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日本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经验案例

日本是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继而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典型代表。明治维新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开始了现代经济增长，起始点在人均国民收入（GNI）为74 美元（1965年美元价格），起步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特别是与农业联系紧密的纺织业和食品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经济结构看似已经实现了从农业向非农业的结构转型，但实际上这种转型受到了非正常因素的催化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着国民财富损毁45%、国内经济严重衰落的局面。然而，在此后的30 多年里，日本经济先是得到迅速恢复，接着又连续实现了20 多年的高速增长。比如1945—1951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年均 9.9%，1951—1955年年均为 8.7%，1955—1972年年均达到 9.7%。其中 1955—1960年年均为 8.5%、1960—1965年年均为9.8%、1966—1970年为11.6%，1970—1980年平均年增长4.5%。[1] 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日本人均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在1947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仅为89美元，1950年为113美元，1955年209 美元；196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479 美元，1965年为919.8美元，1970年上升到2037.6美元，到1980年后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进入一万美元区间，1988年高达25051.9美元，超过美国人均21417美元的水平，1990年日本人均25359.4美元，2000年为38532美元，2016年38761.8 美元（见图2—1）。[2] 从人均收入看，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跨入到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尔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稳定迈向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目前日本的现代化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已经处于世界前列。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经历了2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当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落时，该经济体也恰好跨进发达的高收入经济发展阶段。

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实现顺利转型，一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中有四个重要原因。一是发展方式选择合理，产业结构梯次转换基本顺利，逐渐实现了高端化；二是需求结构实现了从投资率上升到消费率上升的转换；三是社会结构实现了成功转型，橄榄型社会形成，市民化社会建立，中产阶层人群占社会人口比重和城市人口比重都超过70%；四是政治体制结构转型有力地支持了日本向高收入社会迈进。

一日本现代经济成长的基础

西蒙·库兹涅茨把日本现代经济成长的起始点确定在1874—1879年，他估计这一时期日本人均国民收入（GNI）为74 美元（1965年美元价格），而西欧国家实现近代经济增长开始时人均国民收入在200美元以上。此时，日本的产业结构中，农业产值占58.2%，工业产值比重占33.7%，其他产业占8.9%。在工业产业中，手工纺织业占全国总产值的8.3%，食品业占14%。还有，日本在开始现代经济增长时的消费率大约85%，投资率在15%。在1885—1915年间全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81%，农户平均剩余率接近20%，农产品商品化率在30%—40%。在当时的日本消费结构中，居民用于食品消费支出占65%左右，其他消费支出为35%。[3] 从这些基础数据看，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具备了一定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

日本的现代工业部门不是从本土渐进培育成长起来的，而是在明治政府推行的“殖产兴业”政策支持下，学习引进欧美技术，自上而下培植起来的产物。日本现代经济增长是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即纺织业起步的，主要标志是以动力织机替代手工织机，由此推动了纺织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1861年，日本国内土纱织布产量278万日本斤，到1891年土纱织布产量下降到198 万日本斤，而同期内日本机纱织布产量由1867年的2 万日本斤猛增到了520 万日本斤。随着日本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日本的棉纱、棉布、纱织布进出口结构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1887—1888年日本进口棉纱269千捆，出口量为零；1913—1914年棉纱进口量大幅度减少到2 千捆，而出口量达到1039千捆。[4] 到了1913—1914年，日本生产的棉纱有32.6%是用于出口。在幕末明治初期，日本进口棉布量曾达到国内消费总量的70%左右，而到了1912年已经转变为大量出口棉布。日本的纺织业结构演变，即从进口到进口替代再到出口导向。这一转变开始于幕末明治初期，基本完成于20世纪10年代。日本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棉纺织业起到了主导作用。1887—1890年，日本棉纺织业的投资占全国各部门企业投资总额的40%，1900年日本纺织工业企业数占全国工厂数的73%，机器设备（以马力数计算）的46%，职工总数的67%。1914年，日本纺织业占工业总产值的43.7%，而金属、机器制造、电力和煤气、化学等部门只占24.2%。到了1930年，日本的纺织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职工就业占51%，产值比重36%，出口比重64%。[5] 在现代经济成长初期，日本的贸易结构是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机器、机械、钢铁等重工业产品，向外出口生丝、茶叶、丝绸、针织品、棉纱、棉布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可见，日本现代经济增长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也是由起初的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

