元共构而有的张力，已有中国学者提出了在当今中国尝试构建“宗教共同体”的设想。这种“宗教共同体”既是一种精神理想，也应该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实践。今天，在保持“多元”的前提下，我们已有了政治、经济乃至法律意义上的“共同体”，或许以多元共构为特色的文化、宗教“共同体”也是一种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这是利玛窦、徐光启在四百年前曾有过的尝试，也是今天上海“世博会”所展示的现实。让我们保持这种和谐对话的态势，使我们的美好愿景早日实现。

（本文为2010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文明对话与全球挑战”国际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