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仰韶文化

文化是文明的火种，星星之火一旦顺风而来，必定以燎原之势传播，成就文明大观。

从伏羲时代的裴李岗到黄帝时代的仰韶村，空间距离不过200公里，黄河流域的先贤们却跋涉了2000年。这2000年，是“农转非”的身份更迭，是文化到文明的核聚变，是村落向城市的化蛹成蝶，是中下游向上游的逆行与跃进，是黄河流域5000多个仰韶文化遗址的众声喧哗。

又是说来话长，仰韶文化的发现与命名，要追溯到一位瑞典考古学家。

他叫安特生，开始的时候只是采矿工程师，后来却无意中发掘出了文化的富矿，发现了构成古代黄河文明硬核的“仰韶文化”。

上世纪第二个十年，北洋政府向瑞典人安特生发去了聘书，聘请他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很快，安特生在工作中发现了一些矿化石。发现化石的地点就在黄河与秦岭余脉崤山之间的渑池县。

1920年12月，安特生的助手从乡下带回数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均购自一个地点——仰韶村。

仰韶村？这个名字有点潮，安特生决定一探究竟。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从渑池县城来到了位于崤山山脉山前台地上的一个古朴村落，向北仰望，可见属于崤山山脉的韶山逶迤而来，令人赏心悦目，这大概就是仰韶村名称的由来了。

突然，安特生在一个被流水冲刷的小阶地上发现了艳丽的陶片和斑驳露出的石器剖面。

经过几个月的试发掘与研究，安特生向中国当局报告了他的重要发现，希望能尽快进行正式发掘。

安特生的申请获得批准。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起在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在地下沉睡几千年的陶器得以重见天日，其中有一种陶以表面红色、表里磨光并带有彩绘为特征，他们称之为“彩陶”；按照以首次发现地命名的考古学原则，他们将这种“彩陶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陶器种类有钵、盆、碗、细颈壶、小口尖底瓶、罐与粗陶瓮等。其彩陶器造型优美，表面用红色或黑色画出精美的几何图案和动物形花纹，其中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与鸟纹等形象逼真生动。

不少出土的彩陶器堪为艺术珍品，如水鸟啄鱼纹船形壶、人面鱼纹彩陶盆、鱼蛙纹彩陶盆、鹳衔鱼纹彩陶缸等。陶塑艺术品也很精彩，有附饰在陶器上的各种动物塑像，如隼形饰、羊头器钮、鸟形盖把、人面头像、壁虎及鹰等，皆栩栩如生。

后来在西安半坡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钵口沿黑宽带纹上，还发现有各种刻画符号，类似某种原始文字的雏形。

除陶器外，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器物有石器、骨器等多种器物。石器有刀、斧、杵、镞及纺织用的石制纺轮。骨器有缝纫用的针。

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经过不同时代多次发掘，剖开面积共达近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平均约2米，最厚达4米。有4层文化层相叠压，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晚期及龙山文化早期、中期。遗址中发现了5000年前渍在器物上炭化的稻粒，它证明从裴李岗到仰韶村，黄河流域制陶技术和种植农业是一脉相承的。

仰韶文化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史也是世界考古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第一次将文物考古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与文献记载、民间传说的中华人文始祖炎黄时代相印证，证明早在5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走出深山老林，制陶种粟，祭祀祖先，集合众力，发明创造，有了社会分工、等序差别和邦国治理，有了初始的文字和信息传播，有了集约化生产与组织化生活，有了人与人、人与社群之间的相互救济……，文明就此产生。

对，正是他们，以黄河的名义引领一个民族跨入了绵延至今的文明。

从仰韶文化遗址和大量的遗物里，可以推测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

仰韶时期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乃至城邦；主要经济业态为原始农业和手工业，同时兼营畜牧、渔猎和采集；主要生产工具是磨制石器；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

各遗址多有石斧的发现，石斧是用来进行农业生产的一种工具。遗址多在河湖之滨以及山前台地，那里取用水便利，土地肥沃，便于生活与生产。1953年，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有力证明了农业的重要地位。在居室内和墓葬里分别发现了存放在陶罐和钵里的粟，足见粟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当时人们的生活甚至观念已经离不开种植农业和农作物。

畜牧业也是重要的生产部门，散布黄河流域的多处仰韶文化遗址中都有猪、马、牛的骨骼，其中猪骨最多。猪的大量驯养，说明安居对于仰韶时代的许多居民来说已经是安排得妥妥的。

