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发现

就原始雅利安人的语音结构而言，1880年一系列重大发现深刻地改变了学者们对辅音的看法，也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印欧语系元音系统的认知。其中腭音规则（palatal law）尤在其列。[4]长期以来，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梵语保留了古老语音系统的全部特点，而希腊语和其他语言则被视为较为年轻的语言发展阶段，无人能够解释梵语在某些情况下为何拥有硬腭音“c”和“j”（近似于英语“chicken，joy”中的首音），而在其他语言中则拥有软腭音“k”和“g”。现在，学者意识到梵语中的硬腭音与软腭音的分布并非随意，而是严格遵守发音规则。在梵语中，位于辅音“k或g”之后常发近似希腊语或拉丁语“o”音的“a”会造成辅音“k或g”的软腭化；当读音“a”近似希腊语或拉丁语“e”时，又会造成“a”之前的辅音“c或j”硬腭化。例如，梵语“ca（和）”中的“c”与希腊语“te”与拉丁语“que”硬腭音相同；梵语“kakša”中的第一个“k”与拉丁语“coxa”的“c”软腭音相同。而在梵语“cakara（已做）”一词中，“c”与“k”的发音区别亦如希腊语“léloipa”中的元音交替（the same vowel alternation）。动词“pacati（烹饪）”中“c”与实质名词“pakas（在烹饪）”中“k”的发音差异与希腊语“légei（他/她/它说）”与“lógos（我说）”之间的元音区别类似。上述实例都在表明，梵语曾经拥有元音“e，o”而非元音“a”，因此位于前元音“e”之前的辅音会在舌前部发音（fronted）或者腭音化（palatalized），例如英语“chicken（鸡）”一词中的“ch”是由于前元音“i”而产生音变，而“cock（公鸡）”中“k”的原始发音在元音“o”之前被完全保留。由此可见，梵语在诸多重要方面不如希腊语保守，这注定对整个印欧语系中的相关理论产生深远变革，正如库尔蒂乌斯评述道：“作为一门新兴科学的神谕，梵语被盲目地推崇，但现在，它被搁置一边。语言学不再把梵语视为‘来自东方的圣光（ex oriente lux）’，而是当作‘来自东方的黑暗（in oriente tenebræ）’。”[5]

对于雅利安语的新认识又导致了对元音交替（apophony，ablaut）理论的彻底修正。由此，雅利安语中众多的元音交替构成了一个庞大且异常统一的系统。比如，下表由希腊单词组成，分为三列，每一列代表了一个“等级”：

表4-1 希腊语元音交替

首先，该表无法为我们提供动词中元音交替现象的自然线索，例如英语：等级I“ride”，等级II“rode”，等级III“ridden（2）”；德语：等级I“werde”，等级II“ward”，等级III“geworden（4）”或者等级I，“binde”；等级II，“band”；等级III，“gebunden（5）”。我们在上表包含的几个希腊语单词中发现：等级I中的单词元音始终以“e”为特征，等级II的单词元音以“o”为特征；至于等级III，等级I与等级II的元音在（1）中完全消失。而在（2）和（3）中，辅音之间不再有元音，“e”和“o”之后的成分组成双元音，使得单词中的元音“i”和“u”拥有完整音节（full syllabic）。而在（4）的等级III中，梵语“adrçam”中的音节主音“r”与希腊语“édrakon”音节主音“r”的发音相同。此外，希腊语音节“ra”或者特殊情况下的“ar”与日耳曼语族音节“ur”或者“or”发音相似。基于以上事实，布鲁格曼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即在等级III（5）中的希腊语“a”，拉丁语“in”与哥特语“un”，三者均起源于音节主音“ṇ”，于是，“tatós”代替了“*tṇtós”。他解释了希腊语“déka”，拉丁语“decem”，哥特语“taihun”与英语“ten”源自包含音节主音“m”的“*dekṃ”。笔者并不认为他的理论完全正确，但可以肯定，较于等级II与等级I，等级III单词中“e”与“o”的发音相对较少，并且这种减少是由于缺乏重音（stress）所致。因此，“lip”不能视为“leip”和“loip”的原始词根。而这种全新的元音交替之所以摒弃旧的元音交替在于，旧的元音交替理论是印度语法学家基于“guna”与“vrddhi（元音交替）”提出的，当时他们认为最短的词形即为词根。但是现在，该理论被完全逆转，只有更完整的词形才是最古老的语言形态，并在现存语言中，使得原本完整的单词缩短成为现在的词形。因此，博普否定了格林元音交替理论，这无疑是正确的，格林曾经认为是人类的精神因素导致了元音交替的产生，但现在，元音交替被证明是由机械原因造成的，尽管这一结论与博普的观点相左（参阅本书第2章，第7节）。格林理论的另一个错误在于：由于元音交替一开始就出现在名词与动词中，因此它被用来表示时态上的差异，但时态差异实与元音交替无关。元音交替可以出现在除词根音节之外的所有音节中。总之，新观点为质疑旧的元音交替理论铺平了学术道路。曾经，旧理论认为雅利安语的词根是单音节，而现在的学者却承认双音节词根的存在，例如：最早的词根是“leipo”或者“leipe”而非“lip”。自此，新的元音系统带来了深远影响，它让语言学家从全新的角度看待过去的诸多问题。与等级I、等级II不同，通过重音（accent）差异对元音交替所做的机械解释只适用于等级III，至于等级I中的“e”与等级II中“o”的交替原因尚未明确。

在19世纪70—80年代，许多优秀的语言学家在大量研究之后，澄清了雅利安语语音学和形态学中的诸多模糊之处，腭音规则与新的元音交替理论的发现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一个最著名的发现是由丹麦语言学家维尔纳提出的维尔纳定律，即古日耳曼语族中系列辅音交替实则依赖重音，（更为显著的是）依赖原始重音，而这种原始重音在梵语中仅以最为古老的形式存在，它也不同于现代日耳曼语族中位于词尾或者词根的重音。于是，学者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德语“vater”中的“t”与“bruder”中的“d”是由于三、四千年前重读（accentuation）的不同所致，或者英语“was”中的“s”与“were”中的“r”的发音差异是与梵语单数完成时词根重读、复数词尾重读有关。总之，上述研究不仅有助于提高民众对语言学的尊重，而且更加表明人类语音世界与自然科学相似，均受到规则的严格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