1894年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重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围绕军事扩张开始了畸形发展。政府不断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军事扩张、土木、铁道、电话通讯、钢铁以及教育等方面，这些投入极大地拉动了重工业的迅速发展。现有资料表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到二战之前，经济结构演变迅速。在投资结构上，日本的固定资本形成结构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由1890年的82.6%下降到55.4%，政府投资比重由20.7%上升到44.6%。在政府投资中，用于军事的比重由20.7%上升到69.7%。二是在整个投资中，农业部门的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由1890年的63.8%不断下降到 9.5%。相反，非农业部门投资比重由 36.2% 迅速上升到90.5%。随着日本的投资结构变化，经济增长也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农业生产总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平均年均增长1.34%，工矿业增长6.25%，建筑业增长5.36%，运输、通讯、公共事业增长7.8%。[6]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国内生产净值结构发生了明显转型。1879—1883年，农业在国内生产净值中所占比例为62.5%，到1924—1933年降到22.4%，而同期内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运输、通讯、商业、银行、住房、保险和其他服务业占国内生产净值比重由37.5%上升到77.6%。这一时期日本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1872年日本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高达85.8%，到1920年该比重下降到54.6%，同期内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运输、通讯等就业比重由 5.6% 上升到37.4%，商业、银行、住房、保险和其他服务业等就业比重由8.6%上升到35%。[7] 到1940年，日本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就业比重已经下降到44.3%，非农部门的劳动就业比重已经上升到55%以上。[8] 可以说，二战以前日本在军事扩张刺激下，经济结构出现了加速转型，这种转型非正常因素起到了催化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对外战争、掠夺殖民地资源，对内实行专制压缩社会消费，经济结构演变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在政府强力干预下向军事工业、向重化工倾斜。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起飞与产业结构转型

第二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麦克阿瑟将军带领美国军队于1945年8月进入日本，开始了长达7年的占领时期。[9] 战后受美国占领者影响，日本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革。

首先，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得到彻底铲除和清洗，政府强制干预经济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这使得日本社会能按市场经济规律安排经济发展。当时，在选择经济发展动力上，国内舆论普遍认为，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应该是出口导向型机械工业。但是，那时日本的机械工业在国际市场并不具备优势，最终日本在经济恢复期还是优先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10] 在此一时期，日本进行了“农地改革”，并实施“重建纤维工业”的三年计划，民间投资增长空间也得到了很大拓展，这就使得产业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以纺织、食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化工业放慢了增长步伐。从产出结构看，从1945—1955年，日本的纺织工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0.4倍，而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及煤制品分别增长了2.3 倍、73.6%、3.8 倍和5.8 倍。从就业结构看，战后日本农业就业份额从44.3%又上升到48.5%，第二产业就业份额从26.0%下降到21.8%。[11] 农地改革的成功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三年纤维工业发展计划也使得轻纺工业得到了恢复性增长，由此增强了日本的资本积累能力，为下一步经济结构转换奠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在以纺织、食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日本陆续实施了一系列与重化工产业有关的合理化发展计划。比如“钢铁第一次合理化计划”“汽车合理化三年计划”“煤炭合理化三年计划”“化肥合理化五年计划”“造船合理化五年计划”“电源开发五年计划”等。[12] 这一时期，日本产业结构重心开始由以纺织、食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转型。从1955—1960年，日本的纺织工业只增长了62.4%，而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及煤制品分别增长了1.21 倍、3.44 倍、96.3%、1.71倍。1960年代，日本工业结构又出现了高加工度化的趋势，汽车工业、家电工业的崛起与迅速增长推动了工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带动工业发展的是精密机械、电气机械、一般机械和运输机械等装备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后，促进日本工业结构转变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密集化和高附加值化，造船工业、电气及电子工业、汽车工业、民用电气机械工业等通过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微电子技术的利用获得了迅速发展。

日本的产业结构转换是成功的。根据有关资料，1950—1962年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1965—1985年间，日本经济增长中约32%归因于技术变化，55%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13%归因于劳动投入的增加。相比之下，美国同期经济增长中约20%归因于技术变化，45%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35%归因于劳动投入的增加。[13]日本产业结构转换的明显特点是，农业在国民产值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农业在国民产值结构中的比重还大于工业，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工业在国民产值结构中的比重就超过农业，在人均国民收入大约1000 美元时，农业的比重下降到10%以下。工业的比重是先上升后下降，在人均国民收入大约2000美元时比重达到最高（1970年第二产业为46.7%），此后连续下降。服务业加快对农业和工业的替代，发生在人均1000 美元以后；在人均2000美元左右时，即按2010年美元折合为10000美元时，服务业在国民产值结构中的比重达到60%（见表2—1）。

