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一 研究缘起

2010年秋季学期，笔者正在读博士三年级，因参与导师课题研究需要，来到西部某国家级贫困县，第一次接触到了数量众多的农村留守儿童，其生活与学习的不良状态，深深触动了笔者的心灵，更引发了笔者对农村留守儿童未来发展的现实关注。在现有整体环境之下，学习仍是改变农村留守儿童人生发展走向的重要路径，学习更是其社会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由此产生了以此为切入点展开研究与实践的想法。从2010年至今，因社会发展与技术日益的更新作用，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与媒体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更加强化了笔者从媒体技术发展视角关注这一专题的持续研究热情。

（一）发人深省的农村留守儿童事件与国家社会的关注

近几年来，由于留守儿童前期数量性积累致使的留守儿童诸多问题渐渐凸显。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一家兄妹4人集体服毒自尽的事件引起了国家及社会对这一特殊群体的深度关注，李克强总理为此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各地加强督促，把工作做实、做细，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对不作为、假落实的情况要严厉整改问责，悲剧不能一再发生。在应该无忧无虑地接受教育的年纪，大量的留守儿童无法通过家庭及社会获得正确的教育引导，儿童没有掌握控制不良情绪以及正确处理矛盾的方法，致使恶性后果产生。2015年湖南省衡阳县界牌镇12岁少女毒杀唯一童年玩伴，正是因为众多在成人眼中无所谓的小事得不到及时的疏导而使她走上极端；2016年，安徽省望江县9岁留守儿童因母亲无法回家陪伴他而选择自缢，用付出生命如此沉重的代价让更多人警醒。留守儿童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满足，更需要心灵的呵护、亲人的陪伴等精神方面的关心，情感世界的匮乏导致的后果发人深省；2017年，云南省镇雄县15岁少年因长期缺乏与家人的适当沟通，产生了服药自杀的极端行为，由此引发强烈的社会舆论，公众在深表遗憾的同时更加认识到注重情感关怀的重要性，从而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频发，自杀、辍学、犯罪等问题较为突出。2010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调查表明，留守儿童不仅在抑郁焦虑水平上高于非留守儿童，而且有留守经历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应对方式与其儿时的心理健康指标有显著的负相关。同时，在《议程设置下的留守儿童媒介形象再现》一文中，陈童提出留守儿童由于缺乏来自父母的有效社会支持来源，容易产生无助感和失落感，自尊水平相对较低[1]。审计署2013年公布的《1185个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显示，在重点核实调查涉及的1185所农村中小学中，由于就学距离远和家庭教育支出负担重的原因，辍学人数剧增[2]。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统计，至2013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率占其70%。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5年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研究报告》中指出，留守儿童受到意外伤害的概率相对更高，心理问题相对更多。陈刚采用工具变量方法研究显示，人口流动使迁出地的青少年犯罪率增高，人口迁出率每增加1%，迁出地青少年犯罪数将增加8.6个百分点左右，青少年犯罪率将增长7.8个百分点左右[3]。而通过回归分析得到影响青少年犯罪差异的一大因素为人口迁出率。人口迁出率对青少年犯罪数差异的贡献率达13.93%，对青少年犯罪率差异的贡献率为9.52%。

