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马克斯·穆勒与威廉·德怀特·惠特尼

在语言学许多领域中，我们已经看到学者揭示了影响语言大量且有趣的事实，并提出了解释这些事实极有价值的理论。除了专家之外，他们的大多数成果仍然难以为世人理解，语言学家很少将最新研究成果向那些受教之人展示。也许，这门学科无需深入研究便会引发民众的兴趣。在1861年，马克斯·穆勒发表《语言科学讲义》第一系列，该著作的诸多版本为普及语言学贡献非凡，成为新晋语言学者的“引路标”。作者在选择有趣插图和呈现主题方面具备一定的技巧，这往往引发读者的阅读热情。但书中的论点却经不起推敲。人们发现，作者在陈述某一问题后常常偏离主题，忘记了自己所要证明的一个有趣词源或者一个精妙悖论。穆勒全盘接受施莱歇尔的主要思想。因此，对穆勒来说，语言学就是一门自然科学，与作为历史科学的语文学无关。不过，再次审视此作，我们会发现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引发读者的兴趣，他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非自然主义的：那些关于语言史的精彩揭示像极了一本描述社会发展进程中奇闻逸事的书。它们可能与语言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关，但这些问题很少或者从未视为自然科学。遭受指责之际，穆勒依旧严肃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是收回自己的部分想法，漫不经心地用“一切都取决于你对‘自然科学’的定义”[22]打法了事。惠特尼批驳道：“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作者穆勒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定义一门自然科学，尽管他应该将此定义合理地运用在研究 上……假如你让他为语言学下定义的话，那么指鹿为马也是有可能的。”[23]

在施莱歇尔与穆勒时代，尽管少有人将语言学定义为自然科学或者物理科学，甚至库尔蒂乌斯、马德维格、惠特尼采用了相反观点。[24]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然主义观对语言学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与语言学主要研究的问题与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密切相关。从格林到波特，再到施莱歇尔以及同时代学者，我们看到了他们对语音比较的兴趣日渐浓厚。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语音规则（sound-laws）”，并在研究中愈加严格使用，其结果导致词源学的研究达到了前几代学者无法想象的精确度。但是，这些研究通常并非基于语音本质的洞察，因此词源学家的工作越来越趋向单纯的机械化，语言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与人类“灵魂”密切相关的因素。人们对元音和辅音的单独比较，也对个别屈折与单词进行越来越深刻的细节探索，并借用其他语言中的相应形态与词汇加以诠释，其结果导致了这些成果好似树上摇落的枯叶，而非一个鲜活、动态的有机体。说话个人与说话群体被完全忽视。比较语言学家虽然十分了解各种语言的发音规则以及语法形态，却对这些语言自身知之甚少。施莱歇尔并没有无视这种危机，在他去世前，他出版了《印度—日耳曼语系选集》（Indogermanische Chrestomathie，1869）。在序言中，他指出：“除了掌握语法，了解语言自身也是有价值的，哪怕只是一点点，因为亲属语言的比较语法强调的只是一种语言及其同源语言的共通之处。这些语言看起来可能比实际情况更加近似，二者的差异很可能被忽视。因此，语言样本就成为比较语法不可或缺的补充。”而其他更具说服力的理由是，语法毕竟只是语言的一面，假如一个人想要理解、欣赏一门语言，一些长度适中且与其他语言存在关联的文本自然是最好选择，只有阅读这些文本，才能发现该语言是如何与其他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又是如何被其他语言诠释的。

尽管日渐壮大的机械学派语言学家让历史语音学与比较语音学日益成为一种目的，但依然有少数学者另辟蹊径。在此，笔者要提到斯坦塔尔，他从洪堡特的理论中汲取灵感，发表了大量关于心理语言学的著作。遗憾的是，斯坦塔尔在思维的清晰性与连贯性远不及施莱歇尔。穆勒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当我阅读斯坦塔尔与洪堡特作品的时候，我时常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25]而这种文风与斯坦塔尔研究领域的冷门不无关系，他以汉语研究为始，最终进入曼丁哥黑人语言，却不重视欧洲语言，这让他未能对同时代的语言学思想产生有力影响，不过他强调了“只能通过心理学来理解、阐释语言”的主张对同时期的语言学产生了作用。他对“句法吸引（syntactic attraction）”的诠释为赫尔曼·奥托·西奥多·保罗（Hermann Otto Theodor Paul）撰写《语言史原理》（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1880）铺平了道路。

