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平一座山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广东省委书记（时设第一书记）吴南生兼任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任书记。

但到底谁是深圳经济特区设立首倡者，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多种官方版本的描述是这样的：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特区的构想，很快，便迎来了复出不久的小平同志……

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其实可追溯到1978年4月初，中央就拨乱反正，要求搞活经济，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明确广东省可以先行一步。

刚刚复出南下并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谈到建设配套资金时转达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精神：“中央没有钱，但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叫什么名字迟迟定不下来，叫作“出口加工区”吧？台湾有了。叫“自由港”？条件根本还不成熟，不敢叫。叫什么呢？邓小平就追溯延安时期陕甘宁的传统，提出了“特区”的概念。

汕头之行

这样一段小插曲，当年曾兼任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任书记的吴南生仍记忆犹新。

吴南生负责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前期筹备工作，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时还兼任了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长，但吴南生差一点赌气就不来深圳了。

事情的缘由还得从头说起。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向世界宣布改革开放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1979年1月8日至25日，广东省委召开了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后，按照广东省委的分工，吴南生率领一个工作组直接奔赴汕头市，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吴南生的老家是汕头，他生于斯长于斯。1936年，他也是从汕头走上革命道路的。1944年，经由党组织的安排，吴南生赴延安，直接进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深造。日本投降后，和许多老同志一样，他凭两条腿从延安奔赴东北。1949年随解放大军南下，又参与解放汕头市，吴南生担任了汕头市军管会副主任。1952年，奉命调动，他才依依不舍离开了家乡汕头。

这次风尘仆仆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汕头，眼前的情景让他有些呆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派贫穷落后的景象，百业凋零，不禁为之心寒。他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这些人中有些是在那“备战、备荒”岁月随工厂迁到“大三线”“小三线”去的汕头人，有些是一次又一次上山下乡到海南、粤西的知识青年，如今他们全部返城，回到汕头，由于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只好栖息在大街小巷临时搭建的竹棚里，人们把这些竹棚戏称为“海南新村”。

汕头过去有限的骨干工厂，已迁到“三线”去，经济特别不景气。城市公共设施落后，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还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城区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

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吴南生，他焦虑万分，感到出去革命几十年，搞了这么多年“穷”社会主义，将国家搞到这种地步，心中有愧。再不贯彻中央精神，寻求改革之路，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吴南生跟叶剑英元帅私交甚笃，常有见面的机会，每次见面，叶元帅就会焦虑地对他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啊，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哦！”

从汕头回来，吴南生同志就有了要在汕头家乡尝试搞改革开放，先行建一个特区的构思和想法。

2月21日深夜，吴南生正在感冒发烧，但心情十分激动，迫不及待地起身，去电报局向省委发了一份长达1300字的电报。这份电报尖锐地指出汕头现有的突出问题，特别提出：“来后，同地区有关部门的同志研究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和扩大对外贸易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汕头市是我国重要港口之一，货物吞吐量最高年份达400万吨，海上的客运达35万人。汕头劳动力多，生产潜力很大，对外贸易、来料加工等条件很好，只要认真落实政策，调动内外积极因素，同时打破条条框框，下放一些权力，让汕头放手大干，这个地区生产落后、生活困难、各方面工作长期被动的局面，三至五年内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已拟定了一个初步意见，待报省委研究。”

吴南生直接就提出了在汕头划出一块土地，彻底开放，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以扭转汕头地区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

有人据此认为“特区”概念的肇始，源于这次吴南生的“汕头之行”。

2月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到广州。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去他家，两人促膝谈心到深夜。

3月3日，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吴南生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怎么办？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可以先走一步。

吴南生喜欢下象棋，懂得先走一步，叫作“先手”，就是掌握主动权。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走呢？

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吴南生响亮地提出：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

他的理由有三：第一，就全省而言，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外面很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影响不会太大。吴南生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回汕头搞试验。如果办不成，要杀头，就杀我好啦！

共产党人提着脑袋也要建“特区”，这一说法据说就是这么来的，吴南生算是开创者。谁曾料到：汕头差点就被排除在特区建设之外。

当时深圳经济特区的前身——惠阳地区宝安县的生产建设情况更不容乐观，严峻的经济形势导致了大逃港，并且是新中国成立后，持续了约30年的大逃港！

当时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1979年，香港人均GDP是4569.4美元，香港人均日收入为70元港币，一年约2万元港币。而同期深圳人均GDP为391美元，每天人均收入为0.5元人民币，一年不到160元人民币。1979年深圳市当时GDP只有香港的七百分之一，为1.96亿元人民币，而香港当年的GDP为225.26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是1117亿元人民币。

巨大的贫富悬殊触目惊心！

1990年，前来参加深圳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庆典的习仲勋聊起当年那段历史，还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习仲勋就是“用脚投票”一词的发明者。毫无疑问，邓小平、习仲勋都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人。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正确的思想就是面对现实说话，同时做出符合人的本性的决断。

