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使图类”文献带给编纂过程的变化

与以往正史列国传的编纂不同，《梁书·西北诸戎传》与《隋书·西域传》都有一种体例、内容十分接近的文献作为蓝本。与《梁书·西北诸戎传》对应的是梁代裴子野的《方国使图》、梁元帝萧绎《职贡图》，^[1]与《隋书·西域传》对应的是隋代裴矩的《西域图记》，^[2]本文把它们称为“使图类”文献。

《梁职贡图》及《西域图记》皆有序言存世，可大致了解其体例及编纂过程。《艺文类聚》引《梁职贡图序》云：

尼丘乃圣，犹有图人之法，晋帝君临，实闻乐贤之象，甘泉写阏氏之形，后宫玩单于之图。臣以不佞，推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开蹶角，沿泝荆门，瞻其容貌，诉其风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访采，以广闻见，名为《贡职图》云尔。^[3]

“尼丘乃圣”一句追溯图画传统，可知《梁职贡图》也应有人物图像，“瞻其容貌，诉其风俗”应分别指人物图像和题记内容。当时萧绎任荆州刺史，便于采访聚集于荆州的夷人，又对其余诸夷情况别加搜采，从而编纂出《职贡图》。又，裴矩《西域图记序》云：

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4]

裴矩监知张掖关市，得以直接接触胡人，有条件编纂《西域图记》，其编纂所据，除了“访采胡人”还包括“寻讨书传”。《西域图记》的主要内容是诸国王及庶人的画像，画像尤其重视他们的“服饰仪形”及“容止”，此外还“别造地图”。^[5]除了有序言传世的《梁职贡图》和《西域图记》，南京博物馆所藏的“使图”残卷描绘诸国人物，附以对各国进行解说的题记，与以上两序反映的情况一致，多数学者认为它就是《梁职贡图》。^[6]另外，《方国使图》的具体情况缺乏材料，但其题名也颇符合上述几种文献的形式。

综合上述情况，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使图类”文献的体例及其与正史列国传的关系。“使图类”文献的题记部分与正史列国传记直接相关。余太山将南京博物馆残卷题记与《梁书·西北诸戎传》相应条目对比，发现《梁书》诸传主体部分多据题记删节而来，并据《起居注》增补题记时代以后的朝贡事件，^[7]揭示了在有“使图类”文献存在的情况下正史四夷传记高度依赖前者的编纂方式。

二是“使图类”文献的编纂是主动搜访材料，从而使以“使图类”文献为基础的“列国传”的编纂过程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西汉张骞“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东汉甘英“具问其土风俗”、曹魏“周观诸国，采其法俗”，^[8]这些报告的撰写都与文献编纂没有直接关系，更不以某种程式化的史书体例为模板。因此早期史官编纂“列国传”需要在搜寻材料和拼接改编上付出更大努力，而且即便如此，所成史传的面貌也受制于原始材料的参差不齐。《方国使图》情况不详，而《梁职贡图》与《西域图记》的序言都明确表示以本书的编纂为目的主动求访一手材料。带着对文献体裁的设想搜集、制作材料，所成之书自然整齐划一，而以这样的“使图类”文献为基础编纂的正史“列国传”也就有同样的特点。无论是南博残卷所存题记，还是《梁书》《隋书》相关传记，都以诸国各自为叙述单位，且各国所记项目基本一致，包括历史、风俗物产、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尤其是朝贡等，唐代官修史“列国传”的文本面貌此时已经形成。

[1]  南京博物馆藏有传为唐阎立本或阎立德所绘《职贡图》残卷，金维诺首先据其画风与题记内容判定为梁元帝萧绎《职贡图》的北宋摹本。此后围绕残卷的比定展开了长期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历代与梁元帝《职贡图》相关的著录得到细致梳理，学界对它的形式、内容有了相当丰富的认识。残卷与历代对《梁职贡图》的著录中所列的国家名目基本相称，白题及滑国两条题记的内容可与《梁书》关于《方国使图》的记载印证，由此可以推断，《梁职贡图》多据《方国使图》，而残卷应即二者之一的摹本（除余太山外的多数学者认为是前者的摹本）；又由于残卷题记文本与萧子显《梁书·西北诸戎传》十分相近，又可知《梁书》亦当据《职贡图》或《方国使图》而来。参见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文物》1960年第7期；［日］榎一雄《梁職貢図について》，《東方学》第26辑，1963年；王素《梁元帝〈职贡图〉新探》，《文物》1992年第2期；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册，第39—85页；赵灿鹏《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佚文的新发现》，《文史》2011年第1辑；王素《梁元帝〈职贡图〉“龟兹国使”题记疏证》，《龟兹学研究》第5辑，2012年3月。

[2]  认为《隋书·西域传》本于裴矩《西域图记》的观点可参见［日］白鳥庫吉《大秦国及び拂菻国について》，《白鳥庫吉全集·西域史研究》下册，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第125—203页；［日］嶋崎昌《隋書高昌伝解説》，《隋唐時代の東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311—340页。余太山认为《西域图记》以交通路线排列诸国，而《隋书·西域传》不然，且《隋书》所记国家远少于《西域图记序》所称“四十四国”，因此《隋书·西域传》不出于裴矩《西域图记》。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下册，第554—570页。但《西域图记》国家恐怕并非以交通路线排列（详见下文注释），《隋书》在改编过程中也可能删减国家数量。而嶋崎昌等指出《隋书·西域传》“高昌国”下某条与《史记正义》及《太平寰宇记》所引《西域图记》佚文几同；另外，李锦绣找到戴表元《剡源文集》对《唐画西域图记》的描述及鲜于枢《困学斋杂录》对同画题记的转录，皆可与《隋书·西域传》印证，这一发现大大支持了《隋书·西域传》来自《西域图记》的观点。参见李锦绣《〈西域图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59—374页。

[3]  《艺文类聚》卷五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96—997页。

[4]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9页。

[5]  历代著录的《职贡图》及今存残卷都是以诸国人物图像配合题记，而不再像两《汉书》那样以交通路线为线索。不过，《西域图记序》叙述了西域的地理与交通，有学者据此认为《西域图记》也以交通路线为线索。参见李锦绣《试论〈西域图记〉的编纂原则和主要内容》，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23—1233页。但《西域图记序》叙述西域的三道交通，很可能是对应“别造地图”这一做法，序言没有暗示这部分叙述与《西域图记》正文编纂方式有关。而《隋书·西域传》也没有按照交通线路排序。由此，应更倾向认为《西域图记》的叙述结构与同时期其他同类文献一致。

[6]  参见本节前注。

[7]  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册，第61—87页。

[8]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89页；（东晋）袁宏《后汉纪》卷一五《殇帝纪》，第301页；《三国志》卷三○《魏书·东夷传》，第8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