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谁是“科学家（Scientist）”？

Who is a Scientist ?

1924年11月29号，是英国科学杂志《自然》周刊发刊55周年纪念日，《自然》杂志刊发了著名物理学家诺曼·R．康贝尔的一封致编者的信，在信中，康贝尔恳请《自然》杂志放弃采用“科学人（man of science）”和“科学工作者（scientific worker）”的术语，转而采用“科学家（scientist）”这一词。

“人们对这个词持有偏见，”康贝尔在信中写道，人们发明这一词是因为“当时科学家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人们指责他们的态度比较懒散，的确有些道理。”但是康贝尔辩称，关于“风格”的问题早已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现在的科学家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尊敬。康贝尔继续写道：“而且‘科学人’和‘科学工作者’已经完全过时，不能够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科学工作者’一词复杂冗长，随着女性科学家的数量日益增长，‘科学人’一词则对女性科学从业者多有冒犯。”最后康贝尔恳请《自然》杂志的总编辑理查德·格雷戈里爵士：

我真诚地请求您，阁下，您为提高科学著作的水准做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且与众多的同道者苦心孤诣，证实了科学和语言的精确性完全可以互相结合，我恳求您为我们指点一二。如果您不赞成“科学家”一词，也烦请您为大家提供其他的独词选择。1

然而格雷戈里，并没有被康贝尔那些奉承话所打动，他在康贝尔的书信后面用一条通知回复了康贝尔。格雷戈里宣布，他和《自然》杂志的员工邀请了众多英语专家，这其中也包括著名的科学工作者，共同讨论是否采用“科学家”一词。他承诺会在将来的期刊中将这些批判性的和有建设性的意见公之于众。2“致编者的信”栏目之后继续正常工作，刊发了《细胞壁的形成》《氮和铀》《特拉凡哥尔可食用土》等信件。3

现代读者也许会非常惊讶，在英国学者威廉·休厄尔第一次在文章中使用“科学家”这个词后一百多年还能看到关于这个词的讨论，但是正如康贝尔信中所说，长久以来，“科学家”一词在英语科学从业者中并不受欢迎，这令人惊讶。4《自然》杂志并不是当时唯一一家官方拒绝采用“科学家”一词的科学机构。正如格雷戈里在后来关于此事的社论中所说，英国伦敦皇家学会、英国科学促进协会、英国皇家学会和剑桥大学出版社都拒绝采用“科学家”一词。5 虽然如此，诺曼·康贝尔仍然向《自然》杂志提出请求，希望将“科学家”一词确定为受人尊重的术语。《自然》杂志并不仅仅是学术讨论的论坛；杂志的众多编辑、投稿人和读者也是争议的仲裁者，他们才是决定是否采用该词的权威人士。但是为什么会选择《自然》杂志呢？为什么康贝尔和他的同道都认为这家以营利为目的的普通科学周刊能够在是否采用“科学家”一词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呢？

今天的读者都认为《自然》杂志或许是世界上最权威的科学杂志，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我们现在称他们为“科学家”）都会阅读它，并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该杂志上发表。《自然》杂志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刊发过众多著名文章，著名的科学家从查尔斯·达尔文到史蒂芬·霍金都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科学家”一词的讨论证明，《自然》杂志不仅仅是发表重要研究成果的载体，它还是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众多的科学从业者可以讨论如何定义他们自己，以及自己在更为广泛的社会中的角色。

本书将对《自然》杂志从1869年创刊至今的历史进行探索。本书的焦点集中于《自然》杂志，原因在于，该杂志历史悠久，在科学界至关重要，但是我的目的并不是为《自然》杂志写一本圣徒传记。杂志创刊149年来，《自然》编辑和投稿人一直致力于诠释和重新定义杂志与科学界的关系，他们不仅利用杂志来促进自己的工作，提升自己的眼界，也提出了他们关于科学和科学从业者的看法。总的来说，《自然》杂志的地位之所以这么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发表了众多著名论文，还因为在这个平台上，科学从业者努力诠释科学和科学家的定义。

