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拜伦式不幸

今天这个时代与历史上许多时期一样，人们普遍认为，我们中的有识之士已经看透了过去时代的种种狂热，认识到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追求。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幸福，但他为自己的痛苦而骄傲，他认为痛苦是世界的本质，是明达之士的唯一理性的态度。那些单纯的人因此怀疑这种痛苦的真实性，觉得以苦为乐其实算不上痛苦。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的确，那些痛苦的人会得到一些优越感和洞察力，但不足以弥补他丧失的简单的快乐。我不认为痛苦有什么优越性。聪明人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情取乐，当他发现思考宇宙的痛苦超过一定程度，他就会转而考虑其他问题。这就是我想在本章证明的观点。我想告诉读者，无论如何，理性都不会妨碍幸福。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想说明，那些把痛苦归咎于宇宙观的人本末倒置了：事实上，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痛苦，反过来这种痛苦会促使他思考他生活的世界里有哪些不如意。

对现代美国人而言，我想讨论的观点已经由约瑟夫·伍德·克鲁奇[6]先生在《现代性情》一书中提出；对我们的祖辈而言，这一观点出自拜伦；从整个历史来看，《传道书》[7]的作者写下了这一观点。克鲁奇写道：“人生注定要失败，自然宇宙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但尽管如此，生而为人我们并不遗憾。与其像动物一样活，不如像人一样死。”拜伦说：

世间哪有一种欢乐能与它拿去的相比，

呵，那冥想的晨光已随着感情的枯凋萎靡。[8]

《传道书》中写道：

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4:2）

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4:3）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尽管他们一生尽享欢愉。克鲁奇生活在纽约知识界的最上层。拜伦曾泅渡赫勒斯滂[9]，有过数不清的风流韵事。《传道书》的作者追求各种各样的快乐：他品尝美酒，享受音乐，“凡此种种”；他修建池塘，蓄养仆婢及其后代。尽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仍然拥有智慧。不过，他把一切视为虚空，就连智慧也是虚空：

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道这也是捕风。（1:17）

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1:18）

他似乎不喜欢自己的智慧，想摆脱却徒劳无功：

我心里说，来吧，我要试一试享乐，好享美福！谁知，这也是虚空。（2:1）

但他的智慧不离不弃：

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遭遇的，我也必遭遇。既是这样，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2:15）

所以我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2:17）

现代人不读古书，这是文人的运气，否则人们会认为新出的书毫无价值。如果我们能证明《传道书》的教义并不是智者的唯一选择，那么我们也无须为后人反复表达同一情绪而烦恼。关于这种争论，我们必须区分情绪和情绪的智性表达。争论情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情绪可以被一些幸运事件改变，也可以随身体状况而变化，但不会因争论而改变。我经常感觉一切都是虚空，这种感觉并非源自某种哲学，而是由于行动的匮乏。如果你的孩子生病，你可能会难过，但不会觉得一切都是虚空——无论人生是否存在终极价值，你都会觉得让孩子恢复健康才是当务之急。富人也许经常觉得一切都是虚空，但如果他突然一文不值，绝不会认为下一顿饭是虚空。感觉虚空，是因为自然需求太容易满足。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这种动物已经适应了一定程度的生存斗争，但智人凭借大量财富轻易地满足了所有幻想，努力的缺失消除了获得幸福的一个基本要素。一个人轻易地获得了他只是有点想要的东西，就会认为，即使满足了欲望也不会快乐。如果他具有哲学家的气质，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生的本质是不幸，即使实现了所有欲望仍然不开心。但他忘记了，得不到某些想要的东西，正是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

《传道书》中充斥着情绪，但也有智性的观点：

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1:7）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1:9）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1:11）

我恨恶一切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所得的都必

留给我以后的人。（2:18）

如果有人尝试以现代哲学家的风格提出这些观点，他会写出这样的句子：人劳作不息，物质运动不止，万物都在变化之中，尽管新事物永远与旧事物相同。一个人死了，他的劳动成果由后嗣继承；江河流入大海，但水不会永远停留。人和万物就这样经历生死循环，没有止境、没有目的、没有发展、没有永恒的成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江河有智慧，它一定会停在原地；如果所罗门王有智慧，他就不会栽种果树让儿子享受果实。

