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1847年容闳、黄胜、黄宽三人留学美国，拉开了近代中国人出国留学的序幕，到1872年清政府选派幼童留美，标志着近代中国官派留学开始。此后至今，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中国人的出国留学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各具特色。如，甲午惨败的结局促使清末留日运动的兴起，民国初期的欧战环境催生了著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无数探究救国救民真理的热血青年的留苏热潮，美国率先退还庚子赔款和资助留学的示范效应，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近代中国留美运动的持续不断。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冷战格局的国际环境，被迫中断向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转向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运动蓬勃发展。从1978年至2018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计585.71万名，其中仅2018年度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就达66.21万名。[1]可见，当代中国留学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影响之巨，已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一支重要力量。

作为一名真正“跨世纪”的大学生，作为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的青年学生，渴望对世界知识的了解，羡慕那些出国留学的同学和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在当代中国留学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对留学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不过，当时懵懵懂懂，只是搜寻和查阅与留学相关的图书，并无特定目标或长远打算。2001年本科毕业之际，即将追随黄尊严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之时，才在先生的指导下逐渐将目标锁定为清末山东留日学生与近代山东的政治变革研究。[2]之所以选定这个题目，还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我的硕士专业是世界史，研究方向是东亚国际关系史，而留日学生不仅是近代中日关系剧变的产物，且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通过留日学生研究，既可以管窥西力东渐背景下的中日关系变化和各自应对，又可以探索历史深处的中日文化教育交流的微妙细节。二是近代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多、规模大、影响至巨，涌现出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蒋介石、阎锡山、孙传芳、鲁迅、郭沫若等影响中国历史和中日关系的一批重要人物，探寻他们的留日生活与人生之路的选择，也是我当时的学术理想。三是身处山东的地理之便和资料优势，使我暂时侧重于研究清末山东留日学生，以及他们回国后对推动山东政治现代化所发挥的积极影响与作用。

原本希望就清末山东留日学生与近代山东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继续做下去，但2004年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又发生了变化。博士生导师王新生先生虽对我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基本查阅了国内有关留日学生研究成果的努力予以肯定，认为对进一步开展留日学生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指出到首都后要有更宏大的学术视野，关注更加宏观的学术问题，强调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可以从山东一地走向全国。在王先生指导、支持和帮助下，经过艰辛的中日相关学术史梳理，发现留日学生研究的既有成果，往往侧重于介绍留日学生的选拔、人数、经费、专业、管理等，分析留日热潮兴起原因，考察留日学生与日本学校、日本社会的关系，评述他们回国后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影响与贡献，相对忽视作为留学生接受国日本的应对及政策，某种程度上属于“出国史”或“回国史”，而非真正意义的“留学史”。[3]日本政府面对蜂拥而至的中国留日学生，是如何接受、教育、管理他们的，特别是面对留日运动的起起落落和中日关系变化，为何又是如何调整其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变化怎样反作用于留日学生与中日关系？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初步选定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并获得王新生先生的肯定和支持。不过，我当时仅仅从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找到1901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外国委托生规程”，以及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的中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4]，虽然从一些留日学生研究成果中隐隐约约感到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存在[5]，但因为没有见到太多的政策条文，以致于怀疑日本是否真正存在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系统性政策，或者所谓“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只是我的主观臆想。因而，只能“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了。就这些问题，我曾请教沈仁安先生、宋成有先生、汤重南先生、王晓秋先生等，获得各位老师的解惑、授业，建议尽快搜集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规定条文或相关资料。2006年，有幸与王新生先生同赴日本东京大学交流学习，在先生耳提面命之下，白天或跟随日本的指导教官三谷博先生上课，或到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等处搜集资料，或拜访日本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如，曾受到王新生先生的同学、著名的留日学生研究专家周一川先生的款待和指点。某日，我与王新生先生在东京站巧遇川岛真先生，经后者介绍参加了大里浩秋先生、孙安石先生主持的中国留日学生史研究会的一次活动，不仅结识了更多的留日学生研究专家，而且关于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研究获得一些资料线索与启发。

在王新生先生的督促指导和日本专家学者的帮助支持下，竟在东京初步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近代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研究（1896—1931）》的初稿，并于2007年7月顺利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无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跟随步平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还是博士后出站留所工作后，作为中央第五批援藏干部进藏工作，以及完成援藏任务返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至今，均利用余暇集中研究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这一战时环境下的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目的就是与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融会贯通，系统探究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变化、特点、影响、本质和规律，从而为深刻理解近代中日关系之众所周知的结局，提供一个中日留学教育交流的微观透视的学术视角。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史已经证明，留学教育必须符合留学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本规律，必须符合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的根本目的，特别是在民族国家时代，任何包藏政治阴谋，幻想通过留学教育仅仅培养“亲善分子”或服务于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必将适得其反、事与愿违。