学术交流和科学共同体

我们将会注意到，《自然》杂志的创始人诺曼·洛克耶创办杂志的初衷是为英国科学人建立一个论坛，以此向英国普通大众传播最新的科学进展。但是杂志很快偏离了目标，因为杂志的投稿人发现了杂志更好的用途—利用杂志和其他研究者进行交流。1924年关于“科学家”一词的讨论展示了《自然》杂志在英国科学界扮演的角色。康贝尔的信刊发一周后，《自然》杂志“致编者的信”专栏中刊印了十封相同主题的信件。物理学家克利福德·奥尔伯特曾出版过科学论文写作的书籍，他在书中写道：“科学家”，就像艺术家还有经济学家一样，是一个常见的词汇。他赞同使用该词。6 著名物理学家奥利弗·洛奇虽然并不是特别情愿，但也写信赞成使用该词。虽然他承认，就个人来说，他并不喜欢该词，但是他感觉“公众已经将这个词强加给我们，因此不得不服从多数人的选择”。7

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康贝尔的提议，动物学家达西·汤姆森爵士辩称，“科学家”一词污秽不堪，是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不尊敬。8 著名的自然主义者E．雷·兰克斯特从《自然》杂志创刊之初就一直是杂志的投稿人，他强烈反对采用该词，他认为任何“莫名其妙之人（Barney Bunkum）”都可以给自己冠以所谓“科学家”的名号：

我希望《自然》继续拒绝使用“科学家”一词。确实，“科学家”一词的形式与“艺术家（artist）”一词相同，但是用“艺术家”这个词作为例子没有给我们任何鼓励，因为它是我们语言当中最庸俗和含义最模糊的词汇。“艺术家”声称具有各种神秘的特质，任何骗子都可以自称是“艺术家”，以所谓“艺术家”名号假装崇拜艺术。有人说他们用大写的S代表“科学”，并相互称呼“科学家”。美国和英国报纸充斥着莫名其妙的“杰出的科学家”。我认为，如果被人称呼为解剖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电工、工程师、数学家、博物学家……那么我们就会非常满意了……“科学家”一词已经被打上了江湖骗子的烙印—这也许是不公正的。9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自然》杂志收到了更多的来信。物理学家赫伯特·丁格尔辩称，英语中需要一个像“科学家”的词，而且他找不出一个抵制该词的合理理由。10 一位投稿人以“一个化学家”为笔名写信称：“科学家”一词发音刺耳，格调粗俗，但是“你却忍不住不使用它，因为它是大家都接受的术语……但是如果《自然》杂志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们也能够忍受总编辑这种独断专行的行为。”11 亨利·阿姆斯特朗是一名化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教育改革者，因为其脾气暴躁而闻名，他说自己讨厌这个词，而且提出另外的方案：“真正做实事的人—面包师、屠夫、建筑师、拳击家、杂货商，甚至蔬菜水果商，所有的名字都以er结尾……最近，我经常使用sciencer，我喜欢这个称呼。”12

1925年2月21日，格雷戈里和《自然》杂志的员工对讨论进行了回应，发表了题为《词汇、意义和风格（一）》的文章。在文章中，格雷戈里写道，《自然》杂志不会禁止作者使用“科学家”一词，但是《自然》杂志的员工会继续避免使用该词。格雷戈里辩称，“‘科学家’意义太过宽泛……事实上，当今的科学都是专门分科来进行研究的，没人会愿意成为一名广义范围的科学研究者。”13

一周后，格雷戈里发表了《词汇、意义和风格（二）》，提出了很多关于写作上需要进行反思的地方，从优雅的措辞到引用来源准确的重要性，以及正确使用复数形式和大写字母。人们普遍认为，从事科学类写作的作家能力不如其他领域作家的写作能力强，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格雷戈里嘲笑此种说法，提醒大众真实的情况是大多数科学工作者都会说一到两种外语。他进一步指出，“科学人士的词汇量可能比文学作家的词汇量更大。”14格雷戈里暗示，如果受过教育的英国公众努力学习科学，他们就会明白科学作品一定也不逊色。关于“科学家”这个词的讨论中出现了几个丰富的线索。

