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一刻也没有放松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二月始，宋辽边境上总有辽军在巡视。这些辽军一路行进，时常踏上宋朝边境，似乎在有意挑衅边境上宋朝守将的底线。

辽军将领带着一部分人在边境线上转一圈，掠夺一些生活生产物资，然后快速地离开。

对此，宋朝各处的守将们都给巡视的将领下了命令：忍。只要辽军没有进攻宋的边境，就要忍。当然，每次辽军渗入宋朝边境线，宋朝也会派出将士去巡视，用进攻的架势来威吓靠近边境的辽军。辽军一看到有宋军靠近，便撤出宋边境线。这看似相对和平的表象之下，其实是辽宋之间的再度较量。

然而，这也让宋朝边境的守将们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谁能保证辽军不是故意为之，进而达到麻痹宋军的目的？

这种形势长期存在下去，最后较量的就是耐力了。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赢家。当年，五代十国时期，郭威正是用这样的方法击败了李守贞。

这时候，宋北面三路都部署王超等人坐不住了，觉得与其让辽军总是这样有完没完地骚扰，不如主动出击先挫一挫辽军的锐气。如果顺利，还能报望都之战的一箭之仇。

于是，王超给朝廷上书，陈述了前高阳关及定、镇地区的防守，详述了这些地方民风彪悍的情况，请求招募关南之地的壮丁进行训练，然后发兵攻打辽国边境。(32)

王超的札子转交到了宋真宗手中，但宋真宗并不同意王超这样做。

宋真宗对王超的上书进行了批复：无缘无故向辽发兵，不但不能挫伤辽军锐气，反而只会徒增事端。如今宋辽边境安定，就不要做那些打破和平局面的事情，凡事要以大局为重。既然辽军没有攻打我大宋的边境，我军只需做好防御即可。至于说辽军总在边境上巡视，偶尔还会进入宋朝领地，只要将其驱逐出去即可，不得与辽军深入作战。(33)

看到朝廷的决定，王超只能作罢。尽管他在前线镇守边关，可所有行军事宜必须朝廷说了算。宋朝自建国以来，便对手握重兵的武将不放心，王超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

这便是武将身处的现实。多少人因为认不清这一现实，自认统兵有方，最终遭到朝廷的流放。

王超继续驻守定州，对辽军保持高度警惕。

不久，便从麟府路传来消息称，言泥族首领拔黄太尉率三百余帐归附契丹。拔黄太尉在当地是大族，常年居住于黄河北古丰州，也经常到辽宋边境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34)契丹见他们善战，便与其结盟，还给他加封了太尉一职。他们依附于契丹，屡屡侵犯宋朝边境。

宋真宗认为，这些边境少数民族与契丹结盟，不过是为了财物而已，宋朝也完全可以将他们拉拢过来。于是宋真宗对边境上的武将下达命令，让他们给拔黄太尉赐予茶叶、布匹、田产等，安抚他们。只要让拔黄太尉驻守在边境上，不再侵扰边境即可。边境上的官员们便按照宋真宗的意思，给了拔黄太尉一些物资。拔黄太尉见宋朝也有拉拢之意，便派出儿子鄂云到宋朝面见宋真宗。宋真宗便赏赐了鄂云，并给其加封了官职。这才扼制住了拔黄太尉不断骚扰宋朝边境的形势。(35)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三月，一直在边境上巡视的辽军再一次集结，准备进犯宋朝。不过这次辽军并没有直接攻打定州，而是选择了围困威虏军。

此时，担任威虏军长官的将领是魏能。

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威虏军。威虏军驻地的治所，在河北徐水县西二十五里。当时宋朝考虑到此地距离雄州还有一段距离，最靠近长城口前线，是辽军南下攻宋的必经之地，所以在此地设置了威虏军，阻截辽军从长城口进入宋朝的关南之地。