1901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提出社会控制理论，他认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犯罪的潜在性，如果不进行社会控制，任何人都有可能实施犯罪。《少年犯罪的原因》一书中指出：“人之所以不犯罪，是由于外在环境的教养、陶冶和控制的结果。在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中，人和社会建立起强度大小不同的社会联结，以防止一个人去犯罪。”[4]由此作者将人为什么不犯罪的原因归结于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结。在《社会控制理论视野下的青少年犯罪预防研究》中，张青瑞指出，如果社会联结是正常的，那么人就会远离是非；如果社会联结是缺位的，那么人会容易犯罪。留守儿童表现出的这些不良习性能反映出他们的社会化成熟度不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化的重要程度不可忽视。儿童时期的社会化对他们以后能否健康成长、能否与他人正常交往等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影响到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与稳定。[5]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生存现状、教育现状、成长问题等，国家层面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促使上述问题解决和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农村留守儿童。《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0—2020年）》中谈到，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儿童的发展和权利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如城乡儿童的发展仍存在差距，贫困儿童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务工人员更换工作场所导致其子女的户籍、生活、教育等问题还未得到好的处理。《纲要》同时提出要健全农村留守儿童服务机制，不仅要加强对留守儿童心理情感疏导，还应该提高其家长的监护意识。[6]2012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中同样指出现有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还存在明显差距，要着力提升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办学水平，提出要建立健全农村留守义务教育学生关爱服务体系，构建关爱网络，创新关爱模式，统筹协调留守学生教育管理工作。[7]《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年）》中通过大量科学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状况，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存在着突出问题，如遭受意外伤害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儿童；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弱；情感支持欠缺，经常感到烦躁、孤独、闷闷不乐，无缘无故发脾气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儿童，同时也提出了众多建设性意见。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1726.29万。[8]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决定了农村留守儿童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这一客观现实也催生了“农村留守儿童生存与发展”这一社会历史性议题，并得到国家及社会各界的持续特别性关照。

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将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成长发展的社会责任与保障机制的落实提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指出全社会需要共同关心农村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同样是国家的未来与希望，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工作，关系到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系到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9]不管是各地区，还是各有关部门都需要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工作中加大力度，采取有效措施，使农村留守儿童得到监护照料和关心爱护。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道：“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城乡困境儿童保障。”《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中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对重点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统筹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抓住时机，引导外出务工父母切实履行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监护责任和抚养义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颁布，明确将“保障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发展”作为新时期政府及教育工作的重点，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注与社会保障。[10]2018年两会期间数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针对留守儿童现状提出建议。[1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2018年《民政部关于开展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示范活动的通知》强调要充分总结推广未成年人社会保护、适度普惠型的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和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实践经验和有效做法，发挥典型引路、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新形势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再上新台阶。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中提及为促进教育公平，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应更好地保障农村义务教育儿童，特别是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童、残疾学生。2018年4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重庆贫困地区，他强调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要保障义务教育，扶贫必先扶智，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12]党和国家对农村留守儿童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彰显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解决的迫切性。

综合目前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分析，可见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一定程度上延滞了实现教育强国的发展历程，国家和社会等各方面力量都在不断推进儿童享受公平和高质量教育的进程。让留守儿童通过学习能形成独立正确的思想观点，完成知识体系的储备，养成必备的学习技能，加强适应社会环境的协作性能力，促进其学习社会化是实现个体发展，促进社会持续性进步的重要环节。

（二）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的重要性

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化过程，其行为才能构成连贯一致的人格。[13]一般而言，社会化是指个体在多元化的环境中，通过对知识技能、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学习和内化，逐渐适应社会并不断创造新文化的过程，[14]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学习社会文化，增加自己的社会性，逐渐由生物人变为社会人。就人的成长社会化而言，其幼年时期所发生的社会化过程，对儿童价值观念的形成、角色认知的构建、角色行为的外化等具有重要影响，而这些也正是儿童成长发展的关键。[15]中小学阶段同样也是形成良好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自我意识、探索能力、人际交往和为人处事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既是“黄金期”，也是“危险期”，因此保证及时并且正确地引导教育，才能使儿童更好地实现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可以适应其周围的社会环境，掌握运用社会规范并不断内化，处理他们生活、学习、人际交往中所遇问题和应对其周遭发生事件的技能，积极发挥自我价值，做好相应的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最终促进自身和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鉴于此，本书提出了学习社会化概念，用以表征个体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与其他人的接触与互动，逐渐在学习层面上表现出适应性的过程。即个体在不断内化学习方式、社会伦理、行为规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独具个体特色的学习风格，并发展自身的学习能力，最终表现出社会化学习行为。

