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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一阵断断续续的爆炸声传来，一下子打破了河岸边和营区的宁静，自然也打断了王永学的畅思漫想，他本能地、一骨碌地从石崖上站起身，向营区张望。当轰隆声再次传来时，他的头脑已经清醒并恢复了此前的思绪，断定这是一些战士在连队撤离前销毁已经过期的手榴弹。

就在他坐上岸边石崖不久，有几个战士抬着几箱手榴弹从他身边经过，说代理中队长牛幸娃让他们去山谷销毁手榴弹。申力明等几个战士笑呵呵的，这下可过过投弹的瘾了。王永学交代他们要注意安全，目送着他们上了去北大河对岸的吊桥。吊桥在战士们的脚下晃悠着，如像他们此时的心情。那些爆炸声就是从河对岸的山谷中传来的。

王永学自然是凝思不下去了，他站在石崖上，看着波涛，就像一个检阅士兵的将军。又一阵爆炸声传来，灌进王永学的耳朵，他有些后悔起来：为什么不同战士们一起去销毁手榴弹，过过投弹的瘾？说来自己也是当兵的，但一想到自己的军事素质就心虚脸红。基建工程兵部队的宗旨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既然“以工为主”，军事训练就没有野战部队那么严格。自己当兵新训才一个月时间，虽然也很艰苦，但毕竟时间短，学会了军人基本动作，打了一次靶，投掷了一次手榴弹，成绩也还可以，但与经过更长时间严格训练、军事动作过硬、军事技术熟练的军人相比，自然是差一些火候。这自然也成了他的短处和“软肋”，他新训时的班长、现任代理中队长牛幸娃，就常常因此嘲笑他，这使他非常难堪。牛幸娃是1966年入伍的第一批义务兵，参军后兰州部队派人来实施军训，之后还被送到军区参加集训，使他受到严格训练，其军姿优美、军容严整、军事技能过硬，成了团里的军事训练标兵。在他眼里，王永学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游击兵”，话里话外常拿这个敲打他。王永学虽然心里有气，也不能不服气，两人产生矛盾，这是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主要原因。

王永学的思绪转到和牛幸娃的关系上。两人本是很要好的战友，牛幸娃还是新兵训练时王永学的老班长，关系怎么就出现了裂痕呢？此时的王永学，很想把这个关系理一理。此时，他的头脑中蹦出了“邯郸学步”这个成语，怎么会想到这个成语？原来到部队后，王永学是跟牛幸娃学走路开始的。镜铁山海拔高，从山下走到山上，没有一点儿功夫是不行的。牛幸娃个子不高，但是非常干练，嗓门洪亮，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连长让他带新兵们爬山，在“之”字形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他双手背后，一阵风似的把王永学等新战士落下了近百米。新战士们刚走出十多米就个个上气不接下气，一个劲地大口喘气。牛幸娃告诉大家，不要大张嘴，要闭上嘴巴用鼻子呼吸。这样就不会很累。全程两公里的山路，新战士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当爬到3200米平台处时，牛幸娃已经在目的地等候他们一个多小时了。下山时新兵们个个都在想，这下我们可以把牛幸娃落下了，谁承想朝前小跑几步膝盖关节痛得够呛。牛幸娃耐心地告诉王永学等新兵，下山时千万不要性急，一定要脚尖先着地，用力不要太猛。王永学学着他的样子，亦步亦趋，才没有出洋相。有的新战士不听他的话，一路小跑下来，有腰酸腿疼的，有脚腕抽筋的，有的如同烂泥一样，一头栽倒在床上不想动弹。王永学不仅跟牛幸娃学会走路，还学会了吃饭。吃饭还用学？新战士对牛幸娃提出的这个问题觉得很可笑，但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午饭时不仅吃不下饭，而且晚饭吃几口就吐了，有的战士流鼻血头疼头晕。牛幸娃告诉他们这是典型的高原反应，大家一下子从内地来到祁连山，有高原反应是必然的。吃饭时一定不要着急，慢慢吃，吐了再吃，再吐再吃，四五天就习惯了。按牛幸娃的指点，新战士们硬着头皮去吃饭，吐了之后，多么难受也都忍着。几天下来，个个都瘦了好几公斤，脸上脱皮了，嘴唇裂口了，也一直坚持着。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新战士们都会吃饭了，而且很能吃饭，身体也强壮起来。

