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孝义类传”所见官僚制对正史的双重影响

孝义是《晋书》《宋书》以下正史类传的一个常见主题。^[1]史书要扬善惩恶，强调忠孝节义本不出奇，不过，这些价值观会以某种特定的形式体例呈现，还是有具体的因由值得发掘。

展开讨论前，先简要回顾孝义类传的诞生。《史记》诸列传还难以明确区分类传与一般传记，《汉书》以后逐渐分流为以人名为篇题、按人编排和以主题为篇题、按事迹类型编排的两种列传形式，后者即本书所说的“类传”。很多后来常见的类传，都能在更早史书的一般传记中略见端倪，而追溯孝义类传的形成，就要谈到范晔《后汉书》的卷三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和位于全书后部作为类传之一的《独行列传》。前者虽次于一般列传之间，但有独立的序言强调孝道，传中所收人物也都与孝行相关，已经被学者视为“孝义传”；^[2]后者名目比较特别，收录“风轨足怀”，“操行俱绝”的人物，涉及节义之行尤多，^[3]因此也与孝义类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范晔《书》这种比较“原始”的孝义主题传记形式，可能受旧后汉史的影响，不反映南朝当时的纪传史体裁发展状况。《史通·序例》云：

迨华峤《后汉》，多同班氏。如《刘平江革等传》，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义养亲。此则《前汉·王贡传》体，其篇以四皓为始也。^[4]

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以四皓和郑子真、严君平为序，引出该传“以礼让进退”的主题。则华峤《后汉书》的“《刘平江革等传》”也应如此，虽然以人名命名，但有集中的主题，有序言，近似类传。此传基本被范晔沿用，章怀注称范《书》该传序言“并略华峤之词也”，^[5]正文的注释也多次引用华峤《书》。在华峤《书》以前，至少还有司马彪《续汉书》、谢承《后汉书》和《东观汉记》三部重要的后汉旧史，但刘知幾径云“华峤《后汉》多同班氏”，章怀注、袁宏《后汉纪》也都称序言作者为华峤，大概可以认为，这样一卷以孝义为主题的传记是从华峤《后汉书》开始的。

正史中孝义传记的早期情况材料不多，已略叙如上。下文将讨论汉魏到隋唐时期“孝义”如何在正史中拥有特定的表现形式，主要关注官僚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除了孝义传体裁的发展变化之外，另一个应该被区分开来讨论的层面是有关孝义的具体情节。孝义传记有明显的模式化叙事倾向，即一些相近的情节及其变体反复出现，不过主题类传、典型情节二者源头不同，逐渐才融合到一起，也各有不同的与官僚制行政运作相联系的原理，因此需要分别讨论。

[1]  关于孝义传，近年有李金阳的博士论文专门讨论；徐冲、曲柄睿对于隐逸、高士、处士等人物传记的讨论以“隐逸”为主要关注，但也涉及德行孝节，且同为类传，可以参看。见李金阳《〈孝义传〉的成立与汉唐间社会政治秩序的重构》，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69—255页；曲柄睿《传记形成与“处士”形象建构—从〈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谈起》，《古代文明》2017年第2期。

[2]  牟发松《〈《后汉书·班固传》论〉平议》，《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牟发松《〈《后汉书·班固传》论〉平议》。

[4]  （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0—81页。

[5] （东晋）袁宏《后汉纪》卷一一《章帝纪》建初元年条也引用了华峤的序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8—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