学习社会化中的“学习”概念指的是广义上的学习，包括学习心理、学习行为、学习过程等要素，在研究中考察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社会化也要重点考虑与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相关的因素。人有很多社会化环境，包括家庭、学校、邻里、同辈群体、公共媒体、工作环境以及宗教等。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首要环境，家庭对儿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学校是儿童进入社会前最重要的受教育的场所，为儿童提供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过程；其他的社会化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它们交互作用，对儿童的性格、品质、价值观等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缺失了任意一部分，都容易让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产生一定缺陷，令儿童的全面发展变得困难重重。然而，农村留守儿童贫瘠的文化环境使其学习社会化的场所、形式、因素受到较大的限制。从其实际生活来看，在家庭环境中，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缺少监护人的监管教育，学习成绩往往会低于非留守儿童。和学新等人指出，由于在家里缺乏必要的教育、监管与关心，加之部分留守儿童自身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自律意识不强、学习动力不足很容易产生不遵守纪律、厌学、旷课甚至辍学等情况。其次，部分留守儿童也会因为时刻想念父母，影响其在课堂的注意力，听课效率也不佳[16]。在学校环境中，学校仍是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及学习社会化最主要、最关键的场所。魏昶提出良好的学校氛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效率，提升学业成绩。[17]在社会环境中，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又受多重外部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农村的留守儿童，其社会化过程更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需求，对其学习社会化生态的重建提出了迫切要求。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学术团队对2004—2015年间发表于CSSCI数据库的留守儿童相关论文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分析，运用知识图谱分析法揭示这期间国内留守儿童的研究热点和演进趋势，由知识图谱分析得知，家庭教育出现的频次是8次，中心性是0.02；学校教育出现的频次是7次，中心性为0.02。与学校教育呈现共现关系的关键词有教育措施、家庭教育。[18]其中学校教育与教育措施的连线最粗，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然而，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在统计中没有显示出显著的联系，说明构建家庭、学校及社会三位一体的和谐教育的紧迫性在该研究领域中还未引起重视。如何构建一个系统化、立体化的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网络是困扰留守儿童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

儿童阶段的社会化状况会直接影响到其后期的行为表现，儿童时期是个体社会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学习社会化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在家庭、学校、社会、大众媒介等多维环境下，通过与群体、社会的接触与互动，将社会规范纳入自身的学习过程中，从而使得自身学习过程和社会化过程相互促进，并逐渐适应社会的过程。学习社会化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化学习素养的社会成员，使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有效学习，积极发展，将学习文化信息不断融入自身能力结构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我的人格，以实现自身学习认知水平、学习策略、学习动机、学习心理等学习品质的积极发展，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由此可见，学习社会化是个体学习过程中的自我延续机制。

（三）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的价值

涂尔干首先在教育领域中，推论出“教育的社会性”，认为教育在于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19]这里的社会化是指形成“社会我”，包含个体在内的社群的思想、情感和习惯的体系。“社会我”的形成，是儿童通过学习社会化在知识文化水平、个性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来培养的。农村留守儿童在形成社会我的过程中，通过学校、家庭的教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社会规范，培养个性。其社群的思想，在学校这个集体中得到培养，由于家庭环境教育的缺失或不足，对于某些社会感情和习惯的培养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教育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系统的社会化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帕森斯的“功能期待一体观”认为，教育对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积极功能，在于教育必须履行这项功能。他认为，学校班级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它的社会化功能，另一方面在于它的选拔功能。对于社会化功能来说，学校班级能够培养儿童的人格特点和必备的社会生活技能，使得儿童能够胜任其角色。对于儿童的培养具体化就是培养儿童的义务感和儿童能力两个方面。义务感分为两个层面的内容，即履行广泛的社会价值的义务感与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特定角色的义务感。能力也含有两个层面，即承担个人角色所需技能或能力及同他人交往和相处的能力。[20]所谓选拔功能意味着，学校班级同时也是人力分配的机构。帕森斯指出学校的功能不能仅限于对于儿童社会化的培养，还应当具有选拔的功能，该功能能够与日益进步的社会和人们的期望达成一致。学校通过进行选拔的功能作用，对社会的角色进行相应的定位，对人员进行选择和分配，保障社会结构的稳定和社会发展进步。