可是，如果用另一种情绪看，一切就完全不同。日光之下无新事吗？那么怎样解释摩天大楼、飞机和政客的广播演讲呢？所罗门王[10]知道这些吗？当示巴女王[11]从他的领地返回后，如果所罗门王从无线电听到示巴女王对臣民的训示，他是否能在无用的树木和池塘之间获得慰藉呢？如果他有一个剪报局，每天向他报告报纸如何评价他美丽的建筑、舒适的后宫以及狼狈的论敌，他还会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吗？也许这些事情并不能完全治愈他的悲观情绪，但一定能赋予他新的表达方式。其实，克鲁奇先生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抱怨是，日光之下新事太多。如果有无新事都会带来同样的烦恼，那这两者似乎都不是绝望的真正原因。仍以《传道书》的事实为例：“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往何处流，仍再流往何处。”如果悲观主义以此为依据，就会假定旅行是不愉快的。人们夏天去避暑胜地，然后又回到出发的地方，但这并不能证明夏天避暑是徒劳的。如果水有感情，它可能会像雪莱诗中的云一样享受冒险的循环。至于把遗产留给后嗣的痛苦，也许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从后嗣的角度来说，显然没有那么悲惨。万事万物都会消失，这一事实本身无法佐证悲观主义。当下的事物如果被更糟糕的取代，这的确可以作为悲观的依据。但如果被更美好的事物取代，那将是乐观的理由。如果像所罗门王主张的那样，当下的事物被同样的事物取代，我们该怎样想呢？这会使整个过程变得毫无意义吗？绝对不会！除非循环的不同时期都令人痛苦。寄望于未来，认为当下的全部意义在于未来，这是一种有害的习惯。如果部分没有价值，那么整体也没有价值。不能用传奇剧类比人生。在传奇剧中，男、女主角经历了不可思议的灾祸，但他们最终得到了幸福。我过我的日子；我儿子继承了我，也过他的日子；他儿子也继承了他。凡此种种，有何悲剧可言？相反，如果我永远活着，生活就一定会变得乏味。因为生命是有限的，生活才永远有趣。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12]

这种对死亡的从容与对死亡的愤怒是一样理性的。因此，如果情绪取决于理性，那么我们既有理由欢愉，也有理由绝望，两者同样充分。

《传道书》是悲剧的，《现代性情》是感伤的。克鲁奇先生之所以哀伤，是因为中世纪的确定性已经消亡，而近代的某些确定性也已经崩溃。他说：“今天这个不幸的时代，被来自阴间的孤魂野鬼缠绕，它的困境就像是一个青少年的困境：一旦离开了童年时期的神话故事，就没有什么东西指引他迈向前方。”这种表述完全适用于某些知识分子：他受过文学教育，却对现代世界一无所知；他从小被教育要把信仰建立在感情之上，但无法摆脱对安全和保护的幼稚欲望，这种欲望是科学无法满足的。克鲁奇先生和大多数文人一样，坚持这样一种观点：科学没能实现它的承诺。当然，他并没有说这种承诺是什么，但他似乎认为60年前达尔文、赫胥黎[13]等人对科学的期待至今没有兑现。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觉，是被某些作家和神职人员所误导——他们担心自己的专长被轻视。目前，世界上有许多悲观主义者。当许多人收入减少时，悲观主义者就会大量出现。克鲁奇先生是美国人——美国人的收入在战后总体有所增长，但整个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饱受煎熬，因为战争给每个人带来不稳定感。这些社会因素对时代情绪的影响，远大于有关世界本质的理论。13世纪是最令人绝望的时代，但除了皇帝和几位显赫的意大利贵族，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笃信克鲁奇先生为之惋惜的信仰。因此，罗吉尔·培根[14]说：“我们这个时代的罪孽远远超过以前任何时代。罪孽与智慧水火不容。让我们审视世间的一切，我们将发现无以复加的堕落，尤其是上层……纵欲使整个宫廷蒙羞，暴食主宰了一切……上层况且如此，下层又该如何？看看那些主教，他们一心追逐金钱，忽视了对灵魂的疗愈……想想那些宗教团体，他们全都堕落了，一个也没有例外。新的（修道士）团体也已经极大地丧失了初期的尊严。整个教会都变得傲慢、纵欲和贪婪，无论在巴黎还是牛津，神职人员相互斗争、咒骂，如此种种，令世俗之人愤慨不已。只要能满足淫欲，就没有人顾忌自己的行为，也没有人在乎自己的手段。”谈到古代的异教圣人，培根说：“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好得多，既过得体面，又可以蔑视世俗的愉悦、财富和荣耀。我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塞内卡、西塞罗、伊本·西那、法拉比、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人的著作中读到这些圣人[15]。正因如此，他们发现了智慧的奥秘，弄清了一切知识。”[16]罗吉尔·培根的观点代表了同时代所有作家的观点，他们都不喜欢自己的时代。我不相信这些悲观主义有任何形而上的原因，我认为悲观主义起源于战争、贫穷和暴力。