施莱歇尔去世后，语言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威廉·德怀特·惠特尼，他的著作《语言与语言研究：语言科学原理十二讲》以及《语言的生命与发展》（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1875）被译成多国文字，其风靡程度不亚于他的对手穆勒的作品。惠特尼的文风不及穆勒，但他对后者添加有趣插图获得廉价的成功嗤之以鼻。他总是不厌其烦地阐述穆勒书中的悖论与矛盾之处，用以凸显自己更加稳健与清醒的思想。[26]如前所述，二人的主要分歧在于，惠特尼将语言视为人类的一项制度，该制度基于人类相互理解的需要而缓慢发展。他反对所有神秘主义，对他而言，单词是传统符号，当然，他不认为每个词的含义只是由一批人确定下来的，不论词义如何产生，词义应“基于相互理解或者群体习惯”。当我们从20世纪语言学视角审视二人学说的时候，我们发现两位学者在诸多方面极为相似：穆勒与惠特尼都展示了学界花费50，60年的痛苦光阴所阐明的语言奥秘，特别是雅利安语的词汇和词形。除此之外，两位学者并不具备参透语言学中诸多谬误的能力。因此，他们对原始雅利安语的语言结构、词根以及词根的作用、词形系统的重构与衰败等问题上的见解与同时代的学者毫无二致。如今，二人的诸多理论已被推翻，包括不少曾经被认为根深蒂固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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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义上，使用“雅利安语系”同样遭到反对，因为该名称的狭义指“印度语”与“伊朗语”；因此，使用“印度—伊朗语（Indo-Iranic）”较佳。

[2] Rasmus Kristian Rask，Samlede Afhandlinger，p.502.

[3] See Rasmus Kristian Rask，Forsøg til en Videnskabelig Dansk Retskrivningslœre，København：Poppske，1826，p.8.

[4] Franz Bopp，Vocalismus：Oder Sprachvergleichende Kritiken über J.Grimm's Deutsche Grammatik und Graff's Althochdeutschen Sprachschatz，mit Begründung einer Neuen Theorie des Ablauts，p.1.

[5] 在梵语中，为元音“a，i，e”添加前缀，拖长音节。——译者注

[6] See Salomon Lefmann，Franz Bopp，Sein Leben und Seine Wissenschaft，Berlin：G.Reimer，1891，pp.292-299.

[7] Max Müller，Chips from a German Workshop IV，London：Longmans，Green，1868.

[8] Alexander John Ellis，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1873—1874，p.21.

[9] See August Friedrich Pott，Die Sprachverschiedenheit in Europa：Die Quinäre und Vigesimale Zählmethode，Halle：Verlag der Buchandlung des Waisenhauses，1868，p.229.

[10] 这一点同样出现在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的《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1861）和卡尔·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的《印欧语系比较语法简论》（Kurze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1904）。

[11] See Otto Jespersen，Fonetik：En Systematisk Fremstilling af Lœren om Sproglyd，København：Schubothe，1897，p.35.

[12] 观察到一些重要语音事实，如对斯堪的纳维亚语中“o”发音的正确认识以及如何辨析无元音的音节，例如：德语“mittel（中等的）”“schmeicheln（奉承）”，英语“heaven（天堂）”与“little（少）”，等等，这些单词一直被语言学家忽视，直到1876年爱德华·西佛士（Eduard Sievers）发现了这一语言现象，1877年卡尔·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在他的一篇知名文章中引用了这一语言现象。

[13] 1886年初，笔者把布列兹托尔夫这本小册子寄给了一位年轻的德国语言学家。不久，他回信道：“如果你翻译了此书，并且声称这是四年前才出版的著作的话，那么谁会质疑您说的话呢？真的令人惊叹，这本六十多年前的著作从未引起学者的注意。”之后不久，这本小册子再次印刷。丹麦语言学家威廉·路德维希·彼得·汤姆森（Vilhelm Ludwig Peter Thomsen）为其作序。

[14] See August Schleicher，Sprachvergleichende Untursuchungen II，Bonn：H.B.König，1850，p.21.

[15] See August Schleicher，Die Darwini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Weimar：H.Böhlau，1873，p.25；August Schleicher，Über die Bedeutung der Sprache für die Naturgeschichte des Menschen，Weimar：H.Böhlau，1865，p.24.

[16] 含义即指称（bedeutung），涉及物质（matter）、内容（contents）、词根（root）。

[17] 关系即联系（beziehung），涉及形态（form）。

[18] See Karl Wessely，Anthropos，Vol.2，1906，p.761.

[19] See Hanns Ortel，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Language，New York：C.Scribner's sons，1901，p.39.

[20] See August Schleicher，“Eine Fabel in Indogermanischer Ursprache”，Beiträge zur Vergleichenden. Sprachforschung V，1868，p.206.

[21] See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Die Sprachwissenschaft，Leipzig：T.O.Weigel Nachfolger，1891，p.182.

[22] Friedrich Max Müller，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New York：Scribner，1869，pp.234，442，497.

[23] William Dwight Whitney，Max Müller and the Science of Language，a Criticism，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1892，p.23.

[24] See Georg Curtius，Zur Kritik der Neuesten Sprachforschung，Leipzig：S.Hirzel，1885，p.154.

[25] Friedrich Max Müller，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Friedrich Max Müller I，New York：Longmans，Green，and Co.，1902，p.256.

[26] 参阅《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相关文章与《马克斯·穆勒和语言学：一种批评》（Max Müller and the Science of Language，a Criticism，1892）以及穆勒本人的学术回应：《德国工作坊拾遗》（Chips from a German Workshop）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