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学术境界的追求

一 以学为生

对我而言，学术研究为自己生命的主要构成，我常说“学术即生活，生活即学术”，以此“立志投身学术”，将学术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所以，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爱书、购书、藏书、读书、写书，以书为伴，以书为乐，视读书为自己生命进程的最基本内容。而且，我也的确经历了“学问变化气质”的重大改变。我把“以善待人，以真求学”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视此为人生之美。当然，作为湖南人，也有自己的湖湘性格。有人描述曾国藩时曾说他坚持“骨头要硬，姿态要低，存心要善”，这或许就是湖湘性格的一种生动写照吧，也是我所向往的气质和意境。为此，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过湖湘读书会，与人合作尝试过创办《湖湘文化》学刊，以及动员在京湘人组织湖湘文化研究会等，虽然这一切并没有成功，但毕竟也透露出我们湖湘学人的心迹。我自己常想，在学术界一个基本的姿态就应该是与人为善、彼此善待。但在坚持我自己的学术观点上则不论遇到多大的压力都会毫不动摇、据理力争，只服从真理；我坚持从不主动“惹事”但也“不怕事”这一原则；在过去十年来关涉我的学术观点之争中，没有任何一次争议是我挑起来的，而对于过于明显的不实之词或负面影响，我同样也毫不动摇、毫无畏惧地亮明我自己的观点，既“有容乃大”，也“无欲则刚”。所以，曾有人觉得我温文尔雅如“上海人”，但在学术争鸣面前却“变了样”！但也有人指出我没有变样，而只是回归了“湖湘人”的本性。学术研究及交流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宽容。对此，我也有着许多让我十分感动及意外的经历。

记得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有一次去美国访问，先是去旧金山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然后应邀飞纽约去做一个学术讲座。那时还不流行手机，座机电话一般也都留的是办公室电话号码。在纽约的接待单位说好由一位精通中文的办事人员来机场接我，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纽约。既然有人接，我也就没有打听具体旅馆地址，平常则是通过办公室电话来联系。不料那位朋友因为临时有事无法来机场接我，故而提前给我在旧金山大学的联系人打了电话、告诉了地址，让我自己打车去旅馆。由于会议事务太多，在旧金山的朋友彻底把这件事给忘掉了，根本就没有告诉我。结果我晚上飞抵纽约纽阿克机场等了一个多小时，不见人接，而打电话给两边的办公室都无人接听。我记得第二天上午十点还安排有我的讲座，着急之间突然想起联系人好像说过住一个带“青年”（Youth）字眼的旅馆，于是我找到机场大巴购票处，请他们帮忙在购票时打听一下具体旅馆，一位女士打开电话簿查到纽约带“青年”字眼的旅馆有近20来个，于是非常耐心地一个一个地电话询问，当打了十来个电话时终于有一个旅馆告诉说有我的预订，此时已是半夜十一点多，这样我终于知道该坐哪趟大巴去哪个旅馆了，算是有惊无险。到达旅馆时已近深夜两点，但总算没有耽误第二天的讲座。从这件小事上我也领略了其服务人员的耐心尽职，第一次来纽约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过，也像我们这儿一样，其工作人员的素质是参差不齐的，因为我后来在纽约也遇到过出租车因距离去处太近而拒载的事情。

那次在纽约我第一次进入犹太教会堂观察其宗教礼拜活动，而接待我的正是美国犹太教领袖施奈尔大拉比。他后来在克林顿任总统时期曾作为美国第一次宗教领袖代表团的团长受克林顿委托率团来华访问，而其第一站就是来我们所座谈。当时出于谨慎考虑，院里不让记者来采访，甚至把听到消息赶来的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都挡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大门之外。不料出于疏忽，把一个小报的记者误以为是美国代表团随员而放了进来，这位小姑娘记者后来非常得意地在其报纸上发了她的所谓“独家”采访新闻。在那次即施奈尔他们在中国的第一次座谈中，他们就提出了想见江泽民主席的请求，当时负责接待美国代表团一行的是我国原驻加拿大的张大使，在汇报他们的请求后，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听到了江泽民主席接见美国宗教领袖代表团的消息，这也充分说明我国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在这次访问初期，施奈尔曾对我说，第一次座谈选在社科院就是为了找到对话的感觉，形成对话的气氛。在他回国后给美国总统所写的汇报报告中，肯定了这次访问，并对中国社会的宗教状况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价。此后美国宗教领袖访华代表团的第二次、第三次来华，也都专门安排了与我们中国社科院相关学者的座谈对话。