从劳动就业结构分析，日本产业结构转换的特点也比较明显。从表2—2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以纺织、食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阶段，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比重是上升的，20 世纪40年代中期达到最高，到1950年农业劳动力比重还保持在48.5%，此后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进入较快时期。从1950—1970年，日本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了31.1个百分点，有13.9个百分点是由第二产业替代，有17.2个百分点由第三产业替代。1970年后，劳动力在产业间发生替代既发生在服务业和农业部门之间，也发生在服务业和工业部门之间。1970—1994年，农业部门就业比重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工业部门就业比重也开始下降，由35.7%下降到34.3%，下降了1.4个百分点，农业和工业两部门下降的12.9个百分点全部由服务业替代。由上述分析可见，无论是产值结构还是劳动力结构，工业比重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时间都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此时恰恰是日本迈进发达的高收入阶段门槛的时间段。

三 需求结构转换支持了产业结构高级化

日本的产业结构演变是与需求结构紧密联系的。战后，日本产业结构演变，先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开始，接着进入重化工业成为主导产业的时期，而后就是高加工度的装备制造业领军，实现了产业技术密集化和高附加值化。这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始终有着本国需求结构的支撑。

首先，日本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出口导向拉动经济增长。在从低收入阶段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政府采取了有利于出口的政策，鼓励企业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换回国内需要的其他产品，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实际上，日本采取的发展战略，就是将本国经济发展从一个市场空间变为两个市场空间，让本国经济发展依托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1951—1973年，日本出口年均增长6.0%，进口年均增长7.9%，特别是在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时出口增长速度达到最高。[14] 表2—3 是日本1960年到2010年的商品和服务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的对外贸易依赖度是比较高的，20世纪60年代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大多数年份都在20%以上，70年代上升到25%以上。对外贸易对日本经济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日本的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多数年份在20%以上，其中有些年份在50%以上，甚至高达70%。[15] 更重要的是日本在人均GDP10000美元（2010美元价格）时，商品出口结构中制造业所占比重已经达到93.3%。[16]

其次，投资、消费的结构性变动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0 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日本人均收入水平低，居民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社会缺乏资本积累，但劳动力有所剩余，此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恰好与这种需求结构相对应。此后，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开始有了收入结余，消费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社会对水、电、路、房、通讯等需求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资本开始投向重化工产业。重化工业获得发展之后，又进一步带动了高加工度制造业的发展。在重化工业和高加工度制造业发展过程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1945—1955年，日本大力增加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把尽可能多的资本投向生产，支持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这一时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迅速上升，一直到20 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的投资率高达40.92%。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开始暴露出了明显的问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带动，工厂运用新技术生产的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卖不出去，同时社会失业人口增加，劳资关系紧张并出现了长时间的罢工。1960年，日本宣布启动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目标是，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缩小农业与非农业、大企业与小企业、地区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和收入上的差距，使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均衡发展。此后，日本国民收入不仅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而且阶层间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基本消除。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城乡差距的消除，大大有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从统计资料分析，日本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历了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从图2—2 可以看出，日本的投资从20 世纪50年代一直上升，到1970年达到最高40.92%，此后持续下降，到2010年降到21.3%，投资率变化呈现出上凸的抛物线特征。与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相反，日本的消费率从1950—1970年一直下降，由 77% 下降到 59.98%，此后不断上升，到 2010年达到77.24%，日本消费率的变化呈现下凹的U型曲线特征。从投资和消费两条曲线变化还可以看出，日本投资率从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都发生在20 世纪70年代初期，工业比重由升转降也恰恰出现在这一时期。此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左右，折合成2010年美元价格为10000美元左右。[17]

