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瞧这片终年潮湿、林相稠密、天气溽热的土地，再看人的影响——居民对这片土地的抵抗习惯是将环境打造得适宜人居且肥沃丰饶。这里地貌平坦、耕作兴盛，维护良好的零散土墩围绕着人们赖以维生的水稻。平原上翠绿植被层层交叠，外围是坡度缓升的山丘，一路延伸到海岸，与布满柔细白珊瑚沙的辽阔沙滩相连，一旁有随风摇曳的椰子树遮蔽，再往外便是平静而波光粼粼的碧蓝大海。这是典型的东南亚景致：世界上很少有风景如此动人，生命力又如此丰沛的地方。

每当我对欧洲朋友提起自己住在东南亚，他们总说我何其幸运，能够享受温暖的热带气候、生气蓬勃的文化与异国风味的食物。西方人一向对亚洲怀抱着浪漫憧憬，而这样的想象源自早期的旅人，他们整日与粗织羊毛为伍，还必须恪守严谨的宗教戒律，因此初次在远东见识到色彩鲜艳的丝绸及开放的社会风气时，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这种观感带来广泛的影响，从“东方”宗教与文化对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到现代曼谷或华丽或花哨的惹眼之处对观光客的直觉刺激。“西方什么都小，”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¹⁾（Jules Michelet）曾如此写道，“希腊的土地小到令我窒息；犹地亚⁽²⁾（Judea）的气候干燥到让我喘不过气。于是我将目光转到高傲的亚洲，魅力无穷的东方。”

但对我而言，出走东南亚并不浪漫。起初我以学生的身份来此，后来则是专业人士。随着时间流逝，我认识到现代东南亚的表里不一：一种面貌投射出惊人的社会与物质发展，即旅游宣传中“真实的亚洲风貌”，包含五星级的购物中心与添加当地香料的顶级美食，加上永远礼貌地面带微笑、英语流利且衣着时髦的人们；另一种内向的面貌则是冷酷无情的集权主义，不顾因争权夺利的乱局而被舍弃的人民。考虑赚取的收入与提供的安全感，那些幸福笑容面具的重要性难以估量：尽管泰国军政府镇压反抗势力并阻拦选举，仍有数百万名观光客蜂拥而至；新加坡严格执行限制言论的法律并据此逮捕了少数博主，但大型国际银行仍纷纷进驻寸土寸金的商业重镇，樟宜机场（Changi Airport）也依然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每日旅客人数高达20万；缅甸回归军政，部分地区暴力抗争不断，却丝毫浇熄不了大批欧美观光客在豪华邮轮上一边啜饮鸡尾酒，一边欣赏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iver）的欲望。

热带地区资源富饶的微笑面具背后，潜藏着稳定与生存长期饱受威胁的现实，由于人民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日益不平等，西方一向（或至少曾经）视为理所当然的公权力与法治逐渐消失，这样的处境越发严重。印度尼西亚农民成了贷款与气候变迁的受害者；柬埔寨少年在泰国渔船上做牛做马；来自缅甸的罗兴亚（Rohingya）移民挨饿受虐，被人口贩子丢弃在泰缅边境等死；无数的妇女与女孩被迫卖淫；冲突区的无辜家庭陷在反叛军与政府军队之间，生活岌岌可危。本书希望能破除这个热带世外桃源的表面神话，就此，意指媒体过度简化人民奋力对抗令人难以忍受的专制政权的事实。接下来的章节，我希望根据自己数十年在东南亚地区的专业与个人经验，精要提出对当地国家与社会的了解。当中的论点虽然往往过于严苛，却发自内心。身为旅居东南亚四个主要城市与十个国家的旅人、作家及专业人士，我希望能与读者更精确而浅白地探讨，这个世界上最多姿多彩的地区之一，为何能够生生不息。