家庭教育是除学校以外，影响儿童身心发展最重要的途径。有研究指出，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家庭环境中，儿童的学习成绩普遍不理想，其辍学率远远高于家庭条件较优的孩子。早期人们对这些现象作解释时，首先认为这些孩子的智力水平较低，其次认为他们缺乏父母的关爱。但后来发现，更多可能的解释是，尽管所有阶层的父母都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并为他们的孩子选择较好的学校，但是不同的家庭为他们的孩子营造的不同环境，将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他们孩子的智力发展和学习动机。有的父母忽视孩子的求知，而有的父母重视孩子每天的学习，这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学习环境。第一种环境对孩子的学习产生了对抗性，而第二种则营造了促进学习的环境。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受家庭环境特殊性的影响，环境为孩子学习所做的准备不足，农村留守儿童的学校表现通常也较差。

家庭环境是形成其留守化和产生诸多问题的源头。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外出，儿童和父母分离，得不到父母相应的家庭教育，从而造成了心理发展的逐渐异常，致使大多数的留守儿童对自己不自信，觉得自己与他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从而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及不安全感，惧怕参与社会活动，最后导致其孤僻、敏感多疑等不健康的人格。作为未成年人并且正处于学习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关键时期的农村留守儿童，正需要父母的关心和教育，但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务工，造成这些留守儿童只能由祖父母、亲戚监护，甚至是无人监护，使他们在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行的关键阶段，偏离了正常的心理发展轨道，产生了行为上的偏差和越轨现象。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应该接受良好的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但其监护人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无法对留守儿童进行正确的社会化引导和心理疏导。加之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大多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薄弱地区，其所能接触到的教育资源、社会资源较为贫瘠和落后，使得留守儿童在学习认知、学习策略、学习动机、学习心理等学习品质等方面与同时期经济发达地区的儿童存在巨大的差异。

现实情况下，在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中，很多监护人缺乏自我照顾能力，连自己都很难照顾好，甚至可能还需要留守儿童照顾他们的生活，监护人很难有效履行对留守儿童的监护责任。譬如，留守儿童放学回家后一般需要进行洗衣做饭、喂养牲畜等家务劳动，完成课外作业的时间被占用。而且他们每天要徒步几公里到学校上课，同样占用了大量的学习时间。周末也没有太多的社会活动能够参与，这些都不利于儿童个性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培养。一些留守儿童由于学习成绩不理想，学习动机不足，致使其对自身的学业状况存在冷漠的态度。这种状况在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通常比较普遍。而在同一时期的经济发达地区，与他们同龄的孩子，或坐着校车，或有父母接送，每天都由父母或者辅导教师帮助其完成作业。他们没有繁重家务劳动，无须担心生活问题，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学校可以参加各种活动，周末可以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参加志愿者服务等社会活动，从而使得他们更加开朗、活泼、善于与人沟通，与农村留守儿童形成鲜明的对比。

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的形成与提升有重要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很大欠缺，父母无法长时间对儿童进行家庭教育，从而使得儿童不能得到这个年龄阶段相应的社会化引导，缺乏对未来的规划，不利于农村留守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家庭教育影响儿童社会化，由于教育方面的欠缺，对于儿童的社会群体思想、社会感情、社会习惯等方面的培养，产生不利因素，进而使得儿童社会化进程发生转变。在家庭教育环境中，儿童会进行一部分的社会互动，可以培养儿童的独立人格，使其形成个性，促使儿童从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家庭教育是除学校以外，影响儿童身心发展最重要的途径。学校对农村留守儿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的教育活动。其组织结构类似于社会群体，在培养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观念和社群思想等方面，通过与老师群体、学生群体互动，树立自身行为规范，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定位其社会角色。由于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欠缺，学校对儿童社会化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农村留守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可以促使自我的不断完善。在社会环境中，儿童应当树立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意识，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具备相应的社会价值，农村留守儿童也不例外。在社会环境下，农村留守儿童与学校以外的社会群体接触相对于城镇儿童更少，除了家庭监护人，能参与的社会活动寥寥无几，因而对于个体学习社会化的自我延续显得微不足道。