本书只是选取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结合近年关于留日学生政策问题的研究与思考，按照历史发展顺序，经修改融合而成。全书除前言和结语外，共分八章。第一章是明治维新对中国人赴日留学的示范效应、提供的客观条件，以及日本大亚洲主义者的“欢迎”，为中国留日运动兴起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章是明治末期（1896—1911）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接受、教育、管理政策的初步建立。第三章是大正初期（1912—1917）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在放任自流与优待主义之间徘徊，也是这个转折年代日本准备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量变积累。第四章是大正中后期（1918—1926）日本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措施、原因、效果、特点的评述。第五章是昭和初年（1927—1931.9）中日围绕留日学生的补给制度、入学方案、留日军事学生招收问题的交涉。第六章是局部抗战时期（1931.9—1937.7）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挽留、接受、戒备、强化调查与监控的政策。第七章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1937.7—1945.8）通过接受伪政权留日学生，进行洗脑教育和归国安置，妄图使之服务于日本侵略战争政策。第八章是考察战时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对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影响，以及对他们战后工作和个人生活的长远影响，思考国策与留学交织的历史镜鉴。

新时代的中国既是留学生派遣大国，也是留学生接受大国[6]，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留学教育为纽带的中外交流更加频繁，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各种优秀文明交流互鉴、包容发展的重要平台。本书在学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7]，将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史置于中日关系史、中外文明交流史和世界近现代史之中进行批判分析，重在探讨近代日本向大陆侵略扩张之国策与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之间的关系，总结其历史教训，分析其对留日学生、中日关系、文明传播交流的深刻影响，并在古今中外的留学生政策对比中汲取历史智慧，为世界各国蓬勃发展的留学运动与新时代中国的留学工作、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一些历史思考与启示。

[1] 参见丁雅诵《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达66.21万人 各类留学回国人员为51.94万人》，《人民日报》2019年4月2日第6版。

[2] 参见徐志民《清末山东留日学生与近代山东的政治变革》，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4年。

[3] 参见章开沅、余子侠主编《中国人留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徐志民《留日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4] 参见実藤恵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81年、增補版、186—187、461—463頁。

[5] 参见石锦《中国现代化运动与清末留日学生》，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8年版；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王奇生《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生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程麻《鲁迅留学日本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钟少华《早年留日者谈日本》，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版；沈殿成主编《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1896—1996）》（上、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靳明全《攻玉论：关于20世纪初期中国军界留日生的研究》，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等。

[6] 据统计，2018年中国接收“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2万名留学生，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研修、培训，中国继续保持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地位。”其中，“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总计26.06万名，占总人数的52.95%，反映了中国留学教育越来越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参见赵婀娜《打造“留学中国”品牌——中国成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人民日报》2019年6月4日第2版。

[7]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的成果丰硕，故论文从略，2005年以来的中文代表性专著有，孔凡岭：《近代中国留学史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李喜所主编：《中国留学通史》，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周棉等：《中国留学生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元青等：《留学生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以20世纪上半期为中心的考察》，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刘振生：《近代东北人留学日本史》，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等。日文代表性专著有，松本亀次郎『中華留学生教育小史』、東京、東亜書房、1931年；実藤恵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0年；小島淑男『留日学生の辛亥革命』、東京、青木書店、1989年；大里浩秋、孫安石『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の現段階』、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2年；河路由佳、淵野雄二郎、野本京子『戦時体制下の農業教育と中国人留学生：1935—1944年の東京高等農林学校』、東京、農林計協会、2003年；阿部洋『「対支文事業」の研究——戦前期日中教育文交流の展開と挫折』、東京、汲古書院、2004年；大里浩秋、孫安石『留学生派遣から見た近代日中関係史』、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9年；旭峰『大正期台湾人の「日本留学」研究』、東京、龍渓書舎、2012年；大里浩秋、孫安石『近現代中国人日本留学生の諸相：「管理」と「交流」を中心に』、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15年；浜口裕子『満洲国留日学生の日中関係史——満洲事変·日中戦争から戦後民間外交へ』、東京、勁草書房、2015年；見城悌治『留学生は近代日本で何を学んでのか——医薬·園芸·デザイン·師範』、東京、日本済評論社、2018年；高田幸男『戦前期アジア留学生と明治大学』、東京、東方書店、2019年；孫安石、大里浩秋『中国人留学生と「国家」「愛国」「近代」』、東京、東方書店、2019年；周一川『近代中国人日本留学の社会史——昭和前期を中心』、東京、東信堂、202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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