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方志运河文献研究
- 周广骞
- 7571字
- 2024-11-02 15:41:04
前言
山东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地区，南北最长400多公里，东西最宽700多公里，包括半岛和内陆两个部分。胶东半岛突出于渤海与黄海之中，与辽东半岛遥遥相对，而内陆部分自北向南依次与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接壤。山东是我国东部的重要省份，以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区位重要而著称。文献中称战国时齐国“冠带衣履天下”[1]，杜甫诗称“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2]，均为对古代山东经济繁荣的真实记述。山东文化灿烂，孔子、孟子等儒家大师创立的儒家学说不仅支配了封建时代的中国，而且对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唐代之后北方战乱频仍及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山东地区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逐渐进入平稳延续期。自元代建都大都起，明、清两朝先后定都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未再发生大的变化。山东作为畿南重地、京师藩篱，其政治地位亦随之大大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为保证京师粮食等重要物资的供应，元世祖忽必烈派遣官员，征调民夫，在山东境内先后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并修筑了一系列控制性水利工程，改变了山东运河的整体风貌，使山东成为京杭大运河流经的重要省份。明、清两代改变了元代河海兼运的漕运制度，基本停止了海运，转由京杭大运河将大约400万石粮食运至北京，以保证京师皇室、官员、军队及百姓之需。山东运河作为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河段，河情复杂，水源不足，河道海拔落差较大，且易受到黄河的侵扰，通航颇为不易，是运河维护与治理的重点地区。为保障山东运河的通航，国家在山东运河修治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在山东济宁设立总河、总漕等国家治河、保漕的高级管理机构，山东运河对于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伴随着京杭大运河的贯通，运河逐步成为我国南北货物流通及人员流动的重要通道，山东中西部运河沿线地区逐渐成为人口聚集区，同时吸引了山西、陕西、安徽等地的大量商人。山东运河沿线的梨、枣、棉花等农产品大量外运，江南等地区的丝绸、棉布、竹木等商品亦大量运至山东运河区域。伴随着沿运手工业、商业的快速发展，临清、济宁、聊城等沿运城市及张秋、七级、台儿庄等沿运城镇的商品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反过来又推动了这些城镇规模的扩大与人口的聚集，山东中西部运河区域的经济地位亦随之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政治地位的提升与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山东中西部文化的繁荣。山东沿运地域民风在继承原有儒家文化与耕织传统的同时，又浸染了较为浓厚的好奢华、重商业的运河色彩，山东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亦增加了妈祖、金龙四大王等外来元素，运河对山东沿运地域的影响逐步从经济与物质层面向思想与文化层面扩展，显示出运河对山东沿运地域影响的多面性与弥散性。
总体而言，纵贯山东的京杭大运河于元初成功开凿后，即在维系王朝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自明清以来，伴随着京杭运河逐步成为贯通南北的交通动脉，山东西部沿运地区逐步成为我国南北人员频繁流动、物资大量集中、文化碰撞融合的经济社会文化活跃区与繁荣区，运河深度融入山东社会，对山东沿运地域经济文化风貌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元代特别是明清以来山东区域社会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成为山东地域历史与社会研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我国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有的文献记述范围较广，其对山东古代历史、地理、经济、政治及文化等诸多方面，往往有较为详细记述。如顾炎武《肇域志》征引史料丰富浩瀚，“超过《寰宇通志》《明一统志》，南直隶、陕西、山东等省部分地区更多于《读史方舆纪要》，因而保存了大量明代及清初方志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3]。其记述聊城、临清风俗及东昌府之物产，即大量采录了《（万历）东昌府志》卷二“风俗”“物产”等目之记述，仅在所记内容繁简及文字表述上稍有差别。谢肇淛《五杂组》按类考录历代典实，参互搜讨，并加论断，“其语有根柢，书中精义，所在多有……书中议论纵横，卓然自立，识见迥出一般士大夫之上”[4]。此书卷五记述明代中后期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5]，保留了对明代山东运河经贸有价值的记述。此外，如《清史稿》之《食货志》载：“康熙三十四年，议定年需粟米三千六百余石。将山东漕粮粟米照数截留，以原船自天津运至新河口，拨天津红剥船五十艘，运至蓟州五里桥。船载百石，每百里给脚价一两三钱二分，所需之银，于过闸入仓脚价内拨给。”[6]亦保留了清初山东漕粮征收及运输的基础信息。