吴南生的“私心”是对家乡经济落败的一种无奈，是对家乡人民的一种深深的爱恋和愧疚，情愿再掉一次脑袋，也要彻底改变家乡贫困现状的一种义无反顾的决心。

大逃港之“痛”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南下广东，第一站到惠阳地区宝安县调研，看到的场景跟吴南生差不多。

1978年盛夏，深圳河一侧，当时还没被“摘帽”（指“平反”），上任不到3天的习书记与3位逃港者不期而遇，窄长的深圳河泛起一阵阵恶心的臭味，不知道是人为丢弃动物的腐臭，还是深圳湾河道漂上来的逃港者的尸臭……

3名逃港者双手被反绑，蹲在地上，被背枪的民兵踢打。这一幕被习书记碰了一个正着，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当即对陪同一起调研考察的宝安县书记方苞指示：“赶紧放人，为什么打人呢？三个农民为什么要‘逃港’呢？！”

延安时期曾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这位前国务院副总理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抱定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无法保证自己人民的幸福，面对无法遏制的“逃港”潮，内心顿生无限的愧疚。半个世纪的革命，共产党人一个“穷”的根子还没有拔掉。

还是前一年，即1977年，邓小平视察广东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关于“逃港”，“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能管得了的……”

习仲勋感同身受，逃港的根子不是出在老百姓身上，而是我们国家当年的大政方针肯定出了问题！堵不如疏，“捆”不如拔掉“穷”的病根！

老百姓穷怕了，中国的老百姓太善良，不到“活不下去”的地步，就不会置生命于不顾，铤而走险，暴尸沼泽。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我的湖南老乡，《大逃港》作者陈秉安先生掌握了大量的逃港资料和数据。据可查阅到的资料，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算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区、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有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干部。统计数据表明，至1978年，深圳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后就地收容。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来说是最大的障碍。20世纪60年代初，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和山里。此后上级有严令和指示，开枪的现象逐渐消失。

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前，袁庚从香港坐船到蛇口，兴办蛇口工业区时，第一件事情并不是“三通一平”，或者去炸响改革开放的第一炮，而是组织广东干部群众到深圳湾，将海上漂浮的逃港者尸体捞上海滩，用简易棺木掩埋，给这些一心想改变命运而不幸遇难的同胞以尊严。

不久，微波山上炸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炮，袁庚誓言：共产党人不仅要完成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使命，还要再削平一座山，这座山就是贫穷的根子！

后人在炸响改革开山炮的地方为他塑了一座雕像，将袁庚视为“改革开放的急先锋”，让后人永远铭记。

当年广东省委已经报请中央批准袁庚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袁庚听说后，星夜赶赴北京中组部，要求撤销报请。“穷根”这座大山还没有削平，不接受组织提拔，否则对不起他大鹏半岛的父老乡亲。

袁庚这位真正的人民公仆、共产党员，心里只装着人民的疾苦，不唯上，不跑官，升官了都把自己拉下来。

改革开放，广东省急需先走一步。在这些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常委们都表示赞成，意见高度一致。至于刚从汕头回来的吴南生书记提出在汕头市先行试验的想法，习仲勋第一书记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先赶紧起草个意见，1979年4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好带去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

会后，习仲勋代表广东省伸手向中央要权。

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意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是原话。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原则上同意广东的意见。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

关于汕头、厦门缓办经济特区，有以下一段实情。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同意了广东省和福建省试办出口特区的要求，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考察这几个地方，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5月14日，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达广东省，在广东期间，谷牧同志亲自找到吴南生个别交谈。

谷牧说：“中央有一个意见，汕头市办特区的条件还不具备，只办深圳、珠海，你的意见如何？”

吴南山当即表态：“谷牧同志，如果不在汕头办特区，我也不负责特区了。不是因为汕头是我的家乡，而是因为办特区的建议最初是在汕头酝酿出来的，海外和中国港澳的朋友们都知道。如果不办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办不好特区的！”

谷牧说：“啊，我明白了，那么，推迟办行不行？”

吴南生说：“行！”

这就是中央决定缓办汕头经济特区的内情。

办特区的灵感和想法都来自吴南生书记的“汕头之行”，结果却帮了深圳的忙，中央同意深圳、珠海先行试办“出口特区”。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赌气归赌气，工作归工作。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广东省委立即决定：成立由吴南生、刘田夫、王全国组成的三人小组，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委决定：吴南生这位特区构想的开创者全面负责管理包括深圳、珠海、汕头3个特区的前期准备工作，旋即又被任命为即将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任书记。

“升级”经济特区

邓小平关于试办经济特区，讲过三句著名的话：

“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

“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是小平同志1979年4月前后讲的，但不是一次讲的，我把它综合起来了。”吴南生说。

1979年5月3日省委常委会议记录和同年5月26日习仲勋同志《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两个文件中，习仲勋同志曾两次传达了小平同志试办经济特区“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名言。

习仲勋在1992年7月为《改革开放在广东——先走一步的实践与思考》所写的“序言”中写道：“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广东搞一个新的体制。在这次会议上，我知道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决心很大，说这次‘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要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心。”

三次转达这句话，前后相隔整整13年。

那么，“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句话是小平同志在什么时间、同谁说的呢？是1979年4月在听谷牧同志汇报后说的。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上“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方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当晚，谷牧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小平一见他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说：“明白了。”