辽军多次攻打过这个地方，与宋朝进行过多次拉锯战。辽宋双方在威虏军驻地互有输赢，不过威虏军的驻地并没有被辽军攻取。先前宋军在此驻扎着步兵，但步兵与辽军骑兵相比，没有任何优势。辽军骑兵直扑而来时，宋军的步兵就成了马下的冤魂。后来，宋朝在一次次失败的教训中，看到了骑兵的重要性，便开始在此地设置骑兵。如此一来，辽军的骑兵便不会轻易从长城口入境，围攻宋朝边境。

宋辽在威虏军驻地进行的最近一次战役，是景德元年的威虏军骑兵与辽军骑兵大会战。那一次，威虏军的主要将领是王显，也就是即将被调到天雄军的王显。当时，虽然威虏军骑兵人数少于辽军，但王显等人预先设置了伏兵，王显自己带领大部队攻打辽军骑兵，而杨延昭、杨嗣等人则从侧翼杀出，两面夹击之下，辽军骑兵大败。这也让辽军在短时间内再也不敢攻打威虏军。

以后，鉴于此前威虏军吃过亏，宋朝便在此驻扎了一支强大骑兵，防止辽军偷袭。而且威虏军若没有紧急任务，不得调动到其他地方去救援，必须死死守住这个地方。

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辽军多次从其他地方入境攻宋，但经过威虏军驻地时都选择绕道。

可谁能想到，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的三月，辽军又企图攻破威虏军，入侵宋朝。

魏能作为威虏军主将，自然不能让辽军轻易进入宋朝境内。他迅速组织了威虏军开展防御工作。这次战役规模很小，辽对宋的整个战斗过程也不是为了拿下威虏军。

辽军与威虏军只是象征性地交手了一番，因为宋军早有防御，戒备森严，辽军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胜利。当辽军遇到顽强抵抗的宋军时，便撤退了。如此纠缠下去，辽军讨不到任何便宜。

整个战争也草草结束，以至于史籍资料中并没有记载整个战斗的过程，只记载了一个结果。《辽史》里的记载，只有短短十几个字：“春三月，契丹侵宋，为魏能败于长城口。”(36)

《宋史》和《辽史》里的记载不一样。《宋史》里如此记载魏能击败了辽军的进攻：“三月乙酉朔，知威虏军魏能言破契丹于长城口，追北过阳山，斩级、获戎器甚众。诏奖之，赐锦袍、金带，将士缗钱有差。”(37)这是说，宋军击败了入侵的辽军，甚至追过了阳山，斩获了很多战利品。

辽宋两国的记载中，都没有详细地记载辽军的将领名字，想必是因为这场战役规模小，持续时间不长，辽军出动的人数也非常有限，因此记载简略。

这两种说法相差无几，但有一点无疑是肯定的，那就是景德元年三月，辽军的确攻打过威虏军，而且被魏能所败。至于整个失败的过程，《辽史》里记载少，是因为他们吃了败仗，是一种耻辱，因此只是简单记载了被魏能所败。而《宋史》里的记载略微详细，是因为宋军打了胜仗，因此才多提了几笔。从这些记载的文字中，可以窥见当时战争并不激烈。但总归是发生在这一年的事情，所以需要记载，不过也不需要大书特书。这便有了两种略记又不一样的结果。

甚至我们可以大致预测到，这一仗应该是辽军试探宋军虚实的举动，因为战争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或许只是辽军在边境上的一小股力量来骚扰了一下，便撤军了。魏能在此驻扎着大军，辽军没有占到多少便宜，也没有损失多少人马。

不过这一仗倒是给宋朝提了一个醒，以后宋朝便在整个北方沿线加强了防备。

不久，河北之地的许多地方，原先召集的一些士兵多有逃亡。地方守将向朝廷上报了此事，希望能重新招募兵丁，以防事态有变。宋朝的地方守将如果要招募士兵须得到朝廷的准许，不得擅自招兵买马，否则就有反叛之嫌。所以，他们这才上书申请。(38)

