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空间价值问题的提出

所谓经济空间是指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载体和场所。城市空间是典型的经济空间。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广义的经济空间既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其本身也是人类的劳动成果，更一般意义上来自人们的劳动创造。根据劳动的特点，可将空间分为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实体空间主要由体力劳动作为构成要素，虚拟空间由脑力劳动作为运作环境。狭义的经济空间是指植根于产业之中的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有形场所，可见，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着空间价值的思想。为了使空间模型简化和便于实证，本书在狭义的经济空间层面探讨城市空间问题。

经济活动不仅受到社会、宗教、政治、文化、政府以及各种制度运行方式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自然、生物等条件的影响。[1]空间经济学认为空间是由各层次的战略性区域节点构成，这些节点可以按照等级和支配力进行分类。这些节点同时也是一个运输互联的价值网络，因而也是一个填充了各等级层次的有机网络。最早对这一动态有机体产生的生态学过程的本质做出实质性关注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艾萨德，他从区域发展演化的一般过程出发，将投入、产出、价格及成本的地理分布纳入一般均衡分析中，建立了区位与空间经济的一般理论，提出了区位与空间经济的垄断竞争论，提出了区位与空间经济的动态演化方法。在现有区域发展理论和实践中需要重新认识空间要素的差异性、分割性，以空间价值和能力的互补性为前提，从关注发展水平向关注发展能力转变。他在《区位与空间经济》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任意一块土地的用途？商业批发、零售、文化、教育、政府与行政管理、工业、社区以及服务业，哪一类活动会出现在核心区，哪一类活动会位于在城市各个阶段出现的各种类型的次中心和卫星城？几个城市区域间的专业化以什么形式出现？是否存在这样的力量，它们遍及城市内部结构和城市之间的结构中，使得尽管以有意义的方式确定的所有城市和节点中，个别城市和节点的等级一直在不断重排，整个城市和节点体系的规模分布却体现出某种稳定性？服务业在城市的集聚不仅是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也是空间资源配置问题，产业与空间存在着映射关系，城市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也是城市空间演化过程。[2]空间结构特征与社会发展水平、福利水平有着密切关系，金凤君从经济、文化和环境三个方面提出功效空间和福利空间，指出城市和城市区域是进行空间组织的最基本的两类功效空间。福利空间是构成空间福利的基础，是以满足人类或群体安全、健康和发展需要为目标的功效空间，包括物质空间和关系空间。在人的作用力主导下，形成以功能、效力和效率三者有机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实体空间集合。福利空间可以划分为人造自然空间、人工自然空间和人化自然空间三类（见图4-1）。前两类是主要福利空间。功效空间和福利空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构成了动态演化的空间级联系统。[3]从城市人本主义出发，空间价值不仅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还包括了非经济学含义，比如生态系统的价值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价值更高。适当的经济激励机制对城市环境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城市应该设计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来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在自然与市场中构建生态价值链等问题是未来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我们也深信，尽管市场机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环境破坏，但只要政策手段得当，人类完全可以协调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

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化与区域合作领域在更高空间尺度和更深分工层次的拓展，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布局已经不能满足竞争的需要。整合城市空间优势，充分利用不同城市的空间资源，形成互补优势，以价值链整合的形式在全球城市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已成为区域发展在新历史时期的内在要求。区域三次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也是空间价值不断调整的过程，制造空间（区域、城市）向服务空间（区域、城市）的演进规律同样体现了空间价值的变迁。制造空间与服务空间的转化与互动过程也是空间价值不断重组与整合的过程。

空间差异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空间均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经济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性是空间价值的体现，要素与产业在地区间的梯度转移的核心是对空间价值增值的诉求，空间价值是依附于空间中的资源价值的空间表现，本质上是空间资源要素的空间增值能力，空间价值引致了产业区位的重构。就资源本身来讲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其被空间运用于具体经济活动时，才具有价值。空间能力最重要的作用是识别、获得、发展和配置资源。图4-2说明，空间虽不可移动，但分工与专业化引致的物质要素空间流动形成各种产业形式，随着分工与专业化的加深，其产业价值链不断升级，作为其载体的空间价值则不断增值，因此，空间价值是分工与专业化的基础，也是产业变迁的载体和依据。

对于空间一体化的现代城市而言，区域的空间功能分工明确。城市空间职能的差异说明居住区、商业中心区、产业园区等空间价值是不一样的。城市空间演化的进程蕴含了空间价值的动态性和阶段性，这主要是由空间资源要素的流动方向来决定的。因为空间资源要素既可以由低价值空间流向高价值空间，也可以由高价值空间流向低价值空间。

产业内生增长形成的服务业扩张的原因可以归结为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需求主要来自恩格尔定律所反映的最终需求因素，即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对高附加值产品的消费将超过低端制造的物质产品的消费，从而推动社会向服务经济阶段发展；供给因素主要包括服务业自身产生的中间需求、技术进步、城市化水平等。美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规律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价值链在区域中不断向高端价值环节攀升，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是制造业升级的结果（见表4-1）。制造业人口向服务业转移也是必然趋势（见图4-3）。

大城市在城市价值链重组中培育更多的高附加值产业，向外转移附加值低的成熟产业，从制造空间转向服务空间，起到核心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应积极承接成熟产业价值链的制造环节，吸收在大城市滞留的额外劳动力，使城市要素集聚发挥乘数效应，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最终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城市群。在现代城市经济中，城市空间价值的实现与增值建立在与其他城市空间分工合作的基础之上，从价值链角度来研究城市产业构成及差异，从而解释由此导致的城市空间演化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如果将基于产业价值链的分工扩展到城市经济发展中，可以认为城市空间演化是城市在产业价值链基础上的结构性分工裂变的动态过程。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认为，空间发展理论需要从“要素论”“功能论”“能力论”再到“价值论”寻求突破。价值理论的核心是价值分配，把城市与价值结合起来思考，显然是一个内涵丰富且系统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经济发展而言更需要引入空间因素，在继承传统空间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需要对空间属性进一步剖析。“空间价值”作为融合了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生物学和空间规划学等多学科内涵的词汇，在新的经济发展时期，既是一个解释性概念，也是一种规范性构想。城市是由不同价值空间组成的空间价值系统，是空间价值在特定地域的集聚，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在空间价值链驱动下形成多功能、多层次、多模式的有机体。城市群、城市经济区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形式。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资本在角逐空间价值过程中，超越了单个城市范围，空间价值由城市内部空间上升到城市整体、城市集群，再到城市经济区，是空间价值不断谋求增值的结果，反映了城市空间的动态演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