可以说，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是实现教育强国，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不可跨越的障碍。通过引导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方式和进行新媒体干预机制的实践循环，能够开拓此类问题新的解决思路。通过课题的具体实施，为解决留守儿童融入社会，使留守儿童在心理上可以得到正确引导，促使其健康成长提供研究与实践借鉴。在学习上，对其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等方面进行正确的指导和激发。新媒体的介入，可让留守儿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打破空间束缚，真正实现教育公平，让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激发留守儿童对未来憧憬。在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引领下，可使留守儿童树立起正确的社会观念，培养社会生活所具备的素质，进行不断的社会化学习，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向外面的世界。

研究确定文化、个性发展、社会结构是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的可见因素。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具有以下价值。首先，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可促进儿童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素养的发展。从文化素养来看，留守儿童通过系统的学习过程，逐步培养起社会化学习的素养，使其能够在成长过程中进行有效的学习，提高知识文化水平，奠定儿童今后在社会生存中必备的生活技能和职业技能。儿童文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儿童在今后的社会中发展的水平，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能够使得儿童更加深刻地理解社会规范，使得儿童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都能积极向上地发展，从而对社会做出相应的贡献。其次，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可促进儿童个性发展。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学生之间良性的竞争，培养儿童积极向上的人格个性，培养儿童的竞争意识，从而适应社会竞争。留守儿童普遍表现出自卑、缺乏自信的特点，在学习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让儿童直面学习成绩中的得与失，使其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形成自信心，从而让其自身对人生有一定的规划，看到自己发展的无限可能，最终使得儿童全面发展，形成自我个性。这种个性是积极向上的个性，而不是消极孤僻的人格。最后，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可促进其社会结构角色转变。农村留守儿童通过学习社会化，习得社会角色的知识技能和情感认知，能够与他人形成良好的沟通、交流，积极主动地融入社会，从而参与到正常的社会流动中去，儿童的积极发展促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对社会的构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社会化，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公平发展的机会，保障留守儿童向“上”流动的发展诉求，也能使得社会发展更加和谐有序。

（四）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研究与实践乏力

农村留守儿童可能存在的心理和学习问题值得深思，然而我国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的研究大部分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缺乏可操作性比较强的研究。目前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问题的形成原因及影响因素研究

绝大多数研究将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问题作为其社会化研究中的一个子项进行研究，在剖析其存在问题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上亦是如此。依据原因分类，莫继雄将根本原因归结为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城乡结构的二元化，直接原因归结为农村留守儿童所在家庭结构的改变、亲子关系的缺失、家庭教育的缺失、学校教育的局限性。邓纯考[21]、范先佐[22]与程丹[23]认为留守儿童的主要社会化主体（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影响主体（政府、社区、学校、家庭）存在的观念、政策等方面的偏差是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王艳波等人从留守儿童的行为、学习、心理多方面原因深入分析，认为一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的独立能力有所提高，但生活散漫，学习两极分化严重，而且分化不均衡，大多数学生学习成绩平平。[24]而在心理上，姚云[25]、曾小芳[26]等则重点从监护主体相关观念、意识与行为的缺失层面进行了原因剖析。