本书是一段探索东南亚的旅程，但并不是以随兴旅人的传统角度出发。这是一段漫长的观察经历：四十年来，我当过学生、记者、作家，然后是力图终结武装冲突的调停者。这段旅程旨在解开疑惑，深入此地区国家与社会的历史根源、现代国家主权的构成影响，接着检视国家地位如何影响当代政治潮流，并长期引发激烈的人民抗争与暴力冲突。

东南亚位处亚洲核心，而目前亚洲的私人财富规模与投资规模在近代历史上首次超越了欧洲。该区十个国家的面积总计近320万平方公里、人口6.26亿，涵盖类型繁多、复杂度高且极具历史意义的文化与人种。在中世纪的某段时期，大部分的文明世界凭借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获取财富。中国商人进口织物与稻米；阿拉伯人、印度人与欧洲人为了争夺贸易资源和保存食物的香料兵戎相见。这些商贸活动深深影响了东南亚。在美洲或非洲仍鲜为人知的时代，贸易帮助塑造了这些王国与文化，向世界展现出开放的面貌。葡萄牙人于公元1511年首度征服马来半岛（Malay Peninsula）的马六甲，三年后，西班牙人在古巴哈瓦那（Havana）建立殖民据点。

此后，东南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各大势力争相在令人慵懒倦怠的爪哇（Java）、马来半岛及中南半岛（Indochina）热带地区建立长期帝国。

五百年后，东南亚依旧是外来势力相争的战略要地。中国与美国为了该地的战略优势针锋相对，使这里成为新一代国际权势角力的主要战场。中国、欧洲、美国、日本与韩国的企业巨头，互相竞逐庞大的消费市场与重大基础建设的交易。曼谷、雅加达、吉隆坡与新加坡等东南亚大城市，成为精品与新兴设计师品牌的滩头堡；光是曼谷市内的购物中心，便总计占地20平方公里。同时，豪华饭店的会议厅里挤满了争取密切合作计划的官员，无论是针对扩大市场的自由贸易协议，或是各国与外来势力结盟的防卫合作协议，目光都对准了这片向来是连接东西方战略公路的地区。过去东南亚经常遭受外来势力入侵，如今亦然。

东南亚有三个国家毗邻中国，是地理位置最靠近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区域。这是恩典，也可能不是。曾有数世纪的时间，中国基本上是友善的邻国，而那些东南亚的统治者大多象征性地向这个幅员辽阔的北方邻国进贡，借此获取贸易、科技与政权合法性的资源。欧洲国家殖民东南亚的数百年间，中国势力减弱、日益封闭，直到20世纪下半叶为止。从那时起，中国坚决主张自身影响力不容小觑，之后释出经济诱因，近年来则秉持强势态度。随着西方势力亟欲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与权势，东南亚也成了各国据以共同牵制中国的支点。对此，我在本书中持相反意见，就所有主要的西方体制、势力与军事力量而言，东南亚地区的权力与冲突演变反而使它们更难维持有效的影响力，长远来看，也让中国可以更轻易地拥有主导优势。

最初，早在欧洲人于16世纪入侵前，已经有几批大多来自北方的移民在东南亚苍翠繁茂的山谷与宝石般珍贵的土地上建立王国。他们种植稻米，与原住民进行贸易；他们借用印度教与佛教信仰的元素发展王权与行政制度，利用人民对宇宙中心的强烈信仰，要求他们臣服于国王与皇族。在殖民者引进中央集权制之前的时代，各公国透过贸易与姻亲缔结松散联盟，向边远王国象征性进贡，并且享有开放自治权。近代以前的聚落集中在村庄与军事要塞星罗棋布的山谷，仰赖灌溉充足的稻田与果园维持生计；村落外围山林密布，是野生动物与恶灵的栖息地。低悬的云层笼罩分布于山谷边缘的林丘时，可以想见从前人们是多么敬畏那些无形的灵魂。所有信仰多少都有部分根植于人们不可见的事物。

