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列国传”的体例、史源、编纂方式

“史”字本是掌书记者之称，后来又被指历史记载，这个字义的演化显示出修史与政务运作的深刻渊源。上古史书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都是各诸侯国的官方记载，体裁是相对简要的编年记事。汉魏南北朝时期，逐步形成了编定纪传体史书的官修史运作体制，其形成过程一面勾连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变化，一面勾连官僚机构职能的发展。本章以纪传史中的“列国传”为例，考察其体例特征、史料来源、编纂方式在汉唐之间的变化，管窥官修史体制的形成。

《史记》诸列传有以外夷族名或国名命名者，但编次位置和内容体例都未清晰地与其他列传相别。从班固《汉书》开始，在列传之内出现了统一列于后部的四夷传记单元。综观中古正史中的四夷传记，有两种体例趋向。一种是拥有翔实的史事记载，通常一卷中仅能容纳一、二族群或国家，尤以北方草原民族为代表，如匈奴、鲜卑、突厥等；另一种趋向则是在一卷之中有如“万国博览”，以西域、南海国家最为典型，本章称之为“列国传”。后者曾在“西域传”视野下被系统地研究，余太山指出，汉魏南北朝时期正史西域传记述的范畴是西域；记述单位是国家；各国编次在南北朝以前是依据交通线，南北朝以后除《魏书》外皆无明显规律。^[1]此外，也有一些史书是以其他外夷的传记回应《汉书·西域传》传统，因此本章的考察范围不仅限于西域传。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余氏已经指出的各史西域传在叙述次序上有前后差异外，以国为单位的叙述结构也并非最初就已存在。“列国传”体例的变化，与背后编纂机制的发展密切关联。下面就从对《汉书·西域传》的检讨开始，揭示中古正史“列国传”的发展过程。

[1]  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122—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