在2004年我去德国蒂宾根大学作学术演讲时，主办方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特别安排了在讲座开始和中间休息时的室内乐四重奏。当时参加讲座的中国访问学者都感到高兴和惊讶，事后一位北大著名教授和我说起此事还感叹说，自己参加过许多次学术讲座，但这种以四重奏开始的学术讲座却极为罕见。2012年，美国一所大学邀请我去华盛顿参加学术研讨会，表示如果我能与会，他们将全费邀请我方四位学者，同时会议日期可根据我的时间安排来敲定。在离开会大约只有两个星期时，我突然接到上级通知须参加重要座谈而不许请假出访，我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通知美方，对不能与会表示歉意。但对方是诚心相邀，费了很大周折重新调整了我们在华盛顿的会期，更改了与会者的航班，仍坚持让我参会。这些经历让我深感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度的人们可以通过学术交流而增进了解、增加友谊，跨越彼此沟通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或困境。当然这种礼遇也不可多得，因为这种改变造成的损失可能是巨大的。我还有一次相反的经历，就是日本学者邀请我赴日专题讲演，在已经组织好两场会议、安排好会场、与会人员、回应教授以及给我的往返机票等事宜之后，也只有一个来星期我就该出访了，却也是突然接到通知不让出国；而此次对方急了，打来长途电话询问，当确认我不能出席之后挂掉电话，迄今已四年之久不再理我；我颇知这一结局伤人之深，但也的确无可奈何，只能默默地道歉。总之，在宗教学术研究中，我从来就主张对话而不是对抗、沟通而不是指责、互补而不是排拒、融贯而不是争斗。我深知，因为处理不当而造成的心理伤害，是根本无法弥补的。随着我自2008年以来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学术研究的时间更少了，尤其是出国学术访问及交流会受到一定影响，因而自己也逐渐主动减少了这些与外界的学术交往及合作。但我一直坚信，我所参加的国际学术合作，从我本人来看一直是成功的，也是比较“出彩”的。

2013年10月初我去希腊罗德岛参加了“文明对话——世界公众论坛”，这个论坛有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的600多位代表与会，表现出国际社会对文明对话的高度重视，而且，这一称为“罗德岛论坛”的文明对话已连续召开了十一届，以俄罗斯为主，但也反映出世界各地有识之士对这一问题的持久关注和不懈努力。中国这次参会是由宋庆龄基金会牵头，以前中国代表是以观察员的身份与会，而这次则是第一次正式参会。宋庆龄基金会请我出面担任中国学术代表团团长，并在论坛大会作主旨发言，此外还要组织一个专门的中国文化圆桌会议，以及参加与论坛组织方俄罗斯有关人士的工作座谈等。我努力完成了这一切工作，得到了与会者及新闻媒体的好评。

我还积极参加了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组织的国际会议等工作。在中国，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我们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得到了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Romano Prodi）、法国前总理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等国际著名人物的大力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之际，拉法兰还被中国政府授予了“友谊勋章”。我参加了这些国际会议的策划和办会工作，于2011年、2013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分别在苏州、杭州、上海、澳门、北京出席其年会，不仅多次主持其大会开幕式，而且也多次有专题发言。此外，我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法国巴黎等会议上也有积极的参与。这些学术活动中自然不离宗教学研究，而通过这些研究世界文明的论坛，我们则旨在办好这个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化的高端平台，实质性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的对话与合作。