仰韶文化遗址多发现有石镞、骨镞，说明当时普遍使用弓箭。弓箭的大量使用使黄河流域的狩猎和畜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黄河流域，反映人类意识形态水平的墓葬制度已经初步形成。半坡遗址有公共墓地，埋葬本氏族的死者。死者一般是仰身葬，带有殉葬物，主要是陶器等日常生活所用的器皿，也有些是装饰品以及粟米。还有一些死者是俯身葬，都没有带殉葬物。这显然是由截然不同的死者身份所决定的。在甘肃一些仰韶文化遗址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磨制的玉片和海贝，据推测，玉可能是从新疆来的，贝是从沿海地区来的，可以想见黄河流域上游的仰韶人与中亚、与沿海地区已经发生了交换关系。

由于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交换关系的日益发展和社会财富的逐步积累，氏族内部的分化一步步加深了。有了一定的社会分工和等序差别，产生了社群权威与社会动员。对内，原本胚胎状态的社会阶层、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进一步强化和升级；对外，部落之间的冲突和兼并频繁发生，出现了以盟誓和契约为纽带的部落联盟以及一个形式上的天下共主。

这时候迈向文明的一个关键角色出场了。

郑州西山古城距今5300—4800年，面积约34500平方米，城址呈不规则环形。在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之前，这是中原地区发现较早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城址，也是在黄河流域发现较早且规格较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这是一个预先经过规划设计的城池，不仅拥有用于防御的双重环壕，而且拥有交通主干道、中心广场和祭祀遗迹，彰显出当时的聚落形态、社会意识以及礼制的萌芽，对于研究黄河文明起源以及中国早期城市规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城不仅仅是人类社会聚落形态的简单升级，也不仅仅是一种大规模的永久性防御设施，而且是人类社会高度组织化的一个里程碑，是人类集约化生活和公共权力、社群权威的综合体，是人类迈向文明的重要标志。

随着部落、聚落的发生，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强制元素，即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来源于个体权利各种不同形式的出让，主动的或被迫的以及协商形成的。

部落、部落联盟、城市以及邦国意味着个体权利向公共权力的出让一步步增强。随着国家形成，人类聚落与共同体发生了质的变化，公共权力的聚集性、强度和攻击性发展到顶峰。

随着权力的发生，出现了原始的管理体系和治理体系，最终导致了农耕文明和农业国家或称礼乐之邦的出现。

史书记载，5000多年前的炎黄时代我国已有了城邑。如《汉书·食货志》记录晁错的话，“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氾胜之书》：“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理以守也。”《路史·后纪》：“（炎帝）乃课工定地，为之城池而守之。”《史记·封禅书》：“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黄帝内传》：“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又引《轩辕本纪》：“乃造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

郑州西山古城遗址北濒黄河，南距古有熊国黄帝故里70多公里，在对遗址进一步进行地理考察、科学考察并对照分析古籍相关内容之后，一些考古学家坚信：造此城者，非黄帝莫属。

当然，与典籍传说中的“黄帝造五城”的浩大规模相比，所有的发现也只是掀开了历史帷幕的一角。

经过文物考古部门连续多年考古发掘与深入研究，2020年5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位于中国地理中心最早城市群核心位置“洛汭”的河洛镇，发现了距今5300年前后、相当于数十倍西山古城面积的巨型聚落遗存——双槐树仰韶文化遗址。其规模宏大的高等级建筑群，严谨有序的聚落布局，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念、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元素，被夏商周三代王朝一路沿袭，发扬光大。由于该遗址位于黄河南岸伊洛河汇流黄河的台地上，与传说轩辕黄帝修坛沉璧、祈祷河神的地望一致，因此有专家认为这是黄帝的又一处都邑，并建议将其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经过了精心选址和缜密规划，之前陆续发掘出的大致同期的青台、点军台、伏羲台、秦王寨、大河村、汪沟、西山和洛阳的苏羊、土门、妯娌等多个仰韶文化遗址密布四周，呈拱卫之势。古城遗址内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祀台周边的大型墓葬，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遗物。

在三重环壕的围绕下，遗址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发现具有紧急疏散功能的对外通道。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在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条，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大型中心居址区位于内环壕的北部正中。在居址南部修建有两道围墙，主体长370多米，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

除了三重环壕，大型夯土基址也引人注目，这处基址面积巨大，多次建设使用。第一层建筑基址面积至少是目前国内同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单座建筑基址。位于第三层的面阔十五开间的大型建筑则已初步具备了大型宫殿建筑的特征，这些发现也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早期关键资料。

