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是什么
一、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及其未来
不久之前，匈牙利出身的英国史学家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出版了其论著《贸易的猜忌：从历史的视角看国际竞争和民族国家》（Jealousy of Trade：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在这本书里，作者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和经济关系做了新的解读。尽管他充分肯定霍布斯在开创“新政治科学”上取得的划时代成就，但他认为霍布斯并非第一个现代政治理论家，而只是最后一个后文艺复兴的政治理论家。洪特所给的理由是：霍布斯拒绝将经济和商业社会性看作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霍布斯的理论是反商业的纯政治学，他思考政治的方式是前经济的，因此也是前现代的。就贸易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言，现代政治学当为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理论家的头把交椅则应当交给大卫·休谟，以及更系统地阐释休谟之洞见、奠定政治经济学基础的亚当·斯密。或者说，判分古今政治的界线为：是否将经济、商业视为核心政治事务（或国家事务）。
本部分要讨论的不是洪特的这本书，或者他所涉及的这些学者的论述。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或者政府应当在经济发展和扶贫方面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洪特这里所讨论的是西方学者对政治和经济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实际上反映的是西方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实际层面的变化。
而另一方面，中国文明从来没有演化出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经济事务一直被视为政府的首要责任。西方和中国文明的不同演化过程造就了两种很不相同的政治经济学模式，这两种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在影响国家在经济发展和扶贫等领域的作用。两种模式都有其优势和劣势，它们可以互相学习，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1.西方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经济的分离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是否把经济（商业）活动视为政治事务和国家责任。正如经济史学家珀兰尼（Karl Polanyi）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近代之前，不同文明曾经拥有过差不多的政治经济关系，那就是，经济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一个领域，而是人类社会诸多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并且和其他领域千丝万缕，共生共存[2]。不过，在西方，近代以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迅猛发展，经济逐渐把自己从社会的诸领域独立出来，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来，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态。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过程，这个过程直至今天仍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而在东方尤其是中国，经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政府责任的内在部分，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己任，同时也从这个过程中产生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尽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经济活动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政治经济哲学从古代到当代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社会层面，老百姓的文化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对政府的经济责任抱有高度的认同。
如果把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那么就会发现，在古希腊，人们对经济的看法和中国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古希腊，家庭被视为国家的基本单元和基础，而经济则是对家庭的管理。这点和中国古代哲学家尤其是儒家的看法非常一致。并且，这一政治经济概念到罗马帝国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3]。迈入近代之后，这一概念开始在西方发生变化。简单地说，自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快速分离开来。这里有两个经验事实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促成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第一，罗马帝国的解体和商人的崛起。第二，政治秩序的重建。
罗马帝国是政治、经济、宗教的混合体。帝国是通过政治手段（包括军事征服）形成和维持的，但在帝国境内的经济是“全球化”的，即帝国之内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帝国利用宗教得到扩张，宗教也利用帝国而扩张。罗马帝国的解体对经济和宗教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帝国解体之后，西方不再存在统一的政体和政治力量，原来帝国的土地被分割成数量庞大的地方性政体（或者小王国）。宗教成为最重要的力量。经济活动分散化，寺院经济就是表现之一。
到了“黑暗时代”（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兴起。因为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体”，城市表现为实质性的自治形式，而城市的政治主体便是商人。商人不仅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且在欧洲近代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没有商人，很难想象一个近代欧洲。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对城市专门进行了论述[4]。商人（后来被称为“资本家”）履行的主要是经济功能，但经济功能导致了商人的政治功能。商人唯利是图，市场越大，利润越大。这就决定了城市商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巨大的动力去冲破城市的边界，创造更大的市场。实际上，即使在城市阶段，商人的活动也通过贸易活动而超越了城市。政治人物（国王）的目的便是统治更多的土地和老百姓。帝国解体了，但政治的扩张性本质是不变的。和商人一样，大大小小的国王也有扩张的冲动。很显然，在扩张这一点上，国王和商人拥有了同样的利益，商人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而国王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两种力量的合一，便在欧洲造成巨大的“中央化”，即中央权力形成的动力。欧洲近代的发展首先是中央化的过程。
再者，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换更造成了欧洲的制度。国王要统一国家，商人要统一市场，两者走到了一起。但是，国王要统一国家钱从何而来？商人就变得很重要，商人不出钱，国王就没有钱来做统一事业。商人可以出钱，但又不相信国王。这样，交易就产生了。商人要和国王签订“合同”，保护自己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的保护”就是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契约”。但光有这个“契约”对商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保障国王在国家统一之后继续履行这份“契约”呢？商人的第二步就是让自己成为国王政治权力的根源。这便是西方“人民主权”概念最早的来源。很显然，这里的“人民”并非今天人们所说的所有人，而是有钱的商人。如何实现“人民主权”？最后的结局便是商人占据“议会”。议会产生政府，也就是商人产生政府。近代欧洲很长一段时间里，议会就是商人的议会。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当时的西方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人。在这个意义上，欧洲是商人驯服了政治权力，商人成为和国王分享政治权力的第一个“人民”群体。