在新兵连时，王永学和牛幸娃的关系是密切的。牛幸娃作为班长，对新兵们要求严格，同时也无微不至地关心。王永学因为是那时少有的初中生，被任命为副班长，他带头刻苦训练，积极配合班长工作，两人关系融洽和谐。两人一起到了老连队，牛幸娃和王永学是正副班长，怎么干着干着就出现裂痕了呢？王永学隐约感到两人关系最早出现问题，是自己成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不久被提拔为副排长，成为牛幸娃的上级之后。因为文化程度高，会写文章，又有一些口才，王永学受到了中队领导的器重。中队长段新虎是全大队有名的优秀中队长，是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战斗英雄，是从新疆野战部队调来的，管理部队从难从严，以身作则，处处带头，是一位非常干练的好带头人。他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就特别喜欢初中毕业的王永学。到了连队不久，段新虎就让王永学代表新兵写一篇表决心的广播稿。王永学激动万分，使出浑身本领写好这篇稿。段新虎看了后表示满意，让他在连广播室现场播出。段新虎留了心眼，怕第一遍播不好，没让开扩音器，等确定效果不错，才让王永学第二次播出。从此王永学在全连出了名，被评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还被调到中队部当了文书，成了重点培养对象。1970年开展建矿大会战时，王永学被任命为一排副排长，成了老班长牛幸娃的上级。难道是牛幸娃对这个任命不满？对王永学成为自己的领导不满，从而引发了两人矛盾？事情似乎也不那么简单。

这里必须介绍一下牛幸娃其人，因为了解了这个人，才能知道他们为什么发生的矛盾，冲突源自哪里。

牛幸娃1966年9月入伍参加酒钢建设，是基建工程兵第一批义务兵。那一年，19岁的牛幸娃乘坐军列从温暖如春的四川省泸州来到嘉峪关酒钢建设基地。至今他还记得新兵娃子们一下火车，就看到嘉峪关市组织的群众队伍热烈欢迎的场面。对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来说，受到城里人这样热烈的欢迎，在心中留下的印象终生难忘：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欢迎的人群，有的穿着少数民族服装，有的腰上扎着红绸子跳着秧歌舞。一幅红布横额上贴着纸剪的白色大字：“热烈欢迎基建工程兵部队参加酒泉钢铁基地建设。”听部队干部解释后，牛幸娃才明白我国新建的这个巨大的钢铁基地，虽然名称叫作“酒泉钢铁公司”，但实际上坐落在嘉峪关这座城市里。在部队经过一段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的新兵生活，他很快了解了自己所在部队的基本情况。他们这支新成立的部队就是为建设酒钢建立的，自己这一批新兵补入后，将被分配到高炉建设区、镜铁山铁矿、西沟石灰石矿所在的各个中队去参加施工。建高炉及其附属物是进行厂区建设，建镜铁山矿是采出矿石保证炼铁的需要，西沟石灰石矿开采，也是炼钢必备的，因为没有石灰石，铁水与矿渣无法分离。新兵分到哪个连队，那要根据训练表现和部队建设需要而定。牛幸娃了解了这一切，肩上有了责任感，坚定了要在部队干出一番事业的坚定决心。

牛幸娃是“幸运”的，他这“幸运”的名字还是村里老支书给他取的。他生于1947年，在万恶的旧社会，因遭受到剥削，家里极其贫困，父母没有赶上新中国成立就暴病而亡了。而他则是幸运的，赶上建国后的新生活，老支书收养了他，他是吃村里百家饭长大的。懂得感恩的他，年纪不大就给生产队放牛，小名“牛娃儿”。老支书给他起了“牛幸娃”的大号，至此他的命运大为改观，幸运的事一桩接一桩到来。就像有人所言，运气来了，想挡都挡不住。