四 橄榄型社会和市民化社会结构已经形成

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首先是工业对农业的替代，而后是服务业对工业的替代，在产业替代过程中还伴随着人口地域空间上的结构变化，这就是城市化过程。尤其是在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对工业的替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集聚。因为，人口向城市集中，既带来了服务业需求规模的扩张，也带来了需求结构的升级，由此拉动了服务业的发展，最终使服务业发展超过工业。同时，人口向城市集中还带来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进而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国城市化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以欧美国家为代表。这类国家在工业化推进时，由于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工业的集中和集群式发展，带来了人口在空间的集聚，使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第二种是城市化快于工业化，以拉美国家为代表。在经济起飞阶段，这类国家都选择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方式，过早推进重化工业的发展。由于这些国家中劳动力资源供给普遍充裕，而资本高度稀缺，此时推进资本密集度很高的重化工业发展，必然会造成劳动力更加过剩和社会资本更加不足的矛盾。与此同时，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农业采取资本替代劳动的路线，由此产生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穷人。这些人相继涌入城市，又使得城市人口集聚过快、过多。但是，适合就业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并不足，城市政府又缺乏为进城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这使城市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因此导致人口过度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明显脱节。第三种是城市化慢于工业化，以中国、越南等为代表。在经济起飞阶段，这类国家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式，此后虽然进行了改革，产业发展顺序也得到了矫正，但由于劳动力、土地、资金等不能在城乡之间完全自由流动，导致劳动力、土地、资金等优先向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集中，带来了工业化优先突进，而劳动力受城乡户籍制度限制，进入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不能实现市民化，由此导致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日本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同步进行的。日本是人口密集、资源稀缺的东亚型经济体，适合于紧凑型城市化。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日本城市化还较为缓慢。1919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开始加快。1920年约有18%的日本人居住在城市，1938年城市化水平达到38%左右。[18] 从1920—1938年，城市化率上升了20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11个百分点。从20 世纪30年代到1945年，受战争影响日本城市化率维持在38%左右。战后随着工业化快速推进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20 世纪50年代初期城市化率上升到45%，50年代中期进一步上升到56%左右，50年代末期超过60%，[19]于1960年达到 63.27%，到 1970年城市化率超过 70%，高达71.88%。从图2—2和表2—4 可以看出，日本城市化率上升最快时期恰恰是经济增长最快阶段，当经济增长放慢、人均收入跨入10000美元门槛时（2010年美元价格），城市化速度放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用了25年时间，将城市化率提高了30个百分点以上，年均大约提高1.35个百分点，从不足40%提高到70%以上。而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用了70—80年时间，将城市化率由40%提高到70%—80%。日本城市化的转折点出现在人均GDP10000美元左右，此后城市化率上升幅度放慢。1970年以后的46年时间里，日本将城市化率提高了22个百分点。显然，日本城市化经历了一个先慢后快再变慢的过程。1945—1970年间是日本城市化进程最快的时期，是市民化社会的完成阶段。1970—2016年是日本城市化稳定及缓慢增长时期，同时也是市民化社会的成熟阶段。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同步推进，不仅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而且还有利于中产阶层的形成和成长。因为，人口向城市集中，带来了服务业的需求扩张和产业结构的转型，也带来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这些变化都使得城市人口的收入有了显著增加，给中产阶层成长创造了有利环境。同时，有几项政策制度安排对日本中产阶层成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是日本于1948年开始在农村推行的“农村生活改善普及事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步入轨道后，创立农村生活改善资金制度，以无息贷款形式支持农村厕所、厨房、洗澡间等改革，重点支持农业的组织化经营，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运动在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最终缩小城乡差距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推行的十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税收、金融、公共投资补贴等方面，支持财政基础薄弱地区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得日本地区、阶层之间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三是日本较早建立起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雇佣保险等全民覆盖且城乡标准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1927年，针对工人的疾病与工伤问题，日本在城市实施了《健康保险法》。1938年，日本首次颁布《国民健康保险法》，统一纳入农村居民，到1944年保险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市町村。1959年颁布、1961年开始实施的新《国民健康保险法》，要求全国的农户、个体经营者等无固定职业和收入者均强制加入这一医疗保险。1946年颁布了《生活保护法》，明确国家承担对全体国民最低生活保障责任。此后又还颁布了《儿童福利法》《残疾人福利法》等法令。[20] 1961年日本实施了《国民年金法》。至此日本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既促进了农村人口市民化，又推动了中产阶层的稳定成长。

四是城市政府采取积极措施解决外来人口入居城市问题。当时各大城市政府均出台各种廉租房政策，东京、大阪等都建造了数量不等的新城区，在新城区中建成了一批“公团住宅”，解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居住问题。

五是义务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也给中产阶层的成长创造了条件。战后，日本把义务教育提高到初中，此后高中、大学教育也日益普及。教育普及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中产阶层意识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税收制度的调节作用，也有利于缩小阶层收入差距，促进中产群体稳定成长。以上政策措施既给低收入阶层兜了底，也给中产阶层稳定成长创造了难得的条件。由此，日本的低收入阶层人口比重不断下降，中产阶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据有关调查，从1955—1975年，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的人由42.5%上升到77%，而认为自己属“下层社会”的由57.4%下降到21.8%。可见，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形成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产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从事有知识、有体面的职业，有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是创新的主要群体，也是社会消费的主体，更是构建高品质民主社会的支撑条件。中产阶层群体规模的扩大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为日本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迈进、实现现代化奠定了牢靠的人力资本基础。

五 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结构有效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了单独占领。在美国主导下，日本实行了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对日本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宗教、社会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彻底改造。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制订了和平宪法，改革了天皇制，对议会、内阁、司法等制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造。同时，改革中央集权制，实行地方自治。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实行了“农地改革” “改组财阀”和“劳动改革”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改革不亚于明治维新改革，它使日本从战前超集权主义直接转化为民主主义。[21] 这种民主化改革，为此后日本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促使日本完成了从战时统制经济向政府引导的市场经济的转变，[22] 为日本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扫清了制度障碍。