有的文献则侧重于对山东一省的记述。如王培荀《乡园忆旧录》记述山东及游宦山东名人的嘉言懿行、逸闻轶事，兼及地方掌故、名胜古迹、山川风物、自然资源诸方面。其卷三记述济宁“环城四五里皆种烟草”[7]，卷八记述聊城作为山东熏枣的主要加工集散中心，外运的熏枣“每包百斤，堆河岸如岭，粮船回空，售以实仓”[8]，即显示出清道光时期山东沿运商品生产及商业发展。再如陆燿《山东运河备览》卷四记述明代工部主事张盛于成化七年（1471）主持建造金口坝，所筑石堰“东西长五十丈，下阔三丈六尺，上阔二丈八尺，自地平石计五层，高七尺；湫水石三处，视水消长，时其启闭”，又在“堰北复作分水二雁翅，以杀水势；堰南北跌水石直五尺，横四十丈，以固堰基”[9]，保存了山东运河重要工程金口坝的重要工程数据。由上可见，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保留了不少对于山东运河有价值的记述，是进行山东运河专题研究的重要基础。
在与山东有关的各类历史文献中，方志以存世数量巨大、记述范围明晰、涉及内容全面、历史价值较高而颇为突出。我国传统方志滥觞于先秦，发展于魏晋，提升于隋唐，定型于宋元，繁荣于明清，延续于民国，是我国特有的文献类别。概言之，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古今综合情况的志书……是一方古今综览，也可以说是一个地方的百科全书”[10]，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风貌。山东是方志纂修大省，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山东存世方志541种，居全国第三位。这些方志除元代于钦所撰《齐乘》外，均纂修于明、清及民国时期。需要指出的是，山东运河自明代以来进入漕运繁荣期。自明初陈瑄、宋礼重新疏浚运河后，“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11]，运河在南北漕粮等物资运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山东方志自明代以来亦进入纂修兴盛期。山东运河与地方之利弊息息相关，修治运河得法则可为民利，反之则可为民害。地方官员及士绅对运河的高度关注，决定了山东沿运地域纂修方志时，往往对流经境内的运河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保存了大量与运河有关的基础文献资料。如王宝田在《重修峄县志序》中称：“漕渠之病峄久矣，一不治则运阻，运阻则民扰，至水与民争地，而全境受其困。然为害固多，为利亦不少。得其人以理之，则镃货流通，水性得而民财可殖。作《续漕渠考》第十三。”[12]即将对运河的记述与当地民生密切结合起来。此外，山东运河流经之府州县在运河治理方面负有重要职责，如济宁为明、清两代运河管理机构所在地，其方志中即保留了对山东运河高级管理机构的记述。《（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首《例言》称：“明《志》职官，首河院、河道，次工部分司，次运河同知……前志分河员为题名，今统为职官志，博采各碑刻，补若干人，按时代改为表五，间有前志未详、任事时代及名氏脱误者，并考正补书分系之。州乘，纪州事也，是以历代先守牧；河帅，特简之大臣也，是以国朝先总河，宦迹亦如之。河员内新增拣发京员，即昔年水部分司之遗制，与向驻济州之巡漕察院合为表一。各闸官专司启闭，漕运攸关，前志所略，今以近年可考者并附载焉。”[13]保留了对当地官员的基本记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山东运河所经地域纂修的方志，往往对与运河有关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记述。如《（乾隆）夏津县志》为纲目体，凡分疆域志、建置志、学校志、食货志、典礼志、官守志、选举志、人物志、杂志、艺文志十纲，其中大部分类目中均涉及境内运河的不同方面。如其卷一“疆域志”之“河道”目记述包括运河在内的境内河道，“巡幸”目记述康熙南巡时经过包括夏津段在内山东运河的情形。其卷二“建置志”之“铺舍”目记述境内沿运之浅铺[14],“武备”目记述临河防守。其卷三“食货志”之“起运”项下记述夏津县负担的临清仓改兑本色正耗米、运军行粮本色米、改折临清广济仓本色正耗米，“存留”项下记述夏津县负担的河道夫食银；“驿递”目记述夏津境内的渡口驿水驿。卷五“典礼志”之“秩祀”目记述大王庙，卷十“艺文志”全文移录了江濂《五龙王祠记》、方学成《渡口驿重修石佛寺碑记》、刘信烈《重建渡口驿水次仓厫碑记》、方学成《拟请申易名之典追祀河臣以嘉前功而著后效事议详》、吴师道《九月初旬临清下陵州舟中》、吴宽《渡口阻风》、王世贞《卫河》等诗文作品，涉及运河信仰、治河官员、运河设施、运河出行等诸多方面。再比如《（光绪）东平州志》，其卷首“天章记”记述乾隆帝《渡汶水》 《渡汶河》,“恩旨记”记述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咸丰五年（1855）蠲免包括东平州在内各地钱漕等款。其卷三“山川考”记述了东平州境内的安民山、会通河、积水湖，卷四“漕渠考”记述了东平州境内的运河、闸坝、济运泉源，并移录道光二年（1822）四月及五月山东巡抚所上之相关奏折。卷六“建置考”记述了东平州境内的闸官衙署。卷七“田赋考”记述了东平州负担漕粮、河道钱粮和河道夫食银及安山水驿，卷十“职官表”记述靳家口闸官、安山闸官、戴家庙闸官、安山驿驿丞等河工职官表，卷十七“艺文志”全文移录了常居敬《查理漕河疏》、岳濬《请停设安山湖水柜疏》、蒋作锦《砖坝说》、沈维基《新建龙王庙碑记》、皇甫冲《安山坐闸》、谢肇淛《舟滞安山》等诗文，涉及漕河治理、运河信仰及行经运河的经历与感受等诸多内容。由此可见，运河对山东沿运社会影响的多样性决定了沿运地域所纂方志中运河内容的丰富性。对方志中存录的大量运河文献进行梳理与研究，也就具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巨大的研究空间。
