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音乐学院林大雄先生主编的《礼观乐史——人文视野下的中华礼乐文明》一书即将付梓，前段时间他来电，嘱咐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虽然深感荣幸，却又颇觉惶恐，我对中国音乐史完全是外行，毫无置喙的余地。连日来我虽然几番展纸，却一直迟迟未能落笔，以致拖宕至今。在此只能把我所了解的本书情况作一下交代。

《礼观乐史——人文视野下的中华礼乐文明》一书，实际上来源于中国音乐学院2019年春季学期开设的“礼观乐史”研究生课程。当时，该门课程延请了一些历史学、考古学界的学者，就中国音乐史相关的一些问题发表讲演，本书即是该门课程的讲课记录。中国音乐学院素以“中国音乐家的摇篮”“中国音乐的殿堂”的美誉闻名于世，相关学者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一直居于执牛耳者的位置，却愿意放下身段，虚心地向非音乐领域的学者们请教，实在令人敬佩。关于这门课程的开设缘起，林大雄先生曾做过很好的说明，传统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主要是基于传世文献，没有能够充分吸收和借鉴考古学、历史学日新月异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导致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不畅。有鉴于此，《礼观乐史》这门课程尝试以系列讲座的形式，邀请若干位享誉学界的专家和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就他们研究领域的一些重要课题发表讲演，从而开拓音乐史学界的关注面，纠正传统文献的一些错误或不够准确之处，促进历史学、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界的交流互通，进而为相关学科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学术天地。

应该说，这一设想在本门课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几位演讲嘉宾与中国音乐史学界的朋友们展开了很好的互动和交流，相关的情景在本书中也可以看到，用不着我在此饶舌。我想指出的是，这种对话与交流对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发展同样是十分必要的。中国的传统社会也常常被称为礼乐社会，音乐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绝不仅仅是娱乐心性、陶冶情操，它还承担着更重要的教化作用。《礼记·乐记》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已经很形象地说明了音乐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过，历史学、考古学领域的学者受专业的局限，每每不能很好地理解和阐述音乐在其中的作用和功能，需要得到音乐史学界的帮助和指导。

近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蓬勃开展，音乐史方面的发现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与此同时，许多与音乐史有关的文字资料也在不断面世。如何加强这些资料的研究，是摆在历史学、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界学者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早在1981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即在《人民音乐》上撰文，“希望音乐史界进一步研究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提供的新材料、新成果”，并指出“考古发掘的实物，古文字学的考释，文献的记述，加上音乐史的研究，互相印证，彼此补充，从而丰富人们对古代文化的理解，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古乐与文化史》，见《人民音乐》1981年第6期）。即以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清华简整理研究工作来说，其中就有多篇已经公布的文献，如《耆夜》《周公之琴舞》等，都与音乐密切相关；尚未公布的清华简中，至少有两种也是音乐方面的文献，其中有很多我们这些非音乐专业的整理者难以理解的地方，需要音乐史学界的专家们给予支持。因此，历史学、考古学和音乐史的结合可以说是大有可为，深望今后能更多开展。

我想就以上述的介绍，表达我对本书行将出版的祝贺，并希望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推动今后音乐史学界与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的更多交流与合作。

刘国忠

2020年7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