尽管东南亚已经为滥伐森林付出代价，但过去辽阔狭长的国土与今日相差无几。主要的威权中心（即大多数人居住的城市）的转变超乎想象。这些城市在开放外贸与接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发现逐渐扩张的欧洲势力已侵门踏户。到了19世纪末，仰光、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日的雅加达）与河内等殖民城市可见八角形石造楼房与有轨电车，风格与规模均可媲美欧洲殖民母国的建设。殖民时期于1945年告终之际，从太平洋战争中崛起的新兴独立国家为人民带来高度希望。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全以羽翼已丰的民主政体之姿获国际认同为独立国家，然而，当中没有一个政体能长久维持自由与民主地位。

到了1950年代中期，东南亚的政治局势演变成意识形态的战争。现代化与社会觉醒的力量结合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资源重新分配与抽象平等的意识所吸引。这股力量与那些在殖民限制下蓬勃发展、畏惧在新民主政权下失势的传统精英互相抵触。面对推翻先前努力的矛盾处境，前代殖民势力选择加入传统精英的行列，因为眼前他们最畏惧的是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个局势促使军政府在西方国家的资助下进一步壮大，扼杀了东南亚昙花一现的自由契机。1962年，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民主政体彻底瓦解；1965年，印度尼西亚共产政变遭到压制；1970年，柬埔寨军队干政。1970年代中期，泰国的左派抗争遭到军队无情镇压。作风强硬的领袖，如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与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³⁾，采取煽动平民的策略及铁腕手段，漠视前代遗留的民主体制。到了1980年代中期，专制政权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常规。

集权政府进化与扎根之际，世界上其他国家冷眼旁观。由于这些政权倾向表现仁慈的一面，努力让人民获得温饱而非一味监禁或滥杀（虽然他们确实也会这么做），因此很容易让人视而不见，甚至做出残暴行为也会受到宽容，因为他们可以牵制共产主义的浪潮。1950年代中期，美国及其盟国坐视越南共和国总统吴廷琰（Ngo Dinh Diem）的武装镇压与任人唯亲，因为他是激进的反共分子，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也曾说，“他是我们在东南亚唯一的人手。”1960年代中叶，印度尼西亚政府杀害近五十万名共产主义嫌疑分子，却没有任何西方国家发动制裁。这种现象如今依然存在：2016年，印度尼西亚人民法庭在海牙召集的审判小组裁决，美、英、澳三国应为他们口中的“种族屠杀”负责，国际社会并未展露一丝愤慨之情。

东南亚地区的冷战预示了镇压与犯罪免于受罚的黑暗时代，这从当时的著名照片中清楚可见：头部中枪倒卧路旁的越共（Vietcong）可疑分子；在西贡（Saigon，即现今的胡志明市）市区自焚的和尚；以及遭美军无意义地毯式轰炸的柬埔寨。讽刺的是，1975年美军仓皇从西贡大使馆屋顶搭机撤退的象征性照片，说明共产主义在越南大获全胜，替东南亚的经济繁荣铺路。曼谷市区弥漫着共产主义即将入侵的恐惧，泰国人不惜将土地贱价售给市内的锡克教（Sikh）社群，造成公寓数量激增，地产开发业飞快成长。

1970年代中期，中南半岛动乱结束，压抑已久的经济势力得以建立强大的贸易与制造业前哨基地，复制一百多年前吸引帝国势力进驻的部分优势，包含训练良好且为数众多的低廉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及战略海港的进出权限。自1980年代中叶起，东南亚刚萌芽的四小龙经济体迅速成长，以致十年后的某个时间点，经济学界开始认真思考以此作为全球经济新模型。这很容易被误认为全球成长的新面貌——曼谷、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与新加坡等城市中，玻璃幕墙包裹的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反映财富与产业的惊人发展。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领导人对西方嗤之以鼻，并发表亚洲价值取代西方民主的言论。来自西方金融重镇的投资银行为了利益一面倒表示支持，从新兴股票市场中大赚数十亿美元。这座经济高塔看似会永远屹立不倒，直到逐渐崩塌为止。