摩门教徒洪博培（Jon Huntsman）、米特·罗姆尼（Willard Mitt Romney）近些年来在美国政治中比较活跃，二人先后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但洪博培在其竞选时曾口无遮拦，竟然提出了“扳倒中国”（take China down）之论，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为此，我在美国访问、出席国际会议期间，还专门会见了摩门教的上层领导人士，提醒他们洪博培的这种说法既伤害了中国人民，也会给中国人对摩门教的印象带来负面影响。他们起初还辩解这只是洪博培的个人观点，他有其自由，而不能代表其宗教；但我强调，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人们只知道这是洪博培的观点，而这位摩门教信徒的观点在其教内及国内的沉默反应，也可能就是摩门教所默认的观点，故此自然也会给摩门教带来负面影响。对方听后觉得颇有道理，表示会从其内部加强管理，旨在维护或促进这种中美之间的积极交往。我曾去美国杨伯翰大学出席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旨发言只安排了我和原来犹他州州长、当时担任美国卫生部长的一位摩门教信徒；虽然当时他带着几个保镖出席会议，但我依然保持了不卑不亢的态度，他为此也表示出对我的尊重。

在提出“基督教中国化”的主张后，我有一次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上午海外学者及宗教界人士对“基督教中国化”之说非常不满、多有批评，于是下午我们组织了专场回应会议，就像答记者问那样，我们回应、解答了中美学者所关心的问题，在“基督教中国化”方面达成了共识。会后国外学者纷纷与我握手，表示理解了我们所言之“中国化”，今后要在这一方面积极合作。

还有一次，我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参加由该校和中国复旦大学联合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大学请我作了一场专题学术报告，亦非常成功。后来有一次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会议，复旦大学的党委副书记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术访问时，大家都告诉他，说我那次讲座报告是效果最好、反映最好的一场。

其实就在我大概1994年第一次访美出席在俄勒冈州召开的“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国际会议时，就曾面对过巨大的压力。在当时上千人出席的大会上，我与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裴士丹（Daniel Bays）教授同被邀请作主题讲演并作大会总结发言，面对众多对中国爱国教会的指责、批评，我力排众议、据理力争，替中国爱国教会说话，伸张正义，支持中国基督徒的爱国爱教行为，获得了大会的理解和许多参会者的认同。我的发言当时“美国之音”也有报道，有着很好的影响。而在21世纪以来我与美国亚联董学术合作期间，也为中国学界争取最大利益，因为其本金的约70%是中美建交之际中国政府作为20世纪50年代没收美国在华教会大学的资金回返，我一直认为这笔钱理应最大效益地为中国服务，为此难度再大也得争取。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亚联董与我国教育部和社科院都有过合作，曾资助过中国许多大学的图书馆建设，而其赞助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回国率与美国的其他赴美项目相比也是最高的。我认为，美国人民及其基督徒并非铁板一块，做他们理解、支持中华民族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工作是非常值得的，也是应该持之以恒的。

中国宗教问题是世人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为此我还就相关问题接受过不少对话及采访，如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就曾专门采访过我，并写过相应报道。记得有一次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著名节目主持人来社科院与我对话，因为谈得高兴而拖长了时间，于是邀请我去社科院附近的长安大厦共进午餐，饭后负责组织这次座谈的花旗银行亚洲部负责人叫服务员来结账时，没想到饭店只接受现金而不能刷卡，弄得这批外国人非常尴尬，大家东拼西凑总算凑齐了七八百元现金埋了单。记得当时这位花旗银行的亚洲负责人曾对饭店的人说，刷不了卡就别办餐馆了，小心我们把你们饭馆收购了办成银行！现在长安大厦里面果真有了一家花旗银行的营业所，不知是否与此有关。为了摆脱刷不了卡的尴尬，这位花旗银行亚洲部负责人还告诉我他们花旗银行的一位全球负责人在北京遇到的类似尴尬：有一次这位负责人与中国一位部级领导座谈完后请其在国际俱乐部吃饭，没想到国际俱乐部当时也只收现金而刷不了卡，以致这位领导问身边的秘书带没带现金来，好帮助结账。那位负责人只好马上把中国客人请走，而让这位花旗银行亚洲事务负责人留下来处理埋单问题。如今中国人已普遍使用信用卡，刷卡结账甚至可能已为世界第一。这一巨变当时谁能想到呢！我喜欢这种对话、交流的形式，通过不同视域的交汇，会对己、对彼了解得更为透彻。“闻道幽深石涧寺，不逢流水亦难知。”各种观点的交流、交汇或交锋，会使这些观点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更加完整和成熟。