不过，政治权力“中央化”的实际过程并非像这里所说的那样简单。因为这不仅仅是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交易，也涉及其他各种力量，包括宗教、各种地方性政体和社会力量。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尤其是早期）是极其暴力的过程。实际上，如何统一国家，一直是从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到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研究的主题，对这个主题的关切产生了单纯的“政治学”。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那里，政治占据绝对的地位，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家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只有当欧洲国家实现统一之后，欧洲的学者们才开始讨论起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洪特的评价并不公平，因为霍布斯和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以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并不生长在同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的人面临的是那个时代的情况，要解决的是那个时代的问题。只有当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国家统一”问题解决了，才会产生休谟和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问题。
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开创了西方的纯政治学，休谟和亚当·斯密开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那么随着资本的继续崛起，西方又出现了纯经济学，也就是把经济从休谟和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休谟、亚当·斯密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不仅论述经济，还论述政治和道德。但后来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如前面所说，资本依靠国家的力量而成长，但当资本成长之后，便走上了寻求“自治”之路，即要逃离政治的制约去寻求自身独立的发展。而资本寻求独立的过程，也造就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诸多关系的急剧变化。至少在西方，社会的命运和经济的这一“独立”过程息息相关。而所有这些变化也便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源。
商人（资本）依靠国家力量而得到了统一的民族市场；再者商人也成为政治的基础，控制了政府过程。这样就造成了实际层面的政治和资本的合一。原始资本主义的崛起不可避免。在这个阶段，资本唯利是图，而整体社会成为资本的牺牲品。雨果、狄更斯、马克思等欧洲作家都深刻描述过原始资本主义崛起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性影响。当社会忍无可忍的时候，反资本的社会运动变得不可避免。不难理解，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欧洲。无论哪里，社会主义运动不管其最初的目标是什么，最终都以资本和社会之间达成新的均衡而终结。这个过程就是欧洲开始的“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从原始资本主义到后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即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过程。这三者都具有促成这种转型的动力。就社会来说最为简单，那就是追求至少是体面的生活，例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更多的教育，等等。也就是实现后来所说的各方面的“人权”。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人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些具体的利益。
资本的自我变化是有动机的。至少有以下两个动机：首先，资本需要社会稳定。资本必须在不断的投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因此，投资环境必须是可以预期的。为了稳定，资本是可以拿出一些利益来做交易的。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单一的法治并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因此，资本也并不反对“保护社会”。不难理解，世界上第一份社会保障计划产生在德国俾斯麦时期，这份计划的目标是保障社会稳定。其次，是资本本身的矛盾，资本一方面需要剥削工人，但同时资本又需要“消费者”。资本控制生产，但所生产的产品需要通过消费者的消费才能转化成为利润。消费市场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当内部市场饱和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对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获取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倾销商品。“培养”消费者不是资本的善心，而是资本获利机制的一部分。但在客观层面，这个“培养”的过程也是工人阶层满足利益的过程。
政治变革的动力在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近代以来，早期君主专制的基础是贵族，或者说传统大家族。如上所述，商人崛起之后开始和贵族分享权力，所以商人是第一个参与到政治过程中的“人民”群体，也是近代西方民主化的主力。尽管早期的“选民”极其有限，主要是有财产者、向国家纳税者，并不包括工人、妇女和少数民族等，但选举逻辑本身具有“扩张性”，即从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随着选举权的扩张，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发生变化。早期，政治权力的基础是贵族和商人，再逐渐地扩张到工人。这个扩张过程刚好也是工人阶级“中产化”的过程。当政治权力基础不再局限于资本的时候，政府开始偏向社会。这使得西方福利社会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促成了福利社会的大发展。
福利社会的大发展一方面强化了社会的力量，但同时也表明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失衡。至20世纪80年代，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来改变局面，这就是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大背景。这场运动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主义的反动。在资本看来，福利主义造成了资本空间的收缩、大政府和强社会的出现。不过，就内部私有化来说，这场运动的效果实际上很有限，因为在“一人一票”的政治选举环境中，“私有化”被有效抵制。但在外部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即造就了长达数十年的资本全球化运动。资本的全球化使其逃离了本国政府和社会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如鱼得水。结果很明显，即造成了新的资本、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失衡，即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著《21世纪资本论》，论述了当代世界社会贫富悬殊的严峻情况[5]。作者发现，资本获利的比例远远超过劳动所得的比例。这个发现并没有什么新奇，因为从来如此，所不同的只是比例大小罢了，自然也没有人会否认皮凯蒂所描述的情况。不过，这本书的出版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正因为如此，《21世纪资本论》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但问题在于如何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使得人类社会能够继续维持作为共同体的局面，至少不至于解体。皮凯蒂强调政府的作用，甚至提出了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的设想。这本书也被认为仅仅对西方资本主义作了政治解释。不过，在这一波全球化下，资本已经再次占据西方的主导地位，皮凯蒂的设想过于理想。现实是残酷的，当全世界政府还没有能力联合起来的时候，全世界的资本早已经联合起来了。实际上，这次全球化就是全世界资本联合起来的结果，而全球性的贫富悬殊则是全世界政府缺少能力的结果。
