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代古小学制度

明代是教育、科举、出版诸业十分发达的时代。就学校教育而言，按《周礼》思想设计，实行三级办学模式，即国学、府州县学、社乡义学。国学，称国子学或国子监，属中央官学，国家最高学府；府州县学，包括府（州）学和县学两种，属地方官学。社乡义学，含社学、乡学和义学三种，是府学和县学的基础。其中社学，又名古小学。《学记碑》云：“国制：社必有学，古小学遗法也。”“明天子一新政令，特申饬府、州、县各立社学，以端蒙养之教。”社学，以官办为主，民办为辅。明代社学，始于洪武八年（1375），其时，明太祖以京师及各府州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乃诏谕全国，命有司仿古家塾、党庠之制，更立社学，延师以教育民间子弟，兼读明代政策法令。正统元年（1436），命各地严督社学，不许废弛，其俊秀向学者，许补生员。成化元年（1465），又令民间弟子愿入社学者听，其贫乏不愿者勿强求。可见，社学作为初级地方学校，直接关系到人的素质教育，更关系到府学和县学生源的输送。为此，《学记碑》中发出“小学之教，诚不得而阙也明矣”之感慨。乡学，明初按县属四隅划分，每一隅各有设置，后皆湮没。义学，也称义塾，官办和民办均有，但以民办居多。义学招生对象多为贫寒子弟，免费上学。

然而，社学又不同于府学和县学，因为数量大、分布广，缺乏硬性考核指标，故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取决于地方官吏的重视程度。若地方官吏重视，则社学兴盛；反之，则社学就会荒废。《学记碑》称：“有司概为末务，率旷而弗举。间举焉，句读为业。”正是明代社学状况的真实写照。

按照明代“社必有学”的制度，绍兴府城内及所属各县，先后设立社学。据清康熙《绍兴府志》载，明代绍兴府城内有社学三处：“一在如坻仓西，明嘉靖四年，知府南大吉即仓之隙地为之。其后，知府洪珠创古小学于舍子桥下，乃更其地为射圃，后改为察院。一在谢公桥南，亦洪所建，即越王庙故址。一在西光相坊，越王庙西。”[2]萧山县有社学一处：“在凤堰市，旧申明亭址。明嘉靖中，知县林策建。”[3]诸暨县有社学一处：“在南门内，旧紫阳祠址。今废。”[4]余姚县有社学一处：“久废，不得其址。”[5]上虞县有社学一处：“在县前西偏，旧为惠民药局。明弘治中，邑人韩日诚请佃之。嘉靖三年，知县杨绍芳谕令还官，其族监生沇淞等仍不受价，遂建社学。十四年，火，重建，乃扁曰：‘古小学’。”[6]嵊县有社学一处：“明崇祯十一年，知县刘永祚建小学于城隍庙西，以祀朱文公。尝择布衣为师，重其训诲。”[7]新昌县有社学一处：明“成化十年，知府戴琥令庠生张琰为师，选民生俞镳等集石佛寺训诲，提调官每月考督。嗣后或举或止”。[8]如上所述，绍兴城内至少有两处社学（古小学）为知府洪珠主持兴建。而据《学记碑》，古小学“举官为费，惟恐劳及于民”，说明这是一所官办学校。笔者曾以清乾隆《绍兴府志》为据，对洪珠在任的嘉靖七年（1528）至嘉靖十二年（1533）科考，绍兴录取人数进行统计，共有进士27人、举人104人、贡生8人，[9]足见当年绍兴学风之兴盛。故《学记碑》赞曰：“绍兴为古会稽郡，以文献甲东南，登高科称贤宰辅者，相望今昔。近日，童丱之俊，动以千计，可谓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