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结构转型

结构转型是近几年来学术界和决策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什么是结构转型？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从结构说起。任何事物都可作为系统存在，都有一定的内部结构，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细胞。结构通常是指事物或系统内部各个构成要素的分布情况，比如要素的划分、要素之间的比例、依存度及层级关系等。要素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动通常是结构分析最重要的切入点。比如中国由56个民族组成，其中汉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91.51%。[1] 又如人体是由复杂的结构系统组成，头、颈、躯干、上下肢组成了人体，而这些部分又有各自的内部构成。还有，人体是由水和其他物质构成，其中水在人体组成中约占70%，其他元素占30%左右，其中男性体内含水分比例较女性高一点，年轻人较年长者多一些。这里所说的构成和比例关系都是对结构的观察。

事物的结构关系并不总是稳定不变的，经济分析也有静态结构与动态结构之分。静态结构是观察事物在没有发生条件变化或者相对稳态下的元素关系构成状态。比如1978年中国总人口为96259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7245 万人，占人口的17.9%；农村人口79014 万人，占人口的82.1%。对1978年的城乡人口构成比例而言，就是一种静态结构。动态结构是观察事物随时间进程或条件有所变化情况下的结构状态。结构转型本质上是一种动态观察，需要对先后发生的多个静态结构加以比较分析，了解事物在运动变化中，由一种结构形态转化为另一种结构形态的情况。结构转型既代表事物发生结构变化的过程，也代表着结构变化的结果。比如经过38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的城乡人口构成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同1978年相比，201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7.9%上升到59.58%，农村人口比重由82.1%下降到40.42%。[2] 相对1978年，2018年的城乡人口构成是变化了的动态结构。我们能够从上述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分析中获知很多信息。

无论是静态结构还是动态结构，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当人们用一定的方法或工具获得这些比例关系时，它们看似人们的获取结果，实际上在人们发现它之前已经存在了。还有一种情况，当人们为了实现某种发展目标，向经济社会活动投放一系列要素并构成了一个系统结构，这种系统结构对实现发展目标形成支持作用。从要素投放角度看，系统结构是要素投放的结果，从系统结构作用看，它已经转化为客观变量存在于经济社会活动中。从结构视角观察和分析事物发展演变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建筑业引入结构分析方法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从建筑方案设计到施工组织甚至工程造价度量，结构分析都是很有效的方法。[3] 经济学也是熟练应用结构分析的领域之一。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理论批判》一书中，用结构分析方法分析了世界发达和不发达经济体的关系，提出当代世界是个“中心—外围”体系，它是由两个有明显区别、但又紧密联系的国家集团构成。一个是发达国家集团，处于世界经济中心，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外围。从整体上讲，中心国家集团组织和主导了这个体系，并使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处于外围的国家以原料生产和自然资源同“中心”产生交换联系。这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是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4] 钱纳里、鲁宾逊和塞尔奎因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对各国经济增长研究的结果表明，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需求和贸易变化可以像要素供给变化一样影响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增长会引起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使用结构的全面变化。[5]

在我们的社会系统里，包含着许许多多的结构，有宏观结构、微观结构，有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体制结构，也有区域结构、人口结构、资源要素结构，还有材料结构、技术结构、文化结构、思维结构等，这些结构的分析逻辑和观察方法不尽相同。本文的重点将放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体制结构方面，以及为了探索这三种结构所要涉及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技术结构和资源要素结构等方面。

为了叙述方便，先来解释什么是经济结构，然后再来解释社会结构和体制结构。钱纳里把经济结构定义为不同部门中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要素的供给及使用。钱纳里对经济结构强调了三层含义，一是不同部门中的要素配置，二是供给和使用（需求）都有要素配置，三是要素包括了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吴敬琏指出经济结构就是资源配置的结构。[6] 笔者认为，经济结构应包括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观察，要考虑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要结合时空维度，更要考虑技术进步等动态因素。因此，经济结构就是经济体或市场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供给或需求目的，将劳动、资本、技术和自然资源在时间、空间上进行配置所发生的比例关系。从需求侧看，经济结构表现为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的比例关系。进一步细分，消费可分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按不同消费水平划分还可分为生存型消费、温饱型消费、小康型消费、富裕型消费；投资可分为社会公共投资和企业投资，同时投资还可分解为农业、采矿业和能源及水供应、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投资；净出口也可分为货物净出口和服务贸易净出口。从供给侧看，经济结构表现为产业结构、资源要素配置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这些结构同时可以在区域结构中体现出来。严格地说，经济结构是由供给和需求组成的，它是经济结构中高度联系的两个方面。需求结构是供给结构的主要动力，有什么样的需求结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供给结构。但是，通常情况下，供给结构也会对需求结构起引导作用，即所谓的“供给创造需求”。特别是在某一社会发展时期或特殊制度结构背景下，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还起着决定作用。比如在极端的社会环境和极端制度供给条件下，“有什么吃什么”便是这种关系的生动写照。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来自于两种力量。一种是在经济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带来了增长。比如某一经济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等需求所占比例保持不变，但三大需求规模都以相同的速度增长了，由此带来了经济增长。另一种是结构变动带来了经济增长，这是指经济增长是以结构变化为动力取得的。比如，从1990年到2015年，在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中低等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77.4%下降到76.5%，投资占比由24.72%上升到27.23%；中高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69.5%下降到66.6%，投资占比由29.26%上升到31.59%；而同期内，高收入国家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75.6%上升到77.6%，投资占比由24.64%下降到20.38%。[7] 该组数据表明，过去25年里，中低等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上升；而高收入国家则相反，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在持续上升。在经济实际运行中，经济增长动力来源既有规模因素，也有结构变动因素，但长期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结构变动获得。