从现实角度来看，山东运河的丰富内涵和巨大价值，为山东方志运河文献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现实支撑。山东运河兼具活态运河与历史运河两种形态，是运河文化研究的富集区。与公路、铁路等运输方式相比，内河水运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轻、污染小等诸多优势，在降低运输成本、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济宁以南至台儿庄原本通航的京杭运河河段正在加快内河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运河航道提档升级，一大批航道、港口等重点工程取得重要进展，建设进入全面加速期。总投资95亿元的京杭大运河主航道“三改二”、湖西航道改造、梁济运河梁山至邓楼船闸段航道复航工程、微山一线船闸、韩庄复线船闸工程等7条航道和2座船闸建设全面提速，济宁市的京杭大运河长沟船闸、枣庄京杭大运河万年船闸等控制性工程已经完成升级改造。位于东平湖区内的京杭大运河泰安段航道工程，是《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确定的京杭运河山东段主航道。此项目已于2017年12月正式启动，设计标准为内河三级航道。目前，山东正在加快建设泰安港，着力将其打造成为京杭运河黄河以南段的北端起点港，形成以济宁港为核心，枣庄、菏泽、泰安港为辅助，其他一般港口为补充的京杭运河航运体系。泰安以北的山东运河河段因黄河穿运、卫河设闸等，导致水源匮乏，目前已经基本断航。由于不具备通航大型船只的条件，近年来未进行拓宽与改造，沿岸保存了大量运河闸坝设施，如阿城上下闸、七级上下闸等闸坝保存基本完整，地处汶河分水口的汶上南旺分水龙王庙遗迹尚存，建于运河西岸的聊城山陕会馆仍保存完好，以聊城、临清、德州等运河名城及沿岸运河古镇为代表的运河文化遗存丰富，具有对运河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的基础条件。总体来看，山东运河形态多样，资源类型丰富，文化遗存富集，部分河道尚具有较高的航运等经济效益，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深入开展山东方志运河文献研究，有利于认真落实党和国家对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系列重要论断。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并多次作出了明确论断和要求。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京杭大运河通州段河道治理工程时指出，“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同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批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站在传承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战略高度，饱含着对以大运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寄托了对大运河沿线地区创新发展的厚望，为建设好大运河文化带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刻领会中央关于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指示精神，加快推进中央和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各项工作，离不开对山东运河历史发展脉络的深刻把握和对山东运河文物、遗址、文化的深入解读。山东方志作为“一方之史”和地方百科全书，大多对境内的运河作了全方位的详细记述。深入解读山东方志运河文献，从中抽绎出符合中央要求、符合山东运河保护与利用规律的重要基础文献，可以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央精神，提供纵深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材料支撑。
深入开展山东方志运河文献研究，有利于深入探究大运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重大部署，为将中国大运河打造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文化品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充分显示出大运河独特的文化价值已经得到国内外的充分认可。中国大运河记录了中国历史文化写不尽的厚重、壮美和辉煌，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切实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有利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展现中华文明，增强中华自信，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山东是运河文化的富集区，山东运河文化根植于齐鲁文化，融合吸纳南北文化、中外文化，形成了诚信、仁义、包容、开放、多元的鲁风运河文化特质。山东方志存录了丰富的运河文化基础资料，其中运河河道及船闸、桥梁、堤坝、码头、渡口、水柜等古代水利工程展示了我国古代水利工程智慧和自然生态理念；山东运河物资流通与人员流动，推动了沿运城镇的发展与繁荣，展示了山东开放包容、大气务实、诚信进取的运河漕运与商业文化。通过对山东方志运河文化资料的整理与挖掘，可以更好地丰富山东传统文化内涵，促进儒、运文化融合交汇，推动齐鲁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注入新活力。
