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清廷朝野上下很快重建了维新共识，着力克服先前三十多年洋务新政埋头经济不问政治的偏向，开始有限度地进行政治改革，地方自治、民间经济，政府管控之外的社会逐渐发育和成熟，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级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在政府和外国资本的夹缝中艰难成长。
一个新生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的新生阶级，在过去两千年帝制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帝制时代主要是自然经济，一家一户小农经济是其主要特征。至于政府，也不过是皇帝和他周边的利益阶层，全国上下各级官吏，其实都是替皇帝打工，吃着皇粮，替朝廷办事。
随着西风东渐，国门被英国军舰强硬挤开。五口通商虽然还是管制经济，但这个门缝已给聪明的中国人一道美丽风景。一部分聪明的中国人充分利用政策空间成了先富阶级，这就是洋务新政时期的大小买办，他们都是利用清廷的对外开放倒腾贸易和替外国人办事挣大钱的“白领”。
先富阶级在最初阶段还是被歧视被侮辱的社会下层，几千年重农抑商的政策导向已使传统中国社会构成了严整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商人在传统中国不能说不存在，只是他们在这个结构中始终处于底层。你可以有钱，你也可以斗富，你可以过着甚至很富裕的生活，但是你就是没有政治地位。所以在传统中国，许多因某种机遇发家致富的人总是想法捐个官换取一点政治地位，或做点善事给社会留个好一点儿的名声。此外，他们无力作为。
传统中国之所以能够如此制约商人阶级的发生发展，说起来也就一个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使商业资本无法转换成产业资本，这个政策的后果就是你无论有多少钱，除了吃喝，除了炫耀，其实没有多少意义。与这个政策相配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政策是不给你确权，不承认你的这些财产来源的合法与正当，你的获取与使用永远都是暂时的，政策或者说皇上随时保留最后的剥夺权。
进入近代不一样了。西方私权观念引进了，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的可能性，也因外国资本大规模投资而放松了管制，甚至为了与外国资本进行交涉，讨价还价，大约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有意无意放松对商业资本的管制，有时甚至刻意为中国商业资本开放一条小小通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在这种夹缝中慢慢成长起来了，至1903年收回权利运动发生，一个新生的阶级逐渐成形。
新生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人，他们在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之后，就要求政治上必须保证他们私产的合法性。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那么热心地投身于地方改革、地方自治、基层社会的自我管控，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意识的觉醒，是社会日趋成熟的表现。他们的代表有江苏南通的张謇、江浙的汤寿潜、湖北的汤化龙、福建的郑孝胥等。而在理论为民族资本政治权益进行论证的，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特别是梁启超，此时醉心于君主立宪，发誓要将中国从君主专制带入君主立宪。
体制认同中的抱怨与哀鸣
新政发展到1903年前后，又在细微方向上有所迷失。中国究竟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君主专制体制，还是建立一个并不一定强大但一定更稳固的君主立宪体制？前者无疑是国家资本主义形态，后者多少带有自由资本主义特征；前者利用行政主导有助于国力迅速提升，但无疑会因皇权因素发生偏差出现失误；后者短期效益或许不如君主专制来得快，分权体制一定会扯皮，但这种扯皮一定有助于减少失误，提升增长质量。
中国人的忧虑和争论还没有真正展开时，一场奇怪战争给出了明晰答案。日俄战争及其后续影响明明白白告诉中国：立宪是唯一可行的正道，君主专制已成往事。中国如果不能很快走上君主立宪的路，那么美国式的民主立宪对中国来说并非遥不可及，孙文和他的革命党集结日本，绝对不是一场社交聚会，他们的目标很明晰，手段步骤也具体。
在家天下背景下，清廷的决策简单而功利，既然革命不远，民主立宪不远，既然君主专制已成过去，那就面对现实，开始君主立宪吧。清廷的君主立宪改革，在这之前嚷嚷了很多年，使人觉得很难，甚至不可能，其实只要统治者觉醒，改革就是一念之间，哪有家长不希望自家更富有更和谐，哪有一国统治者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兵强马壮国富民强？清廷的君主立宪改革在1906年一经宣布，中国社会局面根本改观，正在壮大的资产阶级一夜之间转化为立宪党人，激进的革命党人也出现大规模回流，从革命党转变为立宪党，从造反转为建设。
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就是这些立宪党人，他们不遗余力推动政治改革，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各省咨议局开张了，地方督抚面对那些民选议员的咨询开始畏惧了，开始战战兢兢了，中国多少有点儿官不聊生了。