2.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的主要对策研究

林宏建议要依靠政府部门使用行政和法制力量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管理，学校和社会的作用也很重要，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管理机制，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27]谢海燕等重点从政府、社会工作力量、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改进等层面提出了解决策略；[28]王秋香从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应有的责任义务角度进行了系统分析，多角度分析问题的主要解决途径，对构建促进农村留守儿童正常社会化的良好机制进行探究和构造；[29]陈旭以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提出了针对留守儿童心理及行为的社会支持系统干预模型，以期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社会化。[30]目前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促进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的对策机制。

3.媒体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的影响研究

郑素侠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深入调查提出构建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设想。[31]杨靖等从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培养层面入手，培养其适应社会发展能力。[32]王玲宁在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从认知心理学理论、儿童的电视认知模式出发，研究媒介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33]杨斌成从具体的电视媒体内容等层面，剖析了媒介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多重影响作用。[34]刘艳玲等[35]、杨靖[36]从具体的媒体内容、媒体形式、服务体系等层面探讨了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媒体运行机制。

我国的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研究主要是将其作为“留守儿童社会化”的一个子项进行研究，所提出对策多从农村社会本身和家长出发，以宏观政策与建议为主，而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特殊的环境限制，其中的媒体解决策略多偏重于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影响研究。

（五）媒体技术的变革与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

传统媒体信息以音频、信息、图形图像为主，传统媒体技术通过使用印刷技术、电声技术完成对文字信息、音视频的获取、传输、储存等。据唐华丽研究表明，每天观看电视两个小时以上的农村留守儿童有31.4%，把观看电视作为课余时间休闲活动的留守儿童占30.6%，电视媒体在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37]从杨靖的调研来看，“非常喜欢”和“喜欢”看电视的农村留守儿童达83.8%，观看电视成为留守儿童最钟爱的一项活动。电视为农村儿童消减信息鸿沟、接收信息资讯、塑造现代人格带来了便利和契机。[38]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人们的传播方式不断改变，人们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反馈信息的方式随技术的发展而变化。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促进传统的广播、电视、报刊媒体技术逐渐向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数字媒体技术出现，数字音频技术、数字视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成为当下媒体技术研究的热点。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的媒体形态日益多样，以互联网新媒体、手机新媒体、电视新媒体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媒体蓬勃发展。其中，互联网技术对人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互联网是媒体技术发展的新的里程碑，为大众媒介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技术。它已经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了信息的获取与传播方式，凸显了信息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带给人们更加便利的生活方式与优质的生活体验。互联网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方便有效，打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推进社会形态的发展与演变。同时，互联网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与新型的学习方式，为农村留守儿童开辟新的学习与生活空间，丰富儿童的生活，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成长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儿童在视听说一体化的教学指导下，全面提升自身的认知能力与理解能力，实现更好地发展。

媒体环境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环境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特殊社会和生活环境等的交互影响，在缺乏监护人关怀的情况下，留守儿童与媒体的接触更加密切，在课余时间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媒体上，通过媒体弥补情感上的缺失。媒体是其慰藉心灵的重要伙伴，是其接触外界的重要途径，对其学习成长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为农村留守儿童个体发展、生活改变、学业进步带来了机遇。媒体技术正在改变着农村留守儿童的文化环境，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社会化带来巨大的变革。农村留守儿童对大众媒介的接触行为与媒介素养影响着他们的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学习能力以及学习风格，进而影响其学习社会化。互联网建立起农村留守儿童与外界社会交往的桥梁，学校不再是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学习的唯一场所，封闭、单一的学习环境变得开阔、多元，在很大程度上，媒体扮演着农村留守儿童精神抚育者的角色。

班杜拉认为行为习得有两种不同的过程：一种是通过直接经验获得行为反应模式的过程，班杜拉把这种行为习得过程称为“通过反应的结果所进行的学习”，即我们所说的直接经验的学习；另一种是通过观察示范者的行为而习得行为的过程，班杜拉将它称为“通过示范所进行的学习”，即我们所说的间接经验的学习。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学习本质上说是受到增强与惩罚的影响，而改变了行为的发生概率。农村留守儿童接触大众媒介的过程属于观察学习，也就是模仿学习。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健康的大众媒介将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对榜样的学习行为，削弱对不良行为的学习，更好地引导留守儿童。[39]

