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世嫉俗

接下来那周，苏西请她的朋友乔安娜来吃饭。乔安娜是个美容师，个子高挑，她引以自豪的几点是：把自己的长指甲涂成紫色，同虚伪作斗争，对人开诚布公；这最后一点使谈话无不以得罪别人而告终，然后她就用下列说法为自己辩护：“哼，要是我不跟他们讲，见鬼，还会有谁讲呢？”

三个女人坐在厨房用桌旁边，饮葡萄酒，吃色拉。

“喂，告诉我，你的爱情生活怎样？”乔安娜掉转头来问艾丽丝。

“哦，很好呀。”

“这个姑娘就是讨人喜欢，总是这么讲礼貌！她总是说：‘哦，很好呀。’仿佛我问的是天气似的。”

“对不起，我该说什么好呢？”

“我怎么知道，告诉我你跟谁上床呀，告诉我是谁促成这件事的，诸如此类的东西。你是不是还和那个，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托尼。不，他们结束已经有些日子了，对吗？”苏西说，对谈话的气氛有几分不安。

“嗨！人家自己长着嘴巴，让她讲呀。”乔安娜很有些不满。

“不错，她说得不错，是分手了。要知道，我们并不般配，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

“要知道有句俗话说，在恋爱和战争中什么手段都是可以耍的。”说完，乔安娜顿了一顿，仿佛这句话有多深刻似的。没人作声，她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又接着说：“听着，我要真正帮你一把，介绍个出色的男人给你。这人是我哥哥的朋友，我同他很熟，你会爱上他的。他是个电脑工程师，正在练举重，非常性感，非常迷人。我想他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真逗。”艾丽丝答道。

“逗？我以为你会高兴得跳起来呢。”

“啊，当然啦。”

“嗯，干吗不呢？”

“因为我一个人过得很好。”

“你也许很好。我只是说，如果床上有了这个男人，你可能会过得更好，好得多。”

“那可不是由你说了算呀。”

“嗯，对不起。我只是觉得你独守空房，床上缺个人。”

“我不担心。我是说，要是有个男人，那很好，要是没有，那也差不到哪里去。”

“那么，是谁这样心烦意乱，好像世界就要完蛋似的呢？”

“我不知道。”

“听着，宝贝儿，我的话不会错，你的生活可能不坏，不过有时候谁都需要换换环境。你是喜欢光滑的还是毛茸茸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喜欢胸口光滑的还是长毛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重要的是人。”

“真有脑子！听着，我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接下来的事情，沟通啊，见面啊，由你们自己决定。好吗？”

“不好。”

“干吗不好呢？”

“因为，说老实话，乔安娜，我不需要。”

“好，别激动。天哪，竟然有人这样神经过敏！”

“也许你的神经最好也稍微敏感一点。”

“我只是说我认识的这个人好像还很有意思，要是说你不想……”

“什么事呀，艾丽丝？亲爱的，怎么啦？”苏西看到艾丽丝眼里噙满泪水，连忙问。

“没什么，对不起，”她说着猛地站起身来，“我想一定是累了，我要去躺一会儿。”

她走后，是一阵紧张的静默。苏西望着艾丽丝的盘子，里面还剩了一半，餐巾给匆匆扔在一旁。

“喂，可别怪我呀，”乔安娜连忙分辩说，“我只不过出出主意罢了。她愁眉苦脸的，显然有心事，我认为她应该出去交交朋友。告诉你，我这个朋友真是顶呱呱。说到底，要是我不跟她讲，见鬼，还会有谁讲呢？”

无论所谓直言不讳（它与粗野无礼的距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有多大好处，乔安娜有件事说到了点子上。尽管艾丽丝渴望爱情，但是，她渐渐变得越来越不肯对自己对别人承认这个事实。她至今独身这事儿以前只是一个给人说笑取闹的题材，但独守空房这么久之后，它渐渐带上了不便提及的严重性。

恋爱的问题虽然避而不谈了，但是它的影响却可以在其他方面感受到。艾丽丝以前生性乐观，但如今朋友却发现，她老是争辩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一天不如一天；她对全球经济和生产、对两性关系和家庭的未来、对文明的价值和教育水平、对城市卫生状况和鞋子的价格、对天气和野生动植物的命运的种种看法都带着极其悲观的色彩。她会发表一些高深莫测的言论，譬如“人生说到底毫无意思。男人和女人永远无法互相理解。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叫人恶心的笑话”。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转变有多么简单，你可以从“我很不幸”一下子转到远为宏大的“地球上的生命本来就没有意义”；不登大雅之堂的抱怨“没人爱我”也可以一下子变成高雅的格言“爱情只是幻想而已”。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生命和爱情究竟是不是有什么意义（谁能够声称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呢？），而在于如何将起刺激作用的因素掩藏起来，只留下一个最能为大众接受的、不带个人色彩的基本真理。