经济结构转换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钱纳里把经济发展按照结构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阶段。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低是主要特征，这从需求方面制约了制造业，使其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产业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是农业，其增长速度缓慢，可供交易的商品量也有限。在所有附加值中农业具有很高比重，使得这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该阶段供给方面的突出特点是资本积累低速或中速增长，劳动力加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极为缓慢。在工业化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快于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重心由初级产品生产向制造业生产转移，制造业对增长的贡献高于初级产品的贡献。本阶段供给方面的特点是资本积累的贡献一直较高，劳动力从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向制造业部门转移，全要素生产率的较快增长同制造业能力的提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到了发达经济阶段，在需求方面，制成品的收入弹性开始减少，制成品在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劳动就业中的比例都下降了。在供给方面，要素投入的综合贡献减少了。资本增长的速度较慢，资本贡献减少，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减缓了。

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也证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结构，也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收入水平。从表1—1 可以看出，2018年低收入类型的国家消费率最高，农业比重最高，而服务业比重最低，但经济增长率还高于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类型国家经济增长率最高，投资率高于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类型国家，投资率最高，消费率最低，工业比重最高。高收入类型国家投资率最低，农业比重最低，而服务业比重最高。如果将一国经济发展分为不同阶段，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包括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阶段）再到高收入阶段，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动转型，经济增长率也会出现一些有规律的变化。

经济结构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体制结构相联系。社会结构是指经济体在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的社会成员分类构成和社会关系分布格局，它包括社会组织结构、家庭结构、人口结构、阶层结构、城乡结构、人力资本结构等。社会结构不同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力不同。例如，一个以农村人口为主的传统社会结构，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不会太高，经济增长也不会太快。相比之下，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现代市民化社会结构，工业特别是服务业比重会很高，经济增长也较快。再如，相对于老龄化人口结构，以年轻人口为主的社会结构经济增长活力要大得多。

同经济结构直接相联的体制结构，是理解经济结构内涵的必要组成部分。体制结构即制度结构，我们可将其理解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将制度结构定义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8] 其实，体制结构就是制度框架，它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观支配下，由一系列规章、准则、法律甚至伦理道德等组成的社会关系和运行机制。体制结构既可以归纳为经济制度和非经济制度，也可以划分为正式制度结构和非正式制度结构。体制结构的核心要素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配置。这种配置对投入结构、产出结构和需求结构带来了深刻影响。不同的权力、资源配置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不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指出，决定国家兴衰，国富国穷或民富民穷，国家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源，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组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从包容性和汲取性、政治和经济两个结构维度对制度进行了刻画，提出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汲取性政治制度、汲取性经济制度的区分。然后用此制度框架对历史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分析，归纳出了四种类型的制度结构。第一类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殖民地时期北美、拉美、非洲以及亚洲等就是这种制度结构。第二类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采取的就是这种制度结构。第三类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这类国家在体制变革中，只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而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四类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而这种制度结构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9]《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认为制度结构可以变化，并对经济带来直接影响；而在不同制度结构组合中，第二类制度结构组合是最好的制度安排，虽然第三类制度结构组合会带来阶段性经济增长，但缺乏可持续性。

鉴于结构转型的范畴十分广泛，我们不得不在本书中做出下述界定。本书的结构转型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层是经济结构转型，主要探索经济结构的转型如何将国家从低收入阶段推进到中等收入阶段，进而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第二层是社会结构转型，主要围绕经济结构转型，研究城市化、社会阶层结构、公共服务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层是体制结构转型，重点研究行政管理体制、市场经济制度、产权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