虽然一些投稿人表示，他们并不反对被称为“科学家”，但是其他作家对该词的不满却很明显。一些投稿人对这个词的语言适宜性表示担忧—它是拉丁语和希腊语笨拙的混杂呢？还是更为糟糕的美式英语词汇呢？抑或sciencer这个术语能够更准确地描绘科学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投稿人反对的不是“科学家”这个词的形式，而是这个词所隐含的意义。

兰克斯特和格雷戈里都担心该词是否具有足够的专属性。任何“莫名其妙之人”都可以认定自己为“科学家”，从而贬低自然学家、动物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成就吗？这些研究者们通过学习获得高级的学位，并通过潜心研究才建立了自己的声誉，那么这个术语是不是实际上是一种侮辱，有意将“科学家”塑造成懒散邋遢或不雅的人？最后，科学人士和文人墨客之间有一种微妙而明显的竞争关系。虽然格雷戈里同时征求了科学从业者和语言专家的意见，他声称，《自然》杂志和很多科学人士一样，普遍不喜欢这个词。格雷戈里对文人不屑于科学类写作这一行为也表示失望，因为他认为科学散文和任何一种写作一样，同样需要技巧。格雷戈里认为，困难在于公众对科学术语的无知。对“科学家”一词的争论充满了人们对科学和智识人士的社会地位的担忧。

从许多方面来看，1924年对“科学家”一词的争论是《自然》杂志历史的缩影。在《自然》杂志这个论坛上，众多的投稿人可以探索作为“科学家”—或者是“科学人”，或者是“科学工作者”，甚至是“sciencer”—在英国以及全世界的含义。很大程度上，《自然》杂志的特别之处在于，通过通信栏和每周的固定出版，它提供了一个讨论的空间。研究现代早期启蒙知识分子生活的历史学家写了很多关于《文学界》的文章，《文学界》是一个通信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哲学家们与其他城市和国家的同道交流信息和思想，建立学术信誉。15《文学界》的初衷，是使哲学家作为更广泛的知识社会的一部分，即使彼此从未谋面，却紧密相连。加入《文学界》意味着与其他哲学家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知识共同体。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梅休所说的，“科学家是靠墨水，在信件上组成的知识共同体。”16

19世纪和20世纪，《自然》杂志担任着相似的角色，更好的地方在于，它将所有的信件和研究成果同时对大众读者公开。《自然》杂志成长为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中对先进科学知识感兴趣的人可以互相交流，讨论影响科学工作的知识和社会问题—换句话说，《自然》杂志逐渐诠释了“科学界”的含义。17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自然》杂志的投稿人并不是有意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科学共同体”，他们也没有明确规定严格的会员考察制度。《自然》杂志科学共同体的界限不断变化，人们不断对其进行协商和再诠释。在不同时期，非专业人士有时被包括在内，有时被排除在外；政治议题有时可以接受，有时则不予置评；而外国人则非常稀少，但有时又是这个杂志社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编辑和投稿人的兴趣共同促进了杂志和社团的发展。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编辑和投稿人的辛勤工作，《自然》杂志就不复存在。我一直在避免用《自然》杂志作为句子的主语—例如“《自然》杂志认为” —但是如果我这样做了，人们也应该认识到这是《自然》杂志的编辑和投稿人的缩写。

当我们想到共同体，我们不能仅仅考虑共同体的成员，而且要考虑被共同体排除在外的人。很不幸的是，在1990年之前，麦克米伦公司和《自然》杂志办公室并没有保存很多官方信件。18 官方编辑档案的缺失让我们很难确定哪些人的稿件被退回以及退回原因，但是很多私人通信及其杂志本身显示，对于谁的意见在他们共同体中起作用，《自然》杂志的投稿人有着强烈的想法。洛克耶最初希望将普通大众拉进杂志的读者群中，但是《自然》杂志很快变为一本由科学人士撰写并为科学人士服务的科技出版物。《自然》杂志的投稿人经常在杂志中将科学表述为一门专门的、专业的、建立在独创研究基础上的学科。到了19世纪80年代，天文学家和作家理查德·普罗克特认为，《自然》杂志是科学精英主义的堡垒，这座堡垒将科学普及者和知情的外行人排除在科学讨论之外。他非常讨厌这种隔离主义倾向，于是创办了一本名为《知识》的杂志与《自然》杂志竞争。19 进入20世纪之后，《自然》杂志继续成为科学家讨论其共同体规则和界限的论坛。

