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绝地天通”改革对于中国政教关系的重大影响
在中国从早期国家的酋邦时代向成熟国家进化的过程中，有一个事件影响巨大，这就是古书上记载的“绝地天通”。《尚书·吕刑》记载：“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由于《尚书》成书较早，其中有些文字古奥，意义不明。如谁是“皇帝”？是泛指的上帝还是五帝之首的黄帝？如果没有重、黎“绝地天通”，人将与神如何沟通？这些问题不仅今人难以理解，即使到了战国已经很成问题了。据《国语·楚语下》记载，楚昭王问他的大夫观射父，什么是绝地天通？他甚至天真地问：如果没有重、黎“使天地不通”，“民将能登天乎”？观射父回答说：“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绝地天通事件对于中国政教关系史，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政府控制了神权，剥夺了普通群众与神沟通的权力。观射父所说“九黎乱德”以后“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状态，倒是原始社会的常态。在人类没有进入阶级社会以前，巫师并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只要在精神上有“领神”的能力，就有可能成为巫师。这一点可以从当代宗教学者对萨满教的研究中得到充分的说明。[1]但是经过了“绝地天通”，由于特权阶层保护自身特殊利益的需要，部落的首领剥夺了人民通神的权力，实际也就剥夺了人民掌握神权、控制公共权力的能力，从而使自身逐渐凌驾于社会之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原始社会的“自然宗教”就逐渐变成了阶级社会的“人为宗教”。
第二，通过“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部落首领逐渐与巫师分离，巫、觋等职业巫师成了帝王的臣仆。在原始社会，作为社会唯一知识分子的巫师，实际控制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人类学家在对古老非洲、美洲的田野调查中，经常发现巫师转化为国王的先例。[2]但是通过绝地天通改革，政治职务与宗教职务分离，南正重、火正黎是颛顼帝的臣子，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分别主管宗教与政治事务。职业巫师的地位因此下降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记载的“暴巫”“焚巫”，就是对巫师魔法失灵的一种惩罚。这种古老的祈雨方法，源自原始社会，先民们依据一种简单的逻辑，既然巫师有通神的能力，是上帝的仆人，那么让他们在烈日下受折磨，就会引起上帝的怜悯，降下甘霖。在原始社会王经常就是巫，他们也会因祈雨失灵而受罚；但是到了文明史时代，主持“暴巫”仪式的是圣王，被“暴巫”仪式折磨的则是那些可怜的巫师了。如甲骨文中：“今日烄从雨。”（《续》4.18.1）“其烄高，又雨。”（《粹》657）“于甲烄凡——于癸烄凡。”（《鄴三》48.3）“烄”是一个象形文字，表现一个巫师在火上被焚烧，“高”“凡”则是巫师的名字。各种宗教活动的实际主持人是国王，而不是操作宗教仪式的巫师。巫师要对自己的宗教活动结果负责，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第三，通过“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政治权力凌驾于宗教文化之上，宗教必须服从政治。《礼记·祭义》说：“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礼记》一书出于战国末期儒家学者之手，当时社会战乱不止，儒家为了“救世”建立了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型，即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压迫、没有战争和犯罪的“大同”世界。传说中三代以上的三皇五帝之世，就是这种理想世界。理想世界的标准之一，就是王权不再独尊，受到社会贤达，包括宗教巫师的限制。这里所说巫师“抱龟南面”而立，“天子卷冕北面”而对，颠倒了现实世界的君臣关系，突出了原始社会巫师们的崇高地位。《礼记》的内容虽然有理想化的成分，包含了儒家“屈君以申天”的希望，但却是以原始社会的传说为依据的，说明当时宗教巫师尚有很大的权力。一旦帝王与巫师的关系变成了派遣与服从，王者事事“不敢专”的情况就不复存在了。《国语·鲁语》记载：“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从防风氏的名称看，他应当是一位风神，或者是一位与风有关的大巫师。根据《封由记》《述异记》《会稽记》等文献记载，防风氏在东南地区受到民众的普遍崇敬，防风庙在吴越地区广泛存在，可见他是东南地区的一位宗族领袖。但禹却可以借口他大会迟到而杀死他，可见政治权力的巨大。至此，宗教已经失去了对政治的制约能力，只能变成政治权力的臣仆。
第四，“绝地天通”不仅推动了宗教自身形态的变革，也有助于人类社会的进化。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在“绝地天通”以前，“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人人具有“通神”的权力，那么很多人就会把大量的时间放到对神灵祭祀上，即所谓的“蒸享无度”。这如同吸毒一样，就会把人的精神引导到一种虚幻的美妙境界，既虚度时光，又浪费了大量的劳动资源。不仅如此，频繁的祭祀活动还会导致大量物质财富的浪费，致使“民匮于祀”，人民生活匮乏。限制民众祭祀神灵的权利，无疑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在原始社会几百万年中，人类的进化是非常缓慢的，而进入文明社会五千年，人类则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通过“绝地天通”的形式实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将社会公共权力集中到少数贵族手中，其进步意义要远远大于社会公平损失的负面价值。
第五，通过“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原始宗教变成了人为宗教，从民众自发的文化，变成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观射父的笔下，“绝地天通”是一幅人神各安其位、宗教仪式规范、天降祥瑞保佑、百姓福乐安康的理想画卷。在其中，宗教专属成为造成这一片祥和景象的关键因素，他说：“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宗教的专属就会造成人民思想的统一，对统治者推崇的神灵精信不二，齐肃衷正，自然在政治上就会出现“上下比义”的情况，自觉地统一行动，这是进入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环境。《尚书·洪范》将治国纲领概括为九条，其中“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这个建“皇极”就是统一思想，没有统一的思想，就不能管理众多的人民。在当时的条件下，统一思想主要是统一宗教观念，“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中国能够在青铜时代进入文明社会，通过统一宗教观念是建立国家意识形态关键的步骤。这也许就是中国从都邑邦国进入早期国家的路径，在政教关系上表现出的特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