除了三重环壕与夯土基址等显示出的建筑规制上的等级之高，还有诸多证据将该处遗址与黄帝产生联系。

在遗址内发现三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其中一个墓葬区早期主体被遗址外壕和中壕及一条围沟围成一个独立的区域，有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早期帝王陵寝兆域制度的雏形。

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有关于黄帝时代“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记载，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记载，“黄帝将亡则地裂”，表明发生了地震，黄帝执政团队集体外迁了。巧合的是，在双槐树遗址恰好发现了大量房屋基址明显的震裂坍塌痕迹。

除了遗址本身传递的历史信息，出土文物也可圈可点，如国宝级文物——野猪獠牙雕刻的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它与青台遗址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这一地区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

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就是说黄帝时代已经开始了天文观察，发现了阴阳五行，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距《史记》成书年代2000年后，地下出土文物先后现身，一一印证了太史公铁笔的神奇。

是的，惊奇再次降临！人们在河洛古国遗址中竟发现了一处用陶罐陈列模拟的北斗九星图。其九星斗柄的指向正好与古代祭天日——冬至的方向吻合，看来早在5300年前，黄河先民对于北斗天象和“斗柄授时”的观测利用就已非常精确。这座城池的统治者借此向外宣示，自己正是那位担当天命的王者，即天子。

饶有意味的是，这个5300年前的“河洛古国”与之前发现的郑州西山古城遗址仅有50多公里距离，年代上也基本属于同期，如果双槐树古城也被认为是黄帝之城的话，那么难道是黄帝老人家在这滔滔黄河岸边、莽莽黄土塬下导演了一出亘古大戏——华夏版的《双城记》吗？

让我们的视线越过黄河。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发现的三组蚌塑则透露了另一组神秘信息。

这一年，在河南濮阳市西水坡修建一座调节水池时，推土机推出了震惊中国的发现：蚌壳摆塑的一龙一虎左右夹护着一具人骨架。这罕见的丧葬方式顿时把人惊着了。随后又发现了第二组和第三组用蚌壳摆塑的动物图案。

第一组为墓葬附属物。墓主人居中，为一壮年男性：头南足北，仰身直肢。龙居于墓主人之右侧，昂首曲颈，状似腾飞；虎居左侧，张口露齿，尾下垂，四肢如行走状。龙虎皆头北尾南，背向墓主人。

第二组内容为龙虎鹿。鹿卧于虎背之上，二者皆头向北，龙头向南，龙身与虎叠压，右上方摆一精致石斧以及似鸟或蜘蛛的蚌贴动物图案各一。

第三组是北虎南龙，背相对，虎头向西而龙头向东，龙背骑一蚌砌人形。

为了弄清这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性质，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于1988年3月至9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经过对发掘遗址的勘测研究，确认其为6400多年前仰韶文化的遗存。其中第一组中的龙形象堪称秦汉以后龙形象的鼻祖，专家们誉之为“中华第一龙”，具有重要的历史、美术和科学价值。

濮阳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位居黄河下游冲积扇控制性节点，是黄帝为首的华夏集团与少昊为首的东夷集团碰撞融合的前锋地带，史称“帝丘”。中国古代有帝王死后乘龙升仙的传说，濮阳西水坡古墓葬中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是否在用一种特殊的艺术方式讲述着遥远的黄帝与蚩尤的故事？这确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未解课题。

持续一个世纪的考古大发现，无可辩驳地见证了一个长达两千年的华丽年代，即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距今7000年至5000年），在黄河流域及其相关地区分布着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它以豫中西部、陕西大部和晋西南部狭长地带为核心，东至冀中、南濒汉水中上游，西抵甘肃洮河流域，北达长城沿线及内蒙古河套地区，涉及陕西、甘肃、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等九省区，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仰韶文化。由于仰韶文化地域广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文化差异很大，又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共有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后岗类型、秦王寨类型、大河村类型、西山类型、王墓山类型等十九种类型。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国内外一些史前文化遗址不断被考古工作者所发现，一向不可动摇的“黄河文明中心论”受到了挑战，甚至上个世纪上半叶代表疑古思潮的“中华文化西来说”也乘机泛起。然而，当你从8000年前伏羲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一路走来，面对纵横数千公里、绵延两千余年，至今依然未能穷尽全部的仰韶文化的惊人遗存，当经历无数战火与离乱、藏之名山的“黄河文明大典”“黄河文化长卷”不断被现代考古科学所证实，你还会认为你血脉中的文明基因不是来自黄河母亲，而是源于另外的奶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