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oming a Doctor

成为医生

我很早就离开了学校。在预备学校里我一直不开心。我是在父亲去世后被送到那里的，因为学校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离我的叔叔兼监护人担任教区牧师的惠特斯特布尔（Whitstable）只有六英里。它附属于古老的国王学校（King’s School），我在十三岁时按时入学。从老师都是些令人恐惧的坏蛋的低班出来后，我相当满足，然后可怜的我就因为一场病而被迫在法国南部度过了一学期。我的母亲和她唯一的姐姐都死于肺结核，当我被确诊肺部受到感染时，我的叔叔和婶婶都很担心。我被安顿在耶尔（Hyères）一个家庭教师的家里。当我回到坎特伯雷时，我不怎么喜欢那里了。我的朋友都结交了新朋友，我孤零零的。接着我被转入了高班，因为缺席了三个月，我无所适从。我的年级主任也找我的碴儿。我劝叔叔说，如果不待在学校，而是在里维埃拉（Riviera）度过接下来的冬天，会对我的肺有好处；其后再去德国学习德语对我也会有帮助。我可以在那儿继续学习进入剑桥所必需的科目。我叔叔是个软弱的人，我的理由也貌似有理。他不怎么喜欢我，但我不能因为这个怪他，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由于花在我教育上的都是我自己的钱，他非常乐意让我按照自己的选择行事。我的婶婶也非常赞成我的计划。她自己就是德国人，一文不名却出身高贵；她的家族有一枚盾形纹章，上面还有扶盾人和大量的四分纹，她很为此自傲。我曾在别处讲过，尽管她只是个穷牧师的妻子，却不愿拜会一位住在附近的房子里消夏的富有的银行家太太，只因为他们是经商的。是她安排我去海德堡的一户人家，那是她通过在慕尼黑的亲戚打听来的。

不过当我十八岁从德国回来时，我对自己的将来已经有非常明确的想法了。我比以前更加开心。我第一次尝到了自由，想到要去剑桥再次受到束缚我就无法忍受。我觉得自己已是成人，有着强烈的渴望要踏入生活。我感觉一刻都不能浪费。我叔叔一直希望我做牧师，他明知道没有什么职业要比这个更不适合我——因为我口吃；我告诉他我不愿做牧师时，他带着惯常的冷漠，接受了我拒绝去剑桥的决定。我还记得那些关于我该从事何种职业的荒谬讨论。有一种建议说我应该做公务员，于是叔叔就写信给他一位在牛津时的老朋友征求意见，那人在内务部身居要职。那人回信说，由于考试制度，以及经由考试制度进入政府部门之人的阶层，现在已经没有位置给一位绅士了。问题解决了。最后决定，我应当做一名医生。

医生这个职业不怎么让我感兴趣，却让我有机会生活在伦敦，获取我渴求的生活经历。1892年秋天，我进了圣托马斯医院。我发现头两年的课程枯燥乏味，于是除了用于应付考试而必修的课程之外，我对学业没有更多的关注。我不是个令人满意的学生，但我拥有了自己向往的自由。我喜欢拥有自己的住处，在那儿我可以做我自己；我把它布置得漂亮而舒适，并为此而感到骄傲。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还有大部分本该用在医学研究上的时间都用来阅读和写作。我大量地阅读；我的笔记本上满是对故事和戏剧的看法、对话的片段，以及阅读和正在体验的经历带来的非常率真的思考。我没怎么进入医院的生活，也没在那儿交什么朋友，因为我正忙于其他的事情，但在两年后，我在门诊部先是做文员，后来又担任外科医生助手，于是我对此逐渐产生了兴趣。我开始在病房里工作，兴趣与日俱增，以至于当我因为对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进行尸检而染上脓毒性扁桃体炎，需要卧床休息时，我都等不及康复就又重新开始工作。

我必须参与几次分娩手术以得到一张证书，这意味着我要去兰贝斯（Lambeth）的贫民窟，进到连警察都会犹豫要不要进去的肮脏的院子。不过在那儿，我的黑色医生包充分保护了我：我发现这份工作很吸引人。有一小段时间我日夜值事故班，为紧急情况提供急救。这工作让我筋疲力尽，然而也令我非常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