这一现象具有许多典型的例子。以哲学家阿瑟·叔本华为例，他生就一种哈姆雷特式的极为悲观的性格，对母亲憎恨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十七岁时，他父亲去世了，母亲把家从祖居地汉堡迁到魏玛。在那里她成了一名快活的寡妇，享受着上流社会的生活；她大办宴会，闹桃色事件，买昂贵的衣物，花钱如同流水，只有从不挣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派头。她对一切有关文化的事情都自封内行，还举办沙龙；据说歌德曾经去参加过。她甚至还出版了几部小说，在文学界的名气远远超过了她儿子（她儿子的主要作品《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连遭三家出版商的退稿，一个子儿也没有挣到）。可问题是这样，任何人都有可能同母亲闹得很僵，但是，只有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够把自己的经历普遍化，并且把它结合到自己的人生哲学理念中去，认为女人“孩子气、愚蠢而短视，总而言之，终其一生只是些大孩子”，以及“只有智力受到性欲蒙蔽的男人才会把这个发育不良、窄肩肥臀、双腿很短的性别称之为美丽的性别”，以及“她们无论对音乐、对诗歌还是对雕塑都不具有真正的感受和领悟能力”。

有趣的是，在叔本华写的成千上万页文字中，在他把女人作为一个整体极口污蔑的同时，却绝口不提真正使他烦恼的根源，也就是使他烦恼的那个女人，即疯狂地大办宴会、以不挣钱的人的派头流水般花钱的母亲。

或者以不幸的拉罗什富科公爵⁽¹⁾为例——他写了好些有关人生的悲观箴言，宣称无论事情在表面上显得有多糟，实质上要更加糟糕得多。我们只要看一眼这位作家的生活，就会发现这些箴言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他经历了几乎一连串接踵而来的倒霉事：首先他在政治上作出了轻率的决定，在朝廷里站到了奥地利的安妮⁽²⁾一边，因为他爱上了她的女侍，为此付出的代价便是被黎塞留⁽³⁾流放两年；后来，等到安妮成为摄政王，马萨林⁽⁴⁾和安妮对他的忠心毫无酬答之情；在投石党运动⁽⁵⁾的每一次战役中，他都站错了队；他的城堡被夷为平地，双眼在一次爆炸中一度失明；他永远没能实现自己在军队里或者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抱负，他对爱情的追求大都以单相思告终。

乔安娜来访之后，又过了几个星期，这天从大门里投进来一个结实的大信封。

“是你的信，打开吧。”苏西说，在早餐桌上把信封推给艾丽丝。

“我告诉过你，给我的只有账单，我到晚上再看。”

但这根本不是账单，而是一份请帖，寄信人是艾丽丝多年前的中学朋友；她们自从分手后一直没有联系。

“什么呀？”苏西问。

“啊，没什么，我没法去。”

“我来瞧一瞧。天哪，看来妙极了。晚餐，舞会，真是太好了。”“是吗？”

“那当然啦，你准备穿什么衣服呢？”“别傻了，苏西。”

“这个问题很重要呀。”

“我不想去。我手头工作很忙，此外，我也没有什么好同别人说的。我真不明白人干吗那么喜欢交际，我是说，他们出去赴宴，那都是些既空洞乏味又可笑的例行公事。一个人问：‘您好吗？’另一个人便唠叨上十分钟，你只好坐在那里洗耳恭听——接下来有人问你了：‘那么您好吗？’你也唠唠叨叨说上一气。就是这么回事。”

“并不见得全是那样，有时候你也可以同别人谈得很痛快。”

“对啊，通常是同某位天使，他只是想同你上床，然后就连电话也不会给你一个了。”

因为艾丽丝已经从经验中得出结论，凡是她热情企望的事情，结果往往令她失望，因此她努力不让自己抱多大的希望。这同某些人的做法一样，倾向于以悲观的态度去思考问题，希望结果比自己预期的要好，仿佛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似的。要是她把最糟糕的结果都考虑到了，那么最糟糕的事情反而不会发生。为了得到顺利的结果，她付出的代价是，无时无刻都得提防不要出什么毛病。

因此，在宴会那天晚上，当她来到苏西房里抱怨说连衣裙穿在身上还不如垃圾袋漂亮，又说她会赶回家看晚上十点的电视新闻时，这并不意味她对自己的衣着或者回来的时间作出了什么决定。她想的只是，假如她首先把自己的衣服称为垃圾袋，把今夜的聚会看成是短命的活动，那么事情结果很可能不至于那样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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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伦理作家，著有《箴言录》五卷。

(2)奥地利的安妮（1610—1666），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王后。

(3)黎塞留（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手下的权臣。

(4)马萨林（1602—1661），法国首相，安妮的宠臣。

(5)投石党运动，1648年至1653年间法国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