1997年，由货币投资市场引发的金融风暴揭露了高塔的严重裂缝，其中以治理面的缺陷最为严重。这些经济体尽管快速成长，却缺乏基本的监管，也与所属的社会脱节。半民主或独裁政权下的快速经济成长，鲜少公开运作机制或遵循制衡原则，涓滴效应微乎其微，收入差距也急遽扩大。因此，当市场瓦解，大笔资金瞬间蒸发，人们惊觉没了工作与保障，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动乱与抗争，暴露了现代政治的上层结构其实发展不良，社会也分歧剧烈。

近十五年来，东南亚民主稳定进步，政府也变得更加开放与透明。经济情况大致复苏，截至21世纪头十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为5%。东南亚再次蜕变为充满机会的区域，经济总值达2.4兆美元，目前是全球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与印度的第五大经济区域。2015年，曼谷素坤逸路（Sukhumwit Road）一家酒吧举办了一人15美元便可无限畅饮与享用自助吧的优惠活动，许多二十多岁的欧洲青年蜂拥而至。今日，新加坡境内增长最快速的外籍族群来自意大利；在意大利当地，有四成青年找不到工作，于是，失业丧志的欧洲年轻人来到东南亚寻找机会。一名在新加坡工作的阿根廷青年曾向我表示，新加坡是世界的中心，并哀叹南美洲过去的稳定与前景已“无处可寻”。

然而，东南亚在魅力动人、华丽炫目及夜夜笙歌的外表下，暗藏着黑暗面。阿根廷或许是南半球的落后国家，但它的背后有军政支持与规范。综观东南亚地区，多数国家的政局并不如1990年代晚期大众所期盼的进步稳定。其中有几个主要国家，军方在政治上扮演着外显或隐蔽的角色：近半个世纪以来，泰国已发生过两起军事政变；马来西亚重启严格的国家安全法；柬埔寨陷入政治暴力的恶性循环；菲律宾备受爱戴的强人总统自2016年5月当选后，便放任军队残杀数千名毒品嫌疑犯，还在联合国质疑此政策违反人权时表示，“我一点也不在乎”。

当代东南亚深受半民主状态所苦。过去四十年来，当地的民主发展不断面临过渡期，从1970年代中期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后期开始，最终导致十年后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革命在菲律宾爆发。由于各种原因与方式，这波政治解放浪潮曾陷入停滞，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落幕后始卷土重来。然而，至今未见显著转变。无论在选举或媒体上，得来不易的言论自由皆已衰微，而且经常遭到当局以违法及危害安全为由抵制。无论是马来西亚新立的安全与暴动法规、泰国的军事政变，或是菲律宾无视法律或司法自治权的民粹主义者，东南亚的民主之路似乎永远滞碍难行。对多数人民而言，更悲惨的是仅有极少数人受惠于民主化发展。如今，“寡头政治”一词用来指涉在地方上贪腐与独占权力以保有优越地位的精英分子。前泰国外交部长兼东南亚国家协会（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成立于1967年的区域组织）秘书长素林·比素万（Surin Pitsuwan）曾透露，身为自由平等的拥护者，“松懈的代价是你永远都无法承受的”。

因此，折磨着东南亚社会的根本问题至今悬而未解。这十个国家里，财富与福利极度不均的现象持续引发动荡与对立，不是无政府武装激进分子为博取自治权与地域认同而发动抗争，就是大规模抗议运动在泰国、马来西亚与柬埔寨的街头上演。更棘手的是，如此的不平等为宗教极端主义与冲突埋下火种。该区有40%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当地的普及程度一向胜过基督教。将近一千年的时间，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及泛灵论者和平共处，使东南亚成为世界上宗教最多元的地区。但是近年来，这样的平衡遭到破坏。中东经由南亚散播的保守伊斯兰的狭隘理念凭借不平等与绝望而壮大，并且灌输人们偏见与仇恨的价值观，即便只影响少数群众，也受到有心人士的利用与渲染以达其政治目的。正当非洲穆斯林多数地区（特别是游牧区域）长久遵循的宗教共存模式为暴力冲突所侵扰时，东南亚也出现逐渐取代传统和平共处模式的偏执倾向。