克鲁奇先生书中最感伤的一章的主题是爱情。维多利亚时代[17]的人们似乎很看重爱情，但我们这些复杂的现代人已经看透了它。“对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怀疑主义者来说，爱情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他们已经不信仰上帝。但面对爱情的时候，即使最冷静的人也会暂时陷入神秘。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着某种东西，内心的崇敬被唤起，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比拟的；他们甚至在内心深处感受到某种无条件的忠诚。对他们来说，爱情就像上帝一样要求牺牲，但也像上帝一样回报信徒，赐予所有生命现象未知的意义。我们比他们更习惯没有上帝的世界，但还未习惯没有爱情的世界。除非习惯没有爱情，否则我们无法理解无神论的真正含义。”奇怪的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和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大相径庭。我年轻时就很熟悉的两位老妇人可以代表那个时期的某种典型特征。一位是清教徒，她悲叹爱情诗太多，认为爱情是无趣的话题。另一位是伏尔泰的信徒，她评论说：“没有人能反驳我。我总说违反第七戒的罪过比不上违反第六戒[18]，因为奸淫至少要得到对方同意。”这两种观点都不像克鲁奇先生描述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他的思想显然出自某些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作家。我认为最好的例子是罗伯特·勃朗宁[19]。但我坚信他的爱情观有些迂腐。

感谢上帝，他的最卑微的人生

也有两面的灵魂，一面对着世人，

一面给他所爱的女人看。[20]

这种说法想当然地认为，好斗是面对世界可采取的唯一态度。为什么呢？勃朗宁会说，世界是残酷的。而我们会说，世界不会如你希望的那样接纳你。一对夫妻可能会相互钦慕，就像勃朗宁夫妇一样。不管你的工作是否值得称赞，身边的人都肯定会称赞它，这是令人愉悦的。当勃朗宁痛斥菲茨杰拉德胆敢不赞美《奥萝拉·莉》时[21]，一定会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大丈夫。夫妻之间没有批评，我不认为这值得钦佩。那是出于害怕，也是希望逃避严厉公允的指责。许多垂老的单身汉在自家的火炉旁也能获得同样的满足。按照克鲁奇先生的标准，我在维多利亚时代生活了太久，以至无法做一个现代人。我决没有不相信爱情，但我相信的不再是维多利亚时代所信奉的爱情。我相信爱情是冒险的、是公开的，它使人向善、使人忘恶，从不假装圣洁。过去人们赞美圣洁的爱情，这是性禁忌的结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深信大多数性行为充满罪恶，所以不得不用一些夸张的形容词描述他们认可的性行为。当时的性饥渴比现在更严重，这无疑会促使人们夸大性行为的重要性，禁欲主义者一直这样做。现在这个时代有些混乱，旧标准已被抛弃，新标准尚未建立，这给人们造成各种各样的麻烦。由于潜意识里他们仍然信奉旧标准，所以这些麻烦就演化成绝望、悔恨和犬儒。我不认为这样的人很多，但他们掌握了这个时代的话语权。我相信，如果比较当今和维多利亚时代中等富裕的年轻人，我们会发现，相比于六十年前，今天的人们从爱情中获得了更多幸福，从爱情观中获得了更多真理。某些人之所以变得犬儒，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被旧标准主宰，也缺乏现代人用来约束自己的理性道德。解决之道不是嗟叹和怀旧，而是更勇敢地接受现代观点，把表面上埋葬的迷信彻底根除。

很难用简短的篇幅讲清楚人们为什么珍视爱情，但我仍然想试试。我们之所以珍视爱情，首先因为它是快乐的源泉——这虽然不是它最重要的价值，但对于其他一切有价值之事却是必不可少的。

