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应对疫情冲击 牢牢把握经济底线

朱之鑫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的一个新的重大扰动因素，也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疫情的影响复杂而深远

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一般的危机和公共卫生事件，而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2020年初疫情来袭，习近平总书记果断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带领全国上下迅速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实现了全面的复工复产。这一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202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以来逐月有所好转，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是456 614亿元，同比下降1.6%，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了3.2%。随着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断优化，我国经济秩序实现基本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既然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就不同于一般的危机或公共事件。它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了空前的威胁，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同时也对各国治理能力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简单危机，而是错综复杂的，给社会经济诸多方面带来新挑战的综合性公共卫生危机。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这个重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底线思维，积极做好应对。疫情给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冲击，特别是与我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使得它的影响更为错综复杂，外部环境愈加严峻。经济全球化正遭到逆流。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推动经济复苏、转移抗疫不力的责任和转嫁国内矛盾的需要，加大了对我国围堵的力度，在经贸、科技、金融、产业、人才以及政治等领域频频发难。

我们也要认识到，疫情不是一时的冲击，它将是一个长期且具有深远影响的公共卫生事件。根据2020年9月5日早晨公布的数据，全世界感染2436万人，死亡86万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明确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将此次疫情定义为一种严重的危机，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可能到2021年才会结束。目前疫情在国外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欧美一些国家强行通过带疫解封措施，疫情反弹的风险还在加剧。

我国各地经济在逐步恢复的过程中，内防反弹的压力还是会长期存在。同时，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不确定性也将长期存在。这些都要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

我国发展面临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国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上升，国内仍在消化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持续回升、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还不是很稳定。这个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特征。

第一，全球化进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疫情发生之前，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化的规则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全球发展的需要，又加上美国的阻挠，世贸组织的部分职能已经陷入停滞。此次疫情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加剧了各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矛盾和争执，围绕全球主导权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世贸组织的主席提前结束任期。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政策协调的难度加大，世界贸易和投资严重受阻，国际贸易向着碎片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全球贸易额2020年将下降13.4%;联合国贸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将减少40%。

第二，中美经济“脱钩”风险进一步加剧，中美贸易摩擦演变为竞争性对抗。在2019年一个会议发言中我特别谈到了威尔逊主义（1918年）的结束，美国从保护主义到美国优先，从多极化到单边化，从自由贸易到多方面出现的经济管制。现在看，这种趋势仍在进一步发展，寄托于美国总统的更迭是一厢情愿。在疫情影响下，美国正联合其盟友，努力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正在着手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经济体系。从贸易摩擦到科技遏制，从限制华为、中兴到封锁字节跳动，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和阻碍将全方位升级，下一步可能更为激烈，更为严峻，这一过程远没有结束。中美关系很难返回到以前的状态，中美对立可能使中国遭遇与世界一些国家的撕裂甚至“脱钩”的情况。

第三，国内经济平稳运行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从需求看，内需不足制约着经济的稳定发展。消费的恢复相对滞后，疫情影响了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2020年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了9.9%，这还没有包括物价上涨的因素。投资增长的制约因素在疫情下被放大，全球市场萎缩降低了企业家投资的意愿，利润下滑又限制了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制造业投资情况明显变差，2020年1—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1.6%，而其中制造业的投资下降了10.2%。

从供给看，当前企业生产经营存在很多困难，企业运行的恢复尚需时日。目前企业复产不达产、经营不增收的现象比较普遍。比如，2020年暑期的铁路客车开行率已经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3%，但客运人数仅为上年同期的60%。再比如，全球的航空运输业2020年将下降55%,2021年可能比2019年下降40%，因全球疫情造成的人员流动的阻碍传导为经济活动的阻碍。

就企业经营看，2020年1—7月，企业亏损面达到1/4。前不久我到地方看，企业普遍反映，2020年利润下降幅度较大。目前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面临着生存的压力。所以，我们对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压力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四，供给侧改革的任务任重道远。目前持续发酵的疫情和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对国际产业链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不是我们原来假设的在原有产业链布局上的延续和拓展。部分国家更加重视制造能力和产业的安全，2020年上半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全球产业格局调整的进程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如何巩固我们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打压我国产业和科技的发展。2020年，美国针对中国出台了包括对企业的制裁、技术的管制、人才的封锁、投资的限制在内的极限施压措施。这四个方面不是简单孤立的事件，而是全方位的政策。我国一些关键零部件和软件将面临供应压力上升的挑战，自主生产供应还有不少的现实困难。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势在必行，但不可能一蹴而就。挑战是严峻的。

牢牢守住经济基本盘

稳住基本盘，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不可预知的“黑天鹅”事件，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类风险和威胁属于“灰犀牛”事件。坦率地讲，面对这些威胁，现在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人们常讲地球村中某个角落的蝴蝶效应会进一步地放大和扩散，比如韩国疫情发展同样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影响。这些因素都在深刻影响当前我国的经济。

应对严峻挑战，必须拿出切实的解决办法。对内，是要不断地深化改革，坚定地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我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激活和释放国内市场的强大韧性和潜力。对外，还要不断地通过开放，增加我们的回旋余地，通过促进“双循环”良性发展，把握战略的主动性，加强国际合作，努力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应对冲击，解决问题的办法，具体说是五个方面。