深入开展山东方志运河文献研究，有利于加快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顶层设计，从可操作的层面上加快研究大运河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融合与对接，才能抓好大运河资源的利用和转化，将保护与利用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从规划背景、总体要求、深入挖掘和丰富文化内涵等十个方面，明确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方向、目标和任务。这一《规划纲要》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着力推进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打造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靓丽名片，推动大运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大运河的生命力和影响力。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要求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对各类文物本体及环境实施严格保护和管控，合理保存传统文化生态，适度发展文化旅游、特色生态产业。我省按照中央要求，加快制定《大运河（山东段）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建设实施方案》，必将为我省科学保护运河文化遗产，合理开发利用运河文化资源，更好地实现文物保护、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进而实现山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在确定与京杭大运河及山东运河保护开发规划及方案对接点的基础上，对山东方志中存录的大量运河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充分利用山东方志运河文献中对运河沿线丰富的水利工程遗址遗产的记述，有助于加强对山东运河历史文化的基础研究，有利于切实加快山东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打造山东省经济文化繁荣和生态环境良好的高质量发展增长极，推动山东省更好地融入国家战略的更大平台，提升山东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
总之，山东方志中存录的丰富运河文献，既是京杭大运河这一伟大历史工程的翔实记录，也是研究山东运河开凿与使用、运河文化生成与传承、运河经济繁荣与衰败、运河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重要基础资料，在“存古”上有独特的价值。尤其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崭新时代，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大运河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努力挖掘方志运河文献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积极元素，在“存古”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更好地实现“鉴今”，对于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为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亦有巨大的现实意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独特的文化价值。
[1]（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3255页。
[2]（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第1163页。
[3]（清）顾炎武：《肇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标点本，第2页。
[4]（明）谢肇淛：《五杂组》卷首《出版说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标点本，第2页。
[6]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二二《食货三》，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3569—3570页。
[7]（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三，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
[9]（清）陆燿：《山东运河备览》卷四，清同治十年（1871）运河道库刻本。
[10]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1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五《河渠三》，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082页。
[12]（清）王振录、周凤鸣修，王宝田纂：《（光绪）峄县志》卷首，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