在这些学术交往及合作中，许多成功的背后实际上显示的是我的智力、实力，是为中国宗教学发展所作出的个人努力，也是我以学为生的积极结果。我为此而全力以赴，所透支的是我自己的体力和健康，但也为之而在所不惜，从来就无怨无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2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院里邀请杨向奎作为老一代学者代表、经济所的刘所长作为中年学者代表、我作为青年学者代表发言，而我其实与刘所长乃同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当我谈起自己读研经历和在社科院老八号楼的活动后，许多社科院的老同志都向我说不像青年学者之谈，我只好如实告诉：我是不得已而当了一次“大龄青年”。光阴荏苒，转瞬又过了20多年，目前在社科院尚未退休的同志中，我或许也已经成为在社科院资历最久者之一了。

当前，人类的宗教已形成“全球性”的发展，中国是“地球村”的一员而不是在其外生存。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和对待眼前的宗教，看到它不再是中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现象。党中央对这一问题也高度重视。党的“十七大”召开后不久，就于2007年12月组织了中共中央第十七届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邀请我与牟钟鉴教授共同就“当代世界宗教和加强我国宗教工作”问题进行了讲解；报告后还有非常热烈的讨论和互动，胡锦涛同志作了重要的总结讲话。这些年来，我也多次参加一些省市领导组织的中心学习，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系列指示精神和党的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受到普遍好评。

关于人类未来的发展走向，现在是众说纷纭、看法不一。有人说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但我不赞成这种单边之说。21世纪应是东方与西方更多地接触、对话的世纪，双方通过文化互补，最后达到共同发展。相反，现在对抗的趋势已越来越严重，未来发展并不容乐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全球化的趋势，表明了将来的世界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在一起共同发展的局面。宗教及其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密切相连。随着“地球村”的到来，世界正在变小，各国家和各民族以及各宗教之间的交往将越来越密切，信息会更灵通。未来的宗教，彼此之间的交融互渗更为明显，更加包容，更强调和平共处，所以，彼此对话、相互理解将成为主流。对话是通途，对立无出路，对抗则双衰。但是宗教或文化的冲突在21世纪也不可能根本消失，宗教对社会政治的卷入，宗教与相关民族的情结，同样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和积极防范。我们应该承认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看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信奉各种宗教，这种灵性生命力在21世纪还会延续，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有所发展。宗教诉求及相关情怀在我们当代社会仍在潜移默化地存在和表现，我们一定要以一种自然而平静的心态来看待这种具有传统民情性质的宗教现象。最近在武汉等地突然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再一次对中华民族形成严峻考验，同时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令人感动的英雄事迹。而其中有一个细节也无意显露出宗教意识之在，即为抢救病人而在武汉夜以继日抢建的医院以“火神山”“雷神山”命名，实际上也表露了民众为战胜疫情、消除病魔的一种独特祈愿，是一种精神安慰和期盼，而其名称中蕴含有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潜在之意，亦是不言而喻的。人类迄今并不能彻底摆脱这种超越物质意义的精神需求和心灵寄托，中国人亦不例外。而且，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历次抗击灾害时，如汶川地震和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等，我国的宗教界都是多次慷慨解囊、积极送钱送物来支援；对于党和政府的相关要求和规定，我国爱国宗教团体也总是自觉服从、认真执行；而我们的社会也理应对之有公平、合理的评价，不可“铁石心肠”对此无动于衷。这也是我反复强调要“善待”宗教的原因。正确对待宗教是中华民族社会和谐的需要，也是建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所以说，相关宗教灵性认知的元素在中国社会中的潜在乃是无法克服、也没有必要去克服的。对民族精神要素的体认，则必然会有中国文化传统所倡导的“家，国，天下”胸怀及超越自我的精神境界。

