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梵语

19世纪见证了语言学的巨大飞跃，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质。研究视域愈加广泛，描述、考察、探究的语种也越来越多，即便这些语言并无重要的文献支撑。一些语言被学者关注长达数世纪之久，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愈加系统。随着对多语更加深入的了解，语言学具备更为全面、透彻的分类。同时，学者不仅描述、分析语言的形态，还对其进行深层阐释，并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追根溯源。总之，语言学不再仅仅描述某种语言在何时、何地出现，不再仅仅关注语言形式及其使用的情况，它亦开始探讨该语言为何采用如今的形式。总之，语言学从纯粹的描述性科学走向了解释性科学。

19世纪初，语言学主要的创新点是语言史观。总体上讲，语言学花费整整一个世纪将“历史”这个概念从战争、王朝的变迁中挣脱出来，用来发现万物皆准的发展或者进化思想。这种创新为语言学以及其他学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此，语言学不再将拉丁语视为准绳，也就是说，运用拉丁语的传统形式与另一种语言（如法语）比较，将二者视为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运动、不断变革的事物。这种观点好比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所说的“万物皆流（Pánta reî）”，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但它仍在移动（Eppur si muove）”。如果更好地运用这种语言史观，我们似乎可以揭示语言的更多奥密，也能更好地解释语言学之外的学科，例如人类学、早期人类史以及某些国家人类史。

我们普遍认为，梵语的发现是语言学发展中的重要转折点。这句话是有几分道理的。一方面，梵语本身不足以让研究者对语言和语言学的本质产生真正的洞见。因为，一个真正拥有语言天赋之人即便对梵语一窍不通，也能掌握语言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发展的基本真理。即使如此，围绕梵语的首次研究也极大地推动了语言学发展，并对欧洲多数语言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本书必须简述这段历史。曾经的欧洲对印度几乎一无所知，直到英、法两国为控制印度的财富发动战争，这引发了西方人对古老印度文化的兴趣。同样，在梵语的学术领域，英、法两国也是竞争对手，我们会发现，双方都曾占据梵语研究的领先地位。早在1767年，法国基督传教士加斯顿—洛朗·科尔多德（Gaston-Laurent Cæurdoux）向当时的法兰西学会寄去一本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呼吁对梵语单词和拉丁语的相似性加以关注，他甚至比较了梵语“asmi（我是）”的现在陈述语气和虚拟语气中的屈折及其对应的拉丁语语法。不过遗憾的是，他的成果在随后的四十年都未曾问世，直到他人独立著述并发表了同样观点。另一位学者是英国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早在1796年，他就说出了那句不朽的名言。这句名言常被引用在语言学史的典籍当中：“不论梵语拥有多么悠久的历史，它的语言结构始终令人惊叹，比希腊语完美，比拉丁语丰富，比二者凝练，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又与二者有着明显的亲缘性。这必然不是什么偶然。因为，这种相似是如此的显著，以至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语言学家在考察三种语言之后，不会相信它们同出一源，尽管这个源头可能早已不复存在。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说服力不强，哥特语和凯尔特语……都与梵语同源。古波斯语应加入到欧洲语系之内。”威廉·琼斯爵士并未在诸多细节对三种语言进行比较，而这也是他留给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