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对教育基本理论的思考虽然并未结束，但最为核心的思考应该表达出来了。本书所包含的“爱智统一”“教育思维”“教育情感”“教育智慧”等要素，无论从问题自身的性质还是从问题研究的风格上讲，均能折射出我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上的追求和个性。“爱智统一”的教育精神信念，是我于1997年提出的；“教育思维”研究的完成虽然在2005年，但其提出却在1994年；“教育情感”的思考正式发表于2001年，但其萌芽也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教育智慧”的最早论述则在2004年出版的《教育者的哲学》一书中。这里交代的并不是一个老学究的流水账，而是自己长期关注教育内在精神内涵的一个岁月明证。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看似熟悉的概念在教育理论中并没有获得应有的一席之地，而是更多地出现在人们关于教育生活的议论和评论中。但理性的直觉告诉我，这些未入教育学堂奥的概念很可能是未来更贴近教育者心灵生活的教育学之优质材料，这大概也是我始终未能放弃此类概念界定、范畴建立和体系营构的潜在原因。从1997年发表《初论爱和智在教育中的统一》一文至今的27年间，“爱智统一”的教育信念并没有像一般的学术观点一样随岁月的流逝而淡出意识，相反，它越来越成为我思考许多教育问题时灵魂一样的前提。尤其是2006年发表了《论教育性——关于“教育是什么”的新探索》一文，顺理成章地完成了“爱智统一”信念的本体论证明。随后的2008年，我发表了《爱智统一的教育原理》一文，客观上使一个原本具有直觉色彩的教育信念逐渐成为具有理性基础和逻辑理路的教育学理。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在此基础上仓促进行写作意义上的扩张，而是迷信一般地等待不吐不快的时机。直至十年后的2018年，我才有信心面对这一始终引领我的教育信念，并下决心从人类教育之思的分析出发，一步步走近“统一了爱和智的教育”和“在教育中统一后的爱和智”。历时一年，最终完成了在我看来足以反映自己教育哲学的这本书。不用说，当真正完成了这个过程之后，喜悦与自在的心情是自然的，当然也不排除对这本书未来命运的担忧。这种担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己未来关于教育的新认识也许会让我对今天的自信而感到羞愧；另一方面则是拒斥形而上学和热衷技术理性的教育研究风潮很可能会使这样的理论作品默默无闻。不过，我也意识到这样的担忧实际上纯属多余，因为环境的积极变化就隐藏在有识之士的变革实践中。即便是充满了思辨的文本，如果真的蕴含了符合教育本性和时代需要的观念，它或迟或早总会派上用场。何况我一贯认为作品一旦经过了“社会化之筛”走向公共空间便与自己基本没有了关系呢？本书名为《爱智统一：“好教育”的精神法则》，注定了“爱智统一”和“好教育”在我写作中的相互交织。不大熟悉我以往研究的朋友，兴许会不适应本书的体系建构，那就不妨直接走进文本做片段的阅读，我相信朋友们在阅读中必然会理解其中的思想内涵和论述逻辑。离开本书的说明，我很欣慰“爱智统一”的教育信念不仅在一定范围内成为我个人教育思想的一个符号，而且也受到一些实践工作者的青睐。据我所知，浙江省宁波市的闻裕顺幼儿园、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小学和上海的某所小学，均在他们的学校教育实践中融入了这一理念；而我身边的山西大学附属小学和太原市恒大小学，也把“爱智统一”的教育信念分别融入他们的“明理教育”和“情智教育”特色学校建设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好教育”与“爱智统一”的有机联系。在教育不断追求文明化和专业化的今天，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之间的时空间隔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缩小，这在“爱智统一”这一教育信念存在状态上已经得到了验证。其中的根由应是教育理论世界和教育生活世界虽然旨趣不同，但在追求“好教育”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异议。最后，我要感谢同事孙杰教授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各种帮助，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鸣迪老师的敬业与专业。我自己也曾经做过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深知其中的付出非局外人士可以尽知和理解。

刘庆昌 谨识于山西大学

2020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