申请招募壮丁的札子传到了枢密院，枢密使王继英便带着札子去找宋真宗，对此事进行了上报。

宋真宗询问王继英：河北之地的百姓历来饱受战争之苦，现在为何要无故再招募壮丁？这不是扰民行为吗？王继英一看宋真宗不明白其中缘由，就解释了壮丁逃亡导致军队里有很多空缺需要补充，因此河北地方守将才申请重新招募兵丁。但是宋真宗认为不应该打扰百姓的生活，所以不予许可。(39)

尽管如此，前线的防备工作一直都在进行着。因为辽军并没有停止在宋辽边境上巡视，而整个长城防线又太长，边防守将们根本顾不过来。辽军依靠幽云十六州，想从什么地方入境，就能从什么地方入境。

不久，宋朝对天雄军守将进行了调整，让河阳（今河南孟州）三城节度使王显知天雄军府兼驻泊都部署。王显到岗之后，便给朝廷上书，提出在天雄军设防的一些想法。同时，他希望朝廷在文武群臣中选择几个对边境之事通晓之人为宣徽使，与他一起负责天雄军的布防。王显对朝廷选任之人还提出了建议。他表示，位高的人必然威名远播，有远见的人才会有功勋。(40)王显还说，那些之前因为触犯律法被贬谪之人，若没有太大的罪过，不妨重新起用，这样一来，他们必能效死。

另外，王显充分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并且提出了对监军宠臣的任用之策：“临敌之际，事当责成，监军宠臣，不须多任，十羊九牧，古人所讥。”(41)宋朝素来会给前线守将派出监军，以分化前线守将的权力。王显的上书，无疑切中要害。当年王侁和潘美之事，导致杨业深陷辽军包围，就是王侁之过。王显这么说，自然是希望朝廷给前线的将领更多的军事调动权，能随机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王显还对目前天雄军的防备工作提出了建议：每年秋天，精兵分成三路进行防御。但这些分开的精兵经常会延误联合作战的时机，导致集团军作战无法发挥优势，希望对这些将领进行约束，让他们服从调度。同时还要形成掎角之势，到时候自然会军威大振，勇气倍增。(42)

王显的提议，得到了朝廷的许可。朝廷让他在天雄军处做好防御工作，可以机动调动军队。这也是宋辽战乱二十几年来，宋朝给前线将领为数不多的几次随机应变的权限。从赵光义时代开始，宋朝很多战略部署都必须遵从朝廷的旨意，甚至皇帝会将布防图发放给前线将领，让他们必须按照布防图设防。

四月，朝廷对威虏军的守将进行了再度调整。这次，朝廷下诏，让威虏军守将魏能带领部众到顺安军设防，防止辽军入境。(43)

不久，朝廷又给高阳关都部署周莹下了一道圣旨，让他带着大军在边境上会师，以防辽军再次侵扰边境。(44)

辛酉日，朝廷继续下诏，命北边诸路巡检魏愿等人前往高阳关东路驻扎，以防辽军入境。又命李致忠等在乾宁军驻扎，命荆嗣、刘汉凝率部到莫州驻扎，命田思明等将领率部到顺安军驻扎。(45)

这一连串的部署，可以看出宋朝对辽国的动向早有防御。宋真宗时代，还没有一次战略部署能有这么紧密的布防。

然而不久，王超派出的斥候发现了辽军的动态，了解到辽军或许会袭击高阳关的宋军。王超得知消息之后，便给朝廷上书汇报此事。

鉴于此前周莹在望都之战中没有及时救援，导致宋军失败，这次王超汲取了上次的教训，不想依靠别人来帮助自己，只想自己带人去追击。朝廷对王超的申请表示许可，还让王超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并让压阵的使臣听从王超的指挥，不能再出现上次望都之战的情况。(46)

这次，辽军也仅仅是试探，并不想与王超决一死战。随即，王超击退了辽军。

不久，雄州知州何承矩又给朝廷上书称，乾宁军的西北方向有一条古河，可以直通雄州，不过这条古河因为年久失修，淤泥甚多，河床也较窄，不易通行。他需要一批劳力疏通河道，让宋军的船舰可以行驶其上，一旦辽宋发生战争，也可以通过这条河及时为前线输送物资。何承矩还列出了所需人工数目两千万，希望朝廷准许。