从朝廷的立场说，立宪改革就是要扩大民众对官僚体系的监督和制衡，就是要消弭来自体制外的抗争，将各种引发体制外抗争的炸弹引爆。中国人的政治激情终因这场改革而被彻底激活。一个成熟稳定的立宪党有利于王朝统治持续稳定。
按照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国当时所要建构的君主立宪体制并不是虚君立宪，而是像明治天皇、彼得大帝那样，是要建立一个立宪的强势政府。那一年，光绪帝不过三十六岁，他虽然不一定在寿命上有把握超越康熙大帝、乾隆大帝，但绝对想不到会英年早逝。更何况，光绪帝在十年前就将明治天皇作为目标，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像日本那样建构一个立宪体制，有一个近乎民选的议会出谋划策，另外还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然而两年后，光绪帝英年早逝，一个弱势的中央权力组合出现了，这就使立宪党人很忧虑，他们担心弱势的朝廷无法保证他们的利益，更担心弱势的中央无法阻断日本对东三省的野心。特别是在日本吞并朝鲜之后，立宪党人的恐惧日益剧增，亡国的阴影时刻笼罩在头上。亡国了，一切财富都不再，已有的一切都得重新洗牌。基于这种焦虑，汤寿潜、张謇、郑孝胥、谭延闿等人联合江浙闽等省绅商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数次发起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希望清廷早日立宪，以一个宪政政府和议会去补充弱势的中央权力中枢。
国会请愿运动是体制内抗争，是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要求朝廷加快政治改革以应付危机，这里当然不应排除立宪党人急于分享权力的焦虑，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他们请愿、呼吁，也就是体制认同前提下的抱怨与哀鸣。
别了，皇上
朝廷和摄政王当然清楚立宪党人的意思，知道他们不是孙文革命党那样的反体制力量，因此对于立宪党人的焦虑和呼吁，摄政王在最初犹豫、拒绝后，很快改变了初衷，同意立宪党人的要求，修正先前九年立宪筹备的既定规划为五年。
摄政王的改变唤回了立宪党人的信任，1910年岁末和1911年上半年，国内除了那场黄花岗起义外，大致上风平浪静，各方政治势力都在静等君主立宪起步，等待那个即将揭晓的责任内阁名单。立宪党那些领袖人物如张謇、汤化龙、汤寿潜、郑孝胥、赵凤昌等，是否想入阁，我们不太清楚，但他们肯定认为君主立宪第一步就是建立一个责任内阁，改变权力生态，防止垄断。
内阁名单不出台，大家还有一个期盼，等着出台。真的出台了，却是失望。1911年5月8日，清廷按计划公布了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十三个阁员竟然有九人来自皇室或皇族，这不是一个典型的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吗？这不是明显的倒退吗？改革前，按照满汉双轨制，来自庶族的大臣怎么也有百分之五十或稍弱，现在竟然只有四人。这怎能不让立宪党人伤心欲绝？更可恶的是，皇族内阁出台第二天，新政府又颁布一个新政策，宣布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无论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多正当多必要，但以立宪党人从民族资产阶级立场说，毫无疑问侵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有国进民退的意思。
对于清廷的这两个政策，立宪党人很愤怒，但他们依然能够保持理性抗争和体制内反抗。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迅速行动起来，在北京召集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猛烈抨击皇族内阁，抨击铁路国有。此后全国各地的抗争运动，到处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
立宪党人的悲鸣是真诚的，这些抗争和呼吁并没有反叛体制，并没有对体制失望，他们之所以去游行去集会去请愿，是因为他们依然相信体制认同体制，否则他们会立即转身成为革命党。然而清廷太无视立宪党人的存在了，以为这些文弱书生终究闹不出什么大名堂。
文弱的立宪党人当然不会起兵造反，但当湖北新军实在受不了朝廷的拖延和鸵鸟政策发动起义时，最先站出来支持新军的，其实就是这些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汤化龙、张謇、赵凤昌、汤寿潜这批立宪党人即时应变，在支持湖北军政府的同时，也通电敦促各省咨议局响应。
体制内抗争演变成起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宪党人这时真的就与清廷彻底闹翻，事实上，此时的清廷还有很大的回旋空间，袁世凯和一大批拥有军政实权的人并不赞同革命赞同共和，依然劝说各省新军和立宪党人重回君宪轨道。各省新军和立宪党人原则同意袁世凯等人的劝说，唯一的条件就是清廷要进行真正的改革，实行真正的君宪。然而，清廷内部强硬派实在是不知妥协不知退让，直至中央军的第二十镇主力张绍曾滦州发难，清廷方才下诏罪己，同意改革。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清廷此时还有机会，立宪党人也没有全部失望，所以袁世凯的内阁很快能够组建，很快能够平息各地的动荡，但在稍后论及议会改革时，皇族中的政治家又无法接受一个民选的议会，无法同意将新议会交给人民去选举。到了这个时候，对立宪党人来说，实行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批立宪党人别无选择，只好与皇上告别，加入了革命的阵营，成为南京临时政府的主导力量，成为压倒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