历史地看，这里的关键就是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面“脱钩”。如前面所讨论的，西方民主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的“共和民主”向当代的“大众民主”的转型。早期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即少数人的民主，或者少数人之间的“共和”。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一人一票”制度的实现，政治的“合法性”完全基于“选票”之上了。这一变化导致了几个结果。第一，政府和发展的分离。尽管经济议题总是西方选举的主题，但政府和发展之间的关联充其量也只是间接的，选票和政治权力之间则具有最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经济表现好能够有助于候选人，但仅此（“有助于”）而已，没有直接的关联。对候选人来说，有其他太多的方法来获取选票了。第二，政治人物即使想承担“发展”的目标，但其发现缺乏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发展目标。在西方，政府可以和经济发生关系的方法无非就是财政和货币两种。但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当政府债务过大的时候，财政政策也会失效。西方政府现在倾向于使用量化宽松，即货币发行。但量化宽松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缓解或者推迟问题。第三，因为巨大的收入差异造成的社会高度分化使得传统政党政治失效，政治失去了主体，越来越难以出现一个有效政府，更不用说一个有能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了。在精英共和时代，西方多党能够达成共识，因为不管谁当政都来自这个小圈子；在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多党也能达成共识，因为不管左右，政党都要照顾到拥有最多选票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在大众民主时代，尤其是在面临社会高度分化的时候，政党之间只是互相否决，造成的只是更多的社会分化。
在这个背景里，人们不难理解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社会运动了。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产物。西方如何通过改革使得这三者重新回归均衡？这是需要人们观察的。但可以预计，在政府不承担经济发展责任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可以积极履行中间角色（主要是税收），而把发展责任简单地留给资本，要走出目前的不均衡状态，也是困难重重。
2.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作为国家的责任
在东方，中国文明演化出了另一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文明从来没有在知识层面把经济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在经验层面经济也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确切地说，经济从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有效手段。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献《管子》中，首篇《牧民》就论述了经济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对政府的经济角色并无异议，在这方面各派之间所不同的只是政府和经济的关系有多深的问题。自汉代的《盐铁论》以降，中国基本上对政府的经济责任及其政府如何承担这个责任有了共识。西方近代以来，很多学者把中国视为“水利社会”，并进而把“水利社会”视为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社会根源。这是单纯从近代西方经验出发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自近代以来，西方走了一条政治和经济分离的道路。“水利社会”仅仅是中国政府经济责任的表现之一。
今天，西方把中国看成“国家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人们梳理一下从汉朝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就会发现，中国几千年来“吾道一以贯之”，存在着一个比较有效的政治经济体制。人们叫它“资本主义”也好，叫它“市场经济”也好，中国一直以来至少有三个市场共存（或者有三层资本）的大结构。顶层永远是国家资本；底层都是自由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还有一个中间层面，就是国家跟民间互动合作的这一部分。在这个结构中，有些领域关系到国民经济支柱，那国家一定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大量的经济空间要放给民间自由资本，同时在中间层，政府和民间资本积极互动，有合作也有竞争[6]。通过三层资本结构，政府维持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履行经济管理的责任。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比较短的时期走了极端，变成了经济国家主义化，即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被有效扭曲或者被消灭。第一个就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革时期，第二个是宋朝王安石变法时期，第三个是明朝朱元璋的改革，第四个就是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时期。在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偏向了政府。除了这四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跟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即使是在这四个时期，政府的出发点仍然是更有效的经济管理或者更快的经济发展。
这三层资本共存的结构也决定了，在中国，市场一定要服从国家治理规则的规制。市场存在着，但不是西方早期资本主义那样的完全自由市场，而是被规制的市场[7]。近代以来，西方的市场尽管也是被规制的，但基本上还是资本占据主导的市场，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最好的经济学著作就是《管子》。如果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的历史，《管子》比西方任何经济理论都有效。例如，西方经济学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是靠市场调节。后来的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即强调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扮演一个角色，但市场仍然是主体。《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但调节“轻重”的角色便是政府，而非市场。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来自西方的挑战，各方面快速转型。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至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国家与革命”的问题，而非“国家和发展”的问题。这个顺序并不难理解，因为只有确立了政治秩序之后，经济发展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前述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把政治秩序置于优先地位的主张即使放在中国的背景中也不难理解。