最后，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直到20世纪中叶，《自然》杂志主要是一个由英国科学家组成的社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国内背景对研究方法和科学风格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自然》在内的很多期刊，在此期间都受到了广泛的科学民族主义的影响。20 虽然到20世纪30年代，大约一半“致编者的信”栏目的稿件来自英国以外，但《自然》的社论、文章和书评重点在于满足英国读者的需要。社论敦促英国政府利用更多的科学知识，以提高帝国人民的生活质量；通信人讨论科学家如何更好地参与英国和德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自然》杂志才将自身定位为国际化科学共同体的发言人，而不是仅仅服务于英国。鉴于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快速崛起，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被迫接受的行为，但是，正是因为英国的科学影响力下降，《自然》杂志才拓宽了其投稿人以及国际科学问题的范围，这样《自然》杂志的编辑才可以刊发针对这些问题的评论，同时吸引其他各国的读者订阅。

由于《自然》杂志的发展与英国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本书会对英国科学发展史上多个著名的讨论进行叙述，其中包括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科学研究“职业化”的问题。21 虽然本书不会花费大量篇幅讨论语言的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杂志英国化的必然结果就是它是以英文出版发行的。19世纪，法语和德语是更为主流的知识语言，一本以英语出版发行的期刊很难吸引大量的国际读者。但是随着英语在20世纪成为最广泛使用的科学研究语言，《自然》杂志在国际科学界获得了巨大的优势。22

《自然》、科学以及科技期刊

正如之前所说，社会和文化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本书的历史学家会发现，这本书非常有趣，因为这本书描述了印刷传播如何影响一个共同体的身份。社会和文化历史学家会发现这本书价值很高，因为它讲述了在科学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权威的时代里，《自然》这本杂志在科学界声名鹊起的历史。19世纪和20世纪，科学研究者们经历了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巨大变化，几乎没有多少团体有过同样的经历。在这两个世纪，人们对科学知识权威性的信赖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研究会产生可靠的知识。当然，相信科学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绝对的，但是与1869年《自然》杂志创刊之初相比，在20世纪末，科学很明显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权威。23 随着科学获得更多的文化权威，科学从业者变得更加关注如何设置界限来界定谁可以称自己为“科学家”，正如1924年《自然》杂志对“科学家”一词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科学从业者努力将科学研究确立为一种专门的和专业的并且需要特殊资格的职业。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在专业科学杂志上发表科学知识声明。

《自然》杂志早期的发展历史与专业科学周刊的崛起紧密相连。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简述《自然》杂志的历史及其目前在学术成就方面的地位。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期刊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和《法国学者杂志》，都创刊于1665年。其他的科学期刊，例如德国的《博学通报》于17世纪70年代创立。24 看到这些例子我们会猜想，也许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这些科学周刊都是于18世纪早期创立的，但是这个猜想是不正确的。25

正如A.J．梅多斯在《科学交流》上所说，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的期刊多数致力于记载科学社团会议的研讨记录，或者印发著名的外国论文。虽然这些期刊认为分享科学研究成果非常重要，但是很多读者都希望科学研究成果最终能够以书籍的形式出版。26 最著名的例子包括1687年牛顿发表的《数学原理》和1704年发表的《光学》，林奈在1735年发表的《自然系统》。进入19世纪后，论文专著仍然是科学交流的重要形式，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达尔文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该书毫无争议成为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著作。不过，正如亚历克斯·希萨近期的著作显示，在整个19世纪，现代科学期刊成为“代表、认证和记录科学知识的学术机构。”27《自然》杂志创建之时，也正是科学界正在巩固专业杂志地位之时，科学界要把专业杂志打造为科学知识的代名词。28 到了20世纪早期，杂志文章成为科学工作者与科学界分享自己研究成果最常采用的主要方式。