第一桩幸运事自然是参军。参军原来并没有他的份。“文革”中老支书被批斗，靠边儿站了，没人替他说话，他也自以为自己文化程度太低，在农村打算一辈子傍牛腿算了。虽然也报名了，体检了，却没有什么指望。这天，他赶着牛犁田，脸上、腿上、胳膊上都是泥，没承想，公社武装部干事和一个接兵干部来到田边，一遍一遍地招呼他。原来，新兵集合后在公社院里跑操，准备出发时，其中一名新兵突发癫痫病，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带兵的人紧急磋商，决定由牛幸娃代替发病的那位青年入伍。牛幸娃在水田里洗洗脸，洗洗胳膊洗洗脚，没有回家就直奔公社穿军装入伍了。直到坐上军列，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一直到了军营，才确认真的是美梦成了真。

第二件幸运事是，在基建工程兵第二支队成立的授旗大会上，他被挑出来当了护旗手。1969年10月15日，正好是牛幸娃穿上军装刚满一个月的日子，接到通知，全体指战员集合参加部队授军旗大会。按照要求，战士们背起背包，排队集合，徒步行军，来到5公里外的大会会场。会场的位置正好在城区与嘉峪关城楼之间的戈壁滩上。头顶着湛蓝的万里晴空，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西面能够看见万里长城第一关的雄姿。艳阳高照，彩旗飘扬。会场的主席台用原木、木板和高粱秆席子搭建而成。会场上集合着两万多人，绿压压一片，规模宏大，场面震撼。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后，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徐国珍代表中央军委宣读关于成立基建工程兵第二支队的命令和贺信，而后为第二支队及下属的八个大队（团）授旗。在为第十一大队授旗时，牛幸娃作为一名护旗手守护军旗，他胸前端着一支冲锋枪，戴着白手套，精神抖擞，英姿飒爽，护着军旗行进。这一刻是自己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牛幸娃终生都不会忘记，并成为自己的力量源泉。

更大的幸运还在后头。他没想到自己训练的新兵蛋子王永学，因为文化程度高，会讲用耍嘴皮子，竟蹿到自己这个老班长头上。但时来运转，他却比王永学先提了干。一天在施工现场，班长牛幸娃带领两名战士埋炸药，一共三处，三根导火索点燃后，只听到两声炮响，还有一炮没有响，等了十几分钟还是没有响，肯定出现了哑炮。牛幸娃让两个战士退后，自己一人爬到斜坡上把那根没有响的导火索拔了下来，把炸药刨了出来，排除了一起可能发生的事故。副排长王永学目睹了这一幕，他和排长商量后，决定把这件事报到连里，连里又把这件事上报到团宣传股。当时大队里刚刚发生四中队十班班长孟志敏舍身救战友事迹。因为矿车掉轨，在矿车上倒渣的战士吴泽祥被撞下斜长700多米深、坡度为60多度的渣场。看到这一幕的孟志敏跳下渣车救战友，他从三米高的石崖上猛然跳了下去，跟着小吴向下滚，一直滚落到300多米深的地方，两人才被一块大石头挡住。孟志敏忍着全身伤痛挣扎着爬起来，搀扶着吴泽祥脱离险境。基建工程兵兵办为孟志敏记了一等功，在全部队开展学习孟志敏舍身救战友的活动。大队领导认为牛幸娃是学英雄见行动，总结了他的事迹在全大队宣传。牛幸娃一下子受到上下关注，被大队里树为先进典型，支队给他记了二等功。这样一来，牛幸娃和王永学的提拔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错位。据大队里一位领导讲，原一排排长沈省身调到团大队组织股当干事后，原拟提王永学当排长，但因为牛幸娃立了二等功，成了英雄人物，上级点名提拔他当排长，而王永学仍然当副排长，成了牛幸娃的副手。