二 整体圆融

中国文化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开放”“吸纳”“融通”“整合”为其显著特色，由此达其“圆融”“和谐”“和合”之境界。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中国”意识和定位。“中国”一词的最早表达来自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武王灭商后“余其宅茲中国，自之薛（乂）民”，《尚书》也有“华夏，谓中国也”的记载。自从具有“中国”这种自我意识之后，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文化特质则成为我们要找寻、要论证的。这其中就需要一种对比、沟通，以达其整体圆融。因此，这种学术本身也是一种理解的艺术、沟通的智慧。尽管会有人对之不解、误解或不屑一顾，我们认准目标，就应该坚持到底。受东方传统的智慧启发，在宗教及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上，我特别主张一种“整体思维”。研究宗教，必须从一种人类大文化的角度来阐述，以一种统摄世界的整体思维来审视，这就涉及人类文化、文明、思维、语言、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对人类文明加以整体审视，防止以偏概全。而对宗教文化的认识，也需要在这种整体思维的框架中来展开。因此，这一审视需要古今中外思想认知的全面会聚及有机结合，形成在人类精神意蕴上的综合与总结。这种整体圆融的思维基于包括中国的东方智慧，以弥补西方思维中“二元分殊”“二元对立”之不足。未来我们将力争在这一方面能有更多的开拓，取得更大的进展。中国智慧不仅清楚“二元对立”，而且更强调“二元关联”，中华“太极”文化的奥妙就在于对立双方的有机共构，不可分割，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并没有绝对的阴阳分殊。“天人之际”“无有之间”是一种关系的共构，故而对立统一。西方思想乃对立论、“一分为二”，中国思想则为关系论、“合二为一”。“道生一”是“从无到有”，“一生二”为“对立统一”，“二生三”指“间性关系”，因“三”而使“二”得以关联、达成共构，成为“三位一体”，所以，“三”乃代表着对立、分离之“二”得以整合共在的“关联”“关系”。“二”无“三”而分殊、孤立，“二”成“三”则可“三生万物”，形成一切关系、变化、发展。这里，“三”乃代表着“道成肉身”“无成为有”这种对立转化得以发生之“成”，中华文化即一种“大成”智慧，其重点关注的即对立、分殊的“二”“之外”或“之间”使其“二”得以成为一体共在的“三”。对立双方加其关联之“成”即为“三”。“三”即“二”之间变化、发展、生成的关联过程，为其动态的呈现，反映出中华思想文化原本就有的辩证意义。这里，中国的思维就是把其重心放在对立统一、二元共构得以实现的“三”所代表的“关系”、所表达的“成为”之上，揭示“三生万物”的奥秘之所在。正是这种“三”之关联才实现了“圆融”，达成了“整体”。

为了推动这种整体思维，以之来审视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与现状，我最近还提出了一种“擘雅”理念，组织“擘雅研修”，希望中国学者在做各个领域的专家、大家之际，也应充分体现出其“文化味”和高雅情趣，表达出“巨擘雅趣，品书院聚”的志向。当代世界的科技发展、视野开阔，使人们更加综合性地来观察、分析、研究我们人类视线可达的世界，把自然现象、生命现象、精神现象作为一体共构、主客交融的世界来对待。因此，学科分殊也只是相对性的，人们既要看到其专业性，却也不要被其范畴局限。这样，我们审视、研究宗教也应该持有这种境界，有更博大的胸怀。世界除了其存在之真，也有其审视之美，而以一种柔性思维、弹性观念、宽容心境来对待我们的在之真和观之美，这就是善。人生做到“水穷云起”（王维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潇洒任运”“善待共存”，即乃“上善若水”之境。