詹姆斯·西科德注意到，研究科学史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将专业期刊视为适合自己的历史文献而不是历史现象，他们通常认为这些杂志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却没有将它们的存在视为有待解释的对象。29 这种现象正在逐渐改变。最近，有大量关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杂志和期刊的优秀学术成果出版。30 但是，现存的科学期刊学术成果通常关注与大众读者相关的期刊。很少有历史学家关注目标受众为科学家的科学类写作，或者思考专门期刊的下层结构。31虽然有一些历史学者对科学写作的语言变化有所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更多地关注个别文章的文笔风格，而不是杂志本身的风格。32

虽然《自然》杂志影响巨大，但是仅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撰文对其历史进行研究33 。R. M．麦克劳德和加里·沃思基曾经为《自然》杂志世纪纪念刊撰写过一系列的史学短文。34 约翰·马多克斯爵士（于1966—1973年和1980—1995年担任杂志总编辑）对《自然》杂志第一个10年的概述是对《自然》最初10年期刊再版的介绍。35这些简短的文章让我们可以一窥《自然》杂志发展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而且一直是被广泛阅读的关于《自然》发展的学术史料。最近，极具研究价值的文章就是鲁思·巴顿和彼得·吉尔嘉德撰写的关于19世纪《自然》科学争论的文章。36 文史学家大卫·鲁斯也曾在1981年出版了论文集探讨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其中有一篇文章讨论《自然》早年的出版情况，经常被人引用。37 然而，本书所提出的更广泛的问题在目前的文献中仍未得到解决。

本书与之前大多数描写专业杂志的书籍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自然》杂志。本书并没有将关注点聚焦在杂志的语言或者修辞手段上，也没有将《自然》杂志看作单一科学杂志发展的证据，而是探讨了更广泛的问题，比如，《自然》杂志在英国和国际科学界所处的地位，以及在科学出版界所起的作用。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信誉，《自然》杂志是历史学家研究专业杂志进化史的理想范例。自1869年创刊以来，《自然》杂志不仅每周都不间断地出版，而且其出版商也从未改变。这种持之以恒的延续，让我们可以对科学周刊的发展历史进行追溯研究，揭示从19世纪以来它从每周的纸质期刊出版转变为目前开放获取和在线出版的过程。

《自然》杂志发展中最鲜明的个性体现在历任总编辑身上，这些人（至今为止，全部为男性）一直引领着《自然》的出版发行。在将近150年的历史中，《自然》杂志仅聘任了七位总编辑：诺曼·洛克耶爵士、理查德·格雷戈里爵士、A. J. V． 盖尔、L. J. F.“杰克”·布林布尔、大卫·戴维斯、约翰·马多克斯爵士、菲利普·坎贝尔。这些不同总编辑的聪明才智和雄心壮志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自然》杂志，因此当我们分析《自然》杂志创刊以来的历史时，就非常有必要记住各个时期的总编辑。

关于个别刊物的研究，理所当然应该对它接受稿件的标准进行分析，阐明稿件接受或拒绝的原因。但是，不幸的是，《自然》并没有保存编辑档案，这让我们很难对它拒绝稿件的种类和数量做出系统分析。虽然我们可以借鉴一些编辑私人档案中的信件，这些信件往往涉及一些特殊的编辑标准，我们可以从中一窥编辑的选择标准，但是它们却很难为我们提供一幅完整的画面。本书借鉴了《自然》杂志编辑和投稿人的私人信件，以及麦克米伦集团的现存档案，但是最重要的档案来源应该是《自然》杂志本身。杂志提供了接受稿件的记录，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审视杂志本身的内容来揭示编辑的选择标准。头版的主题会显示出编辑最感兴趣的话题，从而影响到杂志的订阅人数。杂志中的“学术论文”会显示在特定的时代哪些领域最受人关注；而“致读者的信”（以及后来的“通信专栏”）是读者思想的最佳反馈，体现了影响科学发展以及科学从业者的极具争议的理论、政治问题以及社会议题。