日本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有所区别。两国虽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但美国是民主立宪，日本是君主立宪。美国总统由选民间接选出，他（她）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行使行政权。总统与政府只对选民负责不对国会负责，而国会具有立法权和代表权两个重要法定职责，对总统有监督权力。日本君主（天皇）是世袭，终身任职。战后经过改革，取消了天皇的立法权、行政权，天皇无权参与国政，“皇权”被限定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天皇的权力实质上被高高“挂起”，其职责大多是礼仪性和象征性的。国会是日本的最高权力机构与立法机构，内阁是最高行政机关。在国会中，众、参议员由选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首相是日本最高行政首脑，由政党提名、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最后由天皇任命。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战后日本政治体制改革是将战前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度，转向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度。

在日本政治结构中还有另一个特点。尽管它是多党制国家，但从1955—2009年，自民党一直在执政（在1993—1995年短暂失败），日本是在自民党带领下由低收入国家成功跨进发达国家行列的。自民党执政成功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党内“一党多派”，无形中编织了党内权力制约的“笼子”。自民党经过30多年的分化改组，在党内演变成了五大派系，包括竹下派、中曾根派、安倍派、宫泽派和河本派。一党多派，形成了党内互相监督制约的局面，执政中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都能在党内实施有效轮替和权力接应。二是尽管自民党长期执政，在野党一直“在野”，但在野党始终尽职地对执政党实行实质性监控，加上社会和媒体的监督，共同组成了一个社会“大笼子”，将执政党的执政权力牢牢地限定在法律框架之内。

另外一个特点是，日本是一种政府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增长存在着大量的干预行为。第一是确立“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确定产业发展重点；第二是政府直接对公共事业投资，为私人资本进入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三是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以减免税收、价格补贴以及进出口管理等政策，影响市场资源要素的配置，支持企业兼并和规模经济，鼓励出口和技术创新，引导社会资源向政府需要的领域流动；第四是政府通过与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政府派官员到大企业任职），保证企业的经营符合政府的既定发展方向。同时，政府还运用财税政策，比如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担保等，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在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大量干预下，经济在起飞阶段确实取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高速道路、新干线、国际机场、发电厂、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空前进步，国民收入持续增加，居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腐败、贪污、浪费、金权政治、密室政治等问题。此时，一个成长着的“一亿总中流”中产阶层不断提出诉求，要求政府减少对社会的干预，扩大民主、扩大自治、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权利。

对此，日本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进行了以下变革：一是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理。1998年出台《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降低了非营利组织成立的门槛，使得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容易获得合法身份。二是扩大公民表达、疏通利益诉求渠道。鼓励支持公民通过参与非营利组织来参与政治。政府重视公民以及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给予公民充分的自主权，加强居民的自治权利；政府采取的措施有让市民参与共同表决投票方式之外的决策过程，由当地居民来补充完善政府服务，城市内部分权等；利用公共礼堂、美术馆、写字楼学校开展“社区营造研习会”（workshop），让市民自发组织、自由发言、全员参与体验等。三是建立政府、民众、非营利组织之间的新型合作互补关系。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政府提出了结构改革的方案与措施，主要是建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公共部门管理，大幅度消减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明确政府与民众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治理代替管理，由管理向治理、自治过渡，走一条社会公共治理的道路。四是大力开展公民教育，提升人力资本。如在全国各地建立公民馆，举办文化补习、定期讲座、展览会、讨论会；建立不同层次的图书馆；对在学校学生进行公民教育；鼓励对企业员工的技能、知识、价值理念等方面进行培养；鼓励市民积极参与非营利组织活动提升自己的公民素质等。[23] 这些变革调整和改善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一个适应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形态由此逐渐形成了。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持续回落，从1991—2016年经济增长年均0.99%，其中1998年、1999年、2008年和2011年还出现了负增长。对此，有不少人认为日本经济在衰退，已陷入“失落20年”。虽然日本经济增长放慢了，但并未出现经济大萧条，日本在世界上的现代化强国地位一直未变。日本GDP总量长期稳居世界前三，2016年人均GDP为38762美元，是中国的4.8倍，海外净资产也在全球排在第一。日本经济是高质量增长，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一直处于高端地位，人力资本积累水平高，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科技竞争能力。另外，还要看到日本已经是成熟的现代化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长期低速增长是历史的必然，不能用中等收入阶段的视角去评价和衡量高收入阶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