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记》的学术与体裁渊源

理解纪传体这一体裁，首先有必要理解《史记》何以出现。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史记》开创纪传体先河，而向前回溯，《史记》之体亦有所自，那就是先秦时代的学术与典籍。章学诚把《史记》与它以前的经子之书及它以后的纪传体史书进行对比，说：

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1]

尽管《史记》在表面形态上与《汉书》以下纪传体史书相似，但章学诚强调其神韵仍然近于先秦经书，而与后来史书大为不同。《史记》兼具继承与开创的双面性，是其所处的学术转向时代造就的。当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后，学术界出现了整理统一战国思想和著述的风向，在体裁方面促成了“杂家”或“类书体”的兴起。^[2]《史记》也是一种复合型体裁，其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适应了总结复杂的先秦文献的要求。《史记》各篇因袭旧文，在太史公自己的话里已有提示，如表序云“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世家内云“余读世家言”等等。^[3]仅仅读《史记》，就可以发现太史公所读之书与他设置的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颇有相近者，五体之先秦渊源成为历代长盛不衰的话题，近人程金造的总结颇具代表性：

古有《禹本纪》之书，太史公故仿之以为十二本纪。古有谱牒之书，太史公故仿之以为十表。……八书为类次之叙述。太史公衍《尚书》文体而名之曰书。……太史公故仿古世家之体，以为三十世家之篇。……古有记人之传，太史公仿之以为七十列传。……盖前世之书，为数千百，体例众多。太史公择其可取者，用以成《史记》五体之制。然而五体之制，本各自为书。^[4]

先秦古书传于后世者寥寥，很多文献名实如何，聚讼纷纭，难以确证，何况先秦也是一个漫长的时代，其文献源流、体裁本在变动之中。程氏将《史记》五体与特定的某类古书一一对应可能过于理想化，但可以认为《史记》含括了先秦几种主要的文献形式。

《史记》上承先秦文献的学术背景是此后的其他纪传体史书所不具备的，因此《史记》的编纂体例相较此后的纪传体史书也有独特之处。^[5]民国学者刘咸炘著《太史公书知意》，认为：

史之一篇，首尾浑成，与子之一篇无异，非如后史之排履历、填格式也。后世不知圆神之意，刊本妄为提行分段，而大体遂亡。……史法圆神，一事为一篇，而名之曰传，初不计其中所载人之多少，亦不分孰主孰宾。传乃纬体之称，非某传乃某人所据有，如墓志、行状也。所谓连附合分，皆后人臆分耳。……提行以明段落，固是善法，而后世因提行而视为某人传，某为前序，某为后论，则大谬也。叙、议相杂，书、表同伦，本皆一篇，本无序、论之名。^[6]

刘咸炘的观点是对章学诚的继承发展，同时也建立在清人《史记》研究的丰硕成果之上。这里明确提出《史记》以“一事为一篇，而名之曰传”，“传乃纬体之称，非某传乃某人所据有”，并对比了《史记》与后世史书的不同。“传乃纬体之称”是指《史记》的本纪、列传之间具有类似经文、传文的关系，列传“一事为一篇”而作为本纪的补充，所谓“事”大概可以理解为历史事件或者体现时代特性的历史现象。要之，以先秦学术与文献为依托的《史记》还没有形成后世那样以人物为列传单位的意识。

但明清以前，根据后代对纪传史体例的理解而质疑《史记》篇章编排者也很多。甚至清人赵翼也认为《史记》的编次没有任何深意，只是作者撰写完成的先后顺序。^[7]但是，如果站在《史记》出现的时代并回望它所总结的先秦文献，就会产生对《史记》的同情之理解，这些质疑就不能成立。例如，《史记》列传的编排总体是依照时间顺序与“事”的主题，在《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间出现《匈奴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列于《西南夷列传》之后，都没有违背上述规律，^[8]而四夷列传要置于列传整体之末的观念则是《汉书》以后才出现的。又如，由于《史记》各传深意在于述“事”，因此《史记》在写法上也常常表现为以“事”牵连数人形成一传，如《张丞相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其叙述结构都不是标题显示的独立人物传记的组合。^[9]又如，《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收录的人物在时间上差距很大，但这些列传在“事”的标准上是一贯的，时段拉长是为了穷其原委。^[10]又如，《货殖列传》《龟策列传》等因为不以人物为题而受到批评，其实更突显了列传以“事”为本的内涵。^[11]