表格1:《自然》的总编辑

在杂志出版的漫长历史当中，读者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38如果没有订阅的读者，那么还会有谁来经常阅读图书馆的周刊呢？而且为什么读者会选择阅读《自然》杂志呢？他们又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讨论和理解当时的科学呢？总编辑标准的不明确以及官方档案的缺失，使我们在解答有关读者问题时困难重重—我们对订阅数据以及读者来信的档案都知之甚少。但是通过私人信件、访谈和偶尔发表在通俗报刊上的文章，我们都可以获取关于读者订阅杂志的一些信息。例如，查尔斯·金斯莱是《自然》杂志早期的一名读者，他向诺曼·洛克耶大胆提议，《自然》杂志已经变得过于专业化，更加难懂了。随后物理学家伯特伦·博尔特伍德认为《自然》杂志对自己的研究极其重要，以至于他必须先读完最新的《自然》，才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告诉同事欧尼斯特·卢瑟福。20世纪末，《自然》杂志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当约翰·马多克斯宣布冷聚变作为正式研究领域已经结束的时候，很多科学记者认为这一宣布意味着这个研究领域的彻底结束。

但是也许杂志的投稿人才是《自然》杂志的故事中最重要的角色，他们当中有男有女，而且女性的数量也在大量增加。那么是什么原因吸引他们把自己的成果提交给《自然》呢？他们是否也同时选择了其他杂志，而《自然》杂志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呢？又或者是他们更加偏爱《自然》杂志呢？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发表在《自然》上的文章是否对作者有着特殊的意义，还是当时众多杂志中只有《自然》一家可以发布投稿人研究成果呢？通过研究《自然》杂志几位关键投稿人的出版模式—其中包括达尔文、乔治·G．罗曼尼斯、詹姆斯·沃森、弗朗西斯·克里克—我们可以看出《自然》杂志是一本为特殊目标人群服务的出版物。19世纪，投稿人开始利用《自然》杂志以及它的发行周期来讨论学术问题，并将即将刊印在别的月刊或者季刊上的长文章的摘要发表在《自然》上。在20世纪早期，一些投稿人开始采用新的策略，他们在论文写好之前或将论文提交给其他杂志之前，利用《自然》杂志及时发布有趣的研究成果。这个策略改变了杂志的身份，将《自然》杂志从一个英国本土最重要的科学期刊变为发布和讨论最新科研成果的主要国际平台。到20世纪晚期，《自然》杂志刊登了在众多的领域中令人振奋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发现。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让作者声名远扬，用《自然》杂志一位投稿人的话说：“好像有些科学家愿意付出捐献一个肾脏的代价来将自己的论文发表在杂志上。”39

章节概述

本书共包含八章，大致以时间先后顺序呈现。为了更好地组织可能存在的大量史料，本书利用重大国际事件（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自然》杂志总编辑人员的更替来划分章节。第一章讲述了《自然》杂志的创建，以及最初几年的杂志出版历史。天文学家诺曼·洛克耶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资助下创建了《自然》杂志，他最初的愿望是创办一本大众科学杂志，同时针对普通读者和科学研究者。但是，洛克耶请来的很多投稿人更偏向于为同行科学研究者写作。而且洛克耶在实施向普通民众普及杂志的计划时遇到了更多困难，他的编辑政策与X俱乐部的意愿产生冲突，这家俱乐部的会员都是当时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同时也是著名的科学平民化的支持者。最终，洛克耶失去了X俱乐部的支持，虽然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当时完全可以写出令洛克耶满意的文章。于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即使是接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普通人也很难读懂《自然》的大部分内容。