宗教在其信仰、教义上倡导一种超然的审视，但同时也承认人世的相对和有限，因此对其矛盾、冲突亦不应回避。在“神”“俗”之间乃“圣”，所以许多宗教都追求一种“圣人”境界，或称“圣徒”或为“圣贤”，这样在现实与超越之间就有路可寻，鼓励大家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精神。宗教存在是超然与今世、理想与现实的复杂共组。对此，我们用“礼之用，和为贵”“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等“中国经验”对当今世界或许会有一定启迪。具体而言，在解决宗教冲突的过程中，除了实实在在地解决相关历史、社会问题之外，还必须倡导积极的宗教对话、包容的精神理解、和谐的信仰共存。只有这样做才可能保持社会的平衡，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我对于如何处理好中国社会与宗教的关系，有着“开放性”“开明性”“疏导性”“对话性”“包容性”“化解性”“理解性”的认知态度，在具体管理举措上则主张“规范化”“有序化”“公平化”“透明化”和“法治化”的应对办法。让宗教“在阳光下”存在，应该对之“拉进来管”，而不要使之“推出去乱”。我们应该肯定宗教追求升华的精、气、神，鼓励其在社会上推动真、善、美、圣，承认其向往超凡脱俗、止于至善的高雅情趣。在中国文化氛围中要善待宗教，尤其是善待承载着中华信仰精神的儒家（或“儒教”）。我们的文化复兴要“复根”，要留住中华民族精神之根。在精神、文化方面，我们的社会已经提出了要“善待宗教”的说法，这就要求人们对宗教应该“体现尊重”“注重包容”“彰显平等”“积极引导”和“有效保护”，这是对宗教非常积极的理解及管理态度。我们应该顺着这一思路将之贯彻，使之落实。

我在研究宗教中还有一种主张，即尽早让宗教“脱敏”，使我们的社会能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宗教。尽管四十多年来吃尽了这种“敏感”的苦头，却仍然是“不忘初心”。不过，有人也认为宗教问题根本就不可能“脱敏”，强调只有当宗教没有了，其敏感也才会真正消失。如果是这样，那就只有一直与宗教保持张力吧，由此恐怕也就没有什么“和谐”社会可言，而只能始终处于敏感而紧张的社会氛围之中了。其实，宗教本来就是普通老百姓安身立命的一种正常生存方式，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有机构成。当我们要求“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时，只要引导得当，信仰及宗教是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的；而想根本消除民众的这种精神状况则几乎没有可能。同理，我们“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必须涵括信仰及宗教。我们没有必要在信仰及宗教的问题上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当今社会现实过不去，也没有必要在这种认知及实践中与全世界绝大多数信仰者过不去。实际上，当代中国人中之所以会出现贬低宗教的现象，一个重要心结就是不少人坚信中国古代没有宗教，认为宗教就是外来的。其实这种看法根本就不符合事实，而且也没有历史根据，站不住脚。针对这种观点，我近年写过《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一书，对之摆事实、引史料，加以具体分析和评论。没想到此书很受欢迎，出版后已多次印刷，被翻译成英文后在国际上也很受关注。目前我有多本独著或主编的著作被译成英文、德文、越南文等，自己的学术观点之影响正在不断扩大，因而也欢迎更大范围的各种回应、商榷和批评。

我觉得，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当然没有必要以行政手段来发展宗教；但面对今天已经发展起来、而且在群众中已经占有一定比重的信众，我们对之是“统”还是“分”，是“和”还是“斗”，是“疏”还是“堵”，是“拉”还是“推”，则会检验我们的执政理念和实践智慧。我认为，“宗教作为政治力量，应该成为我们自己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宗教作为社会系统，应该成为我们当今和谐社会的有机构建；宗教作为文化传承，应该成为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积极因素；宗教作为灵性信仰，应该成为我们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不少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宗教从其社会性、文化性以及灵性等方面都只能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消极面和负面因素，只能逐渐被“淘汰”而决不可以得到“弘扬”，故此实际上也就无法“积极引导”。所以，他们认为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对宗教的贬损、否定、消除和批判乃理所当然，是其正能量的表现。仅从目前的表面舆论来看，在这种理解中，我可能仍然是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但我不觉得自己的理解有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对待宗教已经习惯于“斗”“批”“打”，“否定”宗教远比“肯定”宗教来得容易，但带来的负面效果及损失却会更大；尽管在处理宗教事务中的“极左”态度已经在过去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许多人仍然“宁左毋右”，有着习惯性的“左”倾。这种看法及做法将来会给我们的社会发展带来潜在的危机，但对之察觉或认识到的人仍然不多；故而这也是我深深的忧虑之所在，但愿是“杞人忧天”吧。