第一，千方百计地稳住经济基本盘。中央的决策很明确，就是“六稳六保”，其中重要的抓手，就是在需求方面稳住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要共同发力，绝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偏向一边，要形成合力。

（1）引发消费潜力，积极推动消费回暖，促进消费新业态的发展。当然首先要稳住传统消费，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偏好、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不完全是新型消费。这应该成为我们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把握上一个重要的契合点。

（2）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积极地扩大有效投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着力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这是我们当前投资中的重点。目前投资的难点是，好的项目缺乏核心技术和储备，传统项目又面临边际效益递减这一现实情况。但无论如何，投资还是起着关键的作用。投资要讲究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能投资完成后留下一堆债务。

（3）努力稳定外贸出口。要积极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国家的意志在内。我们的产业在不同时期都体现了国家的意愿。要加大对出口企业的扶持力度。这是我们解决困难必须采取的措施，而不能只看短时期内市场的作用会怎样。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口年增长率是15%,21世纪的头10年出口平均年增长率是24%，最近9年出口平均增长率是5%。现在讲“双循环”，不仅是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且是针对整个出口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相当高，一度超过了30%,1.8亿就业人口与外贸市场有关。我们必须注意，在当前注重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要努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共同发展新格局。

第二，抓好财政金融政策落实生效。面对疫情、面对当前的经济，我们的宏观经济部门出台了很多有效的综合性政策，下一步在于能否落地。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正在实施中。落实财政政策，有限的财政资金必须讲利用效率，这是必须高度关注的。

货币政策包括降准、公开市场操作、保证流动性合理充溢。最重要的是推动贷款成本下降，这是对企业最大的支持，也是对银行本身经营能力转变最大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产生合力，如果配合不好，又不能与消费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区域政策产生合力，那么就会抵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力度。

第三，各级政府要有危机感，要调整巩固经济。经济工作要多采取实在的措施，从实质上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力。一定要把着眼点放在提高企业的支撑能力上，要特别注意保护和发挥企业家的能动性。政府要主动地助力企业的纾困和发展，要把为企业解决困难落实到日常的工作中。

第四，坚持不懈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超大规模的产业配套，越来越强的基础设施，包括有效的宏观调控，这都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支持我们本土产业的壮大。我们要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就是规划和体现产业政策的导向。未来产业如何发展，要多听科学家的意见，做好科技发展规划，推动自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应用，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安全。要重视提高重要材料、关键零部件、核心元器件和关键软件的自主供应能力，稳定整体供应水平。

我们已经有一些很好的企业，包括“专精特”型企业；点状分布的有，星星之火也有，但还没有形成燎原之势。浙江大学周围有很多小企业，天天派人住在浙大，只要有什么新技术他们就拿回去，马上变技术为产业。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很多科研成果放在实验室里好多年没人用，这在内地很普遍。所以，怎样更好地促进产学研合作互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高我们产业链的水平，这个问题极为关键。

在双循环的过程中，在国际产业供应链的重新构造中，我们必须主动参与进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自我封闭起来，要主动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塑造，与各国进行多渠道、多种方式、多种内容和形态的技术合作。同时，还要注重人才的交往，支持通过多种渠道和世界各国优秀企业开展合作，这就是在更高领域扩大开放。

第五，疫情的防控要创新优化管理方式。加强疫情防控常态化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有一个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方式。现在的情况是，疫情可能呈多点散发、同流感集中暴发相结合的态势。如何做到疏堵结合，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比如，互联网和各种消费业态怎么融合，线上医疗怎么做，线上教育下一步怎么发展，远程办公等新的业态会不会成为新的办公方式，这些都需要我们总结经验。疫情防控不单是一次“危”，也是一次“机”，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提高我们整体的管理水平。全面复工的同时，更要全面优化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

稳就业，把握住经济底线

就业和收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我们要牢牢把握的最大的基本盘，我们要下大力气解决就业问题。有就业就有收入，有收入就会有稳定。面对前所未有的各方面冲击，就业形势还不容乐观。2020年1—7月，全国新增就业671万人，比上年同期少增加了196万人。7月份调查失业率是5.7%，比之前的情况有所提高。其中两类人是最需要关心的，一类是农村外出的务工人员，一类是高校的毕业生。2020年高校毕业生是874万，比上年增加40万人，这是2015年以来人数增加最多的一年。况且由于世界各国的疫情，从国外回来要在国内就业的又增加了60万人。海归多了当然好，但这也加大了国内就业的压力。最近数据表明，大学生在一线城市就业人数明显缩小，只能到二、三线城市去，需要我们的政策做一些调整。2020年春季交流会上，求职人数增长了56%，而就业岗位只增加了26%;上半年我们求职的人数又增加了26%，而就业岗位只增长了12%。2020年外出务工农民的增加和因就业岗位减少而回乡的情况也不乐观，大大超出我们的预计。总的来看，就业矛盾比较突出。

稳就业不但要考虑失业率，还要看到不纳入统计的失业和待业、不纳入统计的工时减少和收入减少。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推行自主择业的重要性，一定要放宽对自主择业的限制。

在这里，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切实加强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政策要兜底，对按规定应保的人员，要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我们当前也只能是保基本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社会大局的稳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住经济的底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这是暂时的困难，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为下一步的持续健康发展打好一个稳定的基础，这才是我们有效应对疫情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最有效底线。