第二章探究了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年轻一代科学家将《自然》视为学术交流论坛的方法和原因。虽然与洛克耶同龄甚至比他年长的科学家都向杂志投稿，但是他们并没有特别希望将《自然》杂志当作学术讨论的平台。年老的科学研究者更喜欢历史悠久的杂志期刊，或者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年度大会。与此相反的是，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他们出生于19世纪40年代或者之后—将《自然》视为首选平台，他们可以借用这个平台在知识渊博的读者面前讨论当时最重要的科学问题。19世纪最后几十年，年轻一代的科学家的投稿终于使杂志成为英国科学人士的必读杂志。

第三章着重讲述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科学人”的身份问题。19世纪末期，英国科学工作者将他们的工作视为一项要求极高的职业，需要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才能获得专业知识。他们利用《自然》杂志详细地阐述了对科学人的愿景，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对科学知识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展现了忠于科学真理的承诺。为了确立这些标准，《自然》杂志的投稿人揪出了试图就科学问题进行评论的局外人—例如评论科学理论的文学评论家，还有反达尔文主义的政客乔治·道格拉斯·坎贝尔（阿盖尔公爵）—他们借用《自然》的页面说明这些作家没有权利参加科学讨论。第三章也对理查德·格雷戈里做出介绍，他是一名科学记者，于1893年加入《自然》杂志，在此之前他曾短暂地担任过洛克耶的助手， 1919年格雷戈里同洛克耶讨论了担任《自然》总编辑的种种困难。洛克耶担心格雷戈里不能胜任领导《自然》杂志的重任，因为格雷戈里不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也不是一名科学研究者—这种担心显示出《自然》读者和投稿人对一名真正科学工作者的要求。但是格雷戈里作为科学家的代言人，确立了他在科学界的地位。

第四章主要讲述了20世纪初科学出版和科学国际化之间的关系。《自然》杂志的出版速度极快，放射学领域的研究也飞速发展，因此，《自然》杂志成为放射领域的科学家们的宝贵资源。而且，《自然》“致编者的信”被确立为在完整的科学论文成文之前宣布最新爆炸性科学研究发现的主要渠道，这其中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欧尼斯特·卢瑟福功不可没。J. J． 汤姆森、弗雷德里克·索迪，以及最重要的卢瑟福经常向《自然》投稿，这使得《自然》杂志不仅成为英国科学家的必读杂志，也成为任何热衷于了解最新物理发现的普通人的必读杂志。放射学在当时属于国际化研究领域，对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主要来自欧洲的几个城市以及美国，《自然》杂志逐渐吸引到了外国科学家，例如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美国科学家伯特伦·博尔特伍德，以及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科学家发表该领域的文章，这其中就有加拿大人卢瑟福。尽管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对物理领域的投稿量上升，但是《自然》杂志仍然固守其英国血统。其他新兴学科，例如遗传学，吸引到的国际投稿数量却无法与放射学相提并论，因此杂志仍然主要关注英国国内的科学发展和科学事宜。

第五章重点讲述了《自然》杂志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导致纳粹政府在1937年宣布禁止德国大学和博物馆订阅《自然》杂志。在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自然》的编辑和投稿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之前的谴责英国政府在支持科学发展力度上落后于其他国家，转变为大力宣扬英国是一个极其尊重学术自由的国家。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查德·格雷戈里在1919年执掌《自然》杂志，而且杂志在“一战”中和“一战”后与德国科学界和科学家的关系陷入僵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种转变。《自然》杂志的投稿人曾经把德国政府支持科学发展当作英国应该效仿的光辉典范，但是在战争期间，《自然》杂志的编辑和投稿人强烈谴责德国科学家的行为。即使是在战后，《自然》也没有再继续对德国和其他国家表示仰慕之情。相反，在讨论美国的斯科普斯案，欧洲的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学术政策时，《自然》骄傲地称赞英国对学术自由的承诺。格雷戈里和其他的编辑也欣慰地指出，“致编者的信”栏目外国投稿量增加，《自然》杂志作为发布最新科学发现的平台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第六章介绍《自然》杂志名气较小的两位总编辑：他们是格雷戈里的前助理 L. J. F． 布林布尔和A. J. V．盖尔。布林布尔和盖尔带领《自然》度过战争的艰难岁月，负责出版了《自然》杂志的一些最著名的论文，其中包括几篇关于地球物理学领域地球板块构造发展的论文以及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在1953发表的关于DNA结构的文章。然而，在布林布尔和盖尔共同担任总编辑时，由于只采纳少数知名科学家的建议来接受和拒绝稿件，《自然》杂志也因此臭名昭著，人们认为《自然》杂志令人尊敬，但是却有些无聊，因为它“会发表任何文章”，只要有合适的人推荐。布林布尔和盖尔时代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审视《自然》在战后更大的出版环境中的地位。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了解到20世纪中期同行评议的状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即使一本科学杂志所有的文章都没有发送同行评议，它的名誉也不会受损。