正因如此，当地的稳定局势迟迟未竟，政治动向变幻莫测，社会不断变动。若想深入探究全球经济为何日益趋向亚洲，倚赖东南亚贸易及有利消费导向经济急速增长的投资或制造产业，就必须了解东南亚政治为何如此变化无常与裹足不前。

本书检视东南亚的势力动向与令人困惑的冲突事件，我也针对这个如此吸引人又具战略意义的区域局势提出个人见解。除了满足自己回顾过往经验的欲望之外，我也希望那些数世纪来无论以何种方式从东南亚丰沛资源获利的强权（无论是摄政者、迫害者或仁慈的封建领袖），都能够从本书汲取一些洞见。本书将不断回溯东南亚现代史上影响社会甚巨与阻碍政治进展的冲突起点：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反共大屠杀、1970年代初菲律宾的戒严时期，以及同一时期泰国当局对抗议学生的武力镇压，当然还包括1975年之后柬埔寨红色高棉（Khmer Rouge）发起的种族大屠杀。不公不义与免责的伤痕挥之不去，持续影响着政治转变与迟滞的现代趋势。书中不断出现的另一个主题，则是多元性和多种族所受的威胁。东南亚社会的特色，是数世纪以来支持着稳定局势的动态多元性，不同种族与宗教的人们能够和谐共存，代表这个社会整体上避免了欧洲与中东的偏执分裂现象。现代化与随之而来的不平等，危及这种和平共存的社会模式，而历史上也首度出现分裂不同宗教与种族的强烈力量，让稳定的社会岌岌可危。

西方政府奋力维持其亚洲势力的同时，也必须了解势力的分布及社会的压力点。同样地，倘若决策者依旧困在帝国框架中坚守狭隘眼光，将可能与中国新制定的“大国”政策发生冲突。由于四十年来在东南亚先任记者、后担任调停者的经历，我大多以势力、特权与暴力冲突作为论述的架构。我从未在当地经营公司、兴建难民营或在学校任教，而是埋首研究多彩多姿又错综复杂的政治，因此得以近距离见证权力的更迭，以及这个动态经常对社会其他层面造成的极端危害。

写作本书期间，我一直受到许多朋友与同事的敦促、劝勉与鼓励。这是一段极其漫长的过程，执笔心境诚惶诚恐：对于过去三十年来我一直视为家的东南亚，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是以谨慎的态度去解释事情。若是过于草率地解释特定的趋势或现象，便会忽略了伺机而动的反例，误将改变视为永无止境，以及错把发现当成新的现象。从局外人的角度出发，可能会误导他人，或是被误导。身为“洋鬼子”与常驻东南亚的田野记者，我深刻意识到以适当怀疑态度调和尖锐分析的必要。因此，在进入本书之前，我认为非常适合借用已故的澳大利亚田野记者理查德·休斯（Richard Hughes）所说的话来破题。他在《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s）写过多篇备受尊崇的专栏，其中某一篇的序言写道：“英勇与愚昧是本周探讨的相对主题。”

(1)　1789—1874，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哲学家及诗人，著有《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女巫》（La Sorcirère）等作品。——译者注，下同

(2)　古代以色列地（相当于今日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南部山区地带从《圣经》记载到罗马帝国时期，直到现在的通称。

(3)　根据马来西亚取名的规则，“Mahathir Mohamad”的“Mohamad”是父名，而非姓氏，故只称马哈蒂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