刘咸炘批评那些质疑《史记》编次的人是“眼光囿于后史整齐之法，于此祖书反不明了”。^[12]后来的纪传体史书虽然继承了《史记》的复合式结构，但也有逐渐的变化调试，就列传而言，所谓“后史整齐之法”可以概括为一套人物界限明确、编次格局分明整齐、传记内容较为同质化的编写规范。人物界限分明，是指从《史记》的以事为篇转变为后来纪传体史书列传的以人为单位，这在《汉书》时已经确立。人是比事更整齐的叙述单位，把这些单位按照一定的规则分合排列，会形成一套整齐的列传格局。最后，最具体层面上的传记内容与体例也在逐渐变化，但相关情况十分复杂，虽然有大致的发展趋向，但直到唐初也很难说达成定型。总的来看列传编写的这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的演变及定型过程较为明了，第三方面的变化则十分复杂漫长。因此，以下主要围绕中间层面的编排问题对纪传体史书列传的变化过程进行讨论。

[1]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书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50页。

[2]  ［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6—77页。

[3]  《史记》卷一三《三代世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8页；卷一五《六国年表》序，第687页；卷三七《卫康叔世家》，第1605页。

[4]  程金造《史记体例溯源》，收入《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一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第273页。亦可参张大可《史记文献研究》第四章，收入《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一卷，第74—82页。

[5]  关于《史记》列传的意义与结构，可参阅杨燕起《史记的体例》，原载《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转载于《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一卷，第357—379页。

[6]  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收入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22页。

[7]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史记》编次”条：“《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页。

[8]  这两部分列传编次的解读，集中见于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卷六一《伯夷列传》的案语，亦见于《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各传篇题之下。参见［日］泷川资言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六一《伯夷列传》，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3227页；卷一○九《李将军列传》，第4472页；卷一一○《匈奴列传》，第4494页；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4699—4700页。

[9]  ［日］泷川资言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传目下注引卢文弨云：“《史》《汉》数人合传，自成一篇文字，虽间有可分析者，实不尽然。即如《史记·廉蔺列传》，首叙廉颇事，无几即入蔺相如事独多，而后及二人之交欢，又间以赵奢，末复以颇之事终之，此必不可分也。《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皆为御史大夫者，始叙张苍，次周昌、赵尧、任敖，其后苍复为御史大夫，迁丞相，则详叙其终，末乃终之以申屠嘉，此一本《史记》之旧。”第3766页；卷九六《张丞相列传》传目下注引陈仁锡曰：“《张丞相传》，以御史大夫一官联络诸人。”第4155—4156页；卷一○七《魏其武安侯列传》传目下注引查慎行曰：“《史记·魏其武安侯传》末附灌将军，离而为三人，合则为一传，中间彼是互见。”第4425—4426页。

[10]  ［日］泷川资言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泷川按云：“此传以屈原为主，故置诸《鲁仲连》《吕不韦》间。”第3834页。（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书教下》云：“《屈贾列传》所以恶绛、灌之谗，其叙屈之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第50页。《史记会注考证》卷八六《刺客列传》泷川按云：“此传叙五刺客，以理论之，宜次《游侠传》前。今置之《吕不韦》《李斯》间者，以荆轲入秦，尤极壮烈惨毒，六国之事，亦结其局也，故论赞亦主言荆轲。”第4332页；卷一○五《扁鹊仓公列传》泷川按云：“此传以仓公为主，其序扁鹊，示其方之所由也，故次第在《田叔》之后、《吴濞》之前，犹《刺客传》以荆轲为主也。”第4332页。

[11]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书教下》云：“《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第50页。

[12]  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收入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