第七章将讨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自然》杂志的国际地位，当时《自然》的领导者是两位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总编辑：约翰·马多克斯和大卫·戴维斯。1966年，《自然》在布林布尔去世后聘用马多克斯接任他的职位（盖尔于1961年退休），马多克斯是一名物理学家，在此之前他是《卫报》的一名科学记者。马多克斯对工作充满激情，他上任后立即改变了《自然》的出版模式、投稿程序、通信风格，以及新闻栏目。1973年，马多克斯因为试图将《自然》拆分为三个独立的杂志而引发争议，他被赶下了总编辑的位置。戴维斯继任马多克斯的职位，他引进了外部同行评议系统，所有的文章都需经过同行评议才能发表，同时他还为《自然》的文章注入幽默的风格。在马多克斯和戴维斯的领导下，《自然》从一家英国刊物变成了其员工所称的“带有英国风格的国际刊物”。40

到1980年时，《自然》超过四分之三的学术论文来自英国以外。在马多克斯和戴维斯的建议下，《自然》的新闻栏也增加了国际新闻版块。但是在冷战时期，《自然》的国际主义受到限制：它没有延伸到苏联阵营的国家。“铁幕”那边共产主义阵营的科学家们被排除在《自然》的科学团体之外，部分原因是因为封锁（《自然》杂志的总编辑和新闻作者都对苏联持批判态度），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自然》上发表文章对苏联科学家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自然》的例子表明这些出版分歧对柏林墙两边的科学研究都造成了影响。

最后一章讲述马多克斯在《自然》的第二任期（1980—1995年）和他在涉及有争议的科学发现的两场辩论中的不寻常行为。1988年，马多克斯授权发表法国免疫学家雅克·邦弗尼斯特的研究声明，声明称可能有实验证据证明顺势疗法的疗效（用各种物质的高度稀释液来治疗疾病的做法）。就在几周后，在公开访问邦弗尼斯特在巴黎的实验室后，马多克斯宣布邦弗尼斯特的研究结果是一场骗局。《自然》的读者和投稿人批评马多克斯的巴黎之行是一场闹剧。后来，马多克斯有机会质疑可疑的研究结果时，他改变了战术。邦弗尼斯特事件过后不到一年，《自然》杂志发表了《凝聚态物质中的冷聚变观察报告》，在这篇文章中杨百翰大学的史蒂文·E ．琼斯宣布他在室温下制造出了核聚变。

琼斯曾希望和犹他大学的马丁·弗莱许曼和史坦利·庞斯一起分享冷聚变的研究成果，但琼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却因其竞争对手3月23日的新闻发布会和他们在4月10日发表在《电分析化学杂志》上的论文而黯然失色。虽然《自然》杂志发表了琼斯的论文，但是从一开始，《自然》对冷聚变就持怀疑态度，随后《自然》发表了很多批评冷聚变的文章。《自然》发表的这些论文，使得庞斯和弗莱许曼，以及琼斯失去了公信力。马多克斯决定质疑发表在自己杂志上的文章，乍一看似乎很不寻常，但是当我们了解到他对《自然》所寄予的期望，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了。马多克斯认为科学期刊应该对科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他有意识地试图将《自然》树立为科学期刊的捍卫者，捍卫科学期刊在科学界的重要性。

图1 《自然》的第1页，1869年11月4日。经自然出版集团许可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