农村留守儿童通过新媒体技术可以获取更加丰富优质的学习资源，充足的资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村地区信息相对匮乏的缺陷，极大程度地实现教育公平。同时，新媒体提供的交互功能帮助农村留守儿童接触社会、认识社会，提高留守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满足留守儿童被倾听与被理解的心理诉求。留守儿童与外界的交流能够降低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形成正确的学习与社会观念，使留守儿童更好地接受社会、适应社会，建立良好的社会化行为，满足留守儿童个性化的社会化需求。

由媒介系统依赖理论可以得知，一个人越依赖于通过使用媒介来满足需求，媒介在这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而媒介对这个人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媒介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的个人目标、环境以及对媒介内容的期待和获得这种内容的便利程度会使他们对媒介产生更多的期待。[40]

“议程设置”理论强调媒体虽然不能左右受众的思维，也不能改变受众的思维方式，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去左右受众的关注点、讨论点以及接收点。一方面，农村留守儿童可以通过媒体的引导树立远大理想，远离使他们产生消极情绪的信息；另一方面媒体对留守儿童生存状况以及儿童的形象报道，可以让公众更全面地构建农村留守儿童的形象。李晓敏等在《留守儿童成年以后情绪、行为、人际关系研究》中提出不仅要看到留守儿童坚强乐观、纯真可爱的一面，更要看到他们的无助自卑、尖锐偏激的一面。[41]

需要重视社会传媒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作用，传媒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留守儿童在接触大众媒介时尚未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对媒介信息缺乏深层次的理解和辨别时，可能由于得不到监护人及时有效的引导和监督，缺乏对媒体内容的选择辨别能力，很容易受不良媒介信息的影响，产生盲从心理。原有的价值观受到冲击，外面精彩的世界让他们产生向往和期待的心理，但现有的生活状态和政策等让他们暂时无力去改变现状，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虽然透过媒介获取到大量信息，但是更多的是“碎片式”的信息，影响儿童思维和创造力的发展。

黄会林等人通过调查发现，有82.88%的未成年人在收看电视时有相关的伴随行为，从而得出结论，电视媒体在未成年人的生活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电视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他们的“生活范式”，也就是说大众模仿电视内容生活存在一定可能性，未成年人成为这一事实的“率先模仿者”。[42]未成年人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发育阶段，还未形成成熟和稳定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其行为特征也处于不稳定的阶段。在观看过程中伴随的诸多行为，妨碍了儿童对事物的专注度和注意力，不利于其健康的心理及行为发育。因此需要重视留守儿童媒介素养教育，创建和谐良好的媒体氛围，正确引导留守儿童合理利用大众媒介，发展健康的心理和行为。

媒体素养是指人们认识和使用媒体以及媒体信息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帮助获取、阅读、理解、分析、综合、评价不同类型的媒体信息。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儿童的媒介接触能力与信息使用能力正逐渐成为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必备素质，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培养。[43]留守儿童受媒介影响的概率要略大于非留守儿童，在农村留守儿童与媒体接触的过程中要促进他们媒体素养的提升，从媒体世界中提取有利于他们成长发展的信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主体从单一的学龄群体研究逐步转向对普通受众媒介素养探讨，研究呈现多元化态势，但对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研究多是泛泛而谈，缺乏目的性与影响性。实践领域，留守儿童处在“三观”形成的关键期，其认知水平与媒介思辨能力尚未成形，学校、家庭媒介素养教育的缺失，使其难以抵制大众传媒消极因素的影响，严重制约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发展。[44]

基于此，本书的重点在于寻找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社会化的影响因素，以新媒体为切入点对留守儿童进行系统性干预，旨在让留守儿童拥有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生活学习素质和技能，适应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