但宋真宗认为此举不妥，因为动用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势必会耗时费力，也会花钱，因此没有同意。不过宋真宗也给何承矩提供了一条意见，让何承矩借鉴契丹的做法，在雄州修建古狼城寨，防御辽军。

何承矩只能按照朝廷的指示，开始修建防御工事。

随着宋朝不断在天雄军驻地、乾宁军驻地以及定州、镇州等地的布防加强，辽军暂时消停了下来。宋辽的边境上，百姓们又开始恢复了往日安定时期的活动。

这时候，王超给朝廷上书，说如今边关比较平静安定，他想回到汴京给朝廷汇报一下当前的部署工作，顺便看看家人。(47)

对于王超的这一请求，朝廷也是体谅的，马上就批准了。王超不是一般人，他是宋朝崛起的第三代军事将领，为朝廷在前线立下了汗马功劳，回汴京住一段时间有何不可？随即，王超就回到了汴京。他首先进宫面见了宋真宗，汇报了当前高阳关、定州、镇州等地的布防情况，还分析了当前的局势。

宋真宗对王超赏赐了一番，王超便回去和家人一起小住了二十二天，又赶往了前线。

时隔不久，朝廷便对整个北方的主要将领进行了调整，重新建立布防图。朝廷以济州防御使王能为邢(48)洺(49)路部署，冀州防御使石普为冀州路部署，郑州防御使魏能为宁边军路部署，宁州防御使张凝为定州路部署。

这时候，镇州路副部署、深州团练使杨嗣已经年迈，不能继续主持军政。杨嗣给朝廷上书，表示自己愿意做一个幕后工作者，希望腾出岗位给那些年轻的将领。朝廷准了杨嗣的上书。不久，宋朝便命保州团练使郑诚接替杨嗣之位，改命杨嗣为赵州驻泊部署，同压大阵。

其实，从今天的视角看待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朝对整个北方的部署，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很多历史资料中，只是取一点而评论这一年宋朝整个的防备工作，未免过于片面。

也就是说，自始至终，宋朝都没有放松对辽国的防御。虽然宋真宗不如他的伯父赵匡胤，有开国之伟业；也不如他的父亲赵光义，能够领着宋军两次围攻幽州，但宋真宗也绝非不作为的皇帝。只是宋辽二十多年的战争，早就让宋朝形成了一种以防御为主的政策，加上宋真宗自身的一些缺点，便导致宋真宗时代，在辽宋战争中宋总是败多胜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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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秋雨：《山居笔记》，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

(2)　《宋史·宗室一》：“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济，早亡，宋兴，追封邕王，改曹王；弟光义，即太宗；次廷美；次光赞，幼亡，追封夔王，改岐王。”

(3)　《宋史·本纪第六》：“幼英睿，姿表特异。”

(4)　《宋史·列传第四》：“少聪警，貌类太宗，帝钟爱之。”

(5)　《宋史·列传第四》：“年十三，从猎近郊，兔走乘舆前，太宗使元佐射，一发而中，契丹使在侧，惊异之。”

(6)　《宋史·列传第四》：“太平兴国中，出居内东门别第，拜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卫王，赴上中书。后徙居东宫，改赐今名，加检校太尉，进封楚王。”

(7)　《宋史·宗室一》：“太宗从容谓宰相曰：‘廷美母陈国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后出嫁赵氏，生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属鞬左右，而廷俊泄禁中事于廷美。’”

(8)　《宋史·后妃上》：“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疾亟，召赵普入受遗命。太后因问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呜噎不能对。太后固问之，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万几至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教。’太后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9)　《宋史·宗室一》：“五月，贬西京留守判官阎矩为涪州司户参军，前开封推官孙屿为融州司户参军，皆秦王廷美官属，坐辅导无状也。”

(10)　《宋史·宗室一》：“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

(11)　《宋史·列传第四》：“初，秦王廷美迁涪陵，元佐独申救之。”