近代以来，在解决“国家与革命”问题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主张，但日后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最成功的。这个关键便是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要解决的便是在落后国家如何通过革命确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问题。毛泽东等一代革命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列宁的学说成功应用到中国革命，确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也曾经想继续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发展”问题，但并没有预想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当代世界少数几个最成功解决了“国家与发展”问题的国家。实际上，改革之所以成功，在潜意识上，便是对中国传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回归。从传统看，中国的改革不是“无源之水”，而具有必然性。这种深远的传统使得中国和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和西方区别开来，因为中国尽管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但不会放弃作为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手段的国有企业。或者说，中国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经济，使得政府不能有效干预经济活动。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因为中国不会像这些国家那样通过简单的政治手段（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和“大爆炸式”的经济手段（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激进私有化）来幻想谋求经济发展。中国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并不幻想通过依赖西方经济来谋求发展。
今天，西方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从西方的意识形态出发的。但另一方面，中国怎么变也的确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中国还会继续是上述三层资本、三层市场结构，互相协调着往前发展。较之西方体制，这一结构有它自身的优劣。跟西方市场经济比较的话，中国一些经济部门主要是国有部门的效率会差一点。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的公共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其效率也是存在问题的。再者，中国经济的效率和创新能力在其他两层，即底层的自由企业和中间层并不比西方的低。就中国的优势而言，中国三层结构经济体能够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能够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够大规模有效扶贫等。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等。中国过去40多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控能力有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从邓小平所说的“贫穷社会主义”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中国对人类共同体更有意义的事情并不是中国已经有多少人致富，而是已经有多少人脱离贫穷。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7亿多人口脱离贫穷。这个社会奇迹远比经济奇迹更为重要。如何理解这个奇迹？这就是这里所论述的中国文明的政治经济观念及这一观念所演化出来的政治经济体制。
广义上说，东亚经济模式也是中国文明的衍生。东亚经济体被世界银行视为“东亚奇迹”。人们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仅有的十几个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东亚就有五个经济体。而这五个经济体就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儒家文化圈内，一个普遍的意识就是，推动经济发展就是政府的责任。这五个经济体内对政府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没有人会怀疑政府要推动经济发展，它们的一个共识便是：发展是硬道理。进而，这五个经济体的政府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而且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通过社会建设，培养中产阶级，实现了社会的转型。今天，其中一些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台湾地区）因为效法西方民主，政府和经济开始分离，政府不能继续推进经济发展，结果造成了类似西方的问题。这个趋势也是值得观察的。
3.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的未来
今天，东西方的两种政治经济模式都面临问题和挑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来说，西方面临的问题需要通过结构性再造来解决，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属于在现存结构之上调整和改进问题。
在西方，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之间的再关联，也就是，政治如何再次对经济行使权力，使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政治的需要，从而在经济和社会之间实现再平衡。西方目前内部民粹主义崛起，对外经济民族主义崛起，主要是要解决内部经济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经济结构并没有变好。主要的问题是，在政治很难作为的情况下，结构性调整光靠经济力量本身就很难实现。这些年来美国政府在经济上比较有所作为，包括再工业化、技术创新、保护本国产业等，不过，包括现阶段对华贸易政策在内的很多方法并不能改善其内部经济结构，从长远来说也必然产生更多的新问题。北欧少数国家开始试行“一人一份工资”模式，但很显然这也不是什么新思路，而只是福利模式的扩大版。西方如何能够像当年建设福利国家那样再次进行重大的改革和调整来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再平衡有待观察。
对中国模式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政府的责任，这一点不仅不会放弃，而且会更加巩固。中国可以改进的地方有很多，但主要是围绕着三层市场之间实现平衡这一目标。无论是国家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还是市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都会导致失衡，从而发生危机。如何实现平衡？这需要产权、法治和政策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就产权来说，光强调私有产权的明确和保护远远不够，国有企业的产权、国有和民营合作的产权和私有产权同样需要明确化，需要具有同样的权利。对法治来说，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三层资本。应当强调的是，在这方面，现有的政治或者政策保护已经远远不够，而亟须把政治和政策的保护转化成为法治的保护。对政策来说，主要是根据三层资本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失衡情况进行调整。这就决定了，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对不同资本进行扶持和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厘清哪些领域需要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哪些领域可以大量让渡给民营企业，哪些领域政府和民营企业可以进行合作等问题。政府需要促成国有企业追求自身的发展能力，而不是通过现有的方法（例如垄断、政策寻租等）生存下去。政府更需要赋权社会本身培养自身的发展能力，包括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使得社会有能力来平衡资本的力量，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