爱情啊！他们对你误会至深

他们说你甜到苦，

可当你结满硕果

没有什么比你更香甜。

写这几句诗的无名作者并不是要寻找无神论的答案，也不是要揭示宇宙的奥秘。他不过是自得其乐。爱是快乐的源泉，缺爱是痛苦的源泉。我们珍视爱情，是因为它能增进所有最美妙的享受，比如陶醉于音乐中，在山顶上看日出，在圆月当空时观海。如果一个男人从来没有跟他爱的人享受过美好事物，他就不能充分领会这些事物的魔力。爱情能戳破自我的硬壳，因为这是一种生物协作，没有双方的感情，就不能实现对方的本能目标。在这世上，每个时期都有过提倡孤独的哲学，有的高尚，有的庸俗。斯多葛学派和早期基督徒相信，一个人可以单凭自己的意志达到人类生活的至善，绝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另一些学说则把权力当成生活的目标，或者纯粹追求个人享受。这些都是提倡孤独的哲学，认为每一个个体都能实现至善，而不用寄希望于或大或小的群体。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不但违背了道德伦理，还忽略了人性中更美好的部分。人类依赖协作，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一些本能器官，这些器官的确不太完美，但从中能孕育出人类协作所需要的友善。爱情是导致协作的最原始、最普遍的感情，一个人只要体验过爱情，就不会认为自身的至善与所爱之人的至善无关，也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哲学。在这一方面，父母之爱甚至更加强大，但最好的父母之爱是父母彼此相爱的结果。我不敢说终极的爱很常见，但我敢断言终极的爱蕴含着独一无二的价值，这种价值不受怀疑主义的影响，尽管得不到爱情的怀疑主义者会认为，是怀疑主义让他得不到爱。

真爱是不熄的火焰，

永远在心底燃烧，

不减、不灭、不凉，

永不回头。[22]

接下来我要谈谈克鲁奇先生对悲剧的见解。他认为，易卜生的《群鬼》比不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再强的表达能力，再好的语言天赋，也无法把易卜生变成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作品包含着对人类尊严的理解，对人类激情的重视，对人类生活的丰富想象。这样的素材，易卜生的作品中没有也不可能有，易卜生那个时代的人同样没有，同样不可能有。在莎士比亚和易卜生之间的几个世纪，上帝、人类和自然都莫名其妙地衰落了，不仅是因为现代艺术的现实主义教条让我们去寻找庸人，还因为这种平庸不知怎么地就找到了我们，强加到我们身上。这个过程导致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而这一理论使我们的愿景合理化。”毫无疑问，过去那种关于王子及其感伤的悲剧不适合当今的时代。当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描写普通人的感伤时，效果截然不同。原因并不是我们的人生观变了，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不再把某些人看成地球上最伟大的人。过去，只有他们有权拥有悲剧的激情，而其他人只配辛勤劳作，为少数人创造辉煌。莎士比亚说：

乞丐死了的时候，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君王的凋殒才会上感天象。[23]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即使不是人人持这样的信念，这种情绪至少也是普遍存在的，莎士比亚本人也深信不疑。因此，诗人辛纳之死是喜剧，而恺撒、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之死是悲剧[24]。个体死亡已经丧失了宇宙意义，因为我们变得民主，不仅是外在形式的民主，也是深入内心的民主。因此，当今的高雅悲剧必须关注社会本身，而不是关注个人。以恩斯特·托勒尔[25]的《群众与人》为例。我不认为这部作品比得上过去最好时代的最优秀作品，但它高贵、深刻、真实，关心英雄行为，经得起比较，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通过怜悯和恐惧洗涤读者”。这样的现代悲剧还很少，因为旧技术与旧传统必须抛弃，仅有的司空见惯的东西又无法替代。要创作悲剧，就必须感受悲剧。要感受悲剧，就必须了解他生活的世界。要了解他生活的世界，就不仅要用心灵，还要用血液和肌肉。克鲁奇先生在书中经常谈到绝望，他勇敢地接纳了这个荒凉的世界，人们为之感动不已。然而这种荒凉，是因为克鲁奇和大多数文人还没有学会感受旧情绪，因此无法回应新刺激。刺激是有的，只是不在文人圈子里。文人圈子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死气沉沉，如果人们想要获得悲剧和真正幸福所必需的严肃与深度，就必须与社会生活建立活跃的联系。对于那些才华横溢却庸庸碌碌的年轻人，我要说：“放弃写作，或者尽量别写。去融入这个世界，去做海盗、婆罗洲的王或者苏联的劳动者，去寻找一种生活方式，让你竭尽全力才能满足基本需求。”我不建议所有人这样做，我只建议那些患上克鲁奇先生诊断之病的人这样做。我相信，过上几年这样的生活，这位从前的知识分子会发现，他已经无法克制写作的冲动，也不再觉得自己的作品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