当晚，谷牧给习仲勋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找到谷牧同志，问：“叫作‘特区’了，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省管。”

从省委常委会议记录中现在还可以找到，半年后，即1979年10月17日下午，习仲勋传达十一届四中全会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精神时说：

“广东搞特殊政策问题，临走前小平同志谈了，他同意要快一点、宽一点。台湾统一了还不是特区？香港回归了还不是特区？1937年，陕甘宁就是特区。”

以上这么多材料都可以佐证。至于“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这句话，也只有小平同志才能说得出来。

1979年7月，在微波山炸湾取直，兴建蛇口深水码头，炸响改革开放的第一声炮响。1980年8月26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

罗湖开发风波

深圳经济特区的土地，经中央批准，最后确定北面以山为界，南面以深圳河为界，与香港接壤。西边接珠江口岸，东部囊括大小梅沙旅游区，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东西49公里、南北7公里的狭长区域。但到底如何下手，先从哪块范围开发，“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真正考验着这些从各地调遣而来的当政者的智慧。

同时兼任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书记、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吴南生，深圳经济特区方案一经中央批准，就马不停蹄地奔向了前线，负责三个特区前期总体规划的制定。1980年5月初，吴南生从全国各地请来一流的规划大师和工程师108名，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队，为开发这片“处女地”出谋划策。

与工程师们朝夕相处的这位一把手，不仅焦虑开发建设怎么下手，更忧心特区的开发建设资金从何而来的大问题！

工程师们当时粗略估算，深圳经济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需要90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至少要10亿元以上的投资。前面提到“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中央的态度十分明显，只有政策，钱从哪里来，自己解决。巧妇真难为无米之炊！

“一场大暴雨将罗湖一带变成了一片汪洋，我和来参加深圳城市规划的专家租赁的新园招待所水淹到腰际，专家们呕心沥血完成的规划设计图纸也被泡在水中，来自香港的旅客不得不卷起裤腿在粪便浮起的车站中穿过，低洼地带到处是告急、呼救声……”就是这场铺天盖地而来的暴风骤雨，坚定了刚赴深圳走马上任的吴南生先削平罗湖山，填平罗湖低洼地，再谋发展的决心。

特区建设从始至终，都不那么一帆风顺，吴南生在做出这个重要决定之前，也经历了比台风毫不逊色的“暴风骤雨”。

1980年10月初，在深圳市委用铁皮临时搭成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市委常委和工程师们，当大家一讨论到开发罗湖小区时，就爆发了那场著名的“罗湖风波”。

当时工程师们的意见是：罗湖毗邻香港，是一片旺财、旺地的黄金地段，可先开发作为商业性用地，引进外资，开发房地产及商业，用来还贷付息，积累特区资金，并可改变国门面貌。但市委的个别领导却立即站起来唱反调说：罗湖地势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无疑等于“抛钱落水”，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火药味十足。工程师这边认为市领导不懂得城市建设，更接受不了他们那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口气。一位年轻气盛的工程师和两位年长的常委甚至拍桌打凳，互相对骂，当时会场上就针尖对麦芒，顿时陷入了僵局。

吴南生主持会议，在冷静而详细地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后，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工程师们这一边，并决定立即动工，搬掉罗湖山，填平低洼地。他强调道：如果现在不坚决作出决策，耽搁时间，很快，雨季就要到来，移罗湖山填高罗湖洼地的工作，就要被多拖延一年，整个特区建设也同样要拖延一年多，贻误战机！

市委内部还是有人固执己见，竟然私自借市委的名义发电报给省委，状告罗湖开发是瞎指挥。有人还公开出面横加干预，挑起争论，并多次下令停工。

1980年，广东改革开放已经开局，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调中央工作，由任仲夷接替，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任仲夷刚到广东省主持工作，就看到这份电报，了解到这场风波，赶紧赴深圳，多方了解调查，听取不同意见，并在当晚的深圳市委常委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建设中要听工程人员、专家的意见，你们意见不一致，为什么不很好听工程人员、专家的意见呢？”“搬罗湖山，是特区第一个大工程，你们今后要做的大事还很多，要讲团结。”

12月8日至10日，任仲夷又陪同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还有当时电子工业部部长江泽民，视察了深圳经济特区。12月12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江泽民提及罗湖考察的“深囧”经过：“深圳特区的建设要引起足够的重视。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的，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

在中央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委对建设深圳特区首先搬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区达成共识。那些曾一度极力反对这一意见的人，只好面对现实。至此，“罗湖风波”才逐渐平息下来。

经过成千上万建设大军的日夜奋战，80多万立方米的罗湖山终于被夷为平地，罗湖区陡然填高了2米，低洼处填高了4米。昔日的低洼泽国，变成了道路纵横、高楼大厦林立的罗湖新城。不花国家一分钱的投资，建设一个现代化城市，这也是计划经济环境下破天荒的。绝对不可想象，深圳经济特区的土地开发这一实践，对全国未来城市建设是一大启示，也是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