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　学

本书的主题是科学:培根—笛卡尔的科学与尼采的科学。本书的论点是:尼采认识到现代科学所附带的危险，并着手补救这些危险；补救的方法就是，更充分地理解自然，从而全新理解科学。尼采对现代科学的视角极为深远:科学是试图理性地理解整全的渴望，而现代科学就是其形式之一。不过，尼采批评现代科学，部分是因为它在致力于一个政治目标时缩小了视野。

尼采有资格批评科学吗？他理解科学吗？尼采对科学的评价常受到否弃，其中典型的观点就是“尼采对任何科学学科都没有亲身的了解”。[2]［7］从此类观点的措辞可以看出，它们把科学归结为一种广为流行的笛卡尔主义；它们把Wissenschaft［科学］理解为Naturwissenschaft［自然科学］，把现代的数学物理学奉为科学的典范。尼采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学科的训练，这一假设是不对的:尼采曾被公认为同代人中最有前途的语文学家。Philology［语文学］？语文学是一门科学？语文学发展出了文本考订的各种手段，从而可能更充分地公开恢复作为西方根基的两大文本传统，即希腊与希伯来传统；长期以来，语文学就以客观性作为清规戒律，并接受了由于培根的模式而标准化了的集体合作做法；不仅如此，尼采所理解和从事的语文学还宣称自己是科学的典范。语文学是解释的科学，这门学问始终面对文本的含糊性和解释者的偏好，因而对解释之优劣的各种细微处深有体察。此外，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语文学可使人了解西方文化的源头和一般的文化，它证明是一门自由的、颠覆性的科学。在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由于恢复“希腊人的科学”而引起的复兴一次次地表明了这一点。语文学对人类过去的一切充满了警惕和怀疑；而且，最高形式的语文学的动力来自于它字面的意思:爱logos［理性/言辞］。

作为一位语文学家，尼采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因而可以切中肯綮地反驳现代科学:现代数学物理学是否堪称科学的典范？笛卡尔主义的信念认为，只要研究者摆脱一切个人利害和观点，并全神贯注，就能确切地说明自然规律。至少有五六个人早已醒悟到，物理学也仅仅是解释（《善恶》，条14）。只要提出了物理学的认识论地位问题（不论我们怎样作答），语文学就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成为最基本的科学或仲裁的科学，它赋予了各个领域及解释模式以合法性。现代数学物理学不能仅仅通过践行它具有的程序来为这些程序辩护；它不能以物理学的语言来辩护，而只能以解释的语言来辩护；它的合法性取决于语文学，取决于对自身的解释标准的合理理解。

但是，尼采的语文科学不仅裁断标准科学的解释性地位，［8］它还裁断伟大的哲学文本。对哲学的语文学研究重新发现了显白与隐微的区别。作为一门文本解释的科学，它赋予哲学史以一种看似极为尴尬的全新视角。因为尼采的哲学史表明，伟大的哲人们都不免要说谎，当然是高贵的说谎，必要的说谎——柏拉图用这两个词为说谎作了最著名的辩护（《王制》，iii.414b-c）。这决不是尼采特异的见解；培根和笛卡尔也如此认为，他们不仅这般理解哲学史，还践行着各自独特的隐微术。这一关于哲人（即爱真理者）的结论初看起来难以置信，甚至令人生厌；不过，一旦我们理解了哲人之所以说谎的理由（绝非出于轻率或执拗或偶然），这一结论就会变得更加可信。尼采在谈到“致命的真理”时，极为清晰地阐述了这些理由。所谓“致命的真理”，即“变易生成主导一切，所有概念、类型和种类都变动不居，人与动物之间并无任何根本差别”（《历史》，条9）:如果这些学说如尼采所认为的那样是“真实却致命的”，那么，真理就与生命相悖；爱真理者就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危险的情景中，好比经营毒品的贩子。从一种尼采式的视角来看哲学史，哲学面对着最深刻的实践问题:社会能否建立在哲学所知道的真理之上？柏拉图是第一个敢于直面这一问题的哲人。尼采的柏拉图断定:不能，必须说谎，必须为了社会的福祉而高贵地说谎。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大规模的追求政治，要求保护社会避开哲学所知道的致命真理，并且——绝非偶然地——保护哲学避开维系社会的高贵谎言。培根和笛卡尔认同并推动了这一哲学的政治，这两位思想者提供了哲学史上最精彩的隐微术范例，从而也证实了一部尼采式哲学史的这一方面。