或许，也有人认为在当前世界走向对抗的时代就应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甚至有人预言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之内可能真会爆发战争。既然“战争”作为“流血的政治”，就不再有那种绵绵温情、优柔寡断。其实国际形势并非那么简单，也没有泾渭分明、一清二楚的国际关系。最近美国定点清除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以及伊朗随之“报复”而导弹“攻击”伊拉克美军基地，个中奥秘及微妙希望大家能够看出或悟出一些端倪。包括最近美国“涉港”“涉疆”等举措及我们的回应，都值得认真研究和深思。但无论什么未来或结局，我们自己练好内功、真正团结才是最为关键的。在“二战”时期，曾坚决反对宗教的苏维埃政权也果断地调整政策，转而支持东正教会与政府合作。既然宗教有着这种潜能，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呢？即使从最简单的优选法来看，团结、引导宗教都要比敌视、打压宗教要更强、更合算。所以，见仁见智都需冷静的审视、琢磨、权衡、掂量，一步若错则可能步步皆输。这样，时左时右或是左是右，还会有颇为复杂的博弈。在一种见风使舵、随波逐流的世风下，我深知自己的坚持和执着可能会有着意想不到的困难及艰辛。既然如此，我也会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历史自会作出见证，无须个人去徒劳折腾。在此，当然应该凸显出中华文化传统中君子的人格、君子的风骨。

或许，上述想法无意高估了自己。人之评估，采用何种参照系加以比较才会知道重要与否。地球在遥远的飞船镜头里只不过是宇宙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而原子在微观世界中却又有无限的涵容。记得自己在德国北部的沃尔芬比特尔中世纪与近代经典图书馆做访问学者时，一到周末就有了一种孤寂的恐惧感，因为小镇的人都度假去了，整个镇上空空荡荡，了无人迹，只剩凸显的个我，不由得联想起其镇名之中的“狼”（Wolf）字在古代与荒郊野外的关联，直到镇中心看到有个别游人走过，才有些许安慰。而回到北京尤其是到王府井的步行街走走，立马就想到自己不过乃漫漫人群、碌碌人生中的一员，是不足挂齿的“小小的我”而已。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中也曾论及人的无限与渺小，感慨其伟大与微不足道。于此则忽然想到“虚名白尽人头，问来往，何时是休。潮落潮生，吴山越岭，依旧临流”的感悟。

掩卷细思，自己已经走过人生的大部历程，所余时间显然不多了，但需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所以必须集中精力做“应该”“可为”之事。对此，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世无幻，了无干世意。世知我无堪，亦无责我事。”我希望自己今后的研究能够更加“超脱”一些，如此，所余人生或许也就能够更加“洒脱”一些。而这可能仅是自己的一厢情愿、难切实际，但至少能有这样一种愿景为己参考。我希望能够以整体之视域来更深入、更思辨地考虑一些与宇宙、人生、精神世界关联密切的哲学、信仰之类的问题，其中“宗教”也只是一种考量而已，应将之置于多维文化之中来鉴别、定位。当然，任何学理性思考作为一家之言都不必去奢望其社会影响、现实作用，自己还是应该持有“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平常心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在做之事。中国文化传统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若成其事则可达“天人合一”“天人一体”之境。此即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人类的基本学问就是“究天人之际”，而按照钱穆先生之言，“天命”若能与“人生”和合为一，则达到了最高贵最伟大的“天人之境”。中国古代人正是把“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视为一种宗教信仰来对待。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正在于现实中的真实“人生”毕竟很难与“天命”绝对吻合。虽然许多结局乃“天命”如此，却并不尽“人意”，非人之真正所愿。所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世人故也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既然有“天命”之“约束”，人也就不可过于奢望，而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定位及可能局限，在尽自己最大努力之际，与时代的需求密切结合起来，以达顺应“天命”之效。任何成功，都不离天时、地利、人和之主客观条件。我们要把“有所为”做好，在“有所不为”上持一种洒脱之状。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但不能因为有限而不去努力、不去争取，而必须有“谋事在人”“尽人事”的责任意识和积极作为，同时也以冷静之心把其结果留给“成事在天”“顺天命”。为此，在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中，人的存在及其境界就是要以“道法自然”的生活态度来面世，由此进而去体悟或感悟精神上的“超脱”及“超越”。

（原载卓新平《信仰探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本文有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