(12)　《宋史·列传第四》：“廷美死，元佐遂发狂，至以小过操挺刃伤侍人。”

(13)　《宋史·列传第四》：“雍熙二年，疾少间，帝喜，为赦天下。”

(14)　《宋史·列传第四》：“重阳日内宴，元佐疾新愈不与，诸王宴归，暮过元佐第。曰：‘若等侍上宴，我独不与，是弃我也。’”

(15)　《宋史·列传第四》：“遂发忿，被酒，夜纵火焚宫。”

(16)　《宋史·列传第四》：“诏遣御史捕元佐，诣中书劾问，废为庶人，均州安置。”

(17)　《宋史·列传第四》：“宰相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请留元佐京师。行至黄山，召还，废居南宫，使者守护。谘议赵齐王遹、翊善戴元顿首请罪，帝赦之曰：‘是子朕教之犹不悛，汝等安能辅导耶？’”

(18)　《宋史·列传第四》：“元僖姿貌雄毅，沈静寡言，尹京五年，政事无失。”

(19)　《宋史·儒林二》：“起为左补阙，复直史馆。迁修撰，预修国史，以尚书户部员外郎知制诰，迁司封员外郎。”

(20)　《宋史·儒林二》：“有佣书人翟颖者，旦尝与之善，因为改姓名马周，以为唐马周复出，上书诋时政，且自荐可为大臣。”

(21)　《宋史·列传第四》：“三年十一月己亥，元僖早入朝，方坐殿庐中，觉体中不佳，径归府。”

(22)　《宋史·列传第四》：“车驾遽临视，疾已亟，上呼之犹能应，少顷遂薨。上哭之恸，废朝五日，赠皇太子，谥恭孝。”

(23)　参考《百家讲坛》节目：《王立群读〈宋史〉》第二部《宋太宗》（十六）——“步步惊心”。

(24)　《宋史·列传第四十》。

(25)　《宋史·本纪第六》：“开封政务填委，帝留心狱讼，裁决轻重，靡不称惬，故京狱屡空，太宗屡诏嘉美。”

(26)　《宋史·本纪第五》。

(27)　北宋宦官，侍奉赵匡胤、赵光义两位皇帝，是后宫中权力较大的宦官，因平定李顺起义有功，被授予宣政使。

(28)　《通许县志》：“春秋为许国地，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始置通许镇。宋太祖赵匡胤下诏疏浚蔡河，自京师至通许镇，沿河设置闸门，按时开闸，调节水量，漕运畅通。取自东京直通许国故地之义，故名通许。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置咸平县。”

(29)　《宋史·列传第四十二》。

(30)　《宋史·选举六》。

(31)　数据来源于《新商报》2009年11月15日第38版，作者沧浪之水，原题为《北宋宋真宗：中国皇帝中反腐倡廉第一人》。

(3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

(3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

(34)　《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

(3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诏府州赐茶彩，给公田，依险居之，计口赋粟，且戒唐龙镇无得侵扰。拔黄太尉寻遣其子鄂云来朝，即授以官。”

(36)　《契丹国志·卷七》。

(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

(3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诏河北诸州所募强壮，自今或有逃亡，不须增补。”

(3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上问枢密王继英曰：‘河北之民，岂得无故追扰？’继英对曰：‘近磁州奏强壮有逃亡者，不及额，故再点集。’上亟令止之，因降此诏。”

(4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盖位高则威名著，识远则勋劳立。”

(4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

(4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每岁防秋，精旅分屯三路，由是合战多违期会，望申约束，如逐敌人，并令掎角相应，自然军威倍壮，人心增勇矣。”

(4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

(4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

(4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

(4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

(4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丁酉，镇、定、高阳关部署王超言边部宁肃，愿暂还京阙，省视家事，从之。”

(48)　今河北省邢台市。

(49)　中国古代行政区域名称，治所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广府镇附近，但该地今天已经被拆分成了邯郸市和邢台市的部分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