而牛幸娃最大的幸运，则是躲开了“罐笼事故”，没有和那一“罐”战友一道牺牲，捡回了一条鲜活的生命。本来，他也是要坐这一罐笼上班的，却因为突患肠炎拉稀，没有赶上罐笼起降。当他匆忙赶到井口时，罐笼刚上去，他气得在井口直跺脚，为没跟上上班而懊恼。罐笼是在运行到顶部时发生事故突然下坠的，牛幸娃要是赶上“罐笼”，肯定和那11位战友一道“光荣”了。就像有飞机航班失事，某个乘客因有事耽搁没能赶上航班一样。牛幸娃幸运至极。他的幸运在全团传开，有四川老乡开玩笑说：“这龟儿子名字硬是取得好，仙人板板，好事都让他撞上了哟。”其实人们不知他内心的痛苦，战友们牺牲了，他自己却活着，好像临阵脱逃似的，他为此内疚了很久。从此他干活更加卖力，不怕苦、不怕死，反正差点儿死一回，死也没什么可怕。他带领全排战士敢打敢冲，提出了“要铁不要命”的口号。那时他是排长，王永学是副排长，王永学不同意“要铁不要命”这个口号，说这是蛮干，不讲施工安全。他则认为是王永学怕死。加上对王永学身上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看不惯，比如在没有上级安排的情况下连上两个班，是出风头，是置战友们生死疲劳于不顾。那时，王永学是副排长，牛幸娃是班长，王永学坚持自己意见，牛幸娃只好服从。从那时开始，牛幸娃就认为王永学为人不踏实，从内心里对他产生了看法。自己当排长后提出“要铁不要命”的口号，你王永学不认同，还提什么意见，这是找碴，是对以前“不满”的回报。

尽管王永学不认可“要铁不要命”的提法，但上级对牛幸娃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还是赞扬的。认为他不怕死亡威胁，带着战士敢打敢拼，是“敢与困难争高下，不向魔鬼让寸分”，在连队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后，需要提倡这种精神。牛幸娃带着一排冲在前面，显示了大无畏精神，给受到重创的中队又带来了希望。时间不长，上级就任命牛幸娃为代理中队长，成了中队的主要领导。王永学接替牛幸娃当了排长。

王永学不赞成牛幸娃“要铁不要命”的提法，是从安全第一的角度考虑的，但对牛幸娃的魄力干劲，他是佩服的。尤其欣赏牛幸娃那种拼命三郎的劲头。他担任排长之后，继续发扬牛幸娃倡导的精神，把任何艰难困苦都踩在脚下，巷道掘进进度在全中队排在第一，还打破了全大队的记录。两年后，上级任命王永学担任副指导员，配合牛幸娃工作，加上一个副中队长、一个技术员、一个司务长，基本健全了中队领导班子，形成了基层中队的领导核心。

在他们这一任班子之前，中队领导班子在全大队是一流的。段新虎人称“段老虎”，典型的军人作风，是个能打硬仗的主，中队一成立就当中队长，几年时间把十一中队带成全大队出名的钢铁中队。指导员刘新风善于做思想工作，和段新虎配合默契，无奈身患胃疾不得不转业到地方工作。“罐笼事件”后上级经过考察选拔，让牛幸娃做了代理中队长，王永学也官升一级成为副指导员，俩人又成了搭档。

经过磨合，两人的关系逐步融洽，但隔阂仍无法完全消除。典型的表现是两人相处“比较客气”。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一客气就比较麻烦，说白了是透着“生分”。你想，真正的好朋友，哪个不是勾肩搭背？真正的好战友，哪个不是你擂我一拳我击你一掌？淘气的孩子到别人家里乱跑乱窜，还不是因为两家关系好？

明明知道两人关系不融洽，各种缘由又说不清道不明，就像人们所言，挨个巴掌不知哪疼，心里很不敞亮。王永学几次想找牛幸娃谈谈心，但都被自己否定了。作为副指导员，他是很擅长谈心的，通过谈心做通了不少战士的思想工作。但一想到和牛幸娃这个老班长谈心，王永学心里就打怵，几次欲言又止，不仅没谈成心，心里的疙瘩还越聚越大了。惹不起躲得起，他决心离开牛幸娃，设法调到机关去，或调到其他中队去，但目前十一中队班子不健全，指导员没有配，只有自己一个政工干部，开不了口。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明确提出调走，就把和牛幸娃的矛盾公开了。现在机会来了，中队要随大部队撤离镜铁山，到新的地方去执行任务。听说根据任务需要，要对现有中队进行调整，也许还要成立新的中队，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十一中队，和牛幸娃“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