在隐微术是否必要的问题上，尼采脱离了以前的哲人，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位当场抓到哲学的欺骗行为的语文学侦探:他还把一切公之于众。这并不是一种轻率和孤立的行为，尼采也不是一位向来口无遮拦的不审慎的哲人。因为在尼采看来，发端于培根和笛卡尔的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处境，科学成了头等重要的公共事业。科学的领域是真理的领域，［9］而这一领域现在已经自由开放。用扎拉图斯特拉的话说，诚实是最年轻的美德，而美德又都是好妒的主人，诚实要经过一番搏斗来获得至高的地位（《扎》，1.3，5）。现在，公共良心成了高贵谎言的敌人。现代社会无法重新领会吉本所说的罗马社会的特征:“对于充斥罗马世界的各种宗教崇拜，民众视之为同等正确；哲人视之为同等错谬；当权者视之为同等有用。”[3]我们有一种新的公共良心——尼采称之为“理智的诚实”、“我们的美德”（《善恶》，条227），因此，我们才如此难以接受下述事实:即伟大的思想者们极大地欺骗了我们，而我们却从未想到这一点。不管怎样，我们自己的诚实承认哲学史上有这种欺骗。在尼采之前的思想者中，蒙田或许最公开地描述过这种欺骗的存在。[4]即便身为启蒙模范的康德甚至也承认，由于前人不幸没有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所以这种欺骗不可避免。[5]不过，康德并不是真的要拿真理冒险，因为他如此信任道德律，以至他能够假设上帝、自由和不朽:他没有理由害怕用如此善良的真理去搞启蒙。

在尼采之后，人们无需再把哲学的隐微术看做骇人听闻的东西。培根和笛卡尔是隐微术伟大的现代践行者，他们将隐微术作为哲学必备的手段，用以将哲学从严酷的宗教压迫中解放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的隐微术曾经隐藏的罪行在我们的时代不再是罪行也无需隐藏了:从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直至当前的探究科学都持有的那种世界观。一旦公开揭示了这种隐微术，就可以提供一个令人振奋的视角来看待哲学传统，并能使我们明智地拥护理性的拥护者——这些理性的拥护者觉得有必要暂时装做站在理性的敌人一边。承认隐微术决不是什么丑闻，反而会让我们免于耻辱:一部哲学史的耻辱在于满足于下述论断，说理性的伟大鼓吹者们都无视自身的矛盾，譬如笛卡尔所谓的二元论中的矛盾之处。一旦我们承认笛卡尔为了施行其改造世界的方案而运用了策略性的言辞，笛卡尔自己就会表明，他始终一以贯之，为了永久的胜利而不得不做出临时的妥协。［10］不仅如此:一旦我们领会了笛卡尔的隐微文风，就会发现笛卡尔著作中出人意料但搞笑至极的喜剧因素。培根同样如此:认识其工作的处境，有助于恢复他那受损的名誉。他们的隐微术决不是一种恶德，而应该被看成一种美德:“正直的虚伪这种智性美德”，正如一位史家在界定和辩护饱受攻击的伽利略的所作所为时所说。[6]本书试图揭示培根和笛卡尔的隐微术实践，并由此表明这种美德的气度和高贵。

尼采认为，科学的公共领域是对真理的追求，它基于一种信念:认为真理可以带给人自由；正是科学为哲学创造了一个新的环境。但耶稣的诫命与大多数哲人的观点大相径庭:哲人认为，真理是一把双刃剑，会让一些人变得愤世嫉俗或绝望，也会让另一些人沉溺于某些曾经受尊敬、敬畏或恐惧所约束的冲动，因为如果上帝死了，一切都可允许。这类哲人认为，真理是致命的，因为社会的繁盛完全基于有益的幻想，即幻想自己是永恒的和被拣选的。一个人类共同体能否建立在真理之上？这一问题激发了尼采的“大政治”:这种政治类似其伟大前辈的哲学政治，但它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因为它要拿真理做实验。而且，这不是因为冒险的乐趣，而是因为它认识到一个公共科学所造成的全新境况。社会与科学相容吗？或如尼采以其特有的更恣肆、深刻和刻骨的方式所问:为什么生命会更喜欢无知和谎言？

由于尼采不可救药的恣肆，外加许多偶然因素（比如他未完成自己的工作，海德格尔上升为尼采最权威的学生），人们产生了根深蒂固的误解，认为尼采是科学的敌人。科学的敌人，艺术的朋友——难道科学与艺术不是水火不容的两方吗？不，尼采并不这样认为；科学与艺术并非势不两立，尽管二者曾经交战，但只要恰当理解了两者，就可以使战事消弭，就可以从艺术的视角或从视角的视角承认科学（《悲剧》，“前言”，条2）。［11］尼采所推动的科学脱离了两位伟大的历史先辈:柏拉图式超越自然的科学，培根式征服自然的科学。尼采的科学是一种纯粹的内在主义或自然主义，而且与当代宇宙学和生物学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完全一致。尼采式科学的最高目的在于肯定一切存在者并让一切存在者存在。与之相补充的是尼采的艺术，即赞颂并美化科学所揭示的世界。未来社会能否建立在一种彻底的内在主义之上？尼